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钟道
赵常青简历
赵常青，一九六九年四月出生于陕西南部的秦巴山区，一九八八年考入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一九八九年四月中旬学潮爆发后，积极参加和组织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争人权的爱国学生运动。五月中旬与其他同学共同发起成立陕西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担任自治会宣传部长；北京戒严后，曾组织一学生“声援团”前往天安门广场声援并加入“外高联”；“六四”大屠杀后被捕并先后被关押于劳动人民文化宫、“K字楼”和秦城监狱。
一九九七年九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夕，赵常青曾撰写《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的公开信分寄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各省省委书记（包括各直辖市市委书记和各自治区党委书记），呼吁中共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化道路。
一九九八年元月因竞选人民代表被汉中市国家安全局逮捕，同年七月，被汉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同年九月赵常青被送往汉中监狱（陕西省第三监狱）服刑。与此同时，赵常青被所在单位国营八一三厂 “开除厂籍”。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共十六大召开前，因从事民主人权活动（包括起草《中国公民运动宣言》草案、联络国内一百七十余位民主人士签名营救闯关回国而被捕的杨建利、组织全国一百九十二位民主人士联署致信中共十六大要求民主改革等）被西安市公安局逮捕（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参与），二零零三年八月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再次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在渭南监狱服刑期间，赵常青因抗拒改造，被关过四次共计十个月的禁闭。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在陕西省渭南监狱，赵常青蒙神呼召，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宣布受洗并归入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成为基督徒。二零零六年初，赵常青因拒绝参与狱中队列训练而被第四次关禁闭，通过祷告，蒙神“给力”，进行了非常成功的维权抗争，为被关禁闭和“严管”的服刑人员争取到吃饱饭的权利。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底刑满出狱后，二零零八年底，积极参与《零八宪章》的讨论和修改工作，是首批三百零三名《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二零零九年到北京后，参与了系列维权活动。并与胡石根、范亚峰等人成功组织两次“挺温”研讨会。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因集会庆祝刘晓波获得二零一零年度“诺贝尔和奖”，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处以行政拘留八天（与王荔蕻、屠夫吴淦一起）；后被遣送回老家县城一家宾馆里软禁七十八天。
在从事相关民主人权活动的同时，赵常青还先后在海外刊物《民主中国》、《北京之春》、《博讯》、《民主论坛》、《维权网》上发表数十篇文章。
二零一一年，饱经磨难的赵常青在北京爱加倍教会与一主内姊妹结婚成家，二零一二年六月蒙神恩典，喜得一子。
二零零四年，赵常青获得“全美学自联”颁发“自由精神奖”，二零一零年与王荔蕻、吴淦共同获得国内维权界颁发的“纳米诺贝尔奖”。
采访缘起
对于赵常青弟兄我早有耳闻。二零零九年他来北京之后，我们曾经一起参加范亚峰弟兄主持的北京中原教会的周四查经。在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之后，我去参加北京守望教会的聚会，并成为守望教会的会友后，彼此就分开了。再后来，就听说常青弟兄在北京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进行了正式洗礼。到了二零一一年，听说常青弟兄结识了一个主内基督徒姊妹，并结婚了。我当时见到婚后不久的常青弟兄时，就发现他的面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精神饱满、容光焕发，疲惫受伤的心灵获得了休整，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大爱，充满了常青弟兄的心胸，气色和神情都给人一种蒙了神莫大恩典的感觉，重生得救的确信洋溢在常青弟兄的神情和话语之中。
到了二零一二年初，因着北京守望教会持续近一年的户外敬拜，在过了圣诞节之后仍然无法回到室内的缘故，而守望教会治委会也鼓励不能去户外平台敬拜的守望会友，参加北京其他教会的聚会。我经过与朱红弟兄的商谈，就恢复了北京中原教会停了五年的菜市口聚会圣所的聚会，于每周六的上午十至十二点，在其中做些服侍性质的讲道事工，主要是带领查考《罗马书》。其间，常青弟兄来参加过我们的几次聚会，在服侍北京中原教会菜市口聚会圣所的同时，我也写一些访谈类的文章。想起常青弟兄从一九八九年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起，就献身于中国的民主化事业，并为此三次入狱，两度被判刑，在监狱中度过了近八年半的青春时光，经与常青弟兄约定后，做了如下的访谈。
亲历八九民运和秦城监狱的青春无悔
钟道：从你的简历上看，在一九八九年你二十岁的时候被关进秦城监狱四个半月，很多当年因“六四镇压”而被关进秦城监狱的人，都以此为荣，并自称为是“秦城大学”毕业的，你可以对这段经历做个回顾吗？
赵常青：好的，这要从我思想上的转型谈起。实际上，我思想上的转型，在高中时期就表现出一些苗头。在上高二以前我一直是优秀学生，对执政党是完全信任的，接受的是共产主义的传统教育，从少先队员、共青团员一路过来，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当时对共产党是没有任何怀疑的。
在一九八六年，我还是高二学生，当时看到农村搞计划生育，拆房子，抢粮食，抢东西，打人。我心里想，这政策怎么走到这么个地步？以后就开始怀疑。然后把这一现象做了一个社会调查，就计划生育问题在我们村和周边几个村做了一个调查。见到的情况非常令人遗憾，我就写了一篇作文，我们语文老师认为我写的很好，但他没有敢给我写评语，他在班上将这篇文章读了，影响很大，他又将它推荐给高三的语文老师，在老师之间传阅。这篇文章已经表现出对现有一些问题的怀疑，但是就事论事，并没有上升到对制度层面的检讨。
到一九八六年冬，合肥、南京、上海等地发生了学潮，学校老师让我们写批判自由化的文章。尽管我已经处于一种怀疑状态，但还只是就具体问题而言，并没有从更高的层面去思考。所以老师让写文章批判，我便积极写文章批判“方刘王”，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老师认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还贴出去展示。
一九八八年我考上了大学，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考学考的不如意。我当时成绩是我们县第二名，而且是我们家乡的第一个“大学生”，我第一志愿报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但人大没录上就把我给调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去了，我虽然很不高兴，但考虑到一些实际情况，我还是去上学了。
上大学之后，我的眼界和视野空前的扩展，通过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大量阅读，我发现我们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和现实的实际情况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比如说中学课本里会讲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我通过比较发现，社会主义整体上比资本主义要差得远，如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北朝鲜不如南朝鲜，大陆中国不如台港澳，这一比较，结论就出来了。
而且当时正处于八十年代后期，正是中国 “文化大讨论”的高潮阶段，学界和知识界的思想启蒙运动异常热烈，当时有好些书刊影视对我影响非常大，比如《河殇》，严家其写的《文革十年史》，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都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我的视野发生变化，相应的我的思维也发生了变化。
在一九八八年冬的时候，我对社会现实问题非常关心，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危机！危机！！危机！！！》，当时就想将这篇文章修改之后，寄给邓小平和赵紫阳这两位领导人的。这些危机主要指一九八八年的经济危机，农业危机，生态危机，意识形态的危机和道德危机，当时的危机感特别强烈，后来这篇文章放在自己抽屉了，没有发表，留下来了。
