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2012年6月6日的深夜。我刚刚看到昨天你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报道。
我也看到你的照片。每次看到你沧桑的面容，我都有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受。二十三年来，你活的实在不轻松——当然，我也从来没有期待你活得轻松过。你怎么能活得轻松呢？你怎么可以活得轻松呢？
必须说明，一九八九年春天，我不是学生，不在北京，也没有天天看电视。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前，我是个非常关心社会，却也远离政治漩涡的人。
我有机会读到五月份你写给一个你所尊重的，在你的生活中身份十分特殊的长者的信。你一定能够回忆起来她是谁。因为，你不会在那个阶段给很多长辈写很多信。在你父母离去之后，这位长者成为你在上一代里最亲的人。后来她也来了美国，我知道你们常常见面。在信中你谈到学潮和你的一些想法。从那几封信上看，你的思想深度比我所期待的浅了一点。不过，可以看出你的热情投入。这一点，即使今天，我想也没有几个人会否定。
现在想想，你其实不是政治活动家的类型。
人是多么软弱，人的命运又是何等吊诡。谁能想到，命运的浪头，会把人推到哪个风口浪尖上呢？岂止是你，刘刚也是我同学的同学——看他近来的视频，谁会想到他曾经是所谓的学生领袖呢？
你一定后悔过。无数次后悔过。是啊，有多少事情值得后悔；又有多少生命，值得你，还有我们很多人后悔。你是个学生，而且在那之前，多少精力都化在恋爱上——你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让自己沉潜于书本和社会生活中，去汲取扮演你后来的角色所需要的思想营养，历练扮演你后来的角色所需要的品格，得到扮演你后来的角色所需要的能力。
你就那样匆匆登场了。
我们每一个人的自我形象，都是多么容易被外在的放大器改变啊。
一年前，在基督教书店，一个美国店员向我推荐你的书，我没有买。教会图书馆有，我也没有借。在教会听到原六四学生领袖后来的牧师讲道时，听得最多的是他们自己的感受和家人的苦难。当然，我知道那是真的，他们的讲道很能打动一些人——可是打动不了我。我不要听，不要看，不要提。那样的伤痛，不是属于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种信仰的。毕竟，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苦难再深重，也无法与杠杆另一端成百上千的生命和他们亲人的苦难相抗衡。我找不到支点。
我希望感受到更博大的爱更深切的关怀更深沉的忏悔——可是，谁有权利要求别人这样呢？谁是那个可以扔石头的人呢？又有哪个人，不是更痛自己的那份痛呢？我自己也没有替那些死去的人去死，我自己也没有坚持哀悼，持续抗议，我缝在连衣裙上的白花在几次组织谈话后就摘掉了，我看到电视上被判刑的政治犯就吓得瑟瑟发抖——六月准备坐监的慷慨激昂只消一个月就变成无边的恐惧，我在先生身边瑟缩着说“我怕，我怕极了。”
我想，你的初衷，不会只是让别人去死。是的，你不甘心，你要活，可是，你毕竟在广场坚持到最后——如果我读的东西不错的话。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你的痛苦，是来自人的否定，人的责备，还是来自对那些失去的年轻生命的深深的哀悼和对自己过往的反思。可能两者都有吧。公众人物不仅要承受一时的追捧，不仅会得到虚浮的荣耀，不仅仅应该比别人更容易进入哈佛哥伦比亚，也责无旁贷地要忍受公众评价，无论褒贬。我不能同意你昨天关于宽恕的说法。邓小平李鹏不仅仅是公众人物，而且是极权政府的代表。不宽恕，未必是狭隘；不宽恕，并不一定以暴易暴；不宽恕，因为践踏人的尊严，权利，乃至生命的事情在中国每天都在发生；不宽恕，因为我们没有权利宽恕。
作为基督徒，我也不希望你的说法引起非基督徒朋友的误解。基督教界始终有向极权投降的倾向，但那是基于人的软弱和人的罪性。《圣经》上讲，神按他的形象造了亚当，并赋予灵性。人的自由和尊严的源头是神。极权统治是毁灭人的自由尊严乃至人的生命的残酷机器；极权政府是我们所有人，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共同的敌人。基督徒和基督教机构恰恰应该为成为捍卫人类尊严而战。《以斯帖记》中，末底改，以斯帖，和其他犹太人没有宽恕宣称要灭绝犹太人的哈曼。
基督教会正在沦为廉价的教会。允许廉价的恩典，廉价的宽恕充斥，就是允许教会退化为廉价俱乐部。我们应该思考教会和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勇气参与到神对这个世界的计划中，在人类追求尊严与自由的进程中尽什么样的力。没有集体得救这回事。人若要得救，必须先自己站出来，对他每一种行为单独负责。
