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4日，守望户外聚会的第19个主日，我上到了中钢大厦的三层平台。能够到这步，已经是神极大的保守。上次我刚到平台底层，就被丰台区把守的人员带走了。这次我一是出发很早，另外路上奇妙地遇上一个守望的姐妹，她带我走了一条隐秘的路，我们就这样上到了三层。

我先环顾了一下这个美丽的环境：绿草、鲜花、水流……然后我们二人一起开始敬拜。按照守望的主日程序单，我们开始同诵经文，唱赞美诗，看讲章，听讲道（我还增添了祷告环节）。当讲道听到一半的时候，有两个人来干涉我们。我一看表，还不到七点一刻，就说你们平时不是七点半清场么，请让我们把讲道听完吧。他们暂退到一旁，这时昌平区的一个国保过来了，把守望的那个姐妹和我都带下平台。他先让那个姐妹上了昌平区的车，我告诉他我不是昌平区的，他也不知如何安置我，就把我送上了海淀区警方借来的大公交车上等。由于我坚持不说居住地区，他们先说让各个派出所的人都来认我，最后只好用小车把我送到了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在这之前都是海淀镇派出所接收，这次他们转移了大本营）。后来我听丰台区的国保说，他七点半就到了，可惜我先被带走了一步，他有些愤怒我到得太早……

七点四十分，我到了中关村大街派出所，做了简单笔录，我还是拒说我的居住所在区。接着守望的一些弟兄姐妹陆陆续续也被带进来了。国保要没收我们的手机，我不肯交出来，告诉他手机在我裤兜里，如果他一定要，请他自己来拿。他愤怒又无奈地走开了。对于这种做法，我也有些汗颜。但我必须保住我的手机，之前我所在区片警已经威胁过我，只要我去，就一定关48小时。如果几天失去联络，我的家人和弟兄姐妹们一定会很担心，我必须尽力保留我的联络途径。

查出我的居住地并不难，很快丰台区东铁营派出所来人接我了。到了那里后，负责我的片警就告诉我要关我48小时，第三天才放。之前他已经这样威胁过我，再之前他们也这样做过。我早有这种心理准备，且自带了睡袋。但他说的时候，脸上那得意的表情，带给我心灵一抹伤痛。我给他的工作添了麻烦，终于到了他可以报复的时候了。可是我一直不希望我们之间是报复的关系，我们之间原无嫌隙。

从洛桑开始，我与政府的一些部门打交道越来越频繁。当抽象的部门变为具体交往的每个人时，我与他们的情感关系非常纠结。这次户外事件，他们大体对我挺好的，端午节说给我送粽子，平日邀请我看电影、吃饭等，虽然我都回绝了，但内心暗存了感激。可是我知道，在洛桑事件中，让人对我动手，伤到我手臂和腰的，及把我软禁在山上的，正是同一批人。我试着理解他们是出于职责，可是很多做法他们已经违反了法律；我试着理解他们接受了上级的命令，有不得已之处，这句话他们自己也常常挂在口边。但我依稀记得，在纽伦堡军事法庭，有些军人用执行上级命令为自己做辩解，后来仍被判为有罪，原因是违反了人道和良心。所以我不能认同他们的一些做法，可我知道他们的有限，正如我的有限，所以还是尽量协调。平日在他们说要完成上级命令时，我总是配合接受他们的谈话，即便极端的时候，他们在周日凌晨一点来按我的门铃，我也忍耐着对谈几句；当负责我的片警说我“五一”小假期户外的那次，打断了他跟妻子的度假。他不知道，之后我就不忍在小假期出去，选择在普通的周末出去。我们彼此都不是愿意给对方造成麻烦的人，且人的天性普遍不喜欢冲突和张力。我们之间的关系，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这始终是我的情感纠结和痛苦。可我必须坚持我的行动，因我深信，守望这次户外聚会，无论从神的带领，还是普遍真理；无论从历史渊源，还是当下处境，这个时候这样做都是对的。金明日牧师在《比生命更宝贵的职分》一文中提过，比做大事更重要的事，就是做对的事。