一九八九年春，开学后当时校办杂志《大学春秋》和校团委为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进行了征文活动，主题是“五四精神与现代化”。我当时思想非常活跃，就写了一篇题为《西化与现代化》的文章，一万多字，评委老师给的评语是“此文体系庞大，前后贯通，但字数过长，可以作为毕业论文入选”。而我当时还是大一的学生。在这篇文章里，我第一次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体制的否定，认定了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西化”的道路，“西化”在某种意义上和“现代化”就是等同的概念。而且在这篇文章中，我第一次为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平反”，对于一九八六年的自由化思潮我起初认为是错误的，但到了一九八九年春，我认为这就是对的，在文章中就谈到中国应该实行民主化和多党制、三权分立等等。
与此同时，我当时的危机感也更加的强烈，在日记及给同学的通信里面，我多次写到：“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希望走上街头，向民众进行宣传，引起民众的注意，来挽救这个民族和国家面临的系列危机。”我心里的这种呼唤和担忧，与一九八九年春的整个社会心理高度吻合。当时我还很年轻，只有二十岁，但心里就有这种呼唤，就有这种焦虑——更加“巧合”的是时间不长，我的这种“危机”感就变成了学潮的现实。我写文章的时候是三月份，四月中旬学潮就发生了。
刚进大学时我就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一九八九年春还有一系列件事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这就是方励之、许良英在北京发起的知识分子签名运动，要求释放魏京生。我在收听BBC的时候第一次了解到魏京生，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提出“第五个现代化”，对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形成强烈冲击，还有布什邀请方励之参加宴会。这一系列事件在我心中做了前期的铺垫，在《西化与现代化》文章里我已经给“方刘王”平反了，即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而且对于一九八六年冬因为学潮被迫下台的胡耀邦，引起了我深深的同情，发自内心对他十分认可，当时认为他是中国的民主先驱。
钟道：以上谈了你思想的转型和觉醒，在具有了民主思想的基石后，当胡耀邦去世这件事突然发生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号那天，我们全班同学出去春游，那天是星期六，春游到下午的时候，一个同学拿着收音机在路上听，听到胡耀邦因病去世的消息，我第一句话就说：“胡耀邦去世不仅对于国家是个损失，至少对于我个人是个重大损失。”这是我当时的原话。回到学校当天晚上特别困，特别累，我还是爬在床上写了一篇悼词。有悼词，还有挽联，我不会写毛笔字，把纸就往那一铺，请同宿舍的同学抄写上去。
写好之后在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贴到学校的公告栏了，应该说我是历史系最早悼念胡耀邦的。贴出去之后，在四月十六号我就到其他高校去看情况去了，到西安交大、西北大学去看，不约而同的都有一些悼念文章的大字报。
到四月十七号，我知道西北政法学院有一个悼念胡耀邦的小型集会。上午我连课都没去上，就买了宣纸，扎了两朵有小脸盆大小的大白花，请女生扎的。扎好之后，中午饭后，我就和同宿舍的另外一个同学，拿着大白花前往西北政法学院参加悼念活动，却不料在学校大门口被守在那里的学生处老师和门卫给拦下来了，我就说：“参加悼念活动怎么不可以去呀？”老师就说啥：“你咋不买张飞机票到北京去参加悼念活动呢？”没办法，我们只好退回来，从另外一个小门出去参加了西北政法学院学生的游行悼念活动。
大概在全国性悼念活动的压力下，四月二十二号，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胡耀邦的追悼会。我在学校联合教室看完追悼会的直播现场后，就和其他同学自发的上省政府新城广场去了，那个集会活动非常壮观，整个新城广场是人山人海。当天下午，集会民众遭到驱赶和殴打，但愤怒的市民们进行了勇敢的反击，集会民众与全副武装的警察发生了激烈的拉锯战，停放在省检察院里的汽车也被愤怒的市民放火焚烧了，以至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公开点名批评了西安，另一个被点名的是“长沙”——说什么“在西安、长沙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
悼念胡耀邦的活动结束以后，中文系、历史系、物理系、政教系等系的一些比较活跃的学生，就开始组织学生组织，叫“大家谈”，“大家谈”是学生沙龙性质的，差不多每天晚上一些活跃的学生就聚到学校的一个教室谈论一些时事方面的事情。
到了五月三号那天，我们开始酝酿（在西安的）“五四”大游行，我起草并张贴公布了《五四宣言》和《告师大老师书》，下午黄昏的时候，在学校大操场举行学生集会，我们在上面做了动员。第二天上午，我为学生游行队伍，制作了的第一面横幅，上面写着“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八个大字。虽然我当时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但是我制作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横幅则成为学校游行队伍里面的第一面旗帜，而且这八个大字此后也成为规范我整个人生、规范我所有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最高宪法，这是我在八九年第一次带领大家扬起了这样一面旗帜。
钟道：在追求宪政民主的道路上，很多人都走过了一条由自发到自觉的道路，请谈谈你是如何经历由自发到自觉的？
赵常青：“（西安）五四大游行”之后，学校还是继续上课，但是北京学生开始绝食以后，对全国各地影响很大。对我也一样，我就与其他学生一起酝酿响应北京学生的绝食运动。在五月十三、十四、十五号这几天，我们就酝酿成立学生自治会，到五月十六号，我们学生自治会就正式成立，有宣传部、联络表、情报部，还有组织部，就四个部，我当时承担了宣传工作，是陕师大学生自治会的首任宣传部长。
五月十六号晚上，在学校教学大楼前，拉了一排桌子，做学生动员。学生很多，在下面讲学生听不见，就喊叫让登到桌子上，我就第一个登上桌子演讲，号召第二天全校罢课，去游行，声援北京学生的绝食。这次演讲很成功，一些老师也支持学生，我演讲之后一些老师也登上桌子演讲，五月十七、十八、十九号，我们也组织了一些宣传团，到一些工厂和街道里面向市民宣传，宣传主要是反官倒、反腐败，还有就是争民主。我们的游行队伍唱的歌主要是《国际歌》，当时我们都是无神论的，没有救世主，要靠我们自己来救自己，做天下的主人，从民主的角度，影响都非常好。
五月十九号晚上，李鹏发布戒严令以后，我当时也和自治会其他一些同学和老师去到钟楼和新城广场，把学生往回劝。当时天上下着濛濛雨，学校去了大轿车，我们担心出一些什么事，所以就把学生往回劝。
回来后我就辞去了学生自治会宣传部长的职务，我另外组织了一个学生声援团。在五月二十二号，就从西安到北京，戒严之后西安到北京的直达车停开了，声援学生很多，没办法就先上了西安到郑州的车，在车上我先把各个车厢的学生（包括同一列车上的西安、咸阳、汉中学生）进行了登记，登记后经过与列车长商量，将所有学生集中到一列车厢里。
在火车快到郑州的时候，我站到座位上给全车厢的上百位同学做了一次简单讲话，主要内容是：请大家上下车及转车时要互相照顾，注意安全，有什么问题要相互及时通气，集体解决。最后我翻开记录有北京学生《绝食宣言》的笔记本说：“我请大家跟我一块宣读北京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所宣读的这份《绝食宣言》，也当作我们进京斗争的誓言！”。同学们都说好，一下子全站起来了，气氛变得庄严肃穆，于是我请大家举起右手，我也举起右手，所有同学都举起了右手。接着我照着笔记本领读一句，大家跟着读一句。那一刻不管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不管是本校的还是外校的，所有的人都以非常激昂的声调跟我宣读这份誓言，斩钉截铁般的声音震动着整节车厢。宣誓完毕，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我又请大家一块唱《国际歌》，随着我起的头：“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便放开青春的嗓门唱了起来，车厢里的气氛很有一些悲壮感，大家都有一种奔赴国难的感觉。“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不仅是一百多年前巴黎工人阶级的呐喊，它也是所有反压迫、反专制、反强权人民的战斗歌声。那一刻，当我站在座椅上看到那一张张青春的脸庞，听着这淹没整节车厢的《国际歌》声，我的心里是无限激动的，我感到了一种澎湃的热血，感到了一种激荡的旋律，感到了一种壮丽无边的时代最强音！
钟道：听说在发生“六四镇压”的那天，你并不在北京，这是怎么回事？
赵常青：我们是五月二十三号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正是旗正飘飘、人山人海，看到“召开人大，罢免李鹏，要求民主，反对军管”的十六个大字挂在人民纪念碑上，我当时心里非常感叹，我感叹的是什么呀？就是：“我第一次到北京，居然是以这样一种从来没有想到的身份出现的，居然是带着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像五四运动的学生一样，来挽救民族危机，争民主，反腐败，反官倒，争人权。”我觉得这也许就是我一生的使命和异象。
