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 2013年01月05日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2年已翻过日历，玛雅人的末日预言看来不过是一个遥远传说，但“全能神”教岁末在中国骤然成为政治压轴戏，却有不少令人莫明其妙之处。

综合中国媒体的报道，“全能神”号称有百万教徒，相信的是个中国出生的“女基督”，而这个“女基督”原来是个高考落榜的神经病人，她说的话被称作神话记录、整理、传阅；“全能神”的组织体系神秘而强大，由东北人赵维山于1993年在河南创立，拥立“女基督”，自任“大祭司”，2001年逃到美国，遥控指挥，设立七人领导班子，其下设立省、县、区、片等各级领导，彼此使用假名，通过暗号单线联系；“全能神”的传教手段骇人听闻，为了拉人入教，既有深夜絮叨骚扰，又有暴力威胁强迫，还有金钱和女色的引诱，并且以享用女色作为各级领导人的特权；“全能神”具有政治企图，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大红龙”，煽动信徒与“大红龙”展开决战，建立“全能神”统治的国度。甚至河南光山县拿刀砍伤20余名小学生的闵拥军也被认定为是受了这一教派的诱惑而作案。岁末的打击行动，中国政府在青海贵州等处查处了上千余人。

上述种种细节在严肃报道之中夹杂着几分演义，无法独立核实。纵观之，2012年底这次对于“全能神”教的打击，有几个令人困惑之处：

第一，“全能神”教又称“东方闪电”派，其名来自《圣经·马太福音》24章27节有关基督再来的预言经文：“闪电从东方发出，直到西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此派信徒认为基督已经再来，就是中国出生的“女基督”，人们得救必须信奉“女基督”所传讲的“全能神”、又叫“实际神”。主流基督教会一直视这一教派为异端，中国政府亦于1995年将其定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不过，与以往的指称不同，这次为什么挑出“全能神”作为其名予以打击？

第二，这个教派从1995年被政府定为“邪教组织”予以取缔，然而，17年之后反而传遍整个中国大陆，甚至渗透到香港和北美的华人教会之中。据报道，“大祭司”赵维山2001年逃离中国，经过日本去了美国，在纽约创办了几个网站（包括https://forums.godfootsteps.org/），公开刊登“神话”、“见证”、诗歌、讲话。为什么在2012年年末突然对它进行高调打击？仅仅因为玛雅神话中的世界末日预言引发民众恐慌？还是因为这个教派动员其信徒展开了末日拯救行动？抑或是新政之下找到了一个改变时局和民心的突破口？

第三，1999年取缔法轮功之时，中国设立了专门的“610办公室”主管邪教问题，即“中共中央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直接隶属于中共中央的部级单位，而主管正统五大宗教的“国家宗教事务局”只是国务院属下的一个副部级单位。近一两年来，在各级党委领导下的610办公室，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基层反邪教宣传和防范活动，包括在学校和社区组织反邪教展览、鼓励家庭签订反邪教承诺卡、创建无邪教区县，召开有关邪教的国内和国际研讨会，等等。然而，这次对于“全能神”教的高调打击，为什么不见“610办公室”出面？

这些问题目前尚无答案，但 “邪教”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细致的研究的，对中国社会来说尤其如此。

首先，伴随着任何社会聚变，都会有新兴宗教的兴盛，因为社会聚变导致已有的信仰体系被打破，迫使人们调整人生观和价值观，寻找新的意义和信仰体系。欧洲近代发端于16世纪的宗教改革造成了基督新教众多宗派的形成。美国已有多次宗教大觉醒和大复兴运动，产生了很多宗派，包括美国土生土长的摩尔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基督教科学教会等异端或新兴宗教教派。中国经济改革30多年来，同样伴随着宗教信仰的大复兴。无论是传统的儒释道、伊斯兰和基督教，还是新兴教派和灵性运动，都吸引了众多的信徒，这本身不足为奇，而应该以平常心看待。无论是否接受，中国已经迎来信仰兴盛的时代，这恐怕是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

