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基督教》杂志资深记者撰文，论中国基督徒维权律师

中国新一代的法律精英
――推动民权运动的福音派律师们
记者: Tony Carnes(《今日基督教》杂志资深记者)

公义
新维权运动（HRPM）中的基督徒领袖们说：“我们祈祷在中国教会里兴起中国的马丁· 路德·金。”全国这些律师、牧师、记者和人权领袖们正在努力尝试美国人权运动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比如采用法律诉讼、媒体宣传和非暴力抗争的手段。

北京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宪法学学者范亚峰说：“我们正在寻找一个法律和宗教的交汇点。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督教能为中国的法律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受1961年美国人权活动家的启发，中国新维权运动的成员一接到投诉后就开始到处奔走，为公义而战。他们为那些土地被剥夺的村民辩护，也为那些被迫害的各种宗教信徒和老百姓的人权辩护。

四 年前，维权运动从24个成员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300人左右。维权运动的律师们是中国家庭教会联盟正式的法律顾问。成立于2004年的中国家庭教会联盟 代表着中国较小的独立教会的30万会员。这些律师们在较长时间里也起到了联络家庭教会的作用。需要法律援助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些律师平均每周收到30个这 样的请求。

新的战略
“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共知识分子说只有基督教能给中国的法制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范亚峰

起 初，中国教会的领袖们对民权运动比较警觉。老一代的信徒相信，默默为基督受苦要比主动反抗不公义更显得高贵。老一代的领袖们更倾向于只看重读圣经，而把学 问看作是俗世的。范博士回忆说，1997年他在北京的教会要求他只读圣经，不要再搞他的把基督教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的学术研究。

5年前官方批准的“基督教三自运动”委派的牧师宣讲要对政府无条件地忠诚，并宣称他们的宗教政策是上帝规定的。这些更加强了老一代领袖们的上述看法。但是最近国务院宗教事物管理局的高层官员告诉《今日基督教》的工作人员，宗教信徒有权利和责任反对公民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已经发生的三件事影响到了基督徒们关于人权问题的思索：

1、 越来越多的民权领袖开始成为基督徒，而且至少同情宗教自由。比如，北京的一个律师在他与教会的代理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对基督教越来越感兴趣。他想知道是什 么力量给了这些普通老百姓如此的自信。当他介入更多的关于宗教自由的案子时，这个律师感慨地说道：“我发现在这些普通的基督徒的脸上散发着光芒，我开始认 识到耶稣是正义的源头。”现在，这位律师每周为了“他自己、教会和公义”禁食祷告。
2、这些人权运动的领袖们开始成为地区家庭教会的领袖。他们在地区首府建立了新的集会点。现在大约有12间这样的教会存在，他们都重视人权的问题。
3、 这些教会差派传道人到别的教会，讲授关于农民如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课程，也可把这些知识运用到宗教自由的案子中去。基督徒也发掘其他的资源。李柏光，一 个基督徒法律学者，翻译了一本关于新教胡格诺派在法国遭到迫害的书。他和其他人一起为家庭教会的出版机构准备了许多资料，比如河北家庭教会出版的《生命之 光》、《麻雀报》和〈〈广州牧师报〉〉。李柏光曾到过十个省市去帮助农民和家庭教会。他现在正在准备一本书和光盘来介绍基督徒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这 位学者说：“教会应该为那些逼迫他们的人祷告并容忍他们。但是我告诉他们，他们自己也需要站起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中国政府正陷于两难之间：一方面他们要口头上宣布法律条例，一方面为了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又忽视法律的实施和滥用法律。

宾州大学的中国问题专家阿瑟·瓦尔乔也谈到了这个两难的问题。它和当时马丁·路德金与美国人权运动中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同一类型的矛盾。





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一个古老的文化难题：是尊重法律，还是照顾关系？中国最著名的一位法律学者这样总结道：“尊重法律就失去你的家庭；尊重你的家庭就失去了法律。”

据 民意调查，许多中国人相信高官公然违法是中国的头号社会问题。今年三月，安徽省某村庄暴露出来一件事。牧师、维权运动成员与警察发生了冲突，《今日基督 教》的记者采访了事件中的当事人。这是上海北部的一个地区，因盛产葡萄（可制葡萄酒）和红高梁而致富。这个地区还有尚在增长中的为时尚家庭而计件生产的缝 纫业的乡镇企业。

由于对贫穷的关注，舒淮庭（音译）牧师在当地一个基督徒的家里创办了一个缝纫学校。虽然不是所有学生都是基督徒，但是他们每天唱诗和祷告，还开办了圣经学习班。

一天，当地的警察突然冲进学校，说要搜查并没收一些东西作为这个学校是一个非法教会的证据。尽管中国在1982年颁布的宪法第36条里明文保证了宗教信仰和“正常宗教活动” 的自由，但是政府却严格控制宗教活动，教会负责人的任命、教义和宗教组织都需要他们的批准。
人权律师们说关键是宗教管理条例制定得模糊不清，比如在关于聚会规模的大小上就需要政府部门的批准。一个怀有敌意或过分热心的官员甚至会禁止一个小组的圣经学习，人权运动的律师们认为如此的高压是违宪的。