然后我在北京做了一些事，我参加了“外高联”，与连胜德、王醒、哈斯、华夏、刘云等人在一块做一些事情，五月二十九号晚，看到中央工艺美院的师生树立民主女神像，观看了这样的现场场景。到六月初的时候，广场的学生都已经很疲惫，我心里就有种想法，就是广场的学生到底还要不要坚守的问题。我当时是想：学生还一定要坚守，但是我觉得坚守的任务应该是交给北京学生来承担，因为外地学生在广场的生存环境实在是很恶劣，尽管北京市民非常热情，送小笼包子、水、馒头等等，尽管很热情，但是外地学生长时间在广场露天，还是处于非常恶劣的生存状态，而且各地学生回各地开展当地的学生运动也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就代表“外高联”到北大去，想找“北高联”王丹他们去沟通一下，想看他们对于广场的学生运动到底是一个什么意思，当时没有找到王丹，最后好像是封从德在和我谈这个问题，封从德的意思是外地学生回到本地去开展学生运动，可能更有意义。我当时是说：广场不能丢失。他说：北京学生能够坚守下来。
在六月二号，我当时收集了一些材料后，就跟连胜德（他当时是“外高联”副总指挥）说：“我到这来，差不多十天了，我先回到西安，把有些情况和那边交流一下。这边一旦有紧急情况的话，我会立马赶回来。”所以在六月二号的时候，我就坐火车回西安了。六月三号下午我到的西安，回到学校，匆匆的一洗，当时困得呀，倒头就睡了，一口气睡到六月四号，睡的很沉。
到六月四号早晨，我起来到楼下去买饭，大字报贴出来了。北京发生流血，已经死亡了几百人。我回屋赶紧把收音机打开，一听，果然是这样，美国之音和BBC都在报道，我立马和另外几个学生进行了商量，认为现在是真正需要支援北京的时候了，要往北京那边去。我简单收拾了一下，说：“先去打个前站，需要这边紧急支援的话，我会打电报回来。”就这样跟几个同学匆匆交待后，另外两个要好的同学把我送到前往北京的火车上，就这样，我从北京回到西安不到一天就又匆匆坐上前往北京的火车。
六月五号早晨十一点左右，火车到达北京丰台车站。从丰台上车的人说，北京火车站已经进不去外地学生了，进京的车辆都封锁了，只许从北京出，不能进。听到这样的说法，我立即决定跳车，无论如何不能被挡在北京外面。于是我迅速拉开车窗，从窗户上跳了下去，幸好当时的火车跑的不快，落地后只是翻了两个跟头，除了路基侧面的乱石扎破了我的手掌流了一些血外，其他部位没有受到伤害。我当时就想到广场去，从南礼士路过长安街的时候，就看到满地的瓦砾，街上被烧毁的车辆，广场那边根本进不去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去找“北高联”，那个时候公交都已经瘫痪了。六月五号那天晚上我就住在北京外交学院，外交学院学生自治会的负责人是章华，章华就跟我谈了六月三号下午到六月四号，北京学生从广场撤退的一些情况，他说“他还要坚守”，我注意到外交学院国旗已经降了半旗，章华手臂上则戴着黑纱，学校的喇叭还播放着哀乐，那个场面很感人。他说“现在已经进入非常时期了”， “北高联”已经自动解散，已经不发生任何作用了。
钟道：在很多学生领袖和民主运动中的活跃分子都往北京之外跑的时候，你却再次来到了北京，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请谈谈你是怎么进入秦城监狱的？
赵常青：在这种情况下，在外交学院我就决定做调查，我要了解六月三号到六月四号“北京屠杀”的真实情况，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任务。考虑到那个时候街上还断断续续的有枪声，我在外交学院就写了封遗书，而且遗书是用红笔写的，一旦被流弹打死了，也好给老家的父母有个交代！
调查了两天，到六月七号，在西单，被戒严部队拦住了，拦住之后就把我一搜查，调查笔记，还有遗书什么的，就落到他们手上了。他们立马就把我捆起来，带到中南海新华门外，在长安街路边的树丛里边，就把我狠打了一顿。当时，天还下着雨，打完之后，我是头破血流。然后就五花大绑着，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四个当兵的，前面一个军官，共有五个人，把我押着从新华门外前面的长安街往东走，走了不远，我就看见我附近的路边还有一个人也在挨打，应该也是学生。
当时整个从西单到天安门广场，全是军人。到天安门广场我一看，发现装甲车和坦克挤占了整个北广场，还有头戴钢盔、身穿迷彩、全副武装的士兵，是黑压压的呀！当时我就想：几天前，广场上还是旗帜飘扬的民主广场；几天后，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恐怖的军警世界，我必须承认，当我在广场的时候，是根本没有想到这样恐怖主义的画面的。
当几个士兵押着我跨越金水桥向天安门里面走去的瞬间，望着悬挂在天安门上方的毛泽东画像，我心里突然想起了荆轲刺秦王前在易水河畔所发出的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是的，就我当时的身心状况而言，我觉得这两句古诗好像是专门为我而写的——当时的我浑身沾满泥污，被荷枪实弹的四个军人五花大绑地押送着前行，又时值黄昏，阴沉沉的天正下着濛濛细雨，而我的头上还流着血，雨水和着血水从头上顺着脸庞往下淌着——在那一刻我真有一种身赴刑场的感觉。
但是士兵们把我押进天安门，就交给戒严部队指挥部了。当时戒严部队指挥部就设在天安门里面，北京市公安局也在里面设了“服务”中心，戒严部队就把我移交给北京市公安局了。然后是搜身，抽掉我的裤带，剪去裤子上的腰钩，做了一个简单的登记，然后就把我押到车上。北京市公安局又把我从天安门里拉出来，拐了个弯，拉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去了。
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我被弄进一个小房子，我一进去，看见审讯的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墙上溅的血点，成爆炸状。估计是在审讯别人的时候，用手抓住头发撞墙，头上的血溅到墙上形成的。四周墙上是血迹斑斑，看上去很恐怖的，由于我已经被戒严部队打得很严重，坐在地上都站不起来了。是故审讯我的公安人员没有再打我，而是给我做笔录，做完笔录，公安人员就当着我的面在房子里面撒尿。估计是外面雨太大，尿急了，他也出不去，也不是故意的要羞辱我，但是他当时那个举动，当着我的面就在房间里撒尿，我当时是非常的吃惊。
然后，两个人就把我架着，我已经站立不起来了，腿都是肿的，就把我拉到另外一个房子，另外一个房子里面已经有一大堆人了，有学生，有市民。我进去以后，看到里面有学生和市民，就往学生这边一靠。靠墙角的地面则躺着一个全身乌黑的人，全身乌黑，从头到脚全身青紫，那是一个壮汉，很壮实的一个年轻人，戴着手铐脚镣躺在地上，半死不活的。我估计是被当做“暴徒”对待的市民。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前几天，都是几个学生把我扶进扶出，其中包括人民大学的刘希亮、南京建工学院的张建成，还有西北农业大学的柯伟。
到了六月九号下午，突然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当时天色阴沉，照相回来之后，我们几个学生就商量，会不会今天晚上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几个人讨论的结果是，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然后我们就商量，如果真把我们拉出去枪毙，我们就死之前一定要喊口号，当时商议要喊的口号很简单，就是“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结果是我们虚惊一场，其实把我们拉出去照相，后来也没有其他动作，就是人家的程序，需要你们的资料。
到六月十二号晚上，来了一辆车，把我一个人拉走了。拉到哪去了呢？拉到了半步桥监狱，在那呆了一个晚上。从六月七号到六月十二号五天的时间里，都关押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小房间里，在那里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点稀饭，或者是一张饼什么之类的，勉强维持生命嘛！
六月十三号一大早就把我给送到秦城监狱去了。到了秦城监狱，我当时关在六号牢房，一进去，号子里面已经有三个人了。一个人是清华大学的孙建伟，还有一个北京师范学院的陈来，还有一个是我在广场“外高联”时的战友连胜德。我觉得我和连胜德的缘分在哪里呢？广场上在一块共事，都在“外高联”，在秦城监狱又关在同一间牢房里了。我当时就觉得很高兴呀！大家都是学生呀！患难之中见到熟人了，真是很亲切的。当时都戴着手铐，手都是铐着的。
钟道：那些当兵的对于在大街上抓到的学生和市民可真是够狠的呀！你在秦城监狱里是什么样的光景呢？
赵常青：秦城监狱那里睡的铺很低，我简单介绍一下秦城监狱。那个睡的铺是木板的，是木板通铺，那个木板通铺离地面大概不到一尺高，边上有暖气片。窗户是通气窗，靠着房顶的，你站起来是看不到窗外景观的。
六月十五号把熊炎又送来了，熊炎送到我们牢房了，熊炎是八九年上了报纸的二十一个通缉犯之一，北大的研究生。他进来时，牢门一开，刚看到我们就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微笑着说：“我们是革命同志呀！”那镜头非常精彩。六月十五号以后又有北京语言学院的张前进、政法大学的龚志中、清华大学的梁煜陆陆续续的进到我们六号监舍。
我们这些人关在一个号子里，每天三顿饭，有稀饭，有咸菜，有窝窝头，我觉得那个菜很香，尤其那个薄薄的肉片，现在我还回味呢！秦城监狱是带卫生间的，我第一次见到坐式马桶，是在秦城监狱见的。我们学生也是年轻呀！大家一天到晚在一起，谈的火热。
我记得有一天，听见上面楼上，咚咚咚咚的，好像打人的声音。然后我们就都受不了了，当时是孙建伟大喊一声：“不要打了！”之后是整个牢房都开始喊“不要打了”。整个号子都在喊，然后大家开始唱《国际歌》，这样整个楼房都惊动了。实际上呢，不是打人，是武警在那搞训练！
