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时分，接到贵阳一间大型家庭教会牧师的电话：贵州六盘水抓了好几名家庭教会的基督徒。

我让他核实抓捕的理由及法律程序，确定官方是以行政还是刑事拘留的方式对待这些信徒，以评估事态的严重程度。

第二天一早，我到徐汇看守所会见。会见结束后接到六盘水当地教会传道人的电话：共有多至12名的信徒被行政拘留，已经拿到4人的法律文书，分别是教会负责人一家四口，包括夫妻二人和女儿女婿，都被处行政拘留十五天，理由是“非法聚会宣扬邪教”。

从传道人的电话中，我了解到这间家庭教会在当地已经正常聚会了二十余年，会众一直处于稳步增长的过程中，近期每个主日均有超过两百人参加敬拜。教会不能接受自己被定性为“邪教”，因为他们始终自认是一间“正统”的“福音派”家庭教会。为了澄清这个涉及信仰根基的大是大非问题，教会决定聘请律师依法维权，为教义和信仰自由争战。

考虑到近期一系列迁建十字架、强拆教堂，骚扰信徒聚会、侵占教产、抓捕家庭教会负责人等事件，我决定先去六盘水了解情况，再考虑后续法律操作的问题。

二、六盘水

5月14日，搭乘上海虹桥飞往贵阳的头个航班，我于11点许抵达贵阳。当地教会的两名同工已于前一天晚上从六盘水赶到贵阳，与贵阳教会的牧师一同在机场接我。简单吃过午饭，我们驱车前往六盘水，行程预计4小时，应该能够赶在拘留所下班前会见当事人。

车过黄果树收费站后就不再是高速路，变成了双向两车道的二级路面，在崇山峻岭的峡谷间穿梭，车速慢了很多。加上两次被莫名其妙地拦下来，每次都花了十几分钟，警察们又是查驾照行驶证又是翻看后备箱，影响了速度，直到下午四点半才赶到位于六盘水市第二看守所隔壁的拘留所。

我代理的当事人就是教会的负责人向友权，他们一家四口5月9日从深圳回贵阳，刚下飞机就被六盘水的国保警察带走“协助调查”。直到5月12日，我让家属前往公安机关索要法律文书，他们才匆匆忙忙用手填写了四份《行政处罚决定书》，拘留日期填写的也是5月12日（未注明起止日期）。事实上，其余8名信徒5月5日即已被抓捕，向友权正是听说会友被拘捕才赶回来处理。

拘留所5点下班，我们抵达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向的小女儿早已等在拘留所外面，迅速签了委托书后，我进入拘留所要求会见。拘留所的警察非常客气地说：你的手续不对，这个官司是向友权的官司，不是他女儿的官司，怎能让他女儿签字呢？我说：向不是被你们关在里面吗？我只有先会见才能让他本人签字。然后警察又说：你给我们的是刑事案件的会见介绍信，但是他这个案子是行政案件，这个也不对。我说：那你告诉我，行政案件有什么专用的会见介绍信？他又说：我们不需要介绍信，只要有委托书和律师证就可以了。我很无语，正要再与他争辩，他接着说：考虑到你大老远从上海过来，我们可以先让他女儿跟他见面，见完面之后让他自己签字委托，然后我们再考虑安排你会见。

我同意这个建议，原本以为只有我能见，现在还增加了家属，可真人道。我谢过他，到一边准备手续。这时候，刚才那位警察很亲热地靠过来，拉着我往外走，说是想跟我谈谈。我们一道来的牧师和开车的弟兄跟着我往外走，警察叫他们不要跟来，说是要单独跟我谈。警察一边走一边说，大意是我的当事人在拘留所里表现非常好，他不理解为什么要抓这些有信仰的人。我告诉他基督徒始终是社会上遵纪守法的群体，哪怕遇到不公义的追诉，一般也会比较坦然，他表示同意。然后我注意到我们已经出了拘留所，在往第二看守所方向走，正要问他去哪里，他已经将我带进了隔壁的看守所。