对舒牧师来说，政府似乎要有系统地瓦解他们的新家庭教会联合会。每个家庭教会联合会的领导都曾经或者将短暂地被警察逮捕或者拘留。所以，作为家庭教会这个网络的副主席，舒牧师聘请了维权运动的律师们来帮助他预备如何应对警察对基督徒活动的干涉。

这次，舒牧师告诉警察先别动，他说：“你们所作的是违法的，我要给我北京的法律顾问打个电话！”那个带队的警官警惕地看着舒牧师用两个手提电话给两个法律顾问打电话，一个是打给在北京的中国法律学者范亚峰，另一个是打给一个前共产党的知识精英，而现在已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经过简短的电话交谈后，舒牧师告诉这个警官：“我的法律顾问说你们需要一个正式的盖有红章的搜查证才能进我房间，那个搜查证在哪里？”由于不愿惊动北京高层的注意，这个警察粗暴地叫道：“我们暂时没有搜查证，不过你呆在这儿别动，我一会就给你弄一个来！”

范博士后来解释说，他根本不指望这样会阻止警察的行动，但是至少能让这件事减缓下来。他告诉《今日基督教》的记者：“我们的目的就是让警察在思想和行动上都能符合法律程序，这是在中国建设法制文化的草根阶层运作方式。”

果 然不出所料，那些警察回来了，他们的领队神气地把搜查证递给舒牧师，说：“看！这是我们头亲自签署的并盖有大红印章的搜查证”。随后，他命令他的手下继续 搜查并没收了舒牧师他们的圣经、诗歌本、家具、缝纫机和一些值钱的东西。这个警官的脸色很难看，仿佛在说：“现在你还能干什么？”

舒牧师抗议道：“我的法律顾问说你们可以搜查，但是你们不能没收我的缝纫机和家具，因为搜查证上仅仅指的是非法聚会的物品。”

警官反驳道：“我们没有没收你任何东西，我们只是在搬东西！”这个回答实在是可以称得上是劳拉和哈丁的喜剧。但是范亚峰声称这表明了警察也知道了他们至少表面上也要遵守法律。

几个星期以后，舒牧师又被逮捕了。这次，警察备齐了所有的盖有印章的法律文件。但是这次舒牧师只在监狱里呆了很短的时间。

好公民，我们不能依赖掌权者将宗教自由赐给我们――余杰
中 国基督徒维权运动作家余杰，也是中国最著名的民主运动的提倡者，他评论这件事说舒牧师的经历是“有希望的一步”。余杰谈到，中国基督徒需要学习做一个好公 民，也要推动政府一步步地朝民主和法制的方向迈进。（详情请看《今日基督教》2006年八月刊，第58页《一个更现实的路径》）

余杰说：“我们不能依赖掌权者将宗教自由赐给我们。



”余杰现在在北京的一个家庭教会服事。他所在的教会没有去政府部门登记，但是它不是地下教会。余杰说：“我们用‘家庭教会’这个名称，它比用‘地下教会’这个名词更加中性。我们相信家庭教会总有一天会浮出水面，在社会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作家余杰是政府肋旁的一根刺。他在1998年出版的《火与冰》这本书卖了一百多万册，这本书尖锐地批评了政府的腐败。余杰在2003年曾经因为起草一个宗教自由的声明而被捕，当时有两千多万人在网上签名支持他。

更 多的中国基督徒开始认识到在中国改革是可能的，虽然进度比较缓慢。一个去年成为了基督徒的律师告诉《今日基督教》记者：“我信上帝之前，总想着有一天要推 翻这个政府；信了上帝以后，我开始相信改革是渐进的过程。”典型的中国人接受了关于美国人权运动的教育，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已用在了学 校，它启发了中国人一条关于奥林匹克的标语：“一个世界，一个梦想。”


马丁·路德金已成为政府提倡的一个样板，当他们想使这些中国最初的马丁·路德金保持沉默时，这使得他们处于一个尴尬的地步。党的领导们在一个两难中挣扎， 是法律为党服务，还是党在法律之下？大量没有解决的被送到北京的法律纠纷在2005年已高达三千万件，远高于从1979年到1982年的两万件。

最近，一个关于马丁·路德金的平民权利领导权的话剧在北京上演，中国政府允许美国的Caitrin McKiernan上演这部话剧。本剧突出了福音歌手，而且礼拜天在国家剧院上演。制片人McKiernan想知道一个中国听众是什么反应。她发现听众很 了解马丁·路德金，而且把他的道德勇气和他们自己的处境相结合。按照纽约时报的报道，在北京某高校一个关于人权运动的讨论中，一个名叫保罗的学生说道：“ 马丁·路德金对于我的意义就是：当我们站起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时，我们不得不拿出我们的勇气！”

目前，维权运动正在为许多案子做准备，以保护村民免于受腐败的官员和商人的侵害，并维护中国公民的人权。
中国观察员Waldron注意到，中国的基督徒人权活动家对于政府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李柏光和许多象他这样的人在中国让政府感到恐惧，他们正引用（被中 国政府）藐视的法律条文来维权。”一个中国的牧师在支持人权的战略中说：“马丁·路德金这段话总结了中国人的观点 ‘我有一个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