就这样整天都在里面，反正也是没事可做。我当时和熊炎关系是最好的，当时和张前进的关系还不咋样，前进当时是北京语言学院的，留着大胡子，一天都是说些笑话呀什么的，反正我当时是很严肃的人，我就喜欢谈论严肃的话题，就和熊炎谈论民主人权、五四运动、北大精神有关的话题，不愿意和前进谈笑话。从内心来说，我心里也是急，为什么急呢？一个是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样的处理，第二个就是老是想到老家母亲。家在农村嘛，母亲是很爱我惦记我的，整个暑假家里人不知道我人到哪里去了？担心母亲会很焦急和挂念。而且我是在校学生，还要上学，都快开学，这可咋弄呀？
我对于警方的审讯问题早有心理准备，考虑到我在西安的事情北京方面不会去调查，而我在北京的事情除了六月七日被捕时在我书包里搜出的调查记录和遗书外没有其它直接证据能证明我在“外高联”的身份与活动，而且六月中旬连胜德一进六号监舍，我便请他在官方审讯时不要说认识我，不要说我在“外高联”的事。而且六月四日我在火车上，不在北京，这样我的问题就会轻得多。果然，警方在讯问我时一开始要我老实交代自己在北京的活动，我一口咬定就他们直接掌握的那些东西，他们由于拿不到我第一次来京的活动证据，因而便将讯问重点放在我为什么要做调查、为什么要写遗书的问题上。我说做调查、记笔记只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没有任何目的，而写遗书则是由于六月五日我还看到有人死亡——当想到自己也有死亡的可能性时便写下了遗书。在前后几次的谈话中我始终坚持这样的说法，最后也就不再提审我。
也许正因为我的这种机智，加上我又不是北京学生，结果“秋后算账”时我竟成功地保住了学籍。
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上下求索并两次获刑入狱八年
钟道：你在二十岁的时候，因为要见证和调查“六四镇压”而第一次入狱四个半月，并且进入的是举世闻名的秦城监狱。后来又为中国的民主事业两次入狱，服刑八年，真是为民主事业而历尽苦难。请你谈谈从秦城监狱出来后，以及后两次入狱服刑的经过。
赵常青：到了中秋节前后，西安那边来人，把我从北京接回去了。具体哪天记不清了，已经是九月下旬了。把我接回学校后，系主任首先找我谈话，系主任对我说：“你所有的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说，我知道就行了。”系主任非常爱护我，那一年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他对我说：“将来学校清查办，可能还要找你谈话，向你了解情况，你也什么都不要说。你就说你和当时大多数学生一样。”那是系主任关心我，帮助我，爱护我。我依“计”而行，结果在学校清查过程中，我顺利过关。
大概在早冬之际，学校要对学生党团员做重新分类登记，团员被分成优秀团员—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不合格团员四个等级。班上团支部书记对我说，你可以定为“经教育合格团员”，经教育合格团员是第三类，第四类就是不合格团员。我听了就很生气，因为当时评优秀团员的时候，班上投票，我按照同学投票是班上五个优秀团员之一。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学生投票评优秀团员，似乎并不是根据你信仰共产主义来投票的，而是根据你的学习、为人、品德等综合因素，觉得他认可你，就会投票给你。
团支部书记的话让我很生气，我立马就找到辅导员，辅导员也是系上团总支的负责人，我就说：这不行，昨天班上评选优秀团员，把我评为五名优秀团员之一。这个“优秀”我不要了，我认为我要么是合格团员，要么是不合格团员，绝没有什么“经教育合格团员”这个说法。我当时的口气非常的坚决，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经教育合格对我来说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辅导员问我，谁告诉你的？我就实话实说，是谁谁谁告诉我的，把他给噎下去了。最后他就把团总支书记叫去训了一通，训了一通之后，我估计他们就私下里讨论了一通，最后还是给了我一个“合格团员”的身份。我的想法就是，要么合格，要么不合格，要想定“经教育合格”，滚远！
从秦城监狱回西安母校后，虽然我并没有受什么处分，但学潮与秦城监狱的洗礼，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变化，那就是：
第一，六四大屠杀使我对共产党的认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
第二，从实践的意义使我第一次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
第三，我决定为祖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
从监狱回来后，已是大学二年级，我就一头扎到哲学的王国里去了，我用了整整两年时间来研读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我当时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从意识形态问题上，要从根本问题上，来解决和颠覆马克思主义。
要颠覆马克思主义就得从哲学这个地方入手，毛泽东当年不是说“要从哲学入手，要从伦理学入手，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吗？我当时就给自己设置了这样的一个使命，要从根本上改造才行。
钟道：你在上大一的时候有了这么一场特殊的历程。在没有第三方介入情况下的民主，常常失败。比如中国建立了第一个亚洲民主共和国，北方是北洋派系，南方是孙中山的革命党，达成协议，结束了第三方的满清。形成了总统制、议会制、宪政等一整套的制度。中国当时民主共和制度得以建立，就是因为有第三方势力的存在，为的是对付清朝和皇权。当第三方势力消失后，只有两方存在，民主就演变成为双方的对决，最终又是走向单一的专制。
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比如美国的民主，是因为有第三方力量，即对上帝的信仰，才约束住双方，在这个圣约的基础上，才有了民主的存在空间。
赵常青：一九八九年所经历过的事情，对于我整个人生来说，是个里程碑。街头化的广场民主运动，再加上秦城监狱这样一个血与火的洗炼，使得民主成为高高的飘扬在我心灵大地上的一面旗帜。从那一刻开始，从一九八九年开始，从六四开始，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一生就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了，唯一一件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将民主的事业进行到底，唯一的规定了的一个方向就是民主的方向，就是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这就是一九八九年给我留下来的唯一的人生目标。
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关心一些组织化的事情，也和一些老师讨论过。一九九二年大学毕业前，我还专门到上海去，与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一批“八九的朋友”，在地下餐厅讨论了这样的话题，就是毕业之后怎样联络的问题。结果是，我人在上海还没有回来呢，上海那边已经把情报交给我们学校了。
结果是我还没有回来，系主任就让班长给宿舍留话了，说系主任要找我：“一回来，让他立马到我这来。”我一回来同学就传达给我，我一到系主任处就问我：“你到上海去，是不是又搞什么活动了？”我在他面前，那是实话实说了，我说：“就是。”他说：“学校已经开始追查这事情了，不管谁找你谈话，你就说你到上海是看同学去了，毕业前去玩去了。请假的事情，我跟学校已经打招呼了，说你跟我请假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去上海是没有请假的，我去上海差不多十天，光这就够开除了。系主任对学校说“我去上海跟他请假了”。就算是请假也轮不到去跟系主任请假呀，现在他给我挡了，把我给保护起来了，又保护了我一次。因为系主任的保护，我没有受到学校的追究。
毕业分配了，很多同学找张三，找李四，送东西。系主任笑着说：“你就稳坐钓鱼台，也不想想办法。”我说：“我靠谁呀？我能活动谁呀？听天由命吧！”系主任就笑了，他说：“我把你给安排到汉中市，那里有个核工厂，即八一三厂，是个三线企业，估计工厂里人员的素质会比地方高些，将来你不管考研还是调动都会方便些。”按政策规定，我们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的，我是根本分不到那里去的，而且汉中当地的学生也都争抢那个地方。但是，同样因为系主任关照我这个曾经“坐牢”的学生，我就被安排到中国核工业总公司下属的八一三厂了。
在这里，我想把我大学时代的这位多次帮我“过关”的恩师的名字公布在这里，他叫邵宏谟，生于一九三六年，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二年是我们历史系的系主任和系党总支书记。今年老人已经七十六岁了，我衷心的祝愿恩师在神的爱和恩典里健康长寿！
钟道：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处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变动时期，从学校到工作单位，很多人都没有能够长期干下去，以你的丰富经历、理想和性格，也不会例外吧？
赵常青：是的。我在汉中八一三厂子弟中学，工作了五、六年时间，汉中工作的五、六年时间中我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大量的关于“苏东剧变”方面的书。我当时就在想，怎样走出汉中的问题？当时系主任还是建议我考研究生，通过考研回到中心城市，然后再来谈理想的问题。
