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 2012年08月31日
“《开普敦承诺》与福音化前景”北京第三次研讨会，于2012年7月20日下午，由北京圣爱团契徐永海弟兄主持。会前，与会者齐声歌唱《爱的诗歌》。张明选牧师为研讨会祷告。 
主题发言一：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就没有“基督的和好”——中国的民主转型与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
楚延庆：我们这次研讨的主题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
对于这个转型过程，我借用范亚峰弟兄曾经提出的“四个解体”来分析，在此我将“四个解体”转换为“四个破解”，因为“解体”是被动用语，讲的是人的被动行为，而“破解”是主动用语，讲的是神主动的作为。我以“四个破解”来分析当今支离破碎的中国是如何被破解而成的。然后我们再来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基督的和好。
一、“四个破解”中第一个就是计划经济的破解。
一九四九年之后，计划经济以掠夺和剥夺所有中国人的私有财产，建立了高度专制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掠夺和剥夺性质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后，我们都知道，在十年后的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发生了三年大饥荒，饿死了有三千万以上的中国人口。
这种专制的制度通过建立计划经济，它把粮食垄断和集中起来，以粮食作为武器，使人处在饥饿的状态下，长达三年之久的饥饿状况带来了中国大规模人口的死亡。因人为制造的饥饿恐惧和恐慌，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臣服在被奴役的状况之下，由此在中国建立了一个高度集权的，一元化的，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所谓的社会主义。
当时的主政者刘少奇和邓小平面对这种现实，想扭转因高度计划经济所带来的悲惨现实，想把生机带给中国，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就适当的引进了自由市场经济。刘邓的路线当时就动摇了毛泽东的独裁集权，由此引发了毛泽东旨在打到党内反对者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十年的党内斗争和较量，一九七六年在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复出，提出了改革开放，就从根本上破解或者说是解体了计划经济，也从根本上动摇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独裁体制，带来了现今所谓的“江胡盛世”。对于计划经济的破解，功劳应该是归功于邓小平的。
二、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意识形态的破解。
中共的意识形态的来源是马列主义，但更为直接的来源是第三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中共在获得政权之后，在全国推行的意识形态，是要在地上建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为人们描绘了一个人间的天堂，要把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都统一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中，完全苏联化。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共本来还是有其他可能性的，但是因为一九五零年夏天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得其他几种可能性完全都不存在了。我们从今天解密的一些历史资料中看出，朝鲜战争是斯大林秘密怂恿和指使金日成发动的，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套，中国就跳入这个套中，其结局就是一边倒，倒向苏联，断绝了与西方国家的任何联系，追随苏联的意识形态而完全苏化。
人类世界本来就是因着与神隔绝的堕落，就处于被罪所污染和辖制的世界当中的。因着人的有限性和自我为中心的罪的本性，使得人根本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地上天堂。这样的意识形态完全是假基督、假弥赛亚、假先知的东西，在一九四九年之后，这个虚假的东西把中国给绑架了。中国在被绑架的情况下，也因着两千多年来皇权的传统，就高举了一个中国的偶像，把毛泽东给神化了。毛泽东成为了救世主和弥赛亚，要带领大多数中国人谋幸福，要从独裁、压迫和三座大山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但是三年大饥荒和十年文革残酷斗争的现实，使得虚假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彻底破产了。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产以“林彪之死”为标志性事件，林彪编撰毛主席语录，高举红宝书，在军队和全国推行毛泽东思想，“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把毛泽东思想推到了顶峰。在完全神化毛泽东之后，自己却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连同老婆和儿子一家人都从飞机上摔死在了蒙古。林彪之死可以说是震动了中国的各个领域，周恩来因林彪之死而兔死狐悲的大哭，彭德怀说“他这样死，我不同意”，而邓小平在听闻林彪之死后，马上就意识到机会来了。
林彪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发生，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破解，是起到了很关键的转折性作用的，使得中共高层不得不向西方开放，与美国建交，对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完全抛弃，也知道这种东西的虚假。在改革开放后的十年中，赵紫阳当中共总书记的时候就曾经说“什么是社会主义呀？我也不知道。”就搞出一套所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来为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铺路，就标志着意识形态理论的破解是已经完成了的。
