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  周末话评   2012年08月24日星期五

北京时间前天（2012-08-22），中国政府官方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英文版，就北京守望教会基督徒在8月19日星期天举行户外敬拜而再次遭到警方抓捕的事件，通过健忘与谎言的手法，发布了《警方制止非法家庭教会的聚集》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次日，守望教会发布《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针对<环球时报>不实报道的回应》，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

首先，正如守望教会所驳斥的那样，这篇报道的题目直接将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定为非法，是误导读者。报道在论证“非法”这一论点的过程中，唯一的论据是“守望教会的谢敏说……那天大约有200人聚集”，“根据法律程序，在中国任何超过30人的聚集都需要经过官方的批准。”但同时，该报道又引用律师补充说，“如果谢宣称的200人的数字属实的话，……”这里，说明了这一论据未经核实，属于道听途说。

其次，该报道引用两位从未听说过的律师的评论，说明守望教会户外敬拜是“扰乱公共秩序”，并且“在2011年的4月，警方抓捕了北京守望教会在户外聚会的人。他们的行为触犯中国法律，扰乱了社会秩序。”这里，两位无名律师断定守望教会违法，是因为聚会人数超过30人，且扰乱秩序，却没有提出任何核实的证据，说明到底有多少信徒参加了户外敬拜，且是怎样扰乱的。而且，既然违法一年多了，并且是在伟大的首都北京，为什么至今那些“违法者们”还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程序的惩罚，甚至连处罚通知书都没有呢？那些弟兄姐妹们每个星期天都是被警察抓走，而之后似乎发现并没有违法，所以每次都释放了。这就是为什么，《环球时报》的报道也提到，“东升派出所的警官目前还没有对该事件发表意见。”而根据守望教会的声明和户外敬拜通报，参加此次户外敬拜的谢敏姊妹被东升派出所关押35小时，遭到副所长刘雷雷的虐待长达26个小时，那么，到底是谁在违法？谁在扰乱法治秩序？

综合上述两点，在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至今还没有定论的情况下，作为媒体的《环球时报》的这篇报道，就迫不及待地定论为“非法家庭教会的聚会”，显然是属于杜撰谎言了。 2011年4月26日，《环球时报》中文版在《个别教会要避免让自己政治化》一文中，点评守望教会在4月24日的复活节户外敬拜，也是采用这种半真半假的欺骗手法。

此外，该报道在谈到守望教会户外敬拜的原因时，说：根据中国现行法律，在中国的新教团体必须要登记在三自爱国会的下面，如果在室内官方指定的教会聚集就会受到保护“。接着，仅仅通过律师之口说明守望教会的户外敬拜是从“2011年的4月”开始的，但是，却只字不提之前的历史，包括守望教会2009年11月01日被政府所迫在暴风雪中的海淀公园的第一次户外敬拜。

对此，守望教会在发出的严正声明中指出，“就此问题，守望教会已多次作出回应，对此问题的回应请参看北京守望教会2007年向国家宗教局提交的‘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在这份《基督教北京守望教会关于教会登记的意见》中，说明了在2004年底《宗教事务条例》颁布后，守望教会于2005年初就积极地依法申请登记，希望纳入官方基督教体系，但是却屡次遭到拒绝，尤其是2006年中申请三次和行政复议一次，都被驳回。并且，从此以后，“公安国保部门多次直接干预，对房主强力施压，导致房屋及会议室等场地的租赁合同被解除。” 甚至，众所周知，守望教会在2009年12月15日集信徒们的巨资通过合法程序签约购买的聚会场所，在官方的幕后干涉下，至今无法拿到钥匙，并且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那么，到底是谁在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呢？

因此，《环球时报》作为著名媒体，竟然不提守望事件的历史背景，而且需要通过一位律师的有选择回忆才能追溯到2011年的4月，显然是不知道守望教会多次声明的始于2005年的该教会顺服于掌权者的心路历程；这就属于健忘了。两位律师也可能是在大环境中，伴随《环球时报》一同健忘了。

根据这篇报道，接受采访的两位律师分别是，来自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的彭坤，和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江守辉（音译）。根据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的网页，没有任何与这个音译相同或相似的名字，但这家律师事务所多次获得司法部和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等的表彰，可见背景不同寻常。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则更有来头，在2010年的01月和02月分别受到温家宝总理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切视察。而盈科的那位彭坤律师，他在两个多星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大放厥词，就广东省佛山市一位16岁少女李舒舒因抢救一位误入马路的1岁女童而被货车撞伤却被当地交警部门定为“实施了有妨碍交通安全的行为”的荒唐事件，竟公然支持说“当地交管部门的执行是合法的”。这里，他公然强调了政府部门的错误执法是合法的；但对于守望教会的合法敬拜活动，他却配合《环球时报》定性违法，欲加其罪。

对于《环球时报》和律师的健忘，还是有方可医的，但这需要对历史的不可健忘。1961年，著名的杂文作家马南邨(本名邓拓—左图）开始在《北京晚报》的“燕山夜话”栏目中发表大量的杂文，后汇成文集，包括《伟大的空话》、《三种诸葛亮》、《从三到万》、《一个鸡蛋的家当》等文章，直言不讳，辛辣深沉，批判新中国的种种可怕和可笑的社会政治现实，文笔高超，轰动北京，大快人心。因此于1966年遭到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党政府的因言治罪，“燕山夜话”被定性为“毒草”，作者随被迫害致死。（注：当时中国只有一部《宪法》，但没有任何法律，所以定罪名多用比喻或直抒胸臆） 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文章至今仍不过时。

邓拓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清楚指出健忘症的原因是“春脉太过”，暗喻当时的党政府和某些领袖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如同吃了春药，忘记了对人民的华丽承诺，而积极治疗的方法之一则是民间道教结合现代西医的偏方：先用狗血喷头，然后当头棒喝，则愈。

可见，这种偏方是对《环球时报》和两位律师之症的。

如果讳医忌医，则不是明智之举，也非大报和律师风范，而且，邓先生早在半个世纪前的这篇文章中就已明确指出，健忘症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会导致“发疯或者变傻这两个结果”。

但是，如果健忘症治好了，又当怎样治疗《环球时报》的撒谎和两位律师的配合撒谎甚至指鹿为马呢？

在《圣经·约翰福音》8：44中主耶稣基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那么，谁是《环球时报》的父呢？众所周知，是党和政府的第一喉舌《人民日报》。既然这样，《环球时报》的撒谎就无药可医了，即使偏方也没用。

而那两位律师，或许会继续同《环球时报》父子保持高度一致，跳着和谐的春脉舞步，并越发进入健忘的变傻和谎言的亢奋中，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同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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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插图来源：河蟹农场，作者疯蟹  http://hexiefarm.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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