这样，我就在一九九五年投考北大研究生，当时考的是北大社会发展研究所的研究生，结果我成绩很好，那年考北大那个专业的全国有四十多人，总共要录取六个人，北大推荐一名，面向全国招五个人，我的成绩排第二。当时我报考的导师都跟我说：“没有问题，你来了以后，再把英语往上提一个档次，每年我们所里都有对外交流的机会，然后你还可以出国去看看。”我非常高兴，就等着到北大读书了，结果时间不长，导师来封信，说：“不行了，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将我的情况，告诉了北京大学保卫处，北大保卫处又将我的情况告诉了研究生院，结果是在政审的关口上，把我给掐掉了。”导师给我的原信上就是这样写的，“北大之上的有关部门”，我想应该就是公安部了，这样就把给我刷掉了，这对我的打击很大。
后来，到一九九八年他们把我逮捕之后，在法庭上，我才知道我的事，原来一九九三年春天，陕西省公安厅就对我立案侦查了。在此情况下，考研这条道路就走不通了，于是就只能从实践层面向民主的方向前进了。
一九九七年底，汉中市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我对选举，尤其是竞选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我是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每次评选三好学生，选班干部，都是学生投票，当堂画票，几个学生在黑板上写正字、画正字，有监票的，有唱票的，有模有样的。我觉得这就体现了民意，而且我觉得民主就是选票，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也很民主，班主任不干预选举，不像现在老师要干预。所以我一知道要举行地方人大的选举，我立马就投身在竞选人大代表这个活动里面了。当时全厂有四千多职工，我就发了公开信，先做民意调查，涉及厂工会问题，厂里面的腐败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等，我设计了好多问题来做民意调查。
钟道：参选地方人大代表，是近三十多年来，中国很多有民主理想和追求的都人走过的道路，结果很令人失望，其中的故事也很多，而你的故事是因此获刑入狱，也算是很特殊的。
赵常青：实际上在竞选的过程中，就发生冲突了，发生冲突的原因是汉中市国家安全局找到厂里，在厂里的中高层会议上，宣布说：“赵常青这个人是有八九六四背景的，是八九那批学生，打着合法性的旗号来公开与共产党进行较量的，所以一定要想方设法不能让他当选。”我不是正式候选人，但是在提名初步候选人中有六十一个职工提名我了，按照《选举法》规定有十人提名就可以成为候选人，厂里没有办法挡，在公布初步候选人名单时还是把我给公布了，其他的初步候选人都是副厂长、处长之类的。
在一九九八年元月初竞选的时候，武汉的秦永敏、北京的何德普，对我的竞选都是非常支持的。秦永敏当时对海外发布了很多报道，就是关于我竞选事情的报道，引起了诸多海外媒体的关注，如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的记者都将采访电话打到厂里，我当时没有电话，也没有手机，只是从很多同事那里听到这种说法。
一九九八年元月十四号正式投票，投票的前一天晚上，汉中市国家安全局就正式出动了。来了十几个人，到我房间里搜查，到我女朋友的房间搜查，到我办公室搜查，并将我连夜传唤。到第二天元月十四号早上，我就说：“我作为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力还没有被剥夺，我要回去履行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还要去投票呢。”他们就说：“你不要急，我们一会把投票箱给你抱到这里来，让你投票。”结果到十点的时候，把投票箱真的用车拉来了，还有监票人什么的都来了。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把两个副厂长的名给打个叉，然后再写上我的名字，然后再画个“圈”，真的就投了自己一票。
当天下午就把我释放了，释放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我监视居住，六个警察就每天住在我房里，三班倒。选举结果是第一轮投票选举，有一个副厂长比我高四十多票，另外一个副厂长比我低二百多票，我得票是第二名，但是我们三个人得票都不过半。按照《选举法》的规定就要搞二次选举，如果搞二次选举的话，我就是当然的候选人，法定的候选人。
为了防止我当选，厂里干脆把二次选举给取消了。听说后来上面为我们厂指定了一个人做“列席代表”，有参加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但是没有任何发言的权力，所以我们厂几千人在后来五年的时间里是没有代表的，他们作为国家主人的身份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过了几天，就把我给刑事拘留了，刑事拘留的理由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一个月后又把我给释放了，转为监视居住。到三月二十五号正式逮捕，逮捕后就要给我个说法，汉中市安全局局长苟光明对我说：“我们认为，选举过程中的事都是合法的，我们现在不追究这个事情了。”那追究什么呀？追究在一九九七年“十五大”召开之前，我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改革政治体制，走民主化道路》，在信里面我建议中共走台湾道路，用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民主化转型。他们就在那里面给我挑了几句话，就把我给判了三年刑。我是因为这封公开信被判的刑，而不是直接因为竞选。但我写公开信是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没有人找我任何麻烦，一旦我进行竞选，麻烦就来了，这不是胡整吗？《宪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国家公民有向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虽然你共产党不是国家机关，但你是国家的执政党，党的决策对国家未来五年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国家公民仍然有权力向执政党提出批评和建议。你共产党也有所谓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一个思想路线嘛！但是他跟你讲理吗？他跟你讲法吗？你一认真，麻烦就来了，因寻求民主，我第一次被执政当局正式判了三年刑。
钟道：你从第一次获刑入狱到第二次的获刑入狱，其间不到一年零八个月的自由时间，又分别都是在“十五大”和“十六大”之前的所谓敏感期，看来争取民主还是要讲究策略呀！
赵常青：一判刑单位就把我开除厂籍，我的户口就给打回老家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了。我在监狱服刑整整三年，一天刑也没有减，我不认罪，不认为自己违反了国家法律，不认罪就不可能给你减刑。
二零零一年二月二十四号我出来之后，就在西安打工。在西安，当时林牧的影响很大，林牧原来是胡耀邦的秘书，后来做过国务院科技干部局局长、西北大学党委书记，八九年公开站出来支持学潮，六四后被整肃。二零零二年我在林牧的指导下，就开始运作一些民主人权方面的活动，比如“营救杨建利”的活动，在全国范围组织了一百七十多人发了一封公开信，因为杨建利从海外回国，到东北开展民运和工运活动，就被以“煽动颠覆罪”被逮捕和判刑了。在二零零二年的时候还没判，没判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营救他。与此同时，我还在林牧先生指导下起草了《中国公民运动宣言》，准备联合其他省市的民主人士共同发起——中国公民运动！
二零零二年又刚好赶上“十六大”，在“十六大”前我又组织了一个一百九十二人签名的联名上书，也是一个政改建议。结果在“十六大”之前，陕西省公安厅直接出面把我又给逮捕了。逮捕之后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了五年刑。
钟道：听说你在渭南监狱（陕西省第二监狱）里的维权抗争得着了上帝恩手的祝福。我们知道在中国的监狱里面，死个把人是很容易的事情，例如躲猫猫死、喝凉水死、打扑克死、高兴死等等的，不一而足，中国监狱里面服刑人员是根本没有人权的，死法也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在监狱里面维权抗争是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请你谈谈那次成功维权抗争的经历。
赵常青：从二零零二年到二零零七年我就在陕西省渭南监狱里服刑，逮捕那天是二零零二年的十一月七号。我这一案子，当时在四川是把欧阳懿逮捕了，上海是把桑建成和戴学忠逮捕了，北京是把何德普给逮捕了。在监狱服刑五年中，由于我不认罪，拒绝唱红歌，拒绝队列训练，拒绝劳动，由于这种不认罪悔改的行为，被关了四次禁闭。四次禁闭，总共关了有十个月，就是单独囚禁。在监狱里面第四次关我禁闭时，我进行了成功的维权。
在前三次关禁闭，一天吃半斤粮，把人给饿的半死，头晕眼花。但是前三次我都忍受了，我想“既然到了这样一个处境，我在里面忍受就是了”。到第四次时，我觉得自己无法忍受了，我要抗争。
那是二零零六年的二月十九号，当时我不参加队列训练，就又把我给关禁闭了。我一想又要关三个月，又要饿三个月。不行，得开展斗争，于是我一进去就对禁闭室的值班人员说：“我要见监狱长或者是驻守检察官，我要反映问题，明天下午三点之前如果不来人的话，我将宣布无限期绝食。”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第二天下午三点，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我当时就特别生气，这就是在把人往绝路上逼，逼着人往绝路上走呀！我就要开始绝食了，但是又不想静悄悄的开始绝食，我要给弄点动静出来。这个时候我就准备喊口号，想了半天，想了四句口号出来。哪四句口号呢？就是“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这都是《监狱法》规定的，是狱方应该给的正当权利，是犯人应有的权利。
