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生活有一个明显的好处，就是可以随时分清理论和现实。有些权利在理论上拥有，一到现实中就没了。有些收入在理论上增加了，一进菜市场却发现买不起肉了。有些人在理论上站起来了，实际上还在那裡跪著。理论上你推翻了几座大山，实际上你掉坑裡了。理论上你是国家的主人，实际上你活在枷锁之中。在教科书上，社会总是分為两个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现在可以说，那些大大小小的官——总数估计超过5000万人——构成了事实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事业是全球利润最高的事业，一个镇长可以贪几亿，一个省长可以几十亿，更高级的官员更是富可敌国。最近几年常常「伟业」这个词，其实大多数的伟业都是贪官伟业。我们也常常听到「国情」这个词，而以下就是真实的国情：我们拥有全球最庞大也最腐败的官僚系统，这个系统的野蛮、奢侈和淫荡空前绝后，但它却教导每个人要过一种朴素、节俭、合乎道德的生活。

当代中国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所在，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悲惨的事、荒唐的事和令人哭笑不得的事。那些数不清的矿难，那些尘肺病人、结石婴儿，那些动车事故、校车事故、食品安全事故，那一桩桩强拆、血拆，一桩桩贪腐案件，那些因躲猫猫、喝开水而惨死在看守所裡的囚犯，那些风起云涌的群体反抗事件……可以确定，在未来几年之内，这些事情不仅不会绝跡，相反，它们会以更激烈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事件大都指向同一个原因，那就是无边界、无规则、不受约束的政府权力。

这些年我每到香港，都会买一些时事政治杂誌，看政治观察家们对中国未来的分析和预测，在我看来，这些分析和预测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大陆居民在长期专制统治和洗脑教育之下所形成的独特人格。这些人格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现在，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的未来。它们使中国社会变得野蛮、狂燥，而且极不安全，但同时也让它更加迟钝、更加滞重，极难出现制度性的改变。

第一种可称為「麻木人格」，在极权社会中，民眾被剥夺了大部分的权利和自由，仅剩的一点也被视為统治者的恩赐。因為是恩赐的，所以被剥夺、被侵害都属正常，在强大的暴力之下，民眾不能反抗，也无法反抗，於是就心甘情愿地接受低下的身份、贫穷的生活以及悲惨的命运，久而久之，人们不再考虑这种命运是否应该、是否公平。粮食被抢走，饿著；耳光扇到脸上，忍著；房子被推倒，看著；老婆被抓去流產，哭著。一切不公正都被视為「命该如此」，不如此反倒不正常。人们低眉顺眼地活著，不叫疼也不叫苦，闭著嘴躲猫猫，闭著嘴俯卧撑，闭著嘴打酱油，连死都是闭著嘴死的。这种种闭嘴，都是因為一个前提：惹不起。现在我们知道，如果面对的是单个的流氓，惹不起还可以躲；但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流氓的制度，那麼你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唯一的选择就是改变它。

对自己的麻木，往往就是对他人的刻薄和残忍。如果同情心可以量化，我们将悲哀地发现，大陆居民的同情心指数是一个非常低的值。在著名的小悦悦事件中，两岁的小女孩惨死於道路之中，18位路人却没有一个肯施予援手。这18人可以代表一个庞大的群体，一个极不善良的群体，他们会怒斥身边的乞丐，漠视远方的受难者，甚至对自己的亲人也绝少同情；有人挨打，他就站在旁边围观；有人哭诉，他就在旁边冷冷地嘲讽；如果有人说要自杀，他首先想到就是「这人要炒作，想出名」。我曾经為这种人画过一幅肖像：没人為他说话，他忍著；有人為他说话，他看著；為他争来权利了，他感谢命运：嘿，该我的就是我的；没争来权利，他扮演先知：早知道没用，折腾什麼呀？為他说话的人被抓了，他就在一旁窃笑：活该，让他出风头！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和裘莉亚有过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话，他们从无所不在的监视网中脱身，幽会於黄金乡的草地上，一切结束之后，温斯顿对裘莉亚说：你和别的男人上床次数越多，我就越爱你，你明白吗？

