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翻译      金融时报 (Financial Times) 记者

这是一位亿万富翁的故事。他在镇压犯罪的运动中据说遭到酷刑。他的故事让大家看到政治精英中鲜为人知的内斗


(受人瞩目。图为重庆共产党总书记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的“打黑”运动备受质疑，前途也越来越受到质疑。有钱的商人遭到逮捕，包括李俊。李俊声称他去年遭拘押被放出来后，不得不逃离中国，怕有人置他于死地。)

李俊穿着铁蓝色的鞋子、粉红色的马球衫、秃发上戴着一顶有点破旧的棒球帽。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普通的中年中国旅游者，而不像是一个国际逃亡者。

事实上，他曾经是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市的一位亿万富翁。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打黑”运动中，他遭到逮捕、受到酷刑、财产也被没收之后，他逃出了中国。

一年多来，李先生一直不断地在逃亡。一些事件的突变之后，发起这场打黑运动的重庆共产党书记薄熙来的政治命运也受到质疑。李先生就在这时候决定告诉大家他的故事。正当中国最高领导人本星期一聚集在一起召开每年一次的装饰性“议会”时，全国的人都对薄熙来这位共产党高官享有特权的太子党命运特别感到关心。

从他命运的倒转中可以看到中国政治精英中鲜为人知的内斗，而从李先生的悲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薄熙来的野心实现了，领导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第二大经济体，这将暗示着中国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直到一个月前，薄熙来还是进入党的九位成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一大候选人———这是中国最高一层的权利机构。如果他进入了这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他就有权控制中国政策的各个方面以及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常务委员会里的七位将计划在今年年底更换，包括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

可那是薄熙来信任的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试图在2月份叛逃到美国之前的事。他主动要说出他老板最黑暗的秘密并声称他和薄熙来发生分歧后，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中。对普通大众来说，他对他老板的背叛更加令人震惊。普通大众是从互联网或者外国的媒体报道那里得知这消息的。此事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王立军是薄熙来大肆推行 “重庆模式”统治方式不可缺少的人士。

所谓的“重庆模式”就是让大众怀念过去的共产党领导，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以及镇压重庆当局称作为的“黑道”。一般人普遍将这一模式看作为保证薄熙来今年年底升官的一次政治杰作。

在薄熙来和王立军的命令下，警察和军方对几万名富有的商人下手，控告他们涉黑，并通过刑讯逼供，将十几位“策划者”判以重刑或死刑。这反黑道运动大多数是针对富人精英。它在普通民众中特别受欢迎。

今天，这一模式以及薄熙来进入頂端权利的机会受到质疑，因为党和公众开始质疑这种社会试验到底要给人们带来什么。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教授是研究北京精英政治的专家。他说：“我们不需要当政治分析员都会了解薄熙来的目的：在下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取得一席位。”

李俊在中国以外一个没有透露的地点上说得更直接：“重庆模式只是一种红色恐怖。薄熙来和王立军践踏了法律和人权，攻击他们的政敌，能抢的东西都抢来以扩大他们的权利。”

李俊所說的经历有大量书面证据的支持，而大多数这些书面证据已经被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专家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的Andrew Nathan教授认定为真的。Andrew Nathan是一位主要的中国专家，也是中国六四真相“天安门文件”的一位共同编辑。“天安门文件”是对那次镇压中透露出来的官方文件的一次汇编。李俊在和金融时报几次长长的访談中说到2008年中的时候，他没有怎么关心薄熙来发动的“唱红打黑”的运动。“唱红打黑”就是叫群众唱红色革命歌曲，同时打击黑道。当时正值一次金融危机，房地产市场缩水，李俊当时正在和解放军谈判在重庆购买一大片军区的地皮，他当时计划在这地上建造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豪华住宅区。

警察局长请求庇护：原忠实干将逃之夭夭

就在近一个月前, 重庆人背后称为“打黑英雄”或“王疯子”的王立军，还显然以一名薄熙来的忠实干将“来俊臣”的面貌，毫无疑问地尽力效忠，为其共党主子在华西域重城大干肮脏活计。

