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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作家廖亦武的新书，记载了基督教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在今天的中国，就连共产党也想要吸纳基督教的价值观。

去年七月，著名中国作家廖亦武被迫在自己的国家里东躲西藏。由于被控作品中有“非法内容”，他面临坐牢和刑讯折磨，不得不偷偷逃到邻国越南。

本周，这位著名的异见人士首次访问美国，他的新书的英文版也刚刚面世。书中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呈现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对基督教日益高涨的兴趣。

作者自称是一个“非信徒”，但他对中国有七千万至一亿基督徒这一估测数字深感震撼。（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共产党员的数量---七千五百万。）他在书中写道，基督徒忠心信靠耶稣基督那“赐人生命”的福音，为了信仰不计代价的勇敢事迹，“振奋着我，激励我走出了抑郁的深渊。”

中国星期天去聚会的基督徒人数，若将官方认可的教会和家庭教会加起来，超过了整个欧洲参加聚会的信徒总量。作为中国最大的宗教群体（占总人口的5%），基督徒对社会的影响力远超过其人数。基督教的观念，例如无条件的博爱精神，也已进入到共产党的政策理念里。

廖亦武的新书由哈勃考林斯HarperCollins出版，标题为“红色的上帝：基督教在共产中国存活与兴起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书中的18个访谈和杂文以写实的风格记录了基督徒在毛泽东时代的残酷镇压中如何幸存下来并且迎来了如今的快速增长。

他在书中给了一个提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坍塌和对西方式物质文明的盲目追求，使中国举国陷入精神危机当中。然而中国的本土宗教，儒学和道教，都不足以应对年轻一代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廖奕武写道：“在今天的社会，人们的头脑纠结而混乱。”

他从基督徒身上看到建设一个新中国所需的品格：乐观，诚实，愿意付出，以及饶恕的精神。他的朋友，同为异见人士的刘晓波，是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至今仍在监狱中服刑的刘晓波评价此书是“让真理之光照进黑暗里。”

廖亦武所有的作品都是关注那些活在中国社会边缘，被社会遗忘的人群。正是这些人每日的生存处境“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会超越当下独裁政府的寿命而长久存在的精神。”他2001年的作品“行尸走肉”讲述了他在四年非人的牢狱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人。那次坐监是因他创作了一首关于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史诗而导致的。

曾对宗教持怀疑态度的廖亦武，1998年遇见他生命中的第一个基督徒。随后他主动结交了更多的基督徒，特别是在在中国的西南省份云南。孙医生，一个放弃行医，致力于传教的基督徒，带着他去接触了一些偏远地区的村民们。这些人目不识丁，却能够“雄辩”地表达对上帝的爱。他得知这些人能够从毛泽东时代幸存下来，是因为他们在困难时期躲在山洞里聚会。

然后廖奕亦武对中国城市里新归信的基督徒人群持审慎的态度。

他写道：“很多新信徒都是教育程度高，收入水平高的专业人士和退休人士。他们接受基督教的动机和接受可口可乐或大众汽车没什么区别，觉得洋教和所有洋货一样，质量会比国产的好。许多年轻的都市基督徒对耶稣顶礼膜拜，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佩戴十字架的饰品和用外文唱赞美诗显得很时髦而已。”

和其他很多学者一样，他也担忧如果基督教仅仅是给中国人提供一种精神庇护，会导致民众对国家政权一味地消极顺从。

无须太担忧。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Gerda Wielander教授指出，中国政府正在从基督教中寻找治国之术和保持其执政地位的方法。在近期发表于“中国期刊”的一篇文章中，她指出政府官员和许多民众都在大谈西方的爱的概念和“爱心”，认为在一个信任稀缺的社会里，爱应成为人际交往的动力。

共产党呼吁要“开发宗教教义中积极正面的内容。”早在2009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对一群学生的演讲中说：“没有爱就没有了一切。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够懂得爱，珍惜爱，学习和掌握爱。你们要把爱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实际上，自2008年四川地震以来，中国社会出现了爱心的觉醒，很多志愿者前往震区参与救援。

Wielander教授发现，中国政府官员将西方社会进步和科技发展，归功于基督教提供的精神资源。他们也想要借用基督教的价值观，然而动机是出于稳固政权，同时赋予基督教“中国特色。”

她写道：“基督教和共产党政权之间的相互适应呈现出双向交流的态势。”

需要更多廖亦武这样的作家，记录中国正在经历的这个历史性的转变，而这个国家可能会主宰21世纪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