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予健(首刊于《真理报》加西版，www.truth-monthly.com 2012年1月号)
 
编者按:由温哥华浸信会信友堂和温哥华基督徒短期宣教训练中心合办、加拿大中国福音会协办的2011年度第四次“信仰与文化讲座”于12月2日晚举行，本文就是洪予健牧师此次所讲专题的概要。

 
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孙文

 

 
临时大总统印章

 
武昌起义军正在开炮 

 

２０１１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华人各界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辛亥革命是上个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最重大历史事件，百年回首，作为基督徒，我们该如何从圣经真理的角度评说辛亥革命，我们从此事件中得到何种启发，这是具有文化使命的教会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辛亥革命的定义：

根据维基百科：
辛亥革命是指发生于中国农历辛亥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专制帝制、建立共和政体的全国性革命。狭义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夜武昌起义爆发，至1912年元旦孙文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前后这一段时间中国所发生的革命事件。辛亥革命广义上亦可指自19世纪末迄辛亥年，在中国成功推翻满清统治的连场革命运动。

众所周知，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与基督教关系最密切的大变革，华人教会当如何从基督信仰的角度看辛亥革命与基督教关系，解读辛亥革命意义呢？

二．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

辛亥革命与基督教的关系表现在：

１．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和早期的参与者中有很多基督徒

例如，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中华民国国旗的设计者陆皓东，以及当时同盟会的很多知名人士，如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还有参加黄花岗起义的许多烈士都是基督徒。孙中山当时在海外华人团体中奔走宣传，筹集资金。海外华人教会，也成为他募集资金的主要对象。

２．辛亥革命废除了君主专制，它所提倡的民主共和体制的观念源自基督教信仰现代宪政共和体制的观念，源自于加尔文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信仰。

 

当恒心持定主耶稣全备真理的改教运动在日内瓦兴起后，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的观念就逐步深入人心。宗教改革后的荷兰首当其冲，摆脱西班牙的统治，世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宣告诞生。宪政、人权、法治、民主的观念，随着改教运动的深入，进入苏格兰和英格兰 ，最后来到美国。这些国家的政体建立在比较稳固的根基上，并且延续至今。这与后来兴起的世俗化的法国大革命路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提共和，但却施以断头台的恐怖镇压，使得法国的政局动动荡了一百年。

我们以下将从圣经真理出发，对辛亥革命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三． 辛亥革命与基督教关系的再思索——基督教信仰的辛亥观
１．基督教信仰的辛亥观之一:从清王朝的终结看神的审判

自亚当犯罪、巴别塔审判之后，除了神特别兴起的亚伯拉罕子孙所在的地方有神的恩典救赎外，万邦都陷在罪恶之中。各国王朝轮替，就是一个神不断击打、审判罪恶的结果。

不同于以色列民，外邦人在上帝的诸约及恩典之外，没有特殊救恩的真理之光，陷在一片黑暗之中。虽然神的普遍恩典临及他们，但他们最终所承受的不过是上帝的怒气，等待的是神的审判！清王朝灭亡，就是其罪恶满盈，被神击打、审判的结果。


更何况，清王朝在建立的过程中大肆残杀汉人，充满血腥与残暴，后来又疯狂地杀害传教士及基督徒。以血建邦的都在神的愤怒之下，杀害亚伯拉罕属灵儿女的必受神的咒诅。清王朝覆灭的最终原因是其假立宪，真倒退的举措。当全国民众的耐心耗尽时，革命就一举爆发了。

２．基督教信仰的辛亥观之二:如何看待孙中山的基督徒身份

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是唯一同时被海峡两岸推崇的人物。对其基督徒身份，华人教会有不同看法。

第一，从敬虔信仰的角度看，孙中山在许多方面都相差较远。

他的信仰在教义上不够纯正，个人生活也缺乏见证。 林百克在孙中山传记中說：“中山虽然不大谈論宗教，但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为心的耶稣主义者，他是个视全人類都是弟兄的耶稣主义者”。林百克的这种赞扬，我们不敢恭维。“全世界凡人皆兄弟”，这不符合基督教的纯正信仰。在教会生活方面，孙中山忙于革命，常常奔走筹款，策划武装起义，没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在个人生活方面，孙中山曾休过几个太太，最后娶的宋庆龄，比他的女儿年龄还小，在私生活上缺乏见证。

第二，孙中山以基督徒的身份，从政是值得肯定的。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一些基本理念，例如，民主、共和、五权分立等都来自基督教信仰。但最大的遗憾是，孙中山未能将基督信仰的真理带进他所领导的革命中去，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他的只要目的正确，可以不择手段的信念。他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引狼入室，联俄容共，并容让日本占领东北。