其次，宗教和教派的发展演变，有其社会根源和运行规律，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进行取缔和禁绝的。有宗教需求，就必然会出现宗教供给者，这就构成宗教供需市场。在强大的宗教管制政策下，中国的宗教市场尤其复杂多变，既有政府认可的五大宗教红市，又有政府打击的宗教黑市，还有介于二者中间的宗教灰市。过去三十年，对于二十多个所谓异端“邪教”的镇压，并没有减少宗教黑市中“供给商”的数目，只不过把一部分信徒从这个教派驱赶到其他教派而已。中国政府早在1983年就开始取缔和打击基督教异端“呼喊派”（由美籍华人李常受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创立，1979年从香港传入大陆），然而“呼喊派”不仅继续存在，而且广泛传播，甚至在经受镇压之后裂变为多个更加极端的教派，包括“长寿主”、“被立王”、“东方闪电”或“全能神”等新兴教派。对于“东方闪电”派，政府从1995年就开始专项打击，在17年后的今天却突然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观。即便这次的打击卓有成效，说不定又会裂变出多个新兴教派。由于“大祭司”赵维山已经避难于美国，就像“法轮功”一样，这个教派极为可能得以存活延续。

其实，只要宗教红市中的宗教组织在数量和活动上被限制，宗教黑市就必然会出现；只要宗教黑市被压制，宗教灰市就必然会出现。宗教灰市包括那些既合法又非法，或者既不合法又不非法的宗教组织及其活动，不仅有合法宗教场所和人员的非法宗教活动（比如借佛敛财），也包括以文化或科学为名的宗教组织和活动（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前些年盛行的气功）。而且，宗教管制越严，宗教灰市就越大。到目前为止，政府批准的宗教和地下宗教仅仅吸纳了其中的一少部分人。也就是说，中国目前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或潜或显的宗教灰市，许多人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寻求宗教需求的满足。这样一个庞大的宗教灰市，正是滋生新兴宗教生长的肥沃土壤。在未来年月里，如果又有新兴宗教或灵性现象勃然而发，实在不必感到惊奇。

最后，从美国的经验教训来看，宗教自由才是民众权益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最好保障。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曾经掀起一次新兴宗教热潮，从“人民圣殿教”的集体自杀到“统一教”的万人婚礼，令众人惊恐不已。相应地，出现了民间反邪教的一次热潮，其举措包括把那些被认为洗脑的人重新洗脑，予以挽救。然而，发烧热潮退去之后人们反思发现，反邪教的举措对于生命的摧残，并不亚于邪教本身所带来的毁坏。所幸的是，民间的反邪教发烧并未改变对于宗教自由的制度保障，宗教自由必然包含给予人们相信奇怪教义、组织起来举行奇特仪式的自由。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允许政府独尊某个宗教，也不允许政府禁止任何一个宗教的实践。如果某个宗教的某种实践违背法律，法律只追究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而不会因此禁止信奉这个宗教或教派。这种宪政的结果，是减少甚至避免了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人们在法律保障之下自由地选择宗教，也造就了更多真诚的信仰者和社会总体的道德秩序。当然，宗教自由并不意味着不允许批判某个宗教或教派。其实，各个宗教都在不间断地批判异端，以便维护自己的正统信仰和实践。民间团体和个人的动情劝信、和平竞争、理性批判，这些都是宗教自由的题中之意。

换言之，如果是在宗教自由的宪政框架中，各种基督教会对于“东方闪电”等异端的理性批判和组织上的自我保护，是正常的、合理的、合法的。如果“全能神”信徒有强迫他人信教的行为，如同强买强卖的行为一样，此种行为应该受到制止，行为者应当受到惩罚。同样，如果信徒中有金钱和性犯罪，也应依循法律程序进行刑事处理。不过，如果只是一群善男信女相信某位“女基督”的“神话”，或者因着相信末日来临而竭力劝信他人，这些应该属于宗教自由范围，不应给予处罚惩戒。当然，为了开启新政，严打腐败和邪教，或可赢得民心。不过，绕过法律程序的严打即便收效一时，却也只能是治标不治本。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宪政的落实，才是长治久安之计。

（写于2012年年末）

杨凤岗是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教授。

http://cn.nytimes.com/article/opinion/2013/01/05/cc05yangfeng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