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3，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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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狱中服刑累计超过11年的异议人士朱虞夫病情恶化，弟妹抵美呼吁救助*
*傅希秋：长期为民主自由不懈努力的朱虞夫发表诗歌《是时候了》获刑7年*
在美国的民间机构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对狱中朱虞夫的境况表达关注。
傅希秋：“朱虞夫先生是浙江杭州的一个基督徒，也是长期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作出不懈努力的自由战士。他这个案例很明显是对结社自由……尤其是对言论自由的极大践踏。他被指控的所谓‘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个罪名最近这次判刑是2011年在‘茉莉花革命’期间，朱虞夫先生仅写了一首叫《是时候了》的诗歌，就被逮捕判刑7年。”
《是时候了》这首诗的全文是：
是时候了，中国人！
是时候了
广场是大家的 脚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脚去广场作出选择
是时候了，中国人！
是时候了
歌曲是大家的 喉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喉唱出心底的歌曲
是时候了，中国人！
是时候了
中国是大家的 选择是自己的
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傅希秋：多年牢狱折磨朱虞夫身体虚弱，我们与其弟弟妹妹协商帮助朱虞夫*
傅希秋牧师说：“ 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获悉，已经60岁的朱虞夫先生在狱中身体因着这么多年牢狱折磨，有各种疾病，身体极度虚弱，甚至一度需要扶着墙才能走路。鉴于这种情况，朱虞夫先生本人和他的家属都根据法律提出要求保外就医，结果家属收到官方回复，拒绝他们的保外就医请求。
朱虞夫先生多年坐牢，实际上也使他所有的家人都受到牵连，包括他的弟弟和妹妹们。最近他的弟弟和两个妹妹辗转来到美国，为朱虞夫先生的自由做出国际上的呼吁和努力。所以我们也正在密切地跟他们进行协商，帮助朱虞夫先生得自由。”
*姜杭莉：听老朱说的，以及我所见的——从“民主墙”到三次被判刑*
我通过越洋电话采访了现在住在杭州的朱虞夫先生的太太姜杭莉。
主持人：“能不能请简单您介绍一下您所知道的朱虞夫先生？”
姜杭莉：“听老朱说，在1979年创办中国的一个民运刊物《四五月刊》，并把写好的文章张贴在‘民主墙’上，大家看了以后就相互讨论讨论。在杭州湖滨旁边，现在的人民大会堂旁边。
我们是1986年结婚的，到我这儿开始知道的就是1989年的事。1989年5月的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当时正好是我们结婚3周年，就带上录像机准备去公园，正遇上学生的游行队伍。我还没反应过来，老朱已在游行队伍当中无影无踪了。一直到第二天，他又把这个（录像）拿到单位播放给同事看，这时是被派出所收留审查。晚上，家里来了很多警察，整个房间被翻了一遍，等他回来后，原来在房管局的工会工作没了，给换了别的工作。”
主持人：“后来又因为什么被判刑？”
姜杭莉：“判刑是1999年因为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被法院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在第六监狱，老朱在那儿是太残酷了，是非人的日子。用3个抢劫杀人犯管老朱，连上个厕所也要报告，不批准就不能去。我每个月去的时候他都会告诉我。有几个人把老朱的头往窗子栏杆上撞，那时（狱中干活）是做雨伞，有人不知道什么原因，用雨伞的伞骨把把老朱的耳膜都穿破了，反正千方百计想致他死。
到了2007年，刚刚（出狱）回来才半年多，老朱和儿子又一次……连儿子都一起（判刑）……”