裘莉亚回答：完全明白。

温斯顿说：我痛恨善良，痛恨纯洁，痛恨一切美德，我希望你腐败透顶。

裘莉亚说：我配得上你的爱，因為我腐败透顶。

我们可以把这视為「麻木人格」的晚期症状，在这个阶段，麻木人格就会变成「反社会人格」，人们会痛恨一切美好的事物，对一切善意的言行都抱有彻底的怀疑，甚至是刻骨的仇恨，在这个阶段，他们不再麻木，而是极為易怒、极為暴戾，一点小事就会使他怒火万丈，然后不择手段、不分对象地进行报復，更残忍的是，他报復的对象往往是那些比他更不幸、更弱小的人。我拿鲁迅笔下的阿Q打过一个比方：阿Q被村长打了，不敢还手，於是就去打王胡，打之不过，去打小D；打之不过，去打吴妈；还打不过，就去打幼儿园的孩子。这并非笑话和虚言，这些年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幼儿园屠童案就是明证。

第二种可以称為「事实接受障碍」， 长期的矇蔽和洗脑教育，必然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学习能力和认知能力，人们不愿接受、也接受不了那些明显的事实，甚至不惜為谎言辩护。在这个意义上，诚实不仅是个道德问题，也是个能力问题。在中国大陆，谈起毛泽东，至少有一半人还相信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是他挽救了中华民族，是他让亿万人脱离苦海……在天安门广场的毛纪念馆，人们排著队瞻仰他的尸体，在出租车、私家车上，人们把他的照片当成神物，乞求他的保佑和庇护。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怀念文革，认為那是一个没有腐败、人人平等的时代；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大陆的互联网上有过一场关於大饥荒的辩论，有相当一部分人都认為大饥荒从未发生，只是「一小撮坏人」恶意的搆陷，目的是攻击政府；另外一些人则认為饥荒只发生於极小的区域、极短的时间之内，决不可能有千万人饿死。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人提出了各种可笑的质疑：

既然饿死了那麼多人，万人坑在哪裡？

这麼大的灾难，為什麼从来没有媒体报导过？

如果真的饿死了那麼多人，為什麼还要搞计划生育？

我的家乡也很贫穷，為什麼没听说有人饿死？

既然饿死了那麼多人，那麼请问：你家裡饿死了几个？

有人说大饥荒饿死了三千万人，相当於中国人口的20分之一，这可能吗？

……

有一个问题最為震撼，有人问：既然没饭吃，他们為什麼不吃肉？

第三种可称之為「奴僕人格」，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个时代：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古代的奴隶忠於皇帝、忠於朝廷，今天的奴隶们大多不认為自己是奴隶，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忠於集体、忠於国家、忠於党，唯独不提忠於自己。这种人会把政府视為至高无上的存在，任何批评政府的人都是他的天敌。他们自认為是爱国者，一切事都必须与「爱国」联繫在一起才有意义，读书是為了国家，工作是為了国家，锻鍊身体是為了国家，保护视力是為了国家，甚至连性爱都是為了国家。而他们所说的国家利益，其实多半都是政府利益、党派利益，甚至是少数人的利益，為了这所谓的「国家利益」，组织上让他们恨谁，他们就恨谁，在正常的国家，自由、民主和人权都是好词，但在这些暴奴眼中，这些全都是帝国主义的阴谋。他们讚美告密和背叛，鼓吹大义灭亲，时刻準备捐献自己的生命。

这种奴僕人格加上长期的仇恨教育，就会变得极為乖张暴戾，成為「暴奴人格」。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的大多数媒体都是反华媒体，一切人权组织都是反华势力，所有异议人士都是西奴、汉奸、卖国贼。一个中国女人如果嫁给了外国男人，那就是国家的耻辱；相反，一个中国男人如果去找了个外国妓女，那就是為国家报了仇。我不止一次听到爱国愤青讲述自己的理想：他们发财之后必去日本，去日本必找日本妓女，然后把国仇家恨、百年耻辱和满腔怒火全都发洩在她们身上，直至精尽人亡。他们公开地鼓吹战争，经常叫嚷「中日之间必有一战」、「中美之间必有一战」，其潜台词不言而喻：即使你不来打我，我也要去打你。有人甚至公开谈论用民航客机运载原子弹，然后在日本国土上引爆。

很容易就能听出上述话语中的残忍意味。在本质上，这群「爱国」人士和半个世纪前的红卫兵、一个世纪前的义和团并没有太大分别，他们同样盲目，同样愤怒，有著残忍的念头和志向，并且极不稳定。在正常社会中，这样的人格应该被视為危险之物，而在中国大陆，当局却一直在纵容、玩弄他们的愤怒，这其实就是在玩火，只要条件成熟，这团不理性的火焰足以焚燬一切。