在我准备喊口号的时候，我突然感到底气不足，喊不出来。感到没有力量，喊不出声音来。然后，我就进到禁闭室里面的屋，把门一关，就开始祷告。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主啊！我要斗争，求你给我勇气！给我力量！”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下午三点到四点钟发生的事情，我就这样进行祷告……。
非常神奇的是，在我祷告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种铺天盖地的的力量，从头顶源源不断的落下来，充满了我整个的心胸。我感到浑身都充满了力量，然后我一转身，一脚把门给踢开。禁闭室是一间小房子，分成两半，里面是一间很小的房子，睡在水泥地上，外间是小小的放风间，两平方米，有铁栅栏隔断的空间。我一脚把里间的门蹬开，冲到外间的铁栅栏前，把手攥拳高高扬起，用我那个最高的声音，喊出了那四句口号。“反饥饿！反虐待！要吃饱！要健康！！”每一句要求都重复三遍。
钟道：在与他人彻底隔绝和饥饿的状况下，寂寞、无助、无力、孤独会把人给逼到一个绝望境况，在当时绝望的处境下，你能够想起向天父上帝祷告，而上帝也垂听了你的祈祷，真是你人生的一大幸事。
赵常青：是啊！我声音本来就比较高，又以自己最高的声音把四句口号喊出来，立马就把看守全部给惊动过来了，监狱的督察人员也过来了，还有由服刑人员所充当的打手也围了过来。他们把铁栅栏门一打开，把我往墙上一推，立马就用背铐给我铐起来了。但是，由于当时有督查监狱的负责人在场，当着负责人的面就没敢打我。
就问我：“你喊啥？”我说：“我喊啥！我要吃饱。我肚子饿。”
陕西省监狱管理局，二零零三年对全省有承诺，就是监狱要保证每个服刑人员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我说：“我们这些被关禁闭的，严管的，虽然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关进来了，但是作为服刑人员的身份没有改变，所以我仍然有吃饱、吃热、吃的健康卫生的权利。”我说：“《监狱法》也是这样规定的呀！你们一天给半斤粮食，怎么能吃饱？吃的健康呀？这是虐待！所以我要抗议。”
负责人就说：“你不要喊了，我今天晚上就给你解决。”我说：“不是给我解决一个人的，要把那些所有严管的、关禁闭的都要解决。”有些犯人就是因为打架呀，这样那样犯规的，然后被关禁闭的，好多人呢！我说：“所有这些人，都要吃饱。”他就说：“行！统一解决。”这事就成功了，给大家争取到一点权利嘛！
监狱长知道我被关禁闭的事了，后来监狱长找我谈话，说：“你前半生吃了不少苦，知识文化也比较高，比较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前途，你看监狱有什么工作需要改善，也请你提下意见。”当时我是关在陕西省渭南监狱，我一听，噫！这是机会呀！渭南监狱是陕西省第二监狱，它那个图书室一本书借给服刑人员看，是一天两毛钱，一本杂志是一天一毛钱，收费的，这当然不合理嘛！然后我就对监狱长说：
“服刑人员本身是家庭的负担，他哪里来钱呀？家庭有亲人来会见的，带来一些钱，来汇款的，他们想学点文化，看本书呢！还有能力看。那些长年没有家人探监，没有汇款的这些人，他到哪去弄钱来看书呢？有好些服刑人员想在监狱里面学点文化，为出狱后重建家园，做点准备的，你们收费这就让好多服刑人员，没有办法为自己出狱之后，重新做人，重返社会，做一些预备。”我说：“根据我了解的一些情况，监狱的文化建设、图书建设，这样的一些建设是纳入国家财政开支的，你现在这种收费是明显的不合理收费。如果你们监狱认为这收费是合理的，我保留向省司法厅，乃至司法部反映这个问题的权力。”
监狱长一听这话，就说：“你别急，我下去调查。如果真有这事，我们改！”结果监狱长下去，真的调查了这事，半个月整顿，从二零零六年的六月一号开始，监狱的所有图书杂志，面向所有的监狱服刑人员免费开放了。
就这两件事情，传出去以后，服刑人员对我还是很认可的。
钟道：你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经历了三次的牢狱之灾和多次的软禁，在你的谈话中所表现出来的是无怨无悔，四十三岁才结婚生子，这种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大爱实在可以说是感天动地，值得记念！
赵常青：到二零零七年十一月，我的五年刑期就满了，出狱以后，在二零零八年，我又参与了《零八宪章》的讨论修改，成为《零八宪章》的第一批联署人之一，对于《零八宪章》所提到的自由、人权、平等、共和、民主、宪政的六大理念，以及相应的十九条，我是完全认可的。
到二零零九年，我来到了北京。然后就参与一些维权活动，包括三网友案、刘晓波案、刘贤斌案等等我都进行了关注，二零一零年秋还与范亚峰和胡石根等，组织了两次挺温研讨会，讨论政改。
到二零一零年十月，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发布的当天，因为庆祝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活动，我与王荔蕻、吴淦被北京市局拘留了八天。八天之后就把我送上飞机，送回陕西了。送回陕西后就在老家县城的一家酒店，被软禁了六十八天，这样就到了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一年我就成立了家，四十二岁终于结婚了。前些年因为从事民主维权活动而坐牢，就把成立家庭问题给耽误了，所以去年才成立了一个小家庭。爱人也是比较虔敬的基督教徒，比较好的，性格非常温和，我自己也觉得很幸福，现在仍继续关注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相信在上帝的祝福，在上帝的爱和恩典里，中华民族的民主转型事业，一定会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完全的实现。
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博爱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钟道：我想问一下，你是如何接触到基督教？如何认识耶稣基督的？关于个人归信耶稣基督的事情，请你简单的谈谈。
赵常青：我小时候是什么神都信。佛教呀！道教呀！见神就拜。上了高中了，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就变成一个唯物主义者，变成无神论者了。但是，一九八九年关进秦城监狱，从北京回到陕西师大继续读书以后，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外教，是瑞典的女老师，叫英格尔，她了解到我的情况以后，对我特别关心，她就送给我《圣经》，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圣经》，叫我重点读《约翰福音》。
她是基督徒，就常请我和我的几个相好的同学，到她家里去，她就为我们做祷告。点上蜡烛，把灯一拉，她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都闭上眼睛。那种很神秘的，被神祝福的气氛深深的感染了我。从文化的意义上来讲，我对西方文化是非常的亲和，非常的认同。主要是指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但是我一直没有公开宣布自己对基督的信仰。为什么呢？我当时是有这样考虑的，我觉中华文化从本质上来讲，是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文化，中国是个实用主义的民族。信仰的是啥？信仰的是实用主义。
孔子说：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我当时想，在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的主导下，如果我公开宣布对基督的信仰，这可能不利于我将来从事民主和社会活动。
钟道：这是哪一年的事情？
赵常青：那是在一九八九和一九九零年时候的事情，发生在我上大学期间。我认定了自己这一生是要去为民主奋斗的。那么我就想，如果是公开的去信仰一个从中国传统文化来看，属于西方的一个神的话，会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产生重大冲突，这会影响我将来从事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因此我愿意从内心里保留对神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但是我不愿意来公开宣布。
那么到什么时候我才感到自己迫切需要回到主耶稣的怀抱呢？就是发生在二零零四年，这时候是我第三次入狱。在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的平安夜，在渭南监狱里面，我当时迫切的感到需要回归我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我当时在监狱里面没有办法受洗，也没有人敢给你施洗，我就自己给自己洗了个凉水澡，然后我宣布自己就受洗了，然后就站在了我主耶稣基督的旗帜之下。
钟道：你那个时候没有《圣经》吧？你在监狱里面是怎么得到《圣经》的呢？
赵常青：《圣经》是这样的，二零零四年我所在的渭南监狱里面，有一个贩毒的，被判了无期的这样一个服刑人员。他的老母亲，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是信仰基督教的，就给自己的孩子——那个毒贩子送来一本《圣经》。
这事让我知道了。但是他又不看，他不看我想看呀！我就买了一条烟送给他，对他说：“你现在不看这本《圣经》，能不能你把这本《圣经》给我？我拿过来读。”我说：“我读，可能要在上面划的。”我读书有划的习惯，用笔在上面写划。我说：“我可能在上面要划一些。”我的意思是“我能不能把你的《圣经》给买过来？”