中国被根本不可能建成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意识形态所绑架，其中的假基督、假先知，如马恩列斯毛，被高举到神圣的位置上，被偶像化和全能化，被塑造成为人类和世界的救世主和弥赛亚，而实际是少数人对大多数人的彻底专制和独裁。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在文革十年的残酷现实中，走向了破灭和解体。意识形态解体的功劳应该归功给林彪，正是林彪对毛泽东的公开歌颂和宣扬，以及他私下里的反对，到公开的决裂，不可避免的在全中国范围内粉碎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之前林彪在一九五零年时，反对出兵朝鲜本身也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
三、第三个就是中共领袖集团的破解。
领袖集团的破解，也是在文革中得以实现的。文革中毛泽东首先打倒刘邓，后来逼死林彪，自己临死之前先拽上周恩来和朱德，毛泽东的作为本身就宣告了中共领袖集团的解体。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之后，得到了军方的拥戴，他的复出首先是逼退了华国锋，又辞退了胡耀邦，六四之后软禁了赵紫阳，之后又吓到了江泽民，留给了胡锦涛。
以至于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死后的“后邓小平时代”，在中国所谓的“江胡盛世”形成了一个双核心的政局。从中共领袖集团来讲，从毛泽东晚年，到邓小平后期，所制造出来的领袖集团，其破解而来的也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局面，这是缺乏民主法治的个人独裁专制体制所无法消除的一个祸患的局面。
在二零一二年的中共“十八大”前期，我们看到了“薄熙来事件”的发生，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必然性在里面的，独裁专制的领袖集团内部的矛盾，也面临着一个总爆发的局面。在每次没有民主选举的权力继承和交接班过程中，都会在中共的领袖集团内部发生你死我活的权力利益斗争。以上是第三个破解，领袖集团的破解。
四、第四个破解就是“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的破解。
为此我们就要考察中国现行的政权是怎么建成的？由此我们来看中国是如何走向一个支离破碎政局的？首先是“党指挥枪”，党控制军队，表明了中国的军队是一支党卫军。政权是怎么来的呢？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这个政权是靠枪杆子得来的，这就表明了现行政权的基础，它倚靠的是强权和恐惧的力量建立起来的。党指挥枪，枪建立政，由枪顶着政的后脑勺，不服从就干掉。
对于这样的三位一体，即党政军的三位一体，其本身就是很邪恶的一个三位一体的体制。那么，这么一个三位一体的体制是怎么破解的呢？其中最关键的一位就是党的问题，因为枪归党指挥，枪杆子里面又出政权。而党的解体又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都知道，在江泽民当政的时候，中共党员是四千多万了，到了胡锦涛当政后期的现在，已经八千万了。这种膨胀，而且是膨胀得越来越大的现象，我们从物理学上也能够知道，当你不断的膨胀，不断的膨胀之后，其核心的凝聚力会越来越小，膨胀过程本身就是多元化和解体的过程。
这样党的解体一旦发生了，必然带来的是军的问题，党指挥枪，党已经解体了，它就没有办法再指挥枪了，军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政权是靠枪杆子建立的，军就会出来辖制政，很明显的一个局面，这种破解可能性的后果就是出现一个军政的局面，在党不断膨胀和解体的乱局中，就是会生出军政的局面，这是在中国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情。
“党政军三位一体”体制的破解，会使得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确实是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国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的。由此引出我下面要讲的一个话题，就是要“建立基督的和好”的话题。
五、什么是建立基督的和好？
要建立在基督里的和好，首先要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什么是“基督的和好”？我在谈论“和好”的话题时，有一个前提就是，如果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就不会有“基督的和好”。
对于中国社会可能我们会认为，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存在这样那样的话题，但中国社会实质上不存在其他的社会问题和话题，因为所有的话题，都是一个政治话题，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政治问题。
“三农”是不是政治问题？“三农”是政治问题；股市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肯定是政治问题；医疗是什么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包括教育，教会建堂，也都是政治问题，守望教会买房子要建堂就成为了政治问题，教育也是政治问题；甚至于无神论者所认为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四川大地震，北京大雨淹死了很多人，都演变成为了政治问题；就连生孩子都是政治问题，因为有计划生育；什么菜篮子、米袋子，这都是一把手工程，也全都是政治问题。就目前来讲，在中国我想不出有什么问题，是不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的。由此得出结论，所有的中国问题都是政治问题。
那么你要“建立基督的和好”问题，首先就要抓根本问题，而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一个问题——政治问题，即一党独裁专制要转型为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问题。
因此，在中国要想“建立基督的和好”，首先就是要从一党独裁政治转型为多党民主政治。如果没有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只由一党中的极少数人来决定一切社会问题，中共八千万党员，不是八千万人都有话语权的，而是由八千万党员中的极少数人，来决定中国社会中的各种各样问题，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会有公平和正义，而没有公平正义的“和好”，就不是“基督的和好”。我们在谈论“和好”的时候，这个前提是要“有基督”的和好，而“在基督里”是包含有公平公义的，如果没有公义和公平的存在，就不是“基督的和好”。那是什么呢？可以是奴役，可以是稳定压倒一切，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和好，但绝对不是“基督的和好”。
《开普敦行动号召》第二条说的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中建立基督的和好”，基督徒要建立的“和好”是“基督的和好”，而“基督的和好”一定是包含有公平正义在里面的和好，不是只由极少数人来决定一切社会问题的和好。可是现实的中国专制政治制度，不允许有“基督的和好”，那又如何是好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六、后现代主义带给我们支离破碎的现实。