而在2月6日，当王先生到达离重庆300公里远的成都美国领事馆，并声称因其原主子试图杀害他而请求庇护之时，中国通常不透明的政治阴谋便被暴露无遗。据星期五的一个政府声明，他最终“自愿”在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的陪同下离开美领馆，飞往北京接受当前的调查。

直到王先生在成都出现，他和薄先生一向被看作是个不可分割的政治班子---一个是前副总理加上长征革命老将薄一波的“太子党”儿子，另一个则是热衷于玩弄枪支和跑车的蒙古族公安局局长。这次叛变的导火线并不是源于对王先生在重庆主持的“唱红打黑”野蛮运动的调查，而是针对其早期在中国东北行使的角色，当时他在负责辽宁省的薄先生手下担任一个市的警察局长。

接近中国领导层的人士说，对王先生的此次追究，表面上是针对其在业余时间进行尸体解剖，并声称发明了一种从死刑囚犯身上进行更有效的器官移植技术，而实际上却是政敌对薄先生的一次隐晦攻击。这些人士认为，王先生决定背叛其主子正是当薄先生试图抢先其敌人而亲自把王先生搞下来的时候。正如一个与该国高级领导层有密切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我们用中国话讲就是兔死狗烹——当狗不再被需要用来猎捕兔子的时候，他就会被宰了当食物煮来吃。”

但买卖成交后不久，李先生所在的区党委书记就要他把土地交给政府使之变成一个公园。在回绝了书记与其亲密人士轮盘攻势之后，李先生于2009年初发现自己成了警方调查对象。他说：“我没做错过什么，所以我拒绝与他们见面，而只是照常做我的事。”

当时他名列重庆30个首富之中，对于物业、加油站、夜总会、金融与酒店管理广泛的投资为他挣得将近10亿人民币（相当于1.59亿美元）的综合年收入，他估计当时他的总资产大约是45亿人民币。 

但到2009年六月，随着“打黑”台风席卷全市，几十位商业人士遭到拘捕。当局镇压紧锣密鼓之际，李先生将他拥有的几个公司的产权转移至其兄李修武和其侄子台士华，两人皆是每月只挣8000元人民币的低薪级雇员。而且，出于保护其妻子和两个幼龄女儿的企图，他还和妻子离了婚，并逃离重庆。

他后来得知，2009年8月22号这天，负责“打黑”运动的公安局局长王先生曾亲自签署命令，成立军民联合专案组以对他的案情展开调查。同年12月4日，当他在重庆秘密看望他的家人时，强行被警察捉拿，戴上头套和手铐带走审讯。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因他的看守人员试图逼他承认自己是涉及行贿、贩卖枪支、组织卖淫、放高利贷及支持非法宗教团体的黑社会老大，李先生说他遭受了长时间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审讯时大都将他的手和脚都拷在“老虎凳”上，所谓“老虎凳”是由螺纹钢组成的一个直背钢椅，而不是普通座椅。此外，他还经常被殴打、脚踢以及被电警棍电击。

起初第一个月，他和数十名其他被指控营运犯罪团伙的企业家被关押在重庆市第一看守所，他说所有人均受到严刑逼供。他极其详尽的陈述，包括有姓名、日期、地点和手机号码，已被一些被告企业家的辩护律师所证实，他们说酷刑在本次运动中被广泛使用。

最近，就重庆打击犯罪活动呈递一份详细报告给中央政府的华东政法大学童之伟教授写道，“重庆所采用的一些运动方式即使在封建社会里都是罕见的，一种方法是秘密拘捕任何可为被告作证的人，另一种则是拘押任何公开讲话的家庭成员。”

许多政界内部人士及分析家认为，薄先生在本次严打运动中的主要目标是整倒他的前任和主要竞争对手——前重庆市党委书记汪洋，以入选中共政治局常委。大多数被打击对象均是在汪洋（和王立军没有亲戚关系）主政下有所发迹的重庆商界人士和政府官员。本次运动最突出的受难者是2010年七月被处决的汪洋的前公安局副局长。

因他们直言不讳的政治伎俩和角逐对抗而以“两门大炮”著称的薄先生和汪洋，皆对中国的前途提出过截然不同的展望，后者——现任南方广东省委书记——强烈主张采用一套新鲜的政治经济方法。 “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要么投向如汪洋等人所提倡的政治改革，或者是归向一个新的文化大革命，如薄熙来所愿，” 姜维平说。现驻多伦多的中国记者老将姜先生，曾因在香港某杂志上撰写了三篇批判性文章，则按薄先生指令于2001年被判处八年监禁。“如果薄氏胜出而中国返归，那对于这个国家和整个世界来说都将是个灾难。”