此外，即使你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是不是就应该如此向媒体发布呢？《圣经》上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想一想，那些在六四中失去亲人的父母，妻子，丈夫，兄弟姐妹，在六四纪念日，得到的不是原天安门广场总指挥的安慰，不是政府的道歉，不是经济赔偿，听到的却是你对独裁者杀人犯的原谅。他们会是什么感受？他们此时应该得到的，是爱和关怀，而不是任何别的东西。作家李慕华写道：“作为一个有限的人，生活在一个万变和相对的世界里，总有好些情况不是我们能立时肯定的。我们人生每一时刻都需要倚靠上帝运用信心、智慧、力量，去探索我们的前路，寻求他的引导，去作每一个决定。有些人却懒于反省、探索，只想要一个公式化一成不变的答案，以便机械性地踏步上去，无需挣扎，没有痛苦。这种情况，和上了发条、不
由自主地随机器设计的旋条而活动的娃娃有何区别？人类漠视造物主赋予人的尊严、自由、智慧，莫过于此。”
关于饶恕，《圣经》里说：彼得问，弟兄得罪他，饶恕他七次可以么？耶稣说，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注意这里是弟兄，而不是敌人。是的，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逼迫他和致他于死地的仇敌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 是的，我们可以饶恕逼迫自己的人。问题是，邓小平李鹏及中国政府逼迫的不仅仅是你。邓小平李鹏的名字已经成为与六四相连的符号，正如你的名字你的态度不仅仅属于你自己，而是与六四联系在一起。《圣经》强调的是上帝那超越时空生死亘古不变的公义，亘古常存的慈爱。而上帝的公义、信实、慈爱，正是我们面对恶势力不能低头的缘由。
罪恶与不义不会至终得胜，只因为神从来未放弃过这个世界。在大水之上，神仍然坐着为王。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57831/201206/4022.html
也谈饶恕 - 给柴玲的公开信之二
作者：亦虹 2012-06-10
去年秋天，我的儿子出了车祸。那天下了雨，能见度很低，不到六点天就黑了。他从宿舍穿过马路去往校园的另一头，被一辆超速驾驶的福特撞倒，头部严重受伤。
九岁的弟弟心疼地看着身上插满管子的哥哥，攥着小手说：我恨那个司机。
头两天，我的儿子叫得出前去医院看望他的大学同学的名字，却不记得自己在哪里上学。问他，他就说在拉法耶–那是他九岁前住过的地方。接着有两天，他对外界的刺激几乎没有反应。主治医生沉痛地说，他的大脑有严重弥漫性轴索损伤，可能终生维持植物人状态。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么难过。
医生走后，护士看着我悲痛欲绝的样子，走过来拥抱我。沉默了一会儿，她鼓足勇气告诉我，以她在高危病房多年的经验，她觉得主治医生的诊断可能不对。她建议我要求主治医生找另一个脑神经外科医生会诊。
那个脑神经外科医生很快到了。对医生的指令和刺激，我儿子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不知道医生掐到哪个地方，他突然用英语大喊一声：住手！
我惊呆了。然后，我流泪了。
医生又逼他伸出两个手指。然后，医生转向我：“你放心，他会好起来的。”
慢慢地，他清醒了过来。终于，他明白自己出了车祸。他说：为什么是我？
他过了很长时间才接受现实。
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希望司机不要过于内疚。
司机六十多岁。医生的报告上说，撞上的时候，车速大约每小时 50 英里。那条路的车速上限是 25 英里。警察的纪录是，车主自述车速每小时 30 英里。我感到愤怒。
律师看着警察报告上的地址，说：估计他不会买多少保险，说不定就是伊利诺伊的最低限。社区不好，住在那里的人很穷。
我叹了口气。我们自己买的对方低保保险(Underinsured)也不高。
可是我又听说，那条街建了一些新房子。住在那里的人不见得没钱。
有一天律师寄来一封信，要我儿子签字。他看了一遍，问我：律师不会追究存款，房产，汽车，和退休金吧？
我说：我不知道。
他说：我要跟律师谈谈，保险有多少就是多少，我不想追索其他东西。
我说：我们的医疗保险是公司自保保险（Self Insured），所以对方保险赔款只能优先赔偿公司，而不是我们自己。因为这个事情，我三个月没有上班。若是律师能设法补偿我的损失，为什么不呢?