第四种可以称之為「雷区人格」。对许多人而言，中国大陆的生活都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生活，就像是走进了佈满地雷的危险地带。在这裡，法律形同虚设，权力随时越轨，在守法和违法之间没什麼明确的界线，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偷税，几乎每个人都有不检点的行為，「不查，个个都是孔繁森，一查，个个都是王宝森。」这话不仅适应於官员，也适用於平民。以一名小店主為例，在他艰难的经营中，工商、税务、治安、消防、卫生防疫……几乎每一种权力都可能让他关门，每一次怠慢都可能引发灭顶之灾。在这种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人们大多没有长期计划，只著眼於眼前利益，在官场、在商场、在私人生活中，都涌现出大量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行為，官员拚命地捞钱，商人不择手段地牟利，一旦赚足了钱，他们就开始转移财產，或者拚命地挥霍，完全不去想明天会有什麼后果。

这种不安全感使本就躁动的人群更加躁动，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急切感：飞机尚未停稳，人们就慌乱地打开行李箱；开车走在路上，只要有一个车身的空隙，就会有车不顾死活地挤上前去；只要是排队，就有人抄捷径、钻空档、破坏规则……这种不安全也加剧了人际关係的紧张，人们互相戒备、互相猜疑，甚至互相仇恨，「一人有难，八方支援」成了遥远的神话，现在的情况常常是「一人有难，眾人围观」或「一人有难，谁都不管」。

以上种种，固然有个人素质的原因，但更多还是因為制度的催化和教唆。在长期的奴化教育、党性教育和仇恨教育之下，人们失掉了本心，忘掉了本能，甚至忘记了自己最重要的属性：人。

「我首先是个人，其次才是别的什麼。我首先是我自己，其次才是我的社会担当。」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但可悲的是，许多人活到死都不明白。只要谈起中国的人权状况，就会有许多人冲过来跟你辩论，好像「人权」不是他们的权利似的。那些有中国特色的观点、那些中国独有的逻辑，大多都由此而生：他们忘记了自己是个人。只要忘记这点，就必然会生出许多古怪的念头，有些人会把吃苦——不管因為什麼而吃苦——当成一件天然高尚的事，在几十年前，有无数城市青年被流放到农村，理由就是这些人应该吃苦。这中间有无数的苦难和煎熬，糟蹋了许多人的青春，甚至毁了他们的一生，但时至今日，还有许多人在讚美那些让他们吃苦的人，并且认為自己吃苦吃得好，吃得应该。陀思妥耶夫斯基写过一本书叫《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见到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為他们所受的侮辱与损害找各种理由，做各种辩护，他们甚至会為这侮辱与损害欢呼。

在中国大陆，「牺牲」常常是一个高尚的词，很少有人明白，这个词的本意是指是祭祀用的牲畜。许多歌曲、许多文章、许多英雄事蹟都在号召人们牺牲，去做祭祀中的牲畜。公社的木头落水了，怎麼办？牺牲自己把它捞上来。大队的牛羊在风雪中失散了，怎麼办？牺牲自己把它们找回来。时至今日，还有人在鼓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怕苦还可以勉强理解，「不怕死」就十足荒谬，这是和平年代，你号召人们不怕死是想干什麼？他死了你有什麼好处？

这些并非陈年往事，翻翻报纸就会明白，荒谬的年代从来没有真正终止，它的遗毒也从来没有真正肃清，它就在我们身边。那些反人性的口号和召唤从没离开过我们的耳边，在这裡，我提议大家学学孔庆东教授，他在去年创造了一个著名的「三妈文体」，诸位不妨效仿之：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吃苦，你就说去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牺牲，你就说滚你妈的；如果有人号召你去大义灭亲，你就把孔教授那句话说完。

除了牺牲，还有奉献。几十年来，大陆政府从未停止过要求人们奉献，几乎每一位贪官在事发之前都曾大讲特讲奉献，贪得越厉害，讲得就越厉害，这本身就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奉献和掠夺往往是并生的，它们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的奉献，也就是它的攫取。如果一家公司号召员工无私奉献，其实质是想你多干活，他少付钱。如果一个国家号召其国民无私奉献，其实质就是公开的掠夺。有人会问：难道社会不需要奉献精神吗？我要说，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有见义勇為、甘於付出的行為，但更需要自由、平等的契约精神。这两者有先后关係，即：先订契约，后谈奉献，无契约则不奉献。

