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某一天读到他批判柴玲“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在怒斥柴玲“宽恕论”的同时，热烈赞美刘晓波的“没有敌人”。该文之谬论、之人格撕裂、之代表上帝说话的傲气、霸气，让我感觉真应该有人去喊“胡屠夫”来扇一巴掌了。迄今尚未见人去喊，此文算是喊一声吧。
●刘晓波点到余杰穴位
余杰那篇文章容我稍后再谈。转眼到了六四屠杀24周年，我读到了余杰的《刘晓波传》。因为刚读完的印象就在眼前，所以先谈几句。首先，这本书给我的那种林彪歌颂“毛主席”的感觉之强烈，促使我忍不住回头去看一眼十多年前刘晓波在《美人赠我蒙汗药——王朔和刘晓波对话集》里对余杰和他的同伴摩罗等的评论∶
“我佩服他们如此小就如此工于心计，学会怎样出击，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心里清清楚楚。表现上壮怀激烈，嫉恶如仇，显得特道义、特诚实、特有学问，实际上那点小尾巴于不经意中一览无余。他要灭的那些人都在切身利益上与他无关，快入土的和早入土的，在他将来的命运上，特别是知识圈中的地位上，不会有任何实质性影响，于是他就不疼不痒地刺一下，并不想真说什麽。而对那些直接关系到他的切身利益、学术前途和地位的导师、老师，现在大学里说了算的人，他却极尽赞美、奉承之能事，那副媚态可掬的乖样，非由鲁迅的辣笔才能活现。余杰的那本《冰与火》中，除了他的几位老师外，其余的人都灭。 ┅┅这些优雅的肉麻之谀和他要剥‘钱穆的皮’的凶狠恰成鲜明的对比。他鞭尸的激烈、义愤已经在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中小丑化了。对能够直接影响他命运的、在当前的知识界学院中如日中天的学者，他的底气全无。他才二十几岁，这麽小小的年纪，初涉文化界，却圆滑得如同历尽沧桑的商人或政客。”
刘晓波接着说，“有个叫摩罗的，他与余杰之间的相互吹捧已经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摩罗的文集中有一篇余杰写的序和一篇摩罗写余杰的文字，互相献媚的句式、语感、词句都差不多。余杰说什麽在当今时代，在思想随笔上唯一能同他相媲美的青年学者只有摩罗。余杰喜欢用‘最’字，称摩罗的文字是20世纪末中国‘最惊心动魄的文字之一——我们并着肩往前走，正如鲁迅先生笔下的过客。再看摩罗怎麽样夸余杰，他的文章叫《什麽是写作》，他先列举了卢梭、拜伦、鲁迅、卡夫卡、陀斯妥也夫斯基，说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这些人的写作。最后把这些伟大人物聚光在余杰身上，‘最近读余杰的随笔也是这样理解的’、‘在我看来，余杰的写作就是这种理想的写作’。献媚也要讲点含蓄与技巧，这些人却狂妄得个个站在巨人头上俯视众生。——我要问，他们在赎什麽罪，要虔诚忏悔的人怎麽能不择手段地黑着脸献媚，他心里有什麽罪恶感，一点也没有。他们怎麽觉醒的？觉醒到用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向自己的团伙小兄弟献媚。”
如今，步入中年的余杰，把“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用在了曾经用上述文字抨击他的刘晓波本人身上。这到底是绝妙的黑色幽默，还是绝顶的荒诞？我在《撕裂的刘晓波》一文中提到，当年刘晓波提出的“中国人活在荒诞中却没有荒诞意识”给我印象很深。过去这些年来，在中国人里看到的黑色幽默现实版，其典型性和荒诞程度，超过了我读过的任何世界名家绞尽脑汁创造、升华出来的艺术作品。
真想知道刘晓波骨子里对余杰的吹捧是做何感想的。当然，今天余杰捧到他自己头上，感觉可能就不一样了，直觉的敏锐可能立刻麻痹，或许只剩下他在天安门广场向芸芸众生挥手时的high了。那感觉，没吃过鸦片的，大概无法想像。