他跟我谈了很久。他说那人没有逃掉，而是打了 911 ；他说那人若是有钱，怎么会不买好一点儿的保险；他说那人六十多岁，没几年就得退休，就算现在有一小笔存款，若是我们拿走，他哪里还有机会存钱？
然后，他看着我的眼睛说：“妈妈，我原谅了他。”
接着，他告诉我，因为这次事故，他意识到人生可以多么短暂。他因此更珍惜生命，他也准备用此生做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孩子出生在中国。我们是因为他才决心离开的。那时我就知道，他长大会成为一个勇敢的青年。他爸爸和我决意不让孩子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下。我们不想他成为蒋捷连第二。
我详细地写下这件事，是因为其中有几点，与饶恕的话题相关。
在直接受害者没有饶恕的时候，次要受害者或间接受害者，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声明，饶恕加害者？
哥哥受伤后，弟弟不肯跟姐姐一起住到邻居叔叔阿姨家继续上学，而是坚持跟父母去了医院。将近十天，他天天坐在高脚凳上，对着血肉横胡昏迷不醒的哥哥说话。你当初是念心理的，可以想象这次车祸给他带来的心理创伤。显然，他是车祸的间接受害者。
哥哥尚未痊愈，弟弟若是不容分说，前往电台发表题为“我已经宽恕了那个司机”的声明，哥哥会有什么感受？弟弟当然可以饶恕那个司机，可是，弟弟有权发表声明吗？发表声明的本身，不就说明了他想代表哥哥或者高家吗？如果哥哥决定不饶恕，那么弟弟的声明是不是给对方传达了一条错误的信息？虽然他可以解释说，我只是高弟弟，不代表高哥哥，也不代表高家，可是，对方何曾对高弟弟个人有过任何兴趣？
二战期间，当希特勒下令捕杀犹太人时，基督徒潘佳丽和她的家人 决意把犹太人藏在家里。她的父亲叔父和妹妹，后来都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她自己也在集中营受尽折磨。 对于潘佳丽来说，是哪样更容易呢，顺服掌权者希特勒，饶恕独裁者希特勒，还是抵抗纳粹救助犹太人？
不错，你是极权统治的受害者之一。然而，与六四死难伤残者及他们的的亲人相比，所有的学生领袖都只能算是次要的受害者。你最大的痛苦，是母亲因你过早离世，我为此感到遗憾，毕竟，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母亲。我不反对你从信仰中得到安慰，我也不反对你个人从内心深处饶恕所有伤害过你的人。然而，2009年4月，丁子霖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明确地表示“在他们不认错的情况下，我绝不宽恕他们”。 在这种情况下，你关于饶恕的声明，就越过了界限，既不合情，也不合理。
伤口在流血的时候，需要的是止血，是消毒灭菌，不是连土带泥包裹起来。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在无意中往天安门受害者亲属的伤口上撒盐。合理的愤怒是哀悼和医治的一部分，关闭情感的阀门对健康是有害的。
当我的儿子说“妈妈，我原谅了他”的时候，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坚毅，我感受到了他对那个司机真实的饶恕。饶恕，是他给予别人的一份礼物。
他的饶恕不是为了让自己心理平衡，也不是为了让自己心里平安。
有人说：我们饶恕人，因为神饶恕我们。这一点我当然同意。当杀死妹妹的凶手承认犯罪，请求饶恕时，潘佳丽饶恕了他。
可是，潘佳丽是否应该饶恕既不承认犯罪也不请求饶恕的独裁者希特勒呢？
我认为不应该。
饶恕是因着爱——因着对被饶恕者的爱。不饶恕，也是因着爱——因着对受难者的爱。
犹太人是当时的受难者。
不与施暴者合作，献身受难者，是神对潘佳丽一家的呼召。
当我们热爱自由的时候，我们必然痛恨奴役。当我们爱丁子霖张先玲黄金平和所有六四死难者的亲人时，我们就没有办法对独裁者怀抱爱和怜悯。
除非，他像杀死潘佳丽妹妹的凶手一样，承认犯罪，为罪忏悔。