下午快2点时，新树的一个姐妹来给我送午饭，饭被拒绝送，在她的反复尝试中，最后送进了三块小点心和两瓶水。我从早晨5点吃的早餐，到下午我的确饿了，头也晕了。可那个时候，我决定绝食抗议了。饭被拒送，其实不是多大的事，可能派出所送食物也真的有相关规定，可这件事在那时成为了诸多积压事件的引爆点。长到四个多月来弟兄姐妹所遭遇的各种不公正对待，近到当天所发生的事：在中关村大街派出所时，甘家口派出所的一个民警和两个保安要强行把一个守望的姐妹带走，那个姐妹因为之前被动手粗暴拦截过，不肯跟他们回去。我亲眼看到保安的手重重抓住那个姐妹的肩；还有，之前片警那得意报复的笑容；还有，听说一个弟兄去探望也被关了……。决心是在痛苦下及点滴中累积和凝聚的，一次事件的爆发，并不是来自单纯的事件本身，各种事件在我内心形成了强大的声音：我抗议！我呼吁停止这一切不公义的行为！

到底我是禁食，还是绝食？对我来说，两种成分都有。对于神，我迫切求告神；对于有关部门，我绝食抗议屡屡发生的暴行。我本认为两三天的禁食并不严重，我错估了自己的体力。在四个多月的消耗中，我的身体日渐衰弱。这次禁食，最难克服的不是饥饿，而是头晕。除了睡着的一会儿，我日夜要对抗的是头晕，难以忍受的头晕。派出所对我的恩待是，半夜给我提供了一条长椅（事实证明我自带的睡袋并不适合在地上使用）。之后两天，我就一直躺在那里，很少坐起来。

令我意外的是，我开始绝食后，不仅国保屡次来，街道的领导来，民宗侨和区政府的领导都陆续来了。如果说我一开始这么做，就是为了引起他们的注意，我承认有这种成分在内。但我其实不敢奢望他们真的会注意，我深知自己的渺小，我并没有很寄希望于结果，我只是要做自己能做的。在之前我一直不认同甘地的绝食做法，认为他拿生命来威胁别人。而当我绝食的时候，我才发现这是我唯一能做的了。之前我去平台、去跟政府部门谈话、参与向人大请愿……但冲突在持续，暴行在增添的时候，对于弱小且被关押的我，绝食成为我唯一能表达反抗的方式。那这样做有什么用呢？会不会是无谓的牺牲？何光沪教授在《力阻狂轮》的序言中说：“这会是无数人的想法，会被认为是‘正常’的想法，尤其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会有的想法。我想，这种想法正是当今社会的心理病根之所在，正是妨碍我们的社会改良的一大‘心魔’。”天明牧师也在《这就是邪恶》一文中说：“因为领受真道的我们，必须发出先知性的真理之声，来照亮这个世代的黑暗和罪恶，好使这世代的人就近基督那永恒生命的真理之光，正如圣经所说：“总要察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教会需要将我们所相信且在教会中所传讲的永恒真理应用在这个世代中，向这个世代发出先知性的真理声音，光照这个世代使他们认识基督，且要将上帝的公义和爱带进这个世代，成为这个世代的指引和祝福。”

我抗议什么？我抗议公权力被泛滥使用；我抗议人与人之间关系被破坏；我抗议利益高过了良知；我抗议不公义、无怜悯现象；我抗议人们对于人尊严和权利的践踏和漠视。记得上次被关48小时后，我出去前终于有一个机会洗脸。由于一个清洁工要洗拖把，被我稍耽误了一下。她就不耐烦地说：“都到这里了，还洗什么脸？”我本能地回应了她：“我虽然到这里了，我又不是犯人，我为什么不能洗个脸？”我刚回答完，我心中就吓了一跳。不仅因她如此漠视人的权利，也因我被灌输了无权利的习惯意识。难道犯人就不能洗脸吗？我为什么声明我有洗脸的权利的时候，要声明自己并不是一个犯人？这就是大家头脑中的普遍认知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思维习惯吗？这件事增深了我的民族危机意识，也加强了我对信仰成为这个民族的脊梁和魂魄的热切盼望。

这次守望户外事件，大家普遍认为，政府表现得比较容忍克制。其实容忍，是与极端做法相比之下的结论，并不在公义和真理及法律层面。对于不义不法行为，大家司空见惯了，所以不以为意了。但有些时候，会形成对不公义的配合和纵容。我向看望我的部门表达：四个多月来，守望教会的牧者被长期堵门，失去行动自由；信徒们也周末或周间被堵门，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信徒遭受警方和街道的威胁，有些被单位施以压力，有些被开除，有些被遣返原籍，有些被肢体冲突等等。新树教会的主日聚会也被警察严重干扰，每个主日门外都有警察，他们有时会进入室内，有时要求查信徒的身份证。新树信徒也有被堵门，被威胁，被单位施压。这一切的做法，都远远超出了政府部门的职权范围。就连派出所认为所拥有的24小时或48小时的关押权力，我也认为是不合法的。连续四个多月，以涉嫌罪名关押，其实笔录和调查很少，最大的目的是施以惩罚，构成信徒参加户外的心理压力。而讯问室的设施很简单，被送进的食物也很简单，24或48小时的时间，对于经历过的人，都知道是比较漫长的时间。这样的关押，不仅造成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犯，而且对人的肉身也形成虐待。我不配合这种不合法、不公义、无怜悯的对待方式，我不仅绝食，而且拒作笔录，我保持了我沉默的权利（在法律范围中我有这个权利）。我呼吁政府积极解决守望事件，停止一切非法暴行，避免矛盾加剧。