每个人都有自己欣赏的对象，甚至偶像。人在歌颂欣赏对象时的那种一往情深，基本都在“情人眼里出西施”的路子上，只有程度不同、表达能力强弱而已，这点我完全理解。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赞美人物的文章——不久前写了两篇讴歌撒切尔夫人的文章，好象还没从那种“深情”里走出来。但余杰那些对刘晓波的“无所不用其极的谄媚”文字，除了让我理解了刘晓波为什麽曾那麽尖刻地批评他之外，就是本文开篇提到的那种林彪在“毛主席”身后举红语录的感觉——是深情，还是需要？
●大通讯《刘晓波传》
大约一年前从网上看到余杰出版了刘晓波传的时候我就很吃惊，在这麽短的时间内，居然可以完成一部传记。我虽然压根没指望一本如此仓促完成的传记会有什麽亮眼之处，但读完之后，还是被余杰居然如此“著作”而震楞了一下。
除了引用网上各种人歌颂刘晓波的回忆之外，这本书大量剽窃了刘晓波本人的作品——从《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以下简称《独白》）到刘晓波的各种文章，以及对他的采访等，我简直看糊了，几乎分不清哪是刘晓波的，哪是余杰的。而且，从该书的文体、文字上来看，余杰好像连几个好的传记样本都没看一下、学一下，就火急火燎地给导师作传去了。
两年多前（2011年）写三万字长文《撕裂的刘晓波》期间，为了把握更准确、降低自己的判断误差，我重读了93年看过的《独白》和刘晓波的很多文章，对网上其他人的回忆、评论、报道等也基本都浏览过。所以这次看余杰这本书，感觉绝大多数内容都看过了。余杰只是稍微改写（诸如把刘晓波第一人称的“我”改成第三人称的刘晓波或他），就成他自己的了。至此我才明白余杰为什麽在国内多次被指剽窃。
该书除了那些网络资料的堆积、刘晓波作品内容的抄袭之外，还有相当一大部分是余杰本人带着强烈主观色彩、一面之词的评论。但余杰却勇敢而骄傲地宣称，他写了一部“客观的”刘晓波传。他用加进一点刘晓波自己早已披露、反省的风流韵事，就号称客观了。余杰不是蔑视读者的智商，而是践踏他自己的。
对刘晓波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又是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人，余杰除了抽象而简略地表示有争议之外，完全回避了关于他的言论、思想和行为的讨论，好像那些对刘晓波的批评完全不存在一样！好像中国民主运动的道德英雄将会因余杰这本传记而高高耸立。余杰掉价至此（本来就是这个价位？），我承认跌破眼镜。
我曾应邀给余杰的两本（在海外出的）书作序，对余杰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虽然当时我已经听到不少关于他的非议和抄袭等说法；对他文字的不严谨，我也早已看出。但总觉得他还很年轻，对专制的批判精神很难得。他在国内出的书我都没看过，刘晓波上述对余杰的评论我也是近年才从网上看到。刘晓波对中国文人（这里限定中国）的洞察和评论有相当的准确度，或者说很到位，他对自己的分析也很深刻。对余杰，我是通过看他最近这两年的东西，并上网查了几篇他在国内发的作品，才捕捉到刘晓波十几年前的视线，才开始了解一点这个我原以为很有“独立”精神的年轻人，才发现他不仅早已不年轻，而且从二十几岁时就已经很不单纯，其gong利心智早已超成熟。正因为我曾经给余杰背书，所以现在感觉有必要“拨乱反正”一下，主要是对自己负责。
●麻将把思想搓成浆糊
从两人的作品来看，无论在思考深度、分析能力、还是文字水平上，刘晓波和余杰都的确是大师和徒弟的关系。余杰抄袭了很多刘晓波，但《刘晓波传》和《独白》的距离，不是差多远的问题，而是在两个层次上。无论《独白》有多少谬误，它是一个有深度的心路历程，对一些人和事的观察、评论也颇为生动准确。而《刘晓波传》就像一个大通讯报道，文字上还比不上刘宾雁时代的许多报告文学。