在谈论“如何建立基督的和好”话题时，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的社会现实。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是处在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代。“后现代”是相对于“现代”而言的，现代主义是高举人类的理性，包括有工具理性和道德理性，高举工具理性产生了科学至上，高举道德理性就是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和困境，都可以通过自由民主主义，或者是社会民主主义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控制，总而言之，现代主义认为人能够搞定一切，没有神，人也不需要神。现代主义经过了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五百年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两次世界大战，几乎是席卷全球的唯物主义的共产革命，现代主义把人类社会的现实推到了极为悲惨的境地。科学的发展不是拯救了人类，而是把人类推到了毁灭的边沿，民主产生的是由少数人控制下的占大多数的下层人，对少数人的暴政，面对这种否定神存在，把人类理性高举为神的悲催现实，更为极端的后现代主义就应运而生了。
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主要有三点，“历史是没有真相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真理是没有标准的。”后现代把现代的一切都否定掉了。
我们如果用后现代主义所主张的三点来评价毛泽东的话，就会发现后现代主义对于毛泽东实际是一个非常好的解读，后现代主义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在毛泽东那里的历史是可以随意书写和篡改的，其写出的文章也可以是变化多端为其需要而服务的，真理在毛泽东的手中如同玩偶一般可以没有底线的随意解读。毛泽东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的实践大师，在他那里道德是没有任何的标准和底线；毛泽东自己说出来的话，林彪说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就说那些都是狗屁；历史也是没有真相的，是可以随便演绎的，甚至可以由他来随意创造和编造的。
我们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中国社会现实当中。而我们基督徒认为，历史是有真相的，历史是祂的故事，一切隐秘的事，包括万物在创造和拯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每个人在末了的时候都要向基督交账，并接受基督再来后的审判。历史是上帝的历史，是有真相和真实存在的，就是圣经所启示出来的，并藉着万物和人类所彰显的。上帝是王，是主，是世界的王和世界的主，在罪恶如同洪水一样泛滥的时候，上帝依然是坐着为王的，祂在掌管着一切，而且万有都是在祂的掌管当中的，最后还要归于祂，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的进程。
我们基督徒是不会同意后现代主义说法的。文本是没有意义的吗？我们知道文字不是没有意义的，上帝就是使用文字来启示祂自己的，圣经是上帝的话，安立在天永不改变。真理是没有标准吗？上帝的律法给出了真理的标准，摩西十诫作为真理的标准，来规范到人类的生活。后现代主义对于现代而言，把这个世界给弄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在中国因为所有的问题最终都被归结为政治问题，后现代对于现代是一个不断破解的事实，我认为是通过后现代主义的“四个破解”是一个已经实现和正在完成的一个事实。
七、如何建立基督的和好？
面对着后现代主义的破解、解构和解体的现实冲击，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就是“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建立基督的和好”，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恢复与天父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历史下一步所要走的就是“建立基督的和好”，在基督里建立和好。你要建立基督的和好，就一定是包含有公平公义在里面的，在政治上重建中国社会。而在中国的政治重建中，能够包含公平公义的就是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样的社会制度，我给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现年八十四岁的美国政治学家吉恩·夏普所写的《从独裁到民主》，这本书的中心主题是“非暴力抗争”。
“非暴力抗争”是在已经解构了的专制体制上，实现中国社会的民主转型的最为有力的武器。为此，夏普先生曾经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独裁政权需要人民的顺从和合作，如果人民不到政府部门上班，不参军，独裁政权就无法维持下去，这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力量；非暴力抗争就是武器，甚至比炸弹和枪炮更有力量。”神在人类社会设立政府的目的是让政权成为神的佣人，去“赏善罚恶”，如果政权背离了“赏善罚恶”的公平正义原则，这个政权就是悖逆神的，因而也就是非法的，最终会受到神的惩罚。这也就是《圣经》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来源。《罗马书》十三章所讲的是理想状况下的政府和公民，而现实与理想是有着巨大差距的，在这巨大的现实差距面前，“非暴力抗争”就是我们最好的武器。“非暴力抗争”不仅仅是“游行示威静坐绝食的抗争”，而是可以多元化、全球化与多样性。
夏普的著作在很多国家广为流传，但他怀疑自己的著作没有传说中的影响力。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夏普被认为是革命者最好的朋友，更准确地说，他是独裁者最可怕的梦魇。”他的名著《从独裁到民主》诞生于二十年前，一共九十三页。当年，一名流亡的缅甸人建议夏普为缅甸民主人士写点东西，夏普认为自己对缅甸不了解，无法专门为缅甸民主活动写书，但他可以讲述如何从独裁走向民主。该书问世后不久，在缅甸被秘密传阅，有人因拥有此书获刑七年。后来，这本书被翻译成三十多种文字。夏普的另一本小册子《非暴力行动一百九十八招》中提到的很多方法（如绝食、讽刺画等），被多国抗议者采纳。
“塞尔维亚抵抗运动”（一九九八年由贝尔格莱德的大学生建立）在反抗时任总统米洛舍维奇时，曾参考该册子。二零零零年，塞尔维亚反抗人士发誓推翻他的统治，海报上、T恤上都印有“他完了”的口号，这让塞尔维亚人意识到，他并非不可战胜。