主持人：“您儿子当时做什么工作？”
姜杭莉：“当时在电脑的一个什么地方上班。这次真的是很冤。两人一起以‘妨害公务罪’朱虞夫判刑2年。儿子判刑1年，监外执行。判刑前在看守所待了半年多。
真的什么都没有做。就是有一天 ……因为这时候小孩已经有工作，自己一个房子一人住，老朱来了个外地朋友，没地方住，老朱说‘你就住我儿子那里好了’。警察来了，这朋友也是个民主人士，警察敲门，这时我儿子在上班还没回家，这朋友不肯开门，他就打了个电话给老朱。
快到下班时，大概5点多，老朱说‘那我就赶过来’。这时正赶上儿子要回来，他跟儿子讲‘你暂时不要上去’。
儿子当时没考虑那么多，说‘是我自己的家，我怎么不能进去？’他就上去了，敲了敲门没开门他就下来，因为那房子是6楼。两个警察把他逮住，说‘开门，开门，身份证拿出来’。小孩说‘我没带身份证’。两个警察就紧紧跟着他，把他两只手拽牢，我这儿子长得很小，一米七十一的样子，两个警察就把他两只手拉牢，手一崴，儿子摔了一跤，老朱就冲上去，把这两人的手弄开，他们说老朱打人，就把儿子跟老朱一起带上警车。
没想到，其实是个陷阱一样的。后来审判时录像都放出来，就这样一点事，判了两年。朋友后来什么事都没有，老朱抓进去以后，警察全部撤退。这件事到现在我想想，心里面仍然在流血，太冤了！
2009年刑满出来后，2011年3月他又被抓进去，审判的时候我去听的。说他发表了《是时候了》一个诗，说跟‘茉莉花’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他接受境外采访；还有一条就是募捐，因为他们每年到春节时，会给在监狱的家属……朋友每个人自发拿出两百、三百元去慰问、看望一下。那年正好是老朱写了一个开头，哪位的名字，捐了多少钱，是老朱发起的这么一项募捐活动。
判刑时就说了这么三点，判了7年。”
*姜杭莉：朱虞夫患多种疾病，申请保外就医被拒，提出合理要求难答应*
主持人：“近期情况怎么样？”
姜杭莉：“现在是在浙江省第四监狱。他都60岁的人了，人家都能吃的自费‘营养餐’，就是每星期一顿的，14块钱，老朱申请了很长很长时间才被批准。别人每月一次的‘亲情电话’，老朱也要反复申请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得来，现在总算能够打了。”
主持人：“他打给您，对吗？”
姜杭莉：“对。每月一次。”
主持人：“从入狱到现在他打过几次电话回来？”
姜杭莉：“两次。”
主持人：“（从看守所转）到这个监狱有多长时间？”
姜杭莉：“一年多了。”
主持人：“本来可以打十几次，结果只有两次打来，是吗？”
姜杭莉：“对。”
主持人：“看他身体健康状况，您看最新最要紧的情况……”
姜杭莉：“朱虞夫的病蛮多的。现在他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血脂高超出正常人10倍，而且查出心脏肥大、腰椎间盘突出，现在又多了个胆结石、前列腺炎，病真的很多，就是我说的，上次扶着墙，天冷，非常的冷，他头痛头昏，血管收缩，没让他戴帽子。外面冷风一吹，他整个眼睛都睁不开。
有好几次他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看朱虞夫，但是老朱这里是进不去的。他们就在门口等。我们进去看好以后出来再一起回来。”
主持人：“朱虞夫先生知道外面有朋友在等，陪同您过来的吗？”
姜杭莉：“知道。我们都跟他讲外面有谁谁谁在等，进不来。”
主持人：“每次探视允许探多长时间？”
姜杭莉：“40分钟。每月一次。因为他身体不好，他自己也申请了，我在外面也申请了保外就医，12月份交的，1月份退回来了，说‘不符合’。
今年1月老朱听说狱中有个‘教务组’，相当于后勤，有些人刑满回家了，因为图书馆归‘教务组’管，他很想去图书馆，提出了申请。他跟我讲，我就在正月初五、初六的时候，跑到监狱找了一个刑法执行科的人提出这个要求，但他们直接告诉我‘这不可能的，这是重要岗位，不可能安排老朱去的’。我当时就说‘难道老朱就连杀人犯、抢劫犯还不如吗？’”
*姜杭莉：家人受朱虞夫牵连，工作生活受影响。希望大家帮助老朱早日回家*