很多弟子写师傅的传记都很有看点，因为他们会提供相当一部分自己和师傅相处时得到的、师傅尚未形成文字、或忽略流失的的思想内容，或自己观察到的、能反映师傅性格、人格特性的东西。余杰如果去看一看美国作家保罗.瑟鲁（Paul Theroux）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的《维迪亚爵士的阴影》（Sir Vidia’s Shadow）之后，再去给自己的导师作传，起码不至于把一个对他来说是“近水楼台”的题材弄这麽砸。在瑟鲁的书中，“大师”和“弟子”的思想距离非常清晰。两人最后虽然分手决裂了，但作者提供了不少人们从奈保尔作品中并没有读到过的奈保尔的思想精华，以及奈保尔的生活劣迹等等。但在余杰这本书里，我没看到任何以前没读到的“刘晓波思想”，没读到他们两人之间的任何思想交流（是没思想？还是没交流？），甚至没读出这两人之间的“深厚”情谊。
细节是传记作品的血肉，而余杰这本书里，除了人所共知的刘晓波的“革命活动”的骨架之外，最缺乏的，就是外人不熟悉、却有价值知道的细节。而细节才最能立起一个人鲜活的形象。余杰号称采访了很多人，但采访到的内容却很少。该书有相当一大部分，与其说是刘晓波传，不如说是有刘晓波参与在内的部分中国民运史，因为其线条之粗，根本就是填了些内容的“大事记”。
余杰的急于求成，以前我也有所察觉。比如，在政治观点方面，我不怀疑余杰认同美国保守派的理念，但几年前读到一篇他推崇极端左疯的ACLU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的文章。我当时谅解了他对美国的不了解。但后来发现他写了许多从文字到内容都很不严谨、经不起推敲的东西。通过这本《刘晓波传》，我更明白了，急gong近利、不求甚解是余杰的常态。
从书里没读到感人细节，倒是留下了他们经常大吃二喝的印象，还有什麽刘晓波非555香烟不抽之类。这让我想起他刚得奖时，不少人写他们和刘晓波的交往经历，吃喝玩乐好像就是他们聚会的主要内容，酒肉穿肠过后，谁也没把未来诺奖得主的伟大思想记录下来。“把刘晓波常去吃饭的地方一一记载下来，就成了北京一张特殊美食地图，”余杰写道。“从法国鹅肝到意大利海鲜，从俄国红菜汤到美国牛排，从日本寿司到韩国烤肉，他样样都吃。”最让我吃惊的是，这帮人居然还会通宵打麻将——我脑子里差点出现一个一群地痞鬼混的形象。难怪思想都让麻将搓成浆糊。
●活学活用刘氏损人
余杰做了刘晓波大弟子一场，没学到刘晓波曾有过的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倒是对刘晓波在《独白》里展示出的那种随口损人的gong夫立刻“活学活用”了，而且他骂人的胆量超过了“狂人”时代的刘晓波。不信看这样的句子∶
“反对派阵营的许多名流，与共产党的领导人一样，都是心智不成熟的‘类人孩’。他们与中共当权吸取的是相同的文化传统和精神资源，形成相差无几的人格形态和思维方式。其中典型的便是自认为中国‘民主之父’的魏京生┅┅魏以及大部分中国异议人士的成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的残暴和弱智。”
这已经不是就一个观点，一个行为而批评或嘲讽，而是在没有任何事实铺垫的情况下，在剽窃刘晓波句子的基础上，加上了直接骂人的“心智不成熟”“类人孩”，并点名道姓。说实话，我要是老魏，看到这种骂法，真会犹豫一下，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但既然你骂别人是“类人孩”“心智不成熟”，那一巴掌扇过去，肯定不犯“成熟的”“人类的”法吧？
我不知道余杰是什麽“孩儿”，只是觉得这麽个骂法的，倒是真离成人有些距离。当然了，别人吸取的都是党文化资源，余杰就是“无菌真空”培养出的“免疫娃娃”；别人成名都是靠共产党“帮忙”，刘晓波得奖才是实至名归，要是没有共产党，他肯定“解放前”就得了。
所以余杰这书越往后越“愤青”，没法太认真了。但上述这些，还都不是我看《刘晓波传》感觉到的最严重问题。最让我恶心，甚至产生“余杰is over”念头的地方是∶在全书最后，他花很大篇幅介绍并赞美诺贝尔奖本身（还用他介绍吗？好像别人都没听说过诺贝尔奖似的），到了一丝一毫都不掩饰其崇拜桂冠心态的地步。这无法不让我严重怀疑——他到底是真欣赏刘晓波，还是顶礼膜拜刘晓波脑袋上那顶桂冠？