孙中山联俄容共的政策，对日后的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苏俄对中国一直野心勃勃，在列宁当权时期，中国成为苏俄无产阶级国际革命争取的对象。孙中山的联俄举措，可以使他从中得到苏俄军火的供应。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２１年成立之初非常弱小，孙中山容共的政策，使早期的共产党得以在国民党的羽翼下壮大。从此之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最终共产党夺取政权，实行了比国民党更甚的一党独裁统治。

北伐时，孙中山为求日本帮助，不惜将中国东北让与日本。《孙中山集外集》中记载了孙中山下面的两段话：“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

第三，为清除异己，动辄使用暴力或暗杀手段

孙中山曾表示，反对他的，就是反民主、反共和，他似乎成了民主和共和的唯一标尺。清王朝倒台后，他仍视当初的保清派、温和改革派为敌人，穷追猛打。按照基督教信仰的真理，此时应当尽快彼此饶恕，不再追究。因为革命的对象是不合理的制度，而不是制造敌人。历史学家袁伟时指出：“民国成立后，同盟会、国民党一再暗杀政敌和革命骨干陶成章、陶骏保、许雪秋等人，甚至打算暗杀袁世凯。著名记者黄远生和辛亥革命的功臣汤化龙也被国民党暗杀了。

３．基督教信仰的辛亥观之三:百年回看辛亥革命，其最大启发何在

辛亥革命起步很好，但之后的中国却步步走向更黑暗、更专制的局面。百年回顾，我们得到的启发是：

第一，若只知推倒不要的东西，却不知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神来的救恩与真理，就会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

正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１２：４３－４５所讲的： “污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凈，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世代，也要如此。”

除非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否则世人只能是摆脱了一个偶像，“里面空闲，打扫干凈”，另一个偶像又进来了。人是这样，世代也是这样。

１９１１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迎来了中国教会的黄金时期，各地教会蓬勃发展。在南京临时政府中，差不多有一半阁员是基督徒。可是１９１９年，迎来了五四运动。从表面上看，五四运动要科学、要民主，是进步的，其实它把民主和科学当成偶像，带来的却是一种更狭隘的观念。它先以极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反对基督教运动。按照共产党教科书的叙述，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两种准备，一是思想舆论的准备，二是组织成员的准备。五四以后，国民党靠着北伐成功，坐定天下，但这种靠枪杆子打天下的政权模式，是辛亥革命各方和解模式的倒退。

辛亥革命推倒帝王的专制统治，谁知迎来的却是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当时共产党是在野党，号召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的最大罪名，就是一党独裁。好在国民党虽是一党专政，但至少在理念上认同民主价值，在实践中尊重私有产权。但共产党却要 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民主和专政这两个对立的观念竟然可以被统一起来。在共产党看来，它越专政，就越民主；要民主，就必须专政。因为共产党代表了人民最广大的利益，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民主的最高阶段。

谁使共产党得到天下的？是全国民众！我们只知推倒不要的政权，却不知我们真正需要的民主、法治、共和与宪政是什么，我们就会用更恶的制度来代替旧有的不合理制度，结果就有更大的灾难临到我们。从辛亥革命到如今，步步踏错，每况愈下。我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这样的教训当如何汲取呢？

第二，我们需要从神而来的关于何为政权性质的真理看法

权柄从神而来，但权柄落在罪人手中，一定会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伤害并辖制民众。

在撒母耳记（上）８：１０－２２，上帝告诉以色列民，人都是罪人，权柄一旦落入王的手中，王就会以此满足私欲，损害百姓利益。可是百姓却执迷不悟，硬着颈项，坚持立王。百姓要求：“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撒上８：２０）可见百姓将民族、国家的强大当作偶像之时，就是他们的受苦之日。强权不应成为民族骄傲，使其在列国中神气活现的资本。如果这样，灾难就离你不远了。希特勒德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的骄傲与疯狂，最终使他们走向灭亡。现今中国经济崛起，民众民族主义意识膨胀，致使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到处树敌。若继续下去，后果将十分可怕。

人民的权利范围小，表明这个国家的专制野蛮程度高。辛亥革命百年后的今天，中国大地还不能自由传扬福音，而这样的自由在百年以前就有了。一百年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风起云涌，各种意见竞相表达，而当今的中国却没有这种自由。这一百年，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痛心但并不失去盼望，如今北京守望教会从坚守公民的信仰自由权利做起，是一件辛亥革命百年以来中国民众从未做过的事，他们迈出了走向未来中国宪政共和体制最重要的一步。但愿全能的天父上帝，借着中国教会的兴起，让自由的钟声响遍中国大地。（周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