乌克兰二零零四年爆发橙色革命，使反对派领导人尤先科在选举中获胜。当年，首都基辅的独立广场成了橙色旗帜的海洋（橙色是尤先科阵营所用的颜色）。这次革命采用了《非暴力行动一百九十八招》的第十八招：旗帜的展示及象征性的颜色。
他的方法也在伊朗引发了政治地震。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他们去拜访夏普，倾听他毕生创立的理论：如何发动革命。和他交谈后，他们都颇有收获。《从独裁到民主》中的一句话被广泛提及：“独裁者绝对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强大，人民也绝对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弱小。”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对全球的暴君来说，他的思想可能具有致命性。”二零零九年，夏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纽约时报》的报道称，夏普非常腼腆，“与其说他是革命者，不如说他是个思想家”。我们都知道二零一零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颁发给中国的刘晓波了。
通过“非暴力抗争”来“建立基督的和好”，实现多党宪政的民主法治国家，建立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国家，如果是采取暴力革命的方式，是行不通的。历史的经验也告诉我们，没有“基督的和好”的以暴易暴，换来的还是暴政。中共就是打着民主的旗号，通过暴力革命来获得政权的，但是因为没有“基督的和好”，人人没有神，也不怕神，当他一旦获得政治权力之后，在掌握了不受制约的最高权力之后，他的拳头比你硬的时候，其独裁的本性就会暴露无遗，你不听从的话，他就会拿拳头打你，这是人堕落的本性所具有的。我们所谈论的“基督的和好”，是讲求公平和正义的，是以“约法”为基础的和好。
主题发言二：在普世教会合一背景下，家庭教会的圣职及供应。
朱红：感谢主！也感谢圣爱团契来主持这次的研讨会，特别感谢延庆弟兄为前两次研讨会做了很好的文字总结的工作，特别感谢胡石根弟兄为这三次研讨会的平安举行做了大量的有成效的工作。因为我们研讨会已经是第三次了，每次都能够平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回去，没有受到什么搅扰。
我们研讨的内容越来越深入，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在特点的条件下，我们能把一件事情持续地做下去，这个成绩就是很了不起的。因为第三届洛桑会议以后，在中国大陆没有太多的反应，这种连续性、专题的、深入的研讨，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很重要。就我个人而言，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得到了很多的造就。原来很多不清楚的问题，越来越清楚，原来很多肤浅的问题，相对也深入了。《开普敦承诺》是洛桑运动在未来十年，非常基础性和纲领性的文件，我们这个研讨也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
我今天说一个实际的问题：“在普世教会合一背景下，家庭教会的圣职及供应”。
家庭教会是某些特定时代存在的一种教会的形式，在《圣经》里面的使徒时代，保罗多次提到在某某人家中的教会，比如《罗马书》十六章的第三节，保罗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时，向他们家中的教会问安。《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腓立门书》第一章，都提到了家庭教会，所以家庭教会是圣经所记载的一种基础的教会形式，可以说使徒时代更多地方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家庭中聚会和敬拜，那个时代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充满了灾难和逼迫的时代。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中，《开普敦行动号召》的第二条说，“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上建立基督的和好”，所以我们也面临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时代，所以家庭教会在这个时代的兴盛，与使徒时代有类似之处，所以说家庭教会是有充分的圣经依据的，此其一。
另外就是，家庭教会有其特点，很小，分散，经常是处于一个受逼迫的条件下。因为小和分散，就不能像欧美传统概念和意义上的教会那样，有很大的教堂，有很正式的神职人员的体系，有很好的供应，一般来说没有这个条件，或者说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因为小和分散，就存在一些问题，就是很少有专职的神职人员，专职的侍奉人员，供应比较缺乏。这是其特点，也是弱点。
在这样缺少专职的侍奉人员、缺少必要供应的条件下，如何建立和发展家庭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些家庭教会，由小到大，已经是很大了，比如说守望教会教会，某某教会，都有了一定的规模了，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式，如何组织自己的人员，如何传播福音，如何建立聚会，建立神职人员和供应的体系，都有了各自的办法。因着人员的增加，奉献的收入就比较多了，就可以供应必要的神职人员，建立必要的聚会场所，像守望教会就买了很大的地方来准备作为聚会场所。也有的是找到了其他的途径，比如有的教会就有一个书店，卖书和礼品，就找到了这样一种自己教会存在的方式和供应渠道。但是从总体来说，家庭教会普遍存在神职人员缺乏，供应不足的问题。
对家庭教会的批评和攻击也往往是在这两个方面。经常听到对家庭教会的攻击：你们连个教堂都没有，就在谁谁家里凑合，这叫什么教会，不就是在你们家里嘛，你们连个牧师也没有，传道也没有，就是你们自己叫自己了，自己给自己讲道，不过是一个沙龙嘛！就是自己在家里聚会和讨论。
这种批评经常会听见，一般会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政府的有关方面，在说起家庭教会的时候，有关的部门和人员会有这种说法。第二就是三自方面，你们家庭教会叫什么教会，连个牧师都没有，也没有教堂，就是几个老头老太太凑到一起唱唱歌，念念经，你们就叫教会了。第三个方面就是家庭教会内部，自己也攻击自己，互相说，自己内部也说，甲教会批评乙教会，你们才五个人，才六个人，你们说谁谁是牧师长老，不是你们自己封的嘛！开始是说“你们没有圣职人员”，如果你说“我们有呀！有牧师和长老”，你会说“那是谁按立的？不是自己封的嘛！”所以说，自己对自己也很不讲理，你有也不对，没有也不对，就是你怎么都不是，自己对自己也很苛刻。
我们看《圣经》上很明确的说“教会里面是要有必要的职分和安排的”。长老有长老的职分，监督有监督的职分，执事有执事的职分。为什么说必须要有这些职分？我们都知道人都是有限的，他要有这样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你就要给他一个适当责任的名份，这个责任的名叫什么？牧师长老不是一个官，他是一个职务和职份，是在上帝面前承担职务的份。所以教会要存在下去，就必须要有人勇于承担职份，你这个教会才能够兴旺起来。《圣经》关于职分有充分的教导，我相信大家都比我熟悉。
