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同苏 2011. 04. 13

2011年4月10日，时隔仅仅一年半，北京“守望教会”被迫再次来到户外敬拜。此次的路将更长，我们只有把一切都交在上帝手中。

一． 政府侵犯“守望教会”的主观要件
在坊间的各种传言里面，有两种涉及当事人动机的不实之词流传甚广，特别让人对“守望事件”产生政治联想。一种传言是关于“守望教会”自身的动机，指认“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为了声援某个政治异议人物。另一个传言则涉及了政府侵权的动机，以为政府错把“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当作“MLH革命”的一部分，故而采取了激烈手段。

这两种传言为“守望事件”涂抹上了一层政治色彩，从而大大地开脱了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责任。按照第一种传言，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仅仅是“正当防卫”；有人要以革命的手段反对政府，政府当然要使用国家强制力予以镇压。第二种传言则将政府放在了“误伤”或“防卫过当”的位置；政府对“守望教会”的侵权只是因为误判了户外敬拜的性质，错把针对“MLH革命”的防卫实施在“守望教会”身上。

动机是犯罪的主观要件，从而，确定此次政府行为的动机，是认定政府侵权责任的前提。依照现有的事实，不难认定政府作为的动机。

首先，政府非常清楚“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一个纯粹的信仰活动，从来没有把户外敬拜混同于“MLH革命”。当政府拘押了“守望教会”参加户外敬拜的169位会众之后，立即由众多执法人员分头要求这些会众按照预先拟定的统一格式撰写“今后不再参加非法宗教活动”的保证书，可见政府要针对是所谓“非法宗教活动”， 而非政治性质的“MLH革命”。

其次，政府针对“守望教会”的打压也不是因为恐惧“MLH革命”而临时起意采取的极端措施，而是利用政治形势实施其预先策划的挤压家庭教会活动空间的“国进”行动。过去两个月里，北京已经有两间亲政府的半独立教会被政府勒令停止聚会。这两间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显然不同于“守望教会”，但照样被剥夺了聚会的权利（可见投降或妥协并不能保住权利）。这两家教会与“守望教会”的共同之处就是“使用写字楼作为聚会场所的大型教会”。政府预先选择了重点打击的对象，其选择标准是按照教会的活动场所与规模。打压“守望教会”只是有计划地全面挤压教会活动空间的一部分，并非只是针对一个特殊的教会。“杀鸡”只是对“猴”行动的预演。此次政府对“守望教会”的行为咄咄逼人，处处蓄意挑衅，似乎非把“守望教会”逼到户外去才能罢休，一点也没有因为严峻政治形势而息事宁人的意思。“守望教会”交付二千七百万人民币的现款购买了敬拜场所，政府居然使用非常手段干预民事合同，禁止卖方按照购房合同交付用房的钥匙（其间，卖方试图用不合理提价等等方式合法地终止与“守望教会”的购房合同，“守望教会”答应了所有不合理要求，但是，卖方还是不敢执行合同；因为政府的威胁，连一心牟利的房地产商都不敢要眼前合法取得的暴利，可见“苛政”猛于暴利）。于此同时，政府又胁迫“守望教会”的房东，令其终止与“守望教会”的租约。当“守望教会”寻求租用其它场地的过程中，你租到那儿，政府就压迫那儿与你毁约。在整个过程，政府基本策略就是主动出击，赶尽杀绝，连一点户内敬拜的缝儿都不给你留下，就是逼着你非去户外不可。

最后，除了事先的种种寻衅以外，政府在事件过程中的行为方式也显明了事先设计的痕迹。预先安排好的拘押地点，预先准备的押送车辆，预先排练过的堵截手段，预先规划的拘捕与押送的方式，预先训练的统一谈话程式，预先设计的“悔过书”格式，不仅显明了主观的故意，而且是蓄谋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