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郭宝胜

宗教自由是人类的第一自由，这对匮乏人权自由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而中国问题的核心根源之一就是宗教自由：无论新疆、西藏问题还是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基督教、天主教、新兴宗教与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矛盾冲突，都与中国宗教自由问题息息相关。今年年初以来，当局以侵犯教产、拆教堂和十字架的形式对浙江和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天主教的迫害日趋严重、举世关注。在这些形势下，由中国民间发布一份正式的《宗教自由共识》的确是势在必行、众心所盼。

2014年5月5-7日，美国普度大学举行“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 ，参加者包括众多华人律师、牧师和学者。经过三天的热烈研讨，对于宗教自由问题形成很多共识，会议最后发布了《宗教自由普度共识》（Purdue Consensus on Religious Freedom）并且联署签名。该共识的发表立即引起海内外媒体的关注、反响热烈。

这份共识可能是多年以来第一份由民间发布的有关宗教自由的共识。就共识的内容而言，首先阐明了之所以发布共识的原因，那就是中国公民及中国宪法和法律对宗教自由缺乏正确的界定和认识，中国社会还存在大量践踏宗教自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阐明宗教自由的基本内容及其重要性。

紧接着，共识通过五条条文阐明了宗教自由的内容、价值及其在中国的针对性：

第一条阐明了宗教教育权的重要性，也阐明了敬拜自由、教产（主要是敬拜场所）权利、运用宗教标志、出版宗教书籍等的自由。宗教教育权在中国被抹杀，因为在现行宪法36条有关宗教自由的条文中，其中就有：“不得利用宗教妨碍国家教育制度”。这就将成立私立宗教学校的可能性给摒除了。然而在宗教自由国家，尽管公立学校强调不能有任何宗教倾向，但私立学校的宗教特色，政府从来不干涉。该条文对由于信徒日益增长、已生成好几代而产生的宗教教育需求，发出了非常及时的呼声。信徒及其子女受到良好的宗教教育，已经成为新形势下中国信徒的强烈要求。本条对教产、宗教出版、集会等权利虽着墨不多，但也阐明了它们的重要性。

第二条阐明了宗教自由在人权自由中的核心地位。没有宗教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等会成为空中楼阁。在基督教占主流的西方民主自由国家，宗教自由一直是各国争取人权民主的主线和导火索，如荷兰、英国等等。但由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人权人士大都受无神论影响，是非信徒，所以他们在为人权自由呼吁时，往往对宗教自由并不强调。也由于自身没有宗教体验，所以对新疆、西藏、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等中国每天发生的众多问题缺乏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审视的习惯。所以对宗教自由在中国社会重要性的强调，对人权人士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是非常及时和有意义的。

第三条主要阐明诸宗教在法律权利上都是平等的理念。这是呼吁中国政府对待各类宗教及某些思想体系时不能有厚此薄彼、不平等对待的情况发生。也提醒中国的各类宗教信徒，在法律权利上以平等的态度相互看待。教义可以不同，但法律权利上是平等的。

第四条主要阐明国家不能设立国教，在中国就是不能把马列主义上升到国家宗教的位置。显然，这是针对中国现行宪法序言中，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等列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准国家宗教而言的，当然，该共识的表达是一种委婉的正面表达方式。

第五条继续阐明国家不能设立邪教罪，任何国家政权都没有宗教上的权柄（属灵的、教义上的判断能力和权力）来判定各宗教的正邪。这主要是针对现行《刑法》300条及其众多司法解释而言的。中国是目前全世界为数不多还存在邪教罪的国家，这是严重违背政治现代化重要标志——政教分离原则的。政府定邪教罪，就是宣称世俗政权具有裁判宗教的属灵权柄。事实上，教义的正邪，只能交给宗教本身和宗教间处理。1688年，英国宪政文本《权利法案》第3条就规定了政教分离：“为教会事务近来建立审判法庭的权力，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权力和法庭，都是非法和致命的”。1789年，美国《权利法案》（即宪法修正案）第1条就是有关政教分离及信仰自由：“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中国要成为一个保障宗教自由的现代国家，取消邪教罪是第一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