派出所对待我的方式也非常纠结。他们很关注我的身体，甚至表现出了呵护。绝食期间我比较怕冷，钻在睡袋中还要盖上一个姐妹送进来的棉服。为此他们甚至不允许陪同的保安开冷气，在三伏天气中，也难为那些保安了！有人要搬走我当做枕头的一把椅子，他们也禁止，不准移动给我提供的设施；所长还给我买了营养饮料和面包，苦口婆心屡次劝我吃喝一些。可是他们坚持不放我，要关满48小时，是他们从不改口的。我也继续跟无休止的头晕抗争，忍耐等候他们自认为的权力用尽的时候。

16日上午，他们要释放我，却被我拒绝了。我还是坚持，他们周周关押信徒，是非法的。尤其是48小时，已属于暴行。即使他们坚持有这个权力，他们也不必用尽了这个权力。我要求即使不立刻解决宗教问题，也需停止四个多月的非法暴行。我不配合他们想抓就抓，想放就放的行为。我认为罪恶需要抵制，不能任其泛滥。或许抵制起不到什么作用，但抵制是一种态度，是一个立场，是内在信念的持守。

国保又来了，他的头头也来了，对我大大进行了一番威胁，要用涉嫌公务罪将我拘留。我本因头晕一直低着头，这时我抬起头，直视着他的眼睛，平静地告诉他“那就拘留吧。”他们二人愤然离开，听说他们经过大厅时，还斥骂了守候在大厅的弟兄姐妹。

他们比较厉害的招数，是撤去了给我的长椅，那是我两天两夜身体依附的所在。我再次高估了自己的体力，在不接受释放的几个小时后，我头晕到实在坐不住了。总觉得要晕过去，却偏偏不晕过去，那种滋味着实难受。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并不愿走到被拘留这一步。我知道丰台区很难做到把守望事件升级，拘留绝大的成分属于空口威胁。面对威胁时，虽然我知道被拘留的处境艰难，我还是坦然接受这种挑战。但于我内心，我并不愿意走到拘留这一步。主要的原因是我不愿把这个结系死了，守望事件至今毕竟还没有定性，我不愿意这件事往恶化方面升级。如果有一天我们被拘留，甚至被判刑，我们会平静接受，这本是这次事件一开始我们就有的心理准备。然而，我们盼望的，是这件事能够良性解决。一直以来，带给我们奋斗的动力，不是来自气急败坏，不是来自愤怒（虽然不免有这样的成分，但这样的成分并不产生持续动力），我们坚韧地持守，是因我们对光明的期待，对真理和公义的渴望，及对爱的执着。在我被关押期间，我的家人揪心我，却始终支持我；新树的姐妹，远远赶来给我送饭；守望的弟兄姐妹，日夜在外轮流陪伴守候。我听说有几个弟兄姐妹，整夜不肯离开派出所；有人冒暴雨而来；恩平师母，家中刚遭遇丧事，到了凌晨都不离开。我收到大量的短信，祷告就更不知有多少。我深信，这是信仰的见证，这种力量，会使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获救。

在16日下午1点多钟，我选择了回家。我做了我能做到的，虽然做到的那么有限。在家休息及恢复饮食一天半以后，我仍然很虚弱而且头晕。但我一直有强烈愿望，要把上面这段写出来。写了很多细节，是便于大家了解，也是为参与这个过程的人提供经验。我的思想性不够强，很难系统地表达出自己的理念，头晕也干扰着我的思维，让我总觉得我的表达不够清晰。我尝试着分享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仍是设法传递着我的信念。在这四个多月中，情感很纠结，思想也很挣扎。不是挣扎于大的方向的选择，而是挣扎于具体事件上的分寸。如果一些方面分寸没有把握得很好，我也学习接受了自己的有限。也许做法不尽准确，却尽量凭着祷告寻求和自己的良心。如果一些做法有人不认同，也恳请包容，我们的确缺乏成熟的经验，愿神使我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我们向来没有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