在电视上、报纸上，我们还会看到这样的情景：某人因為住上了救济房，或者是领到了早该领到的救济金，就眼含热泪对著镜头说：感谢政府！我们不应该批评说这话的人，相反，只应该谴责那些坦然无愧接受感谢的政府，你的纳税人活得如此艰难，你还有什麼脸接受他们的感谢？现在我们知道，政府不是什麼伟大光荣永不犯错的组织，它应该是我们选出来的，它的权力是我们让渡给它的，在某个意义上，它就是我们的保安员或清洁工，拿我们的钱，扫我们的地。如果一个清洁工把地扫得很乾净，你有必要含著泪感谢他吗？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我无意歧视清洁工，但如果有个清洁工不好好干活，还一天到晚要求你感谢他，甚至要求你无条件爱他，遇到这种情况，你就应该问问它：我可以说脏话吗？如果不行，那你就该这麼回答：什麼爱不爱的，先把地扫乾净再说吧。

关於政府，最好的论述来自托玛斯.潘恩，他说：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也不过是一种必要的恶。在不好的情况下，它就会是一种难以忍受的恶。

我们知道，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们的钱包裡拿出来的，所以要随时查它的账。如果你的清洁工说他买一条扫把要几万块，你就该指责他贪污。如果你的清洁工拿你的钱给自己买了价值几十万的手錶，你就应该指责他腐败。如果你的清洁工為了扫地的事天天大宴宾客，喝一千多元的茅台，抽一百多元的香烟，你大可以这麼想：换个人来扫地会不会更好？

明智的政府会承认自己的无能之处，所以很多工作都必须依靠民间的力量。而自吹万能的政府，往往也就是无能的政府，它什麼都管，可是什麼都管不好。这30年裡确实取得了一些成绩，特别是经济领域，让许多人都摆脱了贫困，但如果非要说这是政府的功劳，那也是它放弃管制的功劳。30年来的歷史证明，凡是政府不再严管的领域，中国人都能表现出相当的创造力。放鬆对家电行业的管制之后，短短的几年间，中国的家电就可以跟国际大牌竞争。而与此同时，凡是政府严管的领域，大都是一派死气沉沉，為什麼国產电影这麼差劲？因為电影管制。為什麼中国的电视这麼难看？因為电视管制。為什麼中国当代少有文学上的杰作？因為文化管制。為什麼中国足球踢得那麼难看？答案还是同样的，因為政府不肯放手。

世上的政府大致可以分两种：要脸的和不要脸的。要脸的政府会听取各种批评意见，即使不情愿，也要装出虚心的样子。而不要脸的政府只喜欢歌功颂德，即使马屁拍的不是地方，引会引起它的勃然怒火。在后一种政府的统治下，「负面新闻」往往被屏蔽、被遮掩，比如某某事件和某某事件在国外都被长篇累牘地报导，但在内地，几乎见不到一个字。事实上，「负面新闻」这个词本身就有问题，把坏事说出来，本身并非坏事。把那些不良的习俗、恶劣的行為、糟糕的结果报导出来，只会让人们提高警惕，而不是争相效仿。经验证明，人们从「负面新闻」中学到得更多。看30年新闻联播，也未必能够学到什麼有用的知识，除了知道毛泽东思想可以指导杀猪。而一个小悦悦事件，就能让人明白父母的责任和路人之所应為。近几十年，我们的歷史书上屏蔽了太多的「负面」，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体制的恶行、群体的暴力，这些都应该视為国家的苦难。在这裡我要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真正的爱国者，那麼不仅要爱国家的光荣，也要爱国家的苦难。不仅要爱国家的繁盛和红火，也要爱国家的伤口和疤痕，爱那些悲伤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和痛苦煎熬的日子。

我们常常把人分為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人员，在一种与人类為敌的制度中，在纳粹和北朝鲜这样的政府之中，為体制效力常常只有两种结果：一、只有害处，没有益处；二、少有益处，多有害处。今天在座的大多都是好人，可是也会有信息员和特务混跡其中，在这裡我要说，即使是你们，也同样对国家的明天负有责任。

如果你的工作只是办个文、发个照、填个表、抓个贼，那麼你和罪恶的关係并不大，这些工作常常也是维持社会运转之所必须。但还是希望你能明白，来求你办事的，都是你的真正老闆，是他们给你发工资，是他们在养活你，你要儘量对他们好一点。即使做不到笑脸相迎，至少也不要横眉立目。你应该遵守规章、履行职责，但不应该恶意地刁难他们。一句话就能解决的事，不要让他们跑上三回五回、三月五月。要知道，他们养活你不容易。