姜杭莉：“十多年，他的弟弟妹妹们真的也受到很多牵连。老朱的弟弟妹妹其实是非常优秀的，工作能力很强。但是由于老朱的原因，妹妹的婚姻受到影响，原来的杭州钢铁厂的工作也没了，后来成了临时工。他弟弟以前是新闻工作，也做不长，主要是老朱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就是两个小孩。特别是大的小孩‘妨害公务罪’判刑1年受到影响蛮大的。两个小孩读书蛮好的，儿子是浙江大学物理系的，我女儿是中国美院美术教育系的。但是都是由于他们父亲，他们自己喜欢的东西一般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主持人：“您和朱先生结婚到现在也有二十六、七年了。您所了解的朱虞夫先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姜杭莉：“他这个人做事很认真，很勇敢。”
主持人：“您经历了他第一次被判刑7年，坐满了出来。在这7年里孩子也比较小，当时您最困难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
姜杭莉：“我当时还好。因为我工作还是可以的，我以前是医院里药房的。”
主持人：“这7年，我想如果没有您对他的理解，撑过来也是很不容易的。您在结婚前知道他是从事要求民主这方面活动的吗？他跟您讲了吗？也许会面临一些风险，这些您结婚前有思想准备吗？”
姜杭莉：“没有。知道一点，但没想到事情会这样的。想得太简单了（笑）我们两个还好。就是满希望能够通过他们弟妹的努力，通过你们，通过大家的帮助，能够让老朱早点回来，重获自由，早点接回家就好。”
*姜杭莉：最近探视告知朱虞夫弟弟妹妹出国消息，会见马上被停止*
姜杭莉最近一次探视朱虞夫是3月10日，在朱虞夫的弟弟妹妹到达美国之后。我请姜杭莉谈谈这次探视的情况。
姜杭莉：“这次去，看管得比较严，他旁边自始至终都有一个人站着看着我们。我拿着纸有时候写个字，他们都要过来看看。这次我也问了他，因为他现在已到60岁，年纪进入老年，但是他还没有进到‘老弱病残组’。他自己也打了报告，他们跟他说‘要排队’。老朱问‘那我排的第几个？到什么时候？’他们说‘这跟你无关，你没有权利知道’。两年前，上一次（坐牢）在第二监狱就已经进入‘老弱病残组’了。”
主持人：“进这个‘老弱病残组’会干活轻一点受些照顾？”
姜杭莉：“就是。规定60岁应该是‘老弱病残’的。这次见了只谈了半小时（平时40分钟）。”
主持人：“是因为谈了什么话题缩短了还是怎么回事？”
姜杭莉：“因为我告诉他‘弟弟妹妹出去了’，他当时也蛮高兴，因为我带了个纸，是老朱的朋友给我的，电脑上弄下来的关于他妹妹出去的一张纸，我当时给他看，电话马上就停了。人还在，但是他听不见了，把他叫走，会见结束了。”
主持人：“他看清楚那张照片了吗？”
姜杭莉：“可能看了一秒钟大概。”
主持人：“下一次探视在什么时候？”
姜杭莉：“下个月的第二个星期日，10日多一点吧。”
主持人：“那是4月14日。我们会继续关注。”
*朱乔夫：探视朱虞夫，他病情重扶墙走，摔在地上，天冷监狱不准戴帽子*
接下来我采访了朱虞夫先生的弟弟朱乔夫先生。
主持人：“能不能先请您讲讲最近一次见到朱虞夫先生是什么时间？”
朱乔夫：“是去年11月11日，跟我的小姐姐朱小砚和我嫂子我们三人一起。
因为之前我嫂子感到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我嫂子是医院的，对他的病非常清楚。那次我去就发现我哥哥确实快不行了，出来时扶着边上的椅子背，墙壁，还摔倒在地上，再起来慢慢走过来，他全身浮肿。
原来他是非常乐观的人，这次他谈了很多在里面受到的虐待。平时他说这些有避讳，因为旁边有人监控站在那儿，这次似乎也不太顾及。监狱里边因为天冷，他有好几次晕厥，不允许所有的犯人戴帽子。因为他情况特殊一点，60岁，病非常严重，他提出要戴个帽子，后脑勺上能够保护一下。或者弄一块围巾类的东西挡一下。在监狱他已经晕过去好几次之后提出来，狱方还是不肯。
他说，有一次他还自己动手在领子上弄了一块翻起来，至少稍微能够挡一下，结果像这样一个东西，监狱方面还是把他这高高的领子给扯下来。
因为监狱里起得很早要去干活，早上也有类似站在外面必须被背‘监规’啊，每次都会非常艰难，帽子就是一直不肯给他戴。”
*朱乔夫：姐姐和我因哥哥一再受牵连，直到我失去《记者证》和正常工作权利*
朱乔夫：“我们见到哥哥，他明确表示希望我们能帮助一下，把这消息通知当地的民主党人。国外的媒体开始采访我姐姐，第二天、第三天连续两天采访，第三天她就被公安带走了。我被带走了半天时间。
这次实际上又把前事都重提，说‘你哥哥判刑的时候，你接受境外媒体采访也是个罪名’。我姐姐没经验，吓得要命。头发都大把大把往下掉。短短十来天时间，前面的头发几乎掉完了。