看守所的一个大厅里，有一张已经围坐满人的大圆桌。看到我们进来，纷纷站起来问好，有人介绍一个较为年长的便衣，说他是水城公安分局的副局长，姓张，跟我是家门。还有一位宗教局的李科长，和当地三自教会的杨牧师等等。看样子，他们等我到来已经有一阵子了。可是，他们怎么知道我要来六盘水？又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到呢？我本来想问拘留所的那个警察，但他已经不见人影。

也好，我正想会会领导，多了解点情况。于是我们换了个房间（应该是在看守所的家属会见室），重新坐下。我先表示拘留所下班时间快到，希望不要影响我今天的会见，他们说会见没有问题，先聊完再安排。然后张姓局长问我此次来水城有什么打算？我说我这是第一次来，只想了解些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打算。我很坦率地跟他们讲，邪教的问题非常复杂，有些是教义上的偏差，有些有过激的行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定性都有问题。接着我问：处罚决定书上说我的当事人宣扬邪教，不知道是哪种邪教？

张局很肯定地说：全范围教会，然后讲了一堆他们认为的理由。听到“全范围教会”这个词，我舒了一口气。两年前我和张凯律师在内蒙打过这个教派的劳教官司，既了解他们的教义，也知道政府对他们不爽的原因，在这方面有发言权。当时官司从行政复议一直打到二审，就在我们准备接受败诉的结果时，我接到了审判长的电话，他说：我们觉得法院没有能力解决信仰正邪的问题，不应该卷入到哪种教派正不正统的争议中，所以你们能不能考虑撤诉，然后我让劳教委解除劳教。就这样，案子最后以双方各让一步的方式“和解”。分享完这个案子的信息后我跟张局说：我现在还不能确定向友权的教会是否属于全范围，即使属于，希望你们能够参考这个法官的谦抑精神。就我个人的认识，全范围教会在教义上甚至连异端都不算，只是一些敬拜方式上偏重宣泄情绪而已。而且据我所知，这二十年来，他们大部分已经归正了。

事实上，公安部曾在1995年发过一个文件，将全范围教会（哭重生）、全能神（东方闪电），呼喊派（地方召会）、摩门教、安息日会等十余种基督教的教派认定为邪教，从此这个文件就成了政府打击家庭教会的几乎是唯一的法律依据。但是关于文件本身的问题，我很明白在当时的场合，跟这些国保警察说不着。

宗教局的李科长接着补充，他说这个教会的聚会远远超出了家庭教会的合法范围。我问他合不合法的界线是什么？他说家庭教会仅限于家庭主要成员之间的聚会，而不是数百人的大场面。我说这是你个人对宗教政策的理解，没有法律依据，我们基督徒就只能遵从圣经。

这时已经过了五点半，我建议先让我会见当事人，然后再接着谈，我得了解我的当事人对于他们被定性为全范围教会的态度是什么。局长出去打了一通电话，回来问我的手续是不是有问题，我告诉他不是差什么的问题，而是我多给了你们的问题。然后他又强辩说，拘留所五点下班，现在已经超过下班时间很久了。我严肃地正告他：我是一个基督徒，我当你的面说的话和背着你说的话都是一致的，但是我知道你刚才的这套说辞跟你实际的想法未必一致，如果你们今天不让我会见，那就一点诚意都没有了。他看见我如此生气，解释说他只是个副职，还要跟领导汇报，好在现在领导也在加班，他可以再争取一下。

在一个多小时的交涉过程中，牧师给我打过两个电话，因为一直在谈话，没有接。后来我回拨过去，才发现因为我长时间没有现身，拘留所外突然出现了数十辆无牌、外牌及当地牌照车辆，其中包括两辆从贵阳一直跟随我们到六盘水的车子，他们担心我被抓了。感谢上帝赐我勇气，我居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从未担心过这样的可能性。

原来我们的一切行踪，都早已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这时候，局长回来说，可以会见了。