不过有一条我终于明白了，为什麽当年高行健获奖后，余杰不仅在第一时间高调发祝贺信，而且在海内外很多对高行健作品的批评出来之后，他还跑到巴黎专程去求见高行健。更让人吃惊的是，作为基督徒，他居然赞美高行健那亵渎《圣经》的《一个人的圣经》。说实话，我给余杰的书写序的时候，只看过一些他在海外发表的批判共产专制和介绍美国的文章（那两本书就是这些文章的汇集）。如果早知道余杰是如此撕裂、如此谄媚光环的人，我是绝不可能给他背书的。现在想来，自己当时太草率，或者像大理论家胡平对我的批判“头脑太简单”，太相信人的某一个面，却不知道，余杰和刘晓波们属于“高级人”，是有多面性的——需要“狂”的时候，头昂得比尼采还高，需要低就的时候，比耶稣还谦卑。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真的能从“中国尼采”般的傲气，走到向所有人拱手作揖、甚至正面跟纳粹政权说“我要以爱化解恨”的程度，那不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人格。
●他的上帝是领奖台
余杰自己那麽谄媚诺贝尔奖，却一如前面愤青式的思维，说批评刘晓波的人是嫉妒人家得奖。这种人或许没想过，谈得上嫉妒的，得是认为自己该得奖的。有几个神经正常的人会去做自己得诺贝尔奖的梦？成天张罗给别人得奖都有病！而且病得不轻！真正的思想者，关注的是自己的思想建树；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沉迷的是自己的创造。满脑子奖、奖、奖的人，不仅是被虚荣心胀爆了的“二手货”，而且是清楚自己缺乏真正创造能力的人，否则怎麽舍得把生命往那麽虚妄的东西上扔。这和“有钱人投资，没钱人买彩票”是一个道理。相信自己的人，死盯着自己的工作；不相信自己的人，蒙着眼睛撞大运。余杰以为那些批刘晓波的人，个个都像他那麽崇拜彩票，时刻准备撞大运呢。
西方有数不清的乱七八糟奖，只要去钻营，一定能得到。因为今天专制大国就剩中国一个，中国又处于不像毛时代或北韩那麽严酷的政治环境，敢于“有所作为”的人越来越多，同时也出现一些敢“耍”的人。西方有太多人热衷给受苦受难者施舍各种奖项，所以，只要满脑子做“获奖梦”，一定可以得到满身奖章。
这就刺激了某些人士，不是把精力用在真正的建树上，而是在西方“玩苦难”、“卖苦难”，把作秀、获奖作为成gong目标。有一个刚到西方不久，却懂得到处钻营各种奖项的“异议作家”说得很坦然∶“这就是一个活法。” 好像余杰也开始往那个活法上努力了。
在群体主义文化禁锢中成长起来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由于缺乏自信、缺乏自尊，缺乏自我判断能力，所以崇拜权威，见了光环桂冠腿就发软，就想磕头。余杰不是例外，而是华人世界普遍现象的代表（我最看不上眼的，就是一个群体现象的代表）。这类人既不去认真研究“光环”的含金量，更不在意那个诺贝尔奖发给过多少“伪人”——恐怖分子阿拉法特、权术大师基辛格、伪善作秀高手（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哦，当然，还有我们美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带路人奥巴马总统┅┅。文学奖呢，高行健和莫言的获奖，让无数中国人发现——原来自己根本就不懂中文，有眼不识泰山！又跪下了。
虽说华人社会是全世界最势利、最媚俗的群体之一，但达到余杰程度的，我还没找到第二个，因为他甚至把诺贝尔奖当作上帝来拜了！你看他在《刘晓波传》中居然说，诺奖“建立起近乎‘上帝般’令人敬畏和仰望的权威”。我这才知道，原来余杰的上帝就是那个奖台尺寸的矬子！
实在是滑稽透顶了∶一个成天基督不离口的人，把一个世俗的奖摆到了可以和上帝平起平坐的位置上了。也不知耶稣会不会说一句∶“父呵，赦免他，因为他所作的，他不晓得。”
●双重标准 蛮不讲理
谈到“上帝”和“宽恕”这个话题，那我就借此回到本文开篇谈到的余杰那篇《宽恕与被宽恕∶从傲慢到谦卑》。这篇文章的缘由，关心六四的朋友们大概都知道，是因为柴玲去年六四写了一篇要“宽恕”六四屠杀者的文章（网上随手可找到），惹起众怒，引出一片枪林弹雨的批判。余杰这篇文章是其中之一。