我在大陆作记者。最早在浙江电视台工作是摄像。1999年因为我哥哥的事情，国保通知我单位，说我不适合在这个敏感岗位工作。浙江电视台让我自己写个辞职报告，就说领导也吃不消。我被辞职了，就出来再到《浙江青年报》，结果两年以后，还是同样原因， 我又被撵出来。
最后我又到《浙江法制报》工作，这次工作时间比较长，当时因为那个社长比较保着我，因为国保一直来说，我不适合在这里工作，我们社长就告诉他们‘朱乔夫是朱乔夫，朱虞夫是朱虞夫，他所有采访的写的文章都是报社派出去，不是他私人写的。因为我当时在国内发表了很多揭露‘阴暗面’的文章，网络上都有。后来因为我出了一本书，把这些相对集中的在书上反映出来，结果这本书也被禁掉。”
主持人：“书名是什么？”
朱乔夫：“《记者心中的天平》网络上有。去年从中共‘十八大’快要召开的时候，我突然就变成浙江省一个重点监控的人物。单位领导来通知我说不让我采访，不让我怎样，不能出差。结果慢慢演变成让我把《记者证》上交。我说‘这《记者证》不是单位发的，是新闻出版总署发的，我要交也交到新闻出版总署去’。结果他们想出了很恶劣的一个办法，在我们自己的报纸上刊登了一个……说是我的《记者证》遗失了。强制杜绝了我进行采访报道的权利。”
*朱乔夫：心目中的哥哥朱虞夫为民主自由理念从不退缩，担心他死在狱中*
主持人：“您不能概括一下您心目中的哥哥朱虞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朱乔夫：“我哥哥有一种赴难的情结，就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种精神，向来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我妈妈曾经跟我一起去监狱看他，我妈妈说‘到要紧关头你可以退一下’，我亲耳听到我哥哥说‘哎呀，老妈，你不是有6个孩子吗，你就拿出一个来贡献给国家吧’，一直以来，他没有退缩过。为了民主自由的理念，他从来……从我们懂事的时候，我十来岁时当时‘民主墙’事件开始，他一直在做这事情。经常跟我们说这些事情，有时我们听得懂，有时听不懂，但是总觉得他是非常乐观，从来没退缩。”
主持人：“您现在最想说的是什么？”
朱乔夫：“我特别想说的其实只有两句。一是从兄弟之情来说，因为原来从没动过脑筋要到国外来怎么样子，现在看看我哥哥确实是不行了，我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跟我哥哥的生命在赛跑。他自己也这么表示，我们也看出来他可能会死在监狱里。”
*朱乔夫：感谢有识之士对朱虞夫的支持，希望专制制度尽快结束*
朱乔夫：“我们非常非常感谢……因为我哥哥也曾经说，如果没有海外媒体、海外一些民主团体和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实际上他以前就有可能已经死在监狱里，这对他的精神支持还是非常大的。我代表我哥哥和家人从心底里非常非常感谢！
还有，我觉得像中国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专制制度还继续存在的话，事实上也不止一个朱虞夫，还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受难。我们内心非常非常希望这种专制制度越快结束越好。”
*朱小砚：因哥哥的事一直受牵连。现哥哥病重急于看病吃药，希望他能尽快得医治*
朱虞夫先生的妹妹，不久前到达美国的朱小砚说：“哥哥因为从事民主运动，我一直以来就受到牵连。那时候就是抄家跟限制人身自由。以前的事我特别忘记不了的有两、三件，印象中心里比较难过。
一是我曾经大肚子（生第二个女儿）的时候被警察叫走，那时我怀孕五、六个月，哥哥那时正好是第一次被判刑前关在里面，我必须每天到派出所去汇报情况，报告什么，他们调查哥哥在我家里做过什么之类。每天去，去了大概一个多礼拜，然后因为有流产迹象而不用再到派出所去‘交代’事情了。
还有就是妈妈临死之前很想见到我哥哥，她说让我跟（管）监牢的人商量商量，让哥哥跟她见最后一面。我去了很多次监狱都不同意，最后一次因为我实在心里难过，就跟监狱的领导争吵起来，那天他们把我关进去了。问话问到凌晨12点半，我老公匆匆赶到监狱里，跟我说‘妈妈的氧气管已经拔掉了’就是说妈妈已经快要断气了，监狱方面就把我放出来，同意我老公带我走。我没有见到妈妈最后一面，是我终身很遗憾的事情。就是因为妈妈想见哥哥一面，我去求情，导致我也没有见上妈妈最后一面。”
主持人：“这是哪年哪月的事情？”
朱小砚：“2003年9月。”