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第一我们要向社会和有关当局解释，我们这个所谓教会，所谓职份是怎么一回事情。不是一个官，不是其他的什么，它就是要有人来干这个事，是心里愿意干这个事。第二就是我们要在主内充分交通，把设立职份的理由，向各位弟兄姊妹讲清楚，就是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交通不充分的话，产生一些问题也不好，如果说因此已经产生了一些问题，我认为各方面都有责任。从我们这些在家庭教会里承担职分的人来说，我们要做充分的解释，另外也希望有关的弟兄姊妹，也都回到主的路上来，大家共同都从福音事业总体的发展上，来考虑职份的问题。
家庭教会的建造需要有人来承担职份，承担责任。前几天有一个属灵前辈，是师母，我们到她那去拜访，出门的时候，对徐永海语重心长的说了三个字，我相信也是对我们大家说的：“徐永海，责任哪！”这个老师母九十四岁了，出门送出来的时候说“徐永海，责任哪！”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冲击的，我会永远记住这几个字。
既然是我们面临这样一些困难，关于职份的事情，我们希望各个家庭教会，因为小嘛！我们能够探讨一种在家庭教会里面，既合乎《圣经》要求，也合乎教会传统的方式，来建立我们家庭教会的圣职体系。我们大家一起来商量，因为小嘛，就需要联合，联合起来做这个事情，在这个事情上要合一，在人心和教会发展的人力资源上要合一。
第二就是供应的问题，既然有神职人员，就可能要牵扯上供应的问题，实际上现在的家庭教会多数来说都是兼职人员。之所以有很多方面批评我们，也是对的，因为确实多数都是兼职人员，你必须是另外有一个或者几个是职业的，来养你在教会这部分的工作。如果你在教会部分的工作是没有收入的，那你就必须从事其他的工作。守望教会的会友中白领多，可以供应教会；有些教会是自己做一些生意来供应教会；有一些就是企业家自己办的教会，可以供应专职人员，蔡伯伯在苏州的教会，就是老板办的教会，教会成员都是服装城的员工，就解决了专职人员的供应问题。
还有就是我们原来的中原教会，中原教会的特点就是做不大，到了二三十人的时候就不能再往大做了，两次聚会后就要换一个地方，第一次谈好租下聚会场所了，第二次就有干扰了，第三次这个地方就不租给你了，你就要换地方了。平均一个地方只能做两次，因此你是做不大的，做不大就不能够有足够的、充足的奉献，也不能够建立一个买卖之类的，也不行。我们又不能做大，又要有必要的专职人员来运转这个教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虽然做了七八年，但还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教会，因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方式。可以说中原教会有几个不同的部分，比如张前进的那部分，他发展的比较大了，比较大了就做不下去了，做了几次就被禁止掉了。我们那里倒是比较稳定，因为我有技术上的措施，也是因为小，人数控制在一个小的范围之内，地方也小。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供应，没有供应就只能是我自己凭着信心，凭着热心去侍奉，而一旦我出现一些情况，比如我去生小孩了，搬到燕郊去住了，这个聚会就停止了。
这就说明我们没有找到一个教会能够正常运转的、发展下去的方式。我感到特别的亏欠，就是只有教训，而经验很少，因此特别希望能够听到大家的意见。
讨论发言（篇幅所限，以下是部分参会人员的发言摘录）
胡石根：感谢主！今天能听到各位弟兄非常好的见解。今天的两个主题发言都做了很多的准备，也会引来更多的争论，我觉得引起争论是引起一个良好讨论的开端。
第一个主题是谈“宪政民主”与“基督的和好”之间的关系，这实际上就是民主化与福音化的问题，我们要把这两个问题整个的都放在国度化的框架下来谈，把他看成是一场属灵的争战，在这样的框架下我们来谈国度性的民主化和国度性的福音化。
针对的问题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民主化主要是解决政治上的问题，制度上的问题，因为没有制度上的民主和自由，我们基督徒连敬拜我们主的自由权利都受到严重的侵害，我们家庭教会的教产，我们基督徒的人身自由都受到侵害，所以，如果仅仅讲福音化，恐怕不能够很好的解决民主化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只专注于民主化，恐怕我们的民主化就建立在一个沙滩上，因为一百年前，我们就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民主化的国家，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国家，后来为什么垮掉了呢？在六十年前，为什么就被一个共产极权的体制所取代了呢？
显然，在一百年前的中国人，还没有做好接受主耶稣基督的准备，在当时的土壤里还长不出民主的花朵，更结不出民主的果子，所以福音化的问题是改善土壤的问题，是解决人心的问题，解决文化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建筑在这上面的所有的建筑，都是不牢靠的，所以我们要打好基础，把这基础打扎实了。这一百年的民主化进程中曲曲折折，其实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是要让我们中国人清醒的认识到，是要让我们在痛苦的经历中清楚的看到，如果没有福音化，我们的民主化是非常不牢靠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解决好这两个问题，我相信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只有那些敌基督的、极权的，他才害怕民主化，同时也害怕福音化，那么当维权人士民主人士受到打击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家庭教会的那些领袖们也同样受到了打击，都是因着同样的道理，在这里我就不深入的展开，我希望以后的研讨会能有更深入的探讨。
“基督的和好”是两个方面，首先是神与人的和好，其次是在基督里人与人之间的和好。首先解决神与人，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通过祂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已经缔造了这样的和好，以祂自己为赎罪祭，像我们这样一些在罪恶中挣扎和污秽不堪而得到拯救的人，通过祂的赎罪祭，我们得以和阿爸天父建立和好关系。这是最重要的，我们靠着这个才得以站立的稳。这是神与人主动和好，而我们人呢？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抓住我们的主，紧紧的抓住，不要放松，从神建立和好关系。然后我们要在基督里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所以无论是人与神和好，还是人与人的和好，根本的前提是犯罪的人要认罪悔改，所以主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传道开始时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跟施洗约翰当年所处的时代很相似，什么意思？