你是否想到，你的声明迟早会被六四死难者的亲人知晓？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你是否上网看过他们悲伤的面孔？ 你是否知道丁子霖“不管到哪里，家中的电话、手机、宽带始终遭受到监控、窃听，而且常常被切断”？你是否知道“清明期间，在京的一些天安门母亲为死去的亲人扫墓，不是被逼坐公安的警车，就是被警察贴身跟踪”? 你是否知道六四死难者轧爱国的父亲轧伟林，在六四二十三周年纪念日前的二十六日，以死抗争，遗书却不知去向？
如果你说知道，那么柴玲，我只得承认“You beat me”！因为我不晓得再怎么说下去。如果你说不知道，那么，请看罗马书十二章六到二十一节。 圣经不仅仅讲饶恕，圣经也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9节），圣经还要我们“与哀哭的人要同哭”（15节）。上帝赐给人最宝贵的礼物， 莫过于使人可以去爱和被爱。我有三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受伤尚且令我撕心裂肺，很多人在二十三年前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孩子，他们心中的苦，怎一个“痛”字了得！更何况，仅仅为了替自己的孩子讨个公道，他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公民自由！作为基督徒，你我岂可对此无动于衷！而作为六四学生领袖和六四幸存者，你又怎能装做他们在这个地球上根本就不存在？
当一个人正在被暴徒侵害的时候，我们该做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不顾受害人面临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制止暴徒正在继续着的恶行，反倒把着眼点集中在“宽恕暴徒”上，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纵容犯罪。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它取得政权的那一天起，就是绑架了中国人民的超级暴徒。八九民主运动从表面上看是一个学潮，其实是中国人民摆脱专制统治的自由运动。
八九民主运动之所以轰轰烈烈，不是因为学生领袖有超凡的组织能力，不是由于知识界精英有思想善启迪，而是因着中国人对正义与尊严的向往，对自由与平等的渴望。很多身在社会底层的人虽然不敢说出，也无力诉诸文字，然而现实已经让他们明白：自己是被关在一党专政这座漆黑的铁屋里。
你曾经说过，流血才能唤醒民众。其实，民众就是流血者。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社教，一打三反 .... 哪一次没有成千上万的民众流血？只是，在暴徒面前，受害人再清醒又能怎样？医治对于他们，是多么遥远的事情，因为暴徒手中凶器还在，暴行每天都在发生。
神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不管这个人是在北美，还是在中国大陆。北美基督徒在自己享有民主自由的同时，不应漠视暴政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也不应漠视中国人民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基督徒的谦卑是在爱里的谦卑，是在真理里的谦卑。 我们不必过分拘泥字句，因为“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哥林多后书三章6节)。愿信仰加增我们对同胞的理解和爱。愿我们在神面前悔改，倾听神的呼召，并担当起幸存者的责任。
2012年6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