主持人：“朱虞夫先生7年的刑期，还差两年半差不多。”
朱小砚：“对。”
主持人：“根据您哥哥朱虞夫的现状，您有什么特别的愿望和您的心情？”
朱小砚：“我就是因为看着哥哥马上就要死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我很想哥哥能尽快获得治病的权利，把他的病治好，哥哥实在太急于要（求）给他治病吃药了。”
*朱砚敏：因哥哥的事我家庭破裂一生被牵连，家人没自尊、没生活来源*
朱虞夫先生的另一个妹妹、稍早到达美国的朱小砚的姐姐朱砚敏说：“其实我哥哥后半辈子一直都在坐着监狱，有时间（刑期）的，无时间（刑期）的，至于对我们家里的迫害或连累，真的是数不清楚，每次都是惊心动魄。我这一生真是全部毁在了……因为我哥哥做了这个事情，我这一生都被牵连了。”
主持人：“为什么会这样讲？您举个例子？”
朱砚敏：“因为以前哥哥没有房子，他住在我的家里。一次一次的抄家都在我的家里。哥哥住在我家里，我非常开心，不能说抄家来了‘哥哥你走吧’，我不能、不会说这个话。但是，我的老公……当然到现在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当初我是绝对不能理解的，他就因为哥哥被抄家而每天跟我说‘把哥哥赶出去吧’。本来我还是觉得蛮幸福的一家，后来就分开了。”
主持人：“现在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
朱砚敏：“来的时候我们是属于羔羊愤怒的那一种。是我把弟弟妹妹带出来的，我先到这里。因为，在那边弟弟反正工作也没有了，妹妹也是每天都被监视着，这样活着……我们走，如果到不了美国的话，我们就准备死在那里。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嘛，又没有自尊，又没生活来源。我们想，这个事情总有一天会让大家知道，我们是抱着这个心情。”
*朱砚敏：狱管说“杀人犯都比政治犯好”。希望救救我哥哥和所有良心犯！*
朱砚敏：“还有我要重申的是，我哥哥是个政治犯，在国内是比不上杀人犯的，这是在监狱里的管理人员最近说的话。他说‘朱虞夫，你是一个政治犯，就是我们这里的杀人犯也要比你好。他杀人只是杀人而已，我们这是共产党的监狱，你是推翻共产党，所以任何的要求你就不要说，什么戴帽子，什么吃菜，什么晒太阳，什么你都别说了！’所以这些话使我非常非常担心，对我哥哥的迫害到现在还没有终止。
其实有这个（受访）机会我非常开心，因为我可以说话。我从来不是这么利索，从来不是这么敢大胆说话的，我还是第一次。我一直都是羔羊类的那种人物。
我希望所有关心我们的人伸出援助之手，救救我哥哥！救救在中国所有被压迫的那些良心犯！”
*傅希秋：因诗被判刑，践踏公民言论自由，望透过国际社会携手努力救助朱虞夫*
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牧师说：“目前，朱虞夫先生的弟弟和两个妹妹辗转来到美国，我们听到了朱虞夫先生的呼吁，也非常关注。
我们希望透过国际社会的努力，能够至少让中国当局认识到对在监狱里边的即使是犯人，在这种身体情况下也应该有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待遇，包括保外就医的请求。当然朱虞夫先生本人仅仅因为写了一首小诗，就判7年徒刑，更是滑天下之大稽，也是对中国自己的《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践踏，更是对国际人权方面相关规定很明显的违背。
所以，我们会在近期采取一系列行动，协助朱虞夫先生的家人，透过向自由社会的……无论是政府，还是议会，还是非政府罪组织，一起携手，为朱虞夫先生最终获得自由而做出一系列努力，包括一些特别的外交努力、在议会方面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筹备当中。”
以上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由张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采访编辑主持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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