就是主耶稣将要再临这个世界，祂要施行审判。我们就是处于这样的时代，就是施洗约翰为主的第一次来修直道路，主第一次来是用祂的爱来成就神拯救人类的计划，主耶稣第二次来是要用祂的公义临到这里施行审判。我们这些被基督呼召的人，首先要在基督里面实现和好，也就是我们这些在支离破碎的世界当中的支离破碎的教会要实现基督的和好，就是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要实现合一，没有这样的合一，要传福音给这个世界上的人，确实是很难。另外，所有的机构、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团体都要认罪悔改，如果不认罪悔改就无法在基督里和好。这就要求我们为我们的同工祈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为我们的弟兄姊妹祈祷，首先祈祷神怜悯、宽恕我们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同时我们祈祷神保守我们的教会在祂心意里得到合一，因祂所赐的名来得到合一，然后我们祈祷神让那些统治者，能够回心转意，能够认罪悔改，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人子的宽恕，才能够实现与基督的和好。
李弟兄：说到民主宪政与基督教，我还是有一些要表达的。很显然圣经说摩西去见法老说：让我的百姓去，到旷野去，去守节。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自由的敬拜我们的上帝，但是有种势力，撒旦的代表，限制上帝赋予祂子民的这样的权利，这种限制就是敌基督的，毫无疑问的。对于基督徒来讲，他是天然的自由主义者，是要争取这种自由的敬拜我们上帝的权利的。
但是，根据我所了解的教会，包括教会内部，对宪政民主知道的太少，甚至还很反感。他们会说那些人是搞民运的，你看有哪一个人的私生活是道德的？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批判这些争取民主、争取公义的民运人士，我听到以后，我觉得非常的伤心。为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既然没有这样的勇气力量去行公义，别人行公义去争取自由，你就别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指摘别人。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目前的教会的悲哀，当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而是部分。
另一个，我要谈到守望教会这样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我曾经问了不少于十位牧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给我回馈回来的，我感到很惊讶，批判的占到80%，十个人有八个人批判，不应该这样，带偏了，等等的。赞同的有两个。从这件事情上，我看到我们中国教会目前还不能够觉醒，对宪政民主也好，对我们自由的敬拜也好，甚至对上帝今天如何的引领，带领我们中国的教会，真的没有这种敏锐，不能够回应《圣经》中所说的“你要体验，省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话。
今天挺有意思的是，有几个民运人士，也是基督徒，在这里思想碰撞碰撞，我也来凑凑热闹，真的让我们来思考，上帝在引领我们，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世代。尤其是在“十八大”前，今天早上我和一个弟兄聊天，“十八大”后要么就是军阀混战，千万人头落地，要么就是共产党内部能够进行改革。但是有一点，内部不能改革，肯定是外部改，外部改就痛苦了。就是面临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教会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一个什么样的教导？我相信上帝的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安慰、引领祂的子民的，但是在中国，我感到非常的软弱。
朱红：我突然想起来，“搞民运的”，份量大了一些，他这个思维方式不一样。我还是坚持要谈一下教会建造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们是在进行着一场属灵的争战，争战是打仗的意思，首先就要有一支军队，军队有各种职务的组成，还要有武器弹药，有粮草供应，“司政后”的每个系统都要有。我们搞了很多年，教会还是小小的，我们不能简单的说“是因为我们受到了逼迫”。我们个人都是有限的，为什么我坚持强调圣职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有限，而教会必须有人带，而带的这个人他必须经过全面的学习，深入的思考，昼思夜想，把全部的精力放在这个里面。教会总需要有这么一两个人，来承担这样的职责。
很遗憾的是，我们很多的家庭教会就没有这样的圣职人员，我们去看那些发展的好的成功的教会，一定是有那么几个人，是全部摆上全部奉献出来的。我们没有发展的好，我们承认我们没有摆上，我们拿很少的精力放在教会的。比方说到星期六、星期天，第二天要聚会了，我可能星期六的晚上才想起来要准备讲稿，我才去翻圣经，唱什么诗歌呀！这个怎么行呢？不可以呀！因为大家都一样的，你也看圣经，我也看圣经，大家的文化程度都不低，认识很多中国字，也认识很多英国字，你不比别人多预备，你凭什么跟人家讲？你讲的是人家已经学习过的，大家来了是浪费时间，你自己呢，严格的说也是一种犯罪，你耽误了主的工作，还耽误了大家的时间，所以教会里必须有人真正的摆上，把很多的时间和大部分的精力，放在这个地方，你去建造教会。
我是干过大大小小的企业，干企业是很难的，我的体会是：钱在人家的口袋里，你要想办法弄到你的口袋里，这个事情何其难也！
教会更难，你是要人家的灵魂到你这个地方来。那不是说你简单说说，我弄了几句圣经出来，搞了几句顺口溜，把我自己想说的很多话，因为觉得自己的话没分量，找些圣经来佐证一下，好像上帝说的就比较有分量了，很多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经过全面的系统的装备，也不是像“三自”一样，要经过什么神学院的毕业，发多少钱之类的，而是你真的要把你的精力，你的智慧，你要真在的把你对这个世界和你生命主要的盼望，放在这个地方。你的工作是这个，这样你才能够带好一个教会。
有的家庭教会就是很好的教训，原来的带领人不让会众称他牧师，而是称他为先生，……你一个带领人走了，死了，你的教会就差不多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要让教会有一个不受某种因素过多影响的建构，从而达到自我运转、自我发展的一套东西。圣经里面是说了很多这些职分和管理方面内容的，关于教会建造的教导也很多，人财物都是要顾虑到的，这些是属世的东西，但是我们教会建造一方面有属灵的部分，一方面也是一个现世的社会实体，也有自己存在的一些属世的条件。
楚延庆：关于教会建造和圣职设置的问题，我想澄清一点。如果你对“小群教会”和“耶稣家庭”有所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没有圣职的设置，而是有明确的圣职的。“小群教会”中称为“老弟兄”的就是承担教会建造中重要职分的。因为倪柝声受“英国达秘弟兄会”的影响，在建造教会的时候，没有设立牧师长老执事的职位，但是并不表明没有圣职，只不过是以“老弟兄”代替了“牧师长老”的职分。