他当然很高兴，监狱里面服刑人员巴不得得些好处，他就喜欢吸烟，贩毒的人、吸毒的人对烟本来就很要命的。他特别高兴，收了一条烟就把《圣经》给我了。然后我就开始读《圣经》，先读《新约》，后读《旧约》。心里喜欢呀！通读了一遍，又挑选了一些章节来读，还做了读经笔记。我在监狱里面读《圣经》的笔记应该还在这里，（常青于是找出当年监狱中的读经笔记），我给你读读我当时读《圣经》的笔记，这是读《新约全书》的笔记，我把我写的一段话给你读一遍：
“从去年夏天，到今年春，我已经断断续续的把《圣经》读过一遍。”
钟道：这是哪一天的笔记？应该有具体的时间和日子吧！
赵常青：这是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的笔记，我是从二零零四年夏天开始读《圣经》。“并且从去年圣诞节开始，我已正式宣布自己为我主基督的信徒，但是纵观自己近十个月来，自己的言行，我觉得自己在许多方面，已偏离了我主基督所指引的方向。尤其是最近两个月，我觉得自己的心灵陷入茫茫迷蒙，长此以往，前面的危险将是不言而喻的，我必须醒来，必须从牢狱之苦痛的现实迷蒙中，回归我主的怀抱。为了一种清醒的回归，从今天开始，我准备重温《圣经》，重温我主历经磨难所作出的教导，并将其中最为重要的指示，摘录如下，时时自习，自励自觉，以免再度陷入不测之心灵深渊，与此同时，我祈求我主基督，宽恕我既有的心灵迷蒙，祈求我主，重新点亮我心灵的灯塔。使我能够在这异常艰难的岁月中，穿越夜的黑暗，清醒而有力量的走向前方，走向充满光耀与爱的前方。”
这是我二零零五年十月六号早晨做的祷告，后面就是做的一些《圣经》话语的摘录。我是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晚上平安夜，自己洗了个冷水澡受洗的，正式宣布归到我主耶稣基督的旗下。而且最神奇的是啥？最神奇的就是第四次关禁闭，就是在我第四次蹲禁闭喊口号的那次，那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日下午发生的事情，二月十九号我被关进去的，二月二十号我宣布绝食，宣布绝食后以我的性格，那不是做个样子给你看的，那是拿生命在往前冲呢！知道吧！监狱里死一个人很简单，真的很简单。所以，如果我那一天，不喊那些口号的话，我就很可能死在里面了，就可能死掉了。
钟道：你那时候是不是还有肺结核病？身体各个方面的健康状况都很糟糕，体质很差的情况下绝食，确实是在拿生命做赌注。
赵常青：对呀！很可能在里面就死掉了。但是我非常感恩的是啥？就是在我站起来，准备呐喊的时候，在准备发出声音的时候，我却感到没有力量，而在我感到没有力量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啥？向我主呼求！我想到了向上帝呼求给我力量，知道吧！然后我进到房子里面做这样的祷告，而且我祷告的时间很短，就是在很急切中的，我说：“主啊！我要斗争。”我说：“请你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我要斗争。”正好就是在祷告的一瞬间，上帝把祂那种铺天盖地的力量浇灌到我的全身。
所以这个斗争就很成功，神不但给我力量让我斗争，而且是让我这种斗争成功了呀！斗争的成功等于说是上帝在我生命非常危机的关头，伸出大手拯救了我！救了我的命，免除了我的死亡，所以我就特别的感恩！（讲到这里，常青已是泪流满面，声音哽咽。）
钟道：可以说是你的生命到了最低谷，藉着你的信靠，主耶稣基督救了你。
赵常青：这是主对我生命的挽救，而且最为重要的是，这是我对主最为深刻的见证，就是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号的下午的那个祷告。在涉及到民主事业的问题上，我也向主祷告了，而且主给了我答案。
就是在二零零六年的大年初一，我当时在监狱自己的床上祷告。我祷告说什么呀？我说：“主呀！对于我这一生来说，最重要的事业就是中国民主化事业，这是我追求一生的事业。”我说：“中国无数的先驱，已经摸索了二十多年的时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直到现在，中国还依然处在非民主的体制下。”我说：“主啊！我现在在监狱里，我希望主在我出狱之前，能够擦亮我的眼睛，能拂去我心灵上面这个蒙昧的灰尘，然后给我指引一条中国民主化的道路，究竟这条路到底应该怎么走？”我说：“主啊！这是我出狱之前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我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感谢主！那是在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号，在我“关禁闭抗议事件”之后，当时我已经能吃饱了。那天我在监狱房间里面擦地板，边擦边思考，这个民主化的道路，到底该怎么办？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就出狱了，到外面去怎么办呀？突然就感到心灵宇宙有一种电闪雷鸣，在电闪雷鸣中我的心灵被照亮了，而且是立马就感到有种非常清晰的概念在心里。中国的民主化道路该怎样走呢？这条道路是什么呀？就是中国民间反对派应该先参政，后执政；先做矮子，后做顶天人。就是要与执政党合作，来做这个事。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转型事业，光靠民间的力量，是拿不下来的。必须要有执政党这样一个体制内力量的共同合作，必须要有的。神对我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而且我还专门写了一首词，来记念这件事。这首词是这样的：
贺新郎
指南针
经几番浮沉，
算而今，
十七年来，
三破牢门。
坎坎坷坷历苦辛，
难平怀中忧愤，
更煎熬风雨黄昏。
自信生来负天令，
却常叹前道雾茫茫，
指南针，
何处寻？
阴阳交化又一春，
谁能料，
四陷牢底，
幽禁缠身。
休道饥寒交迫苦，
惟有愿景牵魂。
三月三，
滚滚霹雳，
万里电光指亮程。
先矮子，
再做顶天人，
望乾坤，
好风云。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在陕西省渭南监狱，尤其是第四次关禁闭时的思考收获，超过了我前此三十七年人生的总和，就是这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主对我的启示。我出狱以后，后来不是到北京来了吗，到北京以后，我接触到家庭教会。
刚开始我是到方舟教会去，到余杰所在的那个教会，后来是接触到陈天石，他建议我到亚峰那个教会，天石是在亚峰那个教会，叫北京中原教会，然后我就到亚峰那个教会去了。亚峰问我：“受洗了吗？”我说：“我已经受洗了”。他说：“你什么时候受洗的？”我说：“我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号我自己给自己受洗了。”亚峰说：“你耍的大了你，耶稣还在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呢，你自己给自己施洗了。不行，这个不算数，没有哪家教会承认你是已经受洗了的。”结果我就准备受洗呀，后来因为居住地发生变化，我便转到爱加倍教会去了。二零一零年七月十号，在爱加倍教会，由崔约瑟牧师给我正式施洗。当时一块受洗的还有李昕艾、古川等弟兄姊妹，当然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我这就不说了。这就是我认识基督，认识主耶稣的一个前后经过。
在福音化问题上，我重点关注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怎样把福音的事业，把圣经的事业，把主基督的事业，和民主的这样一个事业给对接起来，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给他打通。这样一个关系，我认为我已经打通了。
钟道：怎么打通的呢？你是怎么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关系的？
赵常青：怎样打通的呢？民主和福音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我认为恰恰就是福音的事业。为什么这样认为呢？我们生活在新约时代，基督第一次来临之后，我们就生活在新约时代。新约的核心思想，最高理念是什么呀？就是主的命令。主的最高命令是什么呀？第一就是爱主，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
那么就是爱神爱人。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新约的最核心思想，在我看来也是整本《圣经》的最核心思想。主的最高命令嘛！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博爱什么呀？在《圣经》面前，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你爱人如己，当你寻求民主事业，你如果没有对同胞的这种大爱，你不会去为他们争取这种民主权力的。
民主的前提是什么呀？人人平等，人人一票呀！民主的前提是人人平等，众生平等。而基督教是讲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不提上帝，不提天父的话，人世间的众儿女是什么关系呢？是弟兄姊妹关系，是人人平等的关系。因为这是平等的，所以我们在国家、在社会、在政治公共事务问题上，我们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发言权，都有平等的参与的权力。
所以说民主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圣经的事业，是天父的事业。这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从理念上也是相通一致的，这就打通了呀！圣经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博爱，民主也是实现博爱的事业，就是为了大家争取平等的权力，争尊严，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这就是我对民主、对福音在这些年来的一个思考。