会见从六点左右开始，持续了半小时。从早上五点起床到现在，我已经十三个小时没有休息，但是一点都不觉得累。向友权完全否认邪教的指控，坚称他们是一间“正统”的家庭教会，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什么徐永泽（全范围教会的创立者）和全范围教会。他表示愿意为主受苦坐监，认为这是一件好得无比的事情。对于拘留十五天的处罚决定，他表示一定要提起诉讼，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辱，而是要还教会清白。

会见完毕，我和张局长从拘留所走回看守所，告诉他两点意见：一、假如他们认为教会有什么具体敬拜仪式上的问题需要改进，完全可以提出来沟通，教会也愿意在不伤害原则和信仰根基的前提下妥协让步，但我们不能接受邪教的定性；二、鉴于行政拘留已经执行了一段时间，又考虑到你们需要时间与上级沟通，在事态尚且可控的阶段（不至成为新一桩“教案”），希望能够提前解除十二位基督徒的拘留决定。张局长表示：即使还是认定他们属于邪教，警方也可以考虑重新处理。我说我不反对这种“一中各表”的措辞。

双方握手告别，我建议他们撤掉跟踪的车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跟踪这回事。

三、跟踪

这时已经接近晚上7点，天完全黑了。我们开车，在前后左右，有十辆左右的车子同时打火、起步，场面既诡异又壮观。没有跟踪这回事，我又想起这句话。主啊，饶恕他们，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

我们三人边开车边找地方吃晚饭，选饭馆时犹豫了一下，前面国保的车（在我跟他们谈话的时候，我的伙伴们已经记下了这些车辆的号牌）看到我们停车，马上往边上靠，结果跟一辆无辜车辆撞在了一起。当我们在饭馆坐下，没过几分钟，本来空荡荡的饭馆就热闹起来，周围坐满了要开发票的三张桌子。

吃过饭，考虑到案子后期可能有大量律师介入，差旅费会是一笔巨大的开支，所以我提议住在当事人家里（反正他们家大部分人都关在拘留所，其中包括尚处哺乳期向友权的女儿）。我们的车子一启动，周围的车子也纷纷启动，原来每个路口都已经停好两三辆车子，加上前面带路和后面尾随的车辆，一直有七八辆车子在我们周围。出饭馆不远的一个十字路口，整条马路都被齐刷刷的车子围住堵死，全都打开大灯射着我们，那阵势跟警方伏击特大犯罪团伙的电影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我们泪流满面，觉得自己不配有如此的荣耀。我们开口向上帝祷告，求祂赐给这个国家的掌权者福音，将武装力量用在打击真正的犯罪上。我们也求主赐给跟踪我们的车辆驾驶员足够的技术，不要再发生碰撞伤及无辜。
当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车子一位抢了一个绿灯的尾巴，而跟踪的车子不惜强闯红灯时，我们开得更慢更小心，以免陷他们于危险之中。在一段狭窄平坦、车辆稀少的路段，我让弟兄停车，下去敲他们的窗，想问他们究竟要什么。他们表情漠然，门窗紧闭，手里的对讲机发出刺耳的沙沙声。
前后加在一起，跟踪我们的车辆，保守估计超过三十辆。

晚上我们在当事人家里召开教会同工会，我分享了会见及交涉的信息，就几种可能的走向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大家很快达成一致，并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支持。洗漱完毕，已是深夜1点。

5月15日上午，跟踪的车辆比前一天少了，但还是有三四辆前前后后一直跟着。我先接了我们上海司法局领导的电话，然后，很奇怪地接到了当地六盘水律协会长的电话，说是要尽地主之谊，吃个中饭。我欣然应允。

会长是个穆斯林，在这种时候，遇到有信仰的人真是一件幸事。他建议我低调处理本案，我说我已经很低调了，他说能不能再低调一点，我就笑了。然后他问我能否再跟警方领导谈一谈，我说达人可以。他讲他去安排，让我下午等消息。

下午两点，会长打来电话，说是警方负责人已经赶往贵阳开会，不能见我了。我说没关系，我答应等两天，我一定做到。16日下午，消息传来，警方仅仅释放了处于哺乳期的向友权女儿。

看来，“六盘水教案”已无可避免！



2014年5月15日
草于六盘水至贵阳的绿皮火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