“耶稣家庭”也是有圣职的，如果你翻开《圣山》的话，有几期中的文章就是专门介绍到内蒙古“耶稣家庭”历史的，你就会知道在“耶稣家庭”中，其圣职的职分和设置是非常清晰和明确的。
如果没有圣职和职分的话，没有职分的职责传承和传统的话，确实就会如朱红长老所说的那样，会“人亡政息”，这是非常清楚的，也是不言而喻的。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各种组织，都是有职务和职份的，这是秩序的需要。有上就会有下，有前才会有后，有左也才有右，如果上下前后左右的秩序不建立起来，就是空虚混沌和渊面黑暗，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的创造就是，头三天创造了形式，后三天是对形式的充满。神是让我们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照秩序行，而不是让教会混乱，关于圣职设立的必要，是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事情。我想象不出有任何的教会或者机构，是在混乱和无序中得着发展壮大和长期成长的。
赵常青弟兄：《开普敦行动号召》有六条，怎样在多元化的中国做一些事情呢？我们要牢记主的最高命令，首先是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民主的事业和福音的事业在逻辑上是什么关系呢？民主的事业就是爱的事业，就是博爱的事业。如果我们没有对同胞的爱，对他们受伤害，对自己受伤害，而应有公义之心来维权的话，无论你是追求民主的还是福音的，都是虚伪的，都是没有主耶稣的爱与公义的。
二十多年来，我在追求民主的事业中，正是出于对同胞深深的爱，对这个国家深深的爱，对悲剧发生在这片土地上深深的同情。所以我认为不管是教会的带领人也好，还是像我一样的普通的信徒也好，一定要深深的意识到，当主把最高命令给我们后，我们要这个最高命令在现实生活中来检验自己，看看执行得怎么样？执行得好，民主的事业和福音的事业就能做好，中华福音化和中华民主化就能做起来。不要再说什么“基督的归基督，凯撒的归凯撒”了，所有的一切都是基督的，连凯撒的最后也是要归于基督的，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凯撒做的如果不是爱与公义的事业，如果做的是害人的事业，像叙利亚的阿萨德集团做的那样，对他国家平民一次又一次的屠杀，就是违抗上帝命令的，就要给予反对。中国政府也自称是人民的政府，自称是“伟光正”的政府，你做的一切就应该是符合正义的，符合爱的事业，就应该与国际社会一起来纠正阿萨德政府的行为，就应该站在人民的一边来反对那些多次屠杀人民的独裁者，否则的话就是一种耻辱。
如果我们高举基督的旗帜，高举上帝的旗帜，就是要坚决反对和谴责阿萨德政府的暴力屠杀。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博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在逻辑上也就是福音的事业。
胡石根：非常感谢各位的发言，使我很受启发。我想接着补充刚才说的家庭教会发展、圣职和供应的问题。确确实实，家庭教会经过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的发展，人数增多了，聚会点也很多了。前不久我碰到一个广州的家庭教会三百人，还有一个教会五百人，但是在他们的家庭教会里面没有一个正式按立的神职，他就自己写名片，谁谁谁牧师。我就问他：“你们按立了吗？”他说：“没有。”我就想：看来这既是中国家庭教会现实发展中遇到的一个瓶颈的问题，也确确实实可能需要我们从观念上，从实际上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首先，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迫在眉睫，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超乎形势的需要，要按照《圣经》所提出的设立圣职的原则来进行。第二就是要根据每个教会自身的发展来进行。第三，就是要根据他本人对教会的发展，以及他自身对于福音工作的使命感。最后，还是要尊重正统教会的历史传统。
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平衡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会得到比较好的解决，但是我们显然需要把他当做一件迫在眉睫尽快解决的问题来对待，而不是把它商量到符合更多人的意思，符合更多人的意见等等，要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事就很难做好，甚至做不起来。因为家庭教会本身就是众说纷纭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坚持的原则，主要是《圣经》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如果脱离这个就都是人意，而不是基督的心意，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圣职的按立，本身还要与教会的发展，教会的治理结合起来，就如同刚才提到的人亡政息的问题。有的家庭教会，如果一个很好的带领人不在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教会很快就会衰落下去，这确实是令人痛心的。神当然不喜悦这样的情况发生。从这方面来说，就不仅仅是按立神职的问题，还有建立一个良好的教会治理结构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既有神职按立的问题，又有建立完善教会治理结构的问题。
家庭教会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可能很多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我相信再经过若干时间就会显现出来。一些教会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方式，显然同我们所追求的神喜悦的教会的目标是不相称的。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神喜悦的，符合现实发展，也与未来社会发展相匹配的这样一个民主治理的结构。所以要从治理结构的角度来解决中国家庭教会的发展问题，尤其是城市教会的发展问题。城市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城市教会如果还仿效农村教会那样的形式，显然是很难发展，也很难持续的。所以建立好的教会治理结构，就能够从制度上解决人亡政息的问题。
因为教会的良好运转再也不是靠一个两个教会带领人，而是要靠一个完善的教会治理结构、教会制度这样的东西来运行，使家庭教会步入一个非常良好的运行轨道。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初步的思考，也请各位能够提出一些宝贵意见。