王立军叛逃的企图及随后的拘留，看上去似乎已毁掉了薄先生的机会，并且引发了一股揭露其暴虐行径的浪潮。根据李先生和许多其他证人，最野蛮的虐待行为发生于散落城市各地的看守所的审讯密室与“农庄”里，在那些地方对囚犯滥施酷刑。

2009年12月31日，李先生被关押到位于重庆武器库保管军营的一个特别设立的审讯室。在那里，把他一直捆绑在老虎凳上六天六夜，还用高功率泛光灯照他的眼睛，不让他睡觉，并实施电击和反复殴打；当他大小便失禁时，他被迫坐在自己的大小便里。在审讯时，当他们给他出示了列有20个高级军官的名单，并让他指控这些人有违法行为时，他说他这才意识到薄先生希望利用他来清除政治对手。

2010年2月10日左右，经过几星期如此待遇后，专案组告知他若想解脱，就得要同意支付40043400元人民币给卖他香格里拉那块地皮的军区。他们还告诉他，他们已认定他没有什么大问题，但却发现他公司和军队的土地出售合同中有违约。

“金融时报”透露，2009年年中的官方资料表明，当时违约方其实是军区，而在设立专案组调查李先生之前仅两个月，合约双方并无悬而未决的争端。“当听到他们告诉我，说我违约在先，并得支付违约金换取我的自由时，我感到像被一群土匪绑架了似的，”李先生说。“但我却没有其他选择。”分析家和专家人士说，由于涉及重庆模式的广泛社会福利计划所支付的巨额资助，产生了新收入来源的需求，而挪用“非法”资产被看作是一种不错的解决方案。

“[‘打黑’运动] 的主要和基本目的旨在削弱和铲除民营企业及相关公司和企业家，从而加强国有企业或是当地政府的财政金融，”童教授在他的报告中写道。“重庆打击犯罪反黑战所造成的最显著的结果，则是大批民营企业家丧失了他们的金钱、权力和家庭。”

2010年3月5日，李先生在支付了所谓“罚金”之后被释放，并从他的看押人员那里领取到一套文件，宣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罪行证据，他的良好信誉当不受影响。李先生后来才知道，接受他付款的军区赏给审讯他的专案组公安人员1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还邀请他们到一个军队靶场射击重机枪，庆功时喝的是留给军官专用的茅台酒。

调查李先生的警察单位拒绝发表评论，重庆市公安部门称案件“尚未得到解决”, 对此报道是禁止的。薄先生及其执政当局拒绝为本文接受采访。找不到涉及此案的军事单位来对此事加以评论。国家媒体报道指李先生是个黑手党教父，并指控他许多已被他的专案人员撤销了的相同罪名。

在他获释后才几个月，其生意仍萧条之际，李先生接到一个匿名电话，通知他将会再次被捕。2010年十月，在他妻子的帮助下，他设法从中国的另一个城市逃到香港。一到那里，他便发现他的妻子和31个家庭成员连同公司员工在他逃亡后立即都被抓了。他资产的转移对象，其兄和侄儿，去年均以“黑社会老大”的罪名分别被判处18年和13年徒刑，而他家的其余成员与他的公司员工也纷纷被判刑八个月至数年不等。因助他逃跑，他的前妻被判处一年徒刑。政府没收了他几乎所有的资产。

国家媒体曾报道，特工人员正在世界各地到处搜寻他，而李先生也有可靠的杀手跟踪他的情报，迫使他常常更换国家和停留地点。

眼下几乎身无分文的他，受到国际人权团体的支持，希望有一天能重返中国；但认为除非薄先生被罢免，否则该愿望难以实现。“我是重庆镇压黑暗秘密的活生生的证据，”他说，“我的案例对全世界是个警示，预示出薄熙来若掌权后将会发生什么。”

http://www.ft.com/intl/cms/s/0/36c9ffda-6456-11e1-b50e-00144feabdc0.html#axzz1oAoIVu9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