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同苏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几位海外资深的牧师，神学院与基督教机构的带领同工，会同来自中国家庭教会的牧者，神学生与平信徒领袖，于2012年2月20日在美国加州北部，就北京守望教会事件的起因，性质，影响，目前形势，未来走向，进行了一次漫谈式的非正式讨论。作为一个非正式的漫谈，讨论并没有达成完全一致的共识。本文作者仅仅极为扼要地报告一下此次讨论的内容。由于本文作者自身的取向，报告不一定代表了所有参与讨论者的立场。

尽管讨论者为守望教会事件列举了许多偶然因素，比如在外部环境方面有政府内部的“左”倾势力抬头，社会环境里面的“茉莉花”运动，等等，在教会内部有异向的领受，策略与时机的选择，内部矛盾的处理，等等，但是，绝大多数讨论者同意：守望事件的发生必须置于更大的历史景观里面加以考虑，即中国家庭教会已经进入社会的主流人群，开始在社会公共空间里面公开向主流人群传扬福音，而中国官方的现行宗教管理政策滞后于社会发展现实，仍然不承认家庭教会信仰自由的宪法权利；在公民社会形成的历史变革时代，这种冲突是必然的，而家庭教会对自身信仰权利的申明，虽然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却在客观上代表了形成公民社会的要求。

多数讨论者同意：无论具体的缘由，守望事件的本质是保持信仰的独立（对内）和申明信仰的权利（对外）。守望事件的焦点是社会公共空间里面传扬福音的权利问题。一位年长的牧者甚至指出：从学理上讲，守望教会事件类似于宗教改革的先声；尽管目前该事件尚未产生直接的效果，未来将会导致根本性的变化。

绝大多数讨论者承认：尽管守望教会事件具有其自身的意义，但是，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最终取决于基础性的建造。一个教会的抗争可以标明教会进入主流社会的深度，并且会有力地促进这一进入，但是，必须有实体，标志才会发挥标志的作用。所以，除了支持这类标志性的教会以外，更重要的是加强教会的日常性的基础事工；对内应当重视以堂会为基础的牧养工作，对外应当着重社区性的社会参与。

大多参与讨论者欣赏守望教会对原则的坚持，但也认为守望教会在策略的选择方面还有较大的改进余地。由于中国社会文化处于全面变动的时代，各个阶段与不同地区的形势常常呈示出不分明的灰色状态；在此情形之下，有时具体地区的策略选择会间接地为根本性变化定型。

所有的讨论者都确认，因为目前北京地方政府方面“赶尽杀绝”的极端手段，守望教会的外部形势严峻。至于守望教会的内部情形，由于讨论者的消息来源不同，所以，有着截然不同的判定。不过，不管对守望内部情形的判定有何不同，所有讨论者都同意：在2011年12月25日以后，守望教会面对新的情况，必须领受新的异象，并据此采取新的策略。

参与讨论者一致同意：通过长期的“户外聚会”已经达到申明在社会公共空间传扬福音之权利的目的；一种权利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社会文化发展和多次的抗争得以形成，守望教会的“户外聚会”已经尽了当尽之份，不应期待“毕其功于一役”。参与讨论者建议：在不离开社会公共空间的前提下，守望教会无需纠结于已经构置的处所，也不要拘泥于聚会地点对人数的容纳程度；对公共空间的坚守在于性质，而不取决于数量或特定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