如果你的工作与教育、宣传和意识形态有关，那你要清楚，你所影响的不是一人两人，而是千人万人。几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有一个共识：让孩子远离毒品。而事实上，那些精神上的毒品——谎言、谬论、仇恨教育、反人类的宣传——同样危险，甚至更加危险，即使做不到全面禁绝，至少也要让孩子远离毒品。如果你是记者，就不应该参与造假；如果你是教师，就不应该贩毒；如果你是学者，就应该坚持真理、拒绝谎言；如果你是作家，就不该睁著眼说瞎话。这不是最高的要求，相反，是最低的。

如果你的工作就是拆别人的房子、砸别人的摊子、流產别人的孩子、拦截殴打那些不幸的人，我不期待你会拥抱他们，只希望你能保留几分良知。大作家乔治.奥威尔参加过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在战场上担任狙击手，有一天清晨，他看到敌军战壕裡走出一个士兵，那人光著上身，两手提著裤子。奥威尔本来可以将他一枪射杀，但他犹豫良久，最后还是放弃了。他说：一个两手提著裤子的人，怎麼可能是个法西斯分子？当你看到一个两手提著裤子的人，你怎麼忍心扣动扳机？

这就是「奥威尔的反问」，也是人类有别於动物的根本之处：高贵的同情心。在这裡，我要对那些拆迁队、截访队和城管队员们说：我知道你负有职责，但还是希望你能够偶尔想起这个「奥威尔反问」，也知道你的上司对你有所要求，但还是希望你能够珍惜那个良心偶然跳动的时刻。

也许你的心中充满了正义感，觉得自己是在匡扶正义、保卫国家。但在此之上，还有更大的正义，那就是我们作為人类的良心。你要知道，跪在你面前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你一样，有情感、有知觉，有父母妻儿，也有兄弟姐妹。你骂他，他就会怕；你打他，他就会疼；你羞辱他，他就会记恨你；你把敌人埋在脚下，第二年你的脚下就会长出两个敌人。你所做的不过是一份普普通通的工作，没必要為自己结下不共戴天的私仇。你可以履行职责，但不能把所有的仇恨都抱在怀中。

江苏某监狱曾经发生过一出真实的惨剧:有位狱警无故毒打囚犯，那个囚犯说：你管我、教训我，我可以当你是在工作，现在你动手打我，那就不是什麼工作，那就是你我之间的私事。现在我不敢还手，但你记住，迟早有一天你会為此付出代价！几年之后，这位狱警的孩子就被吊死在监狱门口。

我跟你们一样痛恨这位囚犯的暴行，但还是要说，每位体制中人都该从中吸取教训。仇恨如刀，请不要把它磨得太过锋利，否则总有一天它就会倒转过来刺伤自己。在权力不受约束的世界，在法律虚弱无力的世界，即使你权倾一时，你也不拥有长久的、绝对的安全。今天你让他躲猫猫，明天躲猫猫的就是你自己。今天你拦截上访，明天就会有人拦截你。现在我们知道，那些被拦截的人不仅有平民，也有警察、法官、高级官员，甚至是信访局长本人。

有人问高僧：如何是善知识？答：慈悲清凉。又问：如何是慈悲清凉？答：如秋水长天。在我想来，所谓善知识，指的就是有耻有格的现代公民，所谓慈悲清凉，指的就是同情心和良知。这二者没什麼用，不会帮你陞官发财，更不会让你在浊世出人头地，但它却是我们区别於动物的根本之处。对他人的苦难抱有同情，有时会显得不够精明，但越是血腥狂热的时代，就越显出这些笨人的可贵，正是他们不识时务地抬高枪口、鬆开扳机、停下坦克，人类社会才保住了起码的体面和尊严。

我们活在一个尘土遮天的时代，政治很脏，经济很脏，连文化都带著腐烂的臭味。我们的心本应如秋水长天，但久置灰尘之中，也会变得又黑又脏，并且极為脆弱。我们去邮局寄易碎物品的时候，工作人员会在上面印一只红色的杯子，而在这样的时代，我希望每个人的心口都有一只红杯子，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这是慈悲之心，也是清凉之心，它如此珍贵，又如此脆弱，应时时拂拭，勿留尘埃，如秋水般清，如天空般净。

2012年7月23日于香港书展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