钟道：有神论是承认有神的存在，而《圣经》中所启示的上帝作为人类宇宙万物的最高主宰，是第三方，在祂的面前无论你、我任何双方，还是所有的党派都受限于第三方的干预之下，才会有平等和民主。当无神论者，在不承认上帝存在的情况下，就没有福音，也没有民主化的政治平等。
赵常青：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你刚才谈到了第三方的问题，我的理解是不同的，我觉得不能用第三方，所谓第三方是你把他看成是和你我一样的平等关系，但实际上我们和上帝之间不是平等关系，不是对等关系，我觉得不能把上帝看为第三方，祂就是我们的最高主宰，就是引导我们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向前发展、向前演进的这样一面最高旗帜，所以我认为不能把上帝称为第三方，祂就是最高主宰。
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联系到中国的民主化转型的问题，中国的转型是一个综合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了政治体制、政治制度的转型，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转型，还包括文化建设，包括道德建设，包括信仰上的一个重新塑造。那么，我认为这个时代，官方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执政集团之所以能够无限作恶，是因为没有能够对这个制度有所约束，监督不到位，分权制衡不到位，一切都由他们说了算，所以他们可以肆意妄为，可以为所欲为。天下最无耻、最不要脸的事情都让他们干完了，还要自我吹嘘“伟光正”什么的。中国这个社会从传统上讲是一个道德社会，道德是一个很软的东西，起不了约束作用，所以现在是世风日下，对于因官方败坏而引起的整个社会的败坏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的心里常常有一种非常非常的忧患意识。
忧患什么呢？一个是如果这种制度和体制不改变，还是这种非民主的体制继续搞下去的话，那么我的孩子出生后，第一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第二他的将来也很成问题。因为我们处于社会最底层，草根阶层，他不会有一个健康的公正的发展环境和生活环境，他依然要受权贵集团的这种压迫、压榨和欺凌。而且这种现实的制度环境、体制环境不改变的话，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走我曾经走过的，争取民主、争取人权的这个道路，不排除我的孩子继续的坐牢、再坐牢，抛洒自己的热血，就像一九八九年天安门的六四青年一样被屠杀掉。
每当我想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灵魂是颤抖的，我之所以灵魂颤抖，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孩子不一定会有我这么坚强，我是挨过那么多打，挨饿，受侮辱，关禁闭……若干次的那种苦难。我觉得好多事情不堪回首，我觉得我的孩子将来要再去承受这些苦难的话，我觉得我们做父亲的就对不起孩子，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如果我的孩子会遭遇这种情况，你的孩子呢？也可能会遭遇这种情况，当官的那些人的孩子，我们的邻居、同事、同学的孩子，其他许许多多人的孩子，他们也会遭遇类似的情形。所以我认为，为了孩子们有一个公平健康的成长环境和发展环境，我们必须是要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力量，团结一切力量，把民主转型的事业做下去，而且一定要做成，使得孩子们免于这些苦难。这是从民主转型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忧患。
还有一种忧患，就是从现实的道德状况产生的。如果这种下沉的、堕落的社会态势得不到遏制，这种腐败、这种不负责任的局面得不到整顿，那么孩子们也会在这样的一个大染缸里面，遭遇到各种各样的污染，这是非常危险的，我觉得这是不允许的。
这要靠什么？我觉得第一要靠上帝的祝福，靠上帝的爱；第二就是靠我们，作为神的儿女的团结努力和奋斗。
我前两天还到北海公园和景山公园散步去了，下着雨，我一个人去的。我边散步边思考，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叫我感到吃惊的现象。北海公园上面的白塔你知道供奉的是谁？供奉的是藏传佛教密宗创始人宗喀巴和他的两个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神像，而白塔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权力中枢——中南海。也就是说中南海后面靠着什么呀？靠着藏传佛教密宗的创始人宗喀巴以及达赖和班禅。然后我又到景山公园，景山公园的山顶万春亭里供奉的则是毗卢遮那佛，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而景山前面是故宫，故宫是皇宫呀，皇宫紫禁城，这就出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现实权力中枢中南海的“靠山”是藏传佛教的宗喀巴，而传统皇权中心（故宫紫禁城）的靠山则是景山山顶万春亭里的毗卢遮那佛也即释迦牟尼，都是佛教佛教至上。我当时就想，难怪咱们这个国家现在堕落到这种状态，因为佛教是忍让，强调人的生老病死都是苦的，而苦的原因是因为你有各种各样的欲望，所以佛教就要消灭人的各种欲望，所以统治者作恶的时候，就让你忍受吧，你要逆来顺受，你忍受到底，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佛教带给中华民族的教化，所以执政党就让民间要忍让，让你逆来顺受。我当时就想，要是什么时候能够在权力中枢的前面，建立起仰望上帝的十字架，建立起奉行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基督圣教堂，我觉得中华福音化，中华民族未来的发展，都不成问题了。
钟道：在传福音上，在要实现这个理想上，你有什么特别的负担吗？
赵常青：我认为在福音化问题上，我自己应该承担的是什么使命呢？就是打通福音与民主的逻辑关系。在这个事情上，好多人不明白的，好多人把基督化、把福音与民主的关系没有弄清，认为基督是信仰、是宗教，而民主则是世俗的政治，二者没有关系，秉持的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基督-凯撒”分离观，坚持所谓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认为民主和福音是没有交集的，这个问题很严重。
所以如果说在福音化上，我要承担某种责任的话，那就是在这方面写点东西，尽可能打通民主和福音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我认为神给我的最大的使命，不是在福音的传播上，而是为中国民主化的事业而奋斗。民主的事业就是我一生的事业，而且民主的事业就是神的事业，就是神所命令的博爱的事业，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民主的事业当中来，也就等于是投入到神福音的事业当中了。
钟道：我们都知道，按照逻辑的说法，知行合一，言行一致，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除了逻辑之外，还有一个中国逻辑。中国逻辑是说了不做，做了不说。按照中国逻辑，说的事不一定去做，要做的事一定不能说。你觉得中国逻辑与逻辑的不同是因为什么？根源是什么？
赵常青：根本原因就是口是心非的问题，是因为中国长期的经历这种中央集权的压迫。长期压迫的结果，使得本来是被动的心理状态，最后转换为一种主动的不自觉、甚至是自觉的反应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剧。说一千道一万，还是要归结为这种专制的制度，所以说专制的制度和体制得不到改变，比较恶劣的这种状况还会继续延续下去。我相信神的祝福，神对中华大地的祝福，福音的祝福，民主的祝福，这个时代已经拉开序幕了。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在2010年代的十年会来临，而今年是到第三年了。神对中国的祝福，对中华大地民主化的祝福，对中华大地福音化的祝福，一定会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中国家庭教会正在兴起，而且是以几何基数般的增长速度在前进，而且我认为中国执政党里面的健康力量、改良力量和进步力量，也在向着我们所寻求的这样一个共同的方向在前进，必须看到这一点。如果我们看不到执政党内部存在着这样一个健康力量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眼光是短见的，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党内的健康力量调动起来，朝野良动，做共同的努力。
在二零一零年的一次“挺温”研讨会上，我提出了“合纵连横”的概念。合纵就是民间要联合，民间要团结，而不能说搞什么独立，搞什么小菜园子、小山头，民间要团结，要联合。但是光团结民间还不行，还要连横，连横是连谁呀？要连体制内的改革力量，把他们也要团结起来。然后大家共同来完成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前无古人的民主化事业，最后大家殊途同归，一个民主、统一、繁荣、博爱的国度，就会覆盖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二零一二年七月六日初稿，二零一二年七月十八日修订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