贾弟兄：我们基督徒都是有君尊的祭司，在耶稣没来之前，祭司和君王二者是分开的，有一个是圣职，有一个是俗职，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之后，这二者调和为一，主耶稣带着我们基督徒都成为了有君尊的祭司，这二者是可以调和的。
刚才大家都在谈民主和宪政这块，我有一个看法是从圣经上来的。大卫做王，首先是有神的允准，就是有祭司来膏抹他，但是他被以色列人公认为王，这个中间是隔了很长的一个时间。那么如果说，他被膏立那一刻，是神命令他做王，我们姑且起个名字叫“神主”。那么到最后，他被民众拥戴为王，我们也姑且起个名字叫“民主”。我相信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但是在以色列当中，我们神所允准的方式是“神主”为先，然后再获取民众的支持。这是我的一个看法，我也期待着神预备有耶稣生命的基督徒，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兴起。
赵常青：在研讨会上或者是在小组聚会中，要尽可能的不要单刀直入的谈论民主政治的话题，有一些人可能会因此吓跑了，或者是感到非常恐惧就不参加聚会了。我想这个问题是非常现实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毫无疑问的是必须无条件的执行主的最高命令，就是“爱神和爱人”的这样一个命令。你要执行这个命令去“爱人”，“爱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话题，你要“爱人”，就要去关心他的一些现实问题，关心他在现实中所受到的伤害，比如什邡被打死的两个十四岁的九零后，比如被暴力强拆的被拆迁户，比如众多的遭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访民群体，比如其他地区的弟兄姊妹因为聚会敬拜而遭受到的逼迫和不公正的对待。如果是关心到这一系列非常现实问题的话，就是国家如何爱人的问题，如果国家、政权和我之间，要建立良性的爱的关系的话，那么我想舍民主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我谈话的重点就是讲民主、福音和爱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就是要耐心地把这些关系讲清楚，这些关系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如果我们把福音、民主、爱的关系对立起来，或者是切割了之后，就有可能造成，你谈民主，我谈福音，他谈爱人，成为孤立的。而实际上，爱的事业就是民主的事业，也是福音的事业。
我们把这些关系打通了之后，传福音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民主现实问题，帮助我们解决很多现实问题。我们为此而努力，不再惧怕，上帝一定会给予我们祝福的，也就不会带给弟兄姊妹以恐惧，以及怯懦，所以我们要大胆的执行主的最高命令。一是宣讲，二是执行，而且是无条件的执行。
张明选牧师：弟兄姊妹都讲了很多关于民主化和福音化，包括教会的治理。既然提出来研讨，就会有不同的观点，所以我的观点和看见就是“没有基督化就没有民主化”。从整本《圣经》来看，人权是来自上帝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搞民主化必须要基督化，没有基督化的基础根本就没有民主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方国家有民主化正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基督以后，他们才产生了民主化。
为什么我们中国没有产生民主化呢？我们中国封建王朝几千年都是专制，就是以皇帝为中心，就是以皇帝为头，为了维护皇帝的政权，可以不择手段压制百姓，错杀、枉杀一切。为啥？为了保护他的政权，他就不需要民主化。
从我的观念来看，从我二十七年信主的历程来看，从传福音维护基督徒的权利，一直到建立中国基督家庭教会联合会，就是为了教会的合一和民主的发展，所以我们要推进教会的合一和民主的发展，必须要有从上帝而来的爱和圣经的基础。离开了《圣经》你是谁也说服不了，没有耶稣基督的爱和生命，就没有和平。谈和谐已经谈了十年了，但现实是越来越糟。没有耶稣基督的爱，他说的再好，也不会和谐，和谐是来自上帝，只有在基督里才会有真正的和谐。倡导和谐就是倡导爱，爱是只有在基督里，所以说中国的国情和西方不一样。基督化是属于神权，神权是爱，民主化是属于人权，人权也是来自神。没有神权就没有人权，维护专制根本是和上帝相对抗的。
我们今天谈到民主化，从共产党建国的一九四九年，一直到六十、七十年代，都是政治化，根本就谈不到民主化。到邓小平加入联合国，搞改革开放，中国加入联合国你不开放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就不能加入联合国。所以它被逼无奈，才开始了开放。八十年代一开放，才把坐监的基督徒释放出来，重新建立了三自教会，三自教会一建立，家庭教会一看不对，他们是政治组织，信的是地上的王，加入三自的中国教会都被政府所控制了，跟上帝没有直接的关系了，所以家庭教会才产生了。
家庭教会的产生是要坚守耶稣基督真理。为推进中国的福音发展和民主化，都是要在基督里，不在基督里你就根本就没有民主，民主就是在上帝的爱里。所以这十几年来，不管怎么喊和谐，因为它没有上帝的爱，它的和谐是为了维护它的专制，叫它民主它也民主不了，它一民主一投票，就要完，它干吗？它不干。为什么呢？一民主就要像西方一样，以投票来选一个总统，选一个官员出来，一投票，可以说是老百姓70%都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才不会干呢！这是属地的和属天的两个观念，所以我们要推进民主就是要把基督的道理，以传福音的方式来推进，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中国人认识耶稣的人越多，民主化就越发展。
改变这个现实体制，不是你我能够改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使用撒旦就是为了推进神国度的建设，没有撒旦抵挡神的儿子，抵挡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就不能发展，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教会的发展越是在高压下，越是能够推进福音工作的发展，没有逼迫就没有教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教会为什么堕落呢？就是因为在一个好的环境下，就越走越麻烦。中国基督徒在高压之下，越抓越杀，越离上帝近，越有上帝的同在，信心也就越大。中国教会发展到今天，没有神的儿女们对神的信靠，光靠传道人也是不能想象的。
城市化和城市福音化是要有经济基础的，农村福音化的农村教会有的就是一颗爱主的心。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所担当的福音使命却是一样的。一个农村小孩子信了耶稣之后，与耶稣建立了生命中爱的关系后，传扬耶稣的福音，他也能够推进福音的发展。我这些年为教会维权，作为神的儿子和仆人，就要为那些受压迫的，为那些受欺压的中国公民们奔走，在宗教局打官司，一百多个官司就是这样打的。
（钟道根据研讨会录音整理，2012-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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