我个人对屠杀者所持的绝不宽恕、必须追究的态度，早已在许多文章中清楚表明，从未变过。但本文想做的，是冒着那些枪林弹雨，给柴玲辩护几句。用个不十分准确的例子说，像一个律师，虽然他完全不认同被告所为，但认为检方指控失实，尤其是，对做同样事情的两个人，同一个检察官，把一个送上被告席审判，把另一个摆到神坛上，当作上帝供起来了。如此人格撕裂的检查官，在此案中有好几个，余杰是最典型的一个。因为他在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做挡箭牌的同时，把柴玲的“宽恕”当“箭垛”。但事实上，两者不仅在一个思路和根基上，而且“我没有敌人”问题更严重，尤其是刘晓波现在是诺贝尔奖得主，影响力更大。余杰双重标准、蛮不讲理到惊人地步，实在令人看不下去！
先说几句柴玲的“宽恕”。大家从她的文章中已经知道，她在几年前信了耶稣，成为基督徒，并发表了长篇“柴玲信主见证”，介绍自己走向基督的经历。除了这篇见证，我还看了柴玲2011年出版的《柴玲回忆——一心一意向自由》。该书前面一大部分回忆六四，后半部分主要谈基督信仰。虽然篇幅并不太多，但却可以明显看出，柴玲对宗教相当地投入，近乎狂热的状态。据我个人的观察，对宗教进入走火入魔状态的人基本有三大特色∶
第一，居高临下，“感觉”真理在握——我和上帝在一起，站在道德高地上，俯视庸俗、卑琐的芸芸众生。第二，急着向众人“展示”自己站道德高地之超然。第三，急着“施舍”站在耶稣般高地所带来的道德优越感——我宽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麽。”
所以，柴玲无论是因为走进基督教，发自内心产生了宽恕恶人的心理，还是刻意模仿“大道德家”耶稣，都属于是刚刚醉心宗教、顿感“升华”者的常态。柴玲两篇谈“宽恕”的文章，从头到尾都是基督，而且她的宽恕是以祷告方式说的。柴玲从当年在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激进、六四时对记者失控的哭诉、到今天的“宽恕”，都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女性的感性、女性的冲动、女性的情绪。你可以说这类女性根本不适合掺和政治的事儿，但这里看不出柴玲有什麽心计和狡猾——她明显就是“跟着感觉走”的那一类。在那些高调走进基督教的中国名人中，像柴玲那麽感性的并不多见。
和柴玲不同，刘晓波从来都不是基督徒。虽然他赞美基督教许多、许多年了，但一直都没走进去。进都进不去，说明他相当理性，不存在刚入宗教的狂热者那种道德上的居高临下心态。当然，他不是没有可能产生“超人”的“大爱”情怀，但是，从六四屠杀后到《最后的陈述》之前的整整二十年里，刘晓波怎麽从来没有宣称过他没有敌人呢？他人在专制政权手里，在被宣判之前跟共产党唱一下高调，歌颂一下中国人权进步，指望宽大处理，人们心知肚明，可以谅解（不包括我）也就罢了。可余杰真把那些毫无原则底线的荒唐话当“真理”，成天高歌赞美起“没有敌人”来了。这不是一个认识水平问题，而是人格问题。而且，对一个宗教徒——余杰的姊妹，用俗人的方式怒斥；对一个俗人——余杰的兄弟，用宗教方式崇拜。这到底是天上的律？还是地上的规矩？有这麽撕裂的吗？这麽撕裂没感觉才更可怕！
●“告饶劣行”成“英雄壮举”
这里插一句上面“谅解者”中“不包括我”的原因。我认为像刘晓波的《我的最后陈述——我没有敌人》那样公开高调歌颂中共进步，远比写个人悔过书更糟。因为写悔过书就是承认“我软弱了”，接受软弱带来的后果。而这个《陈述》是在做出下跪举动的同时，却要获得英雄的美誉。
这里重复我在《撕裂的刘晓波》里的一个观点∶当年刘晓波在清清楚楚地知道政府意图的情况下，去中央电视台作证说“在天安门广场没看见杀人”；然后把这个清清楚楚的道德失足“凹”，狡辩成“我才是真正尊重历史真实”的勇士“凸”。他自己的合理解释是，“我就是说出自己看到的真实”——用强调所谓“局部真实”而事实上帮助了中共政权否定“天安门广场杀人了”这个大的、本质的真实。与此同时，刘晓波痛批那些向世界高喊“北京发生了大屠杀”的人们，说他们误导世界舆论。这太过分了，这不可原谅！世人皆知，这里的“天安门广场”指的是“六四事件”这个大背景，根本不是哪个具体的四方块。遍天下的傻子都知道的事儿，聪明、精明绝顶的刘晓波不知道？？？而且刘晓波迄今没有为这件这麽重大的错误道歉！
但我更没想到，完全无法想象的是——刘晓波这次重蹈历史！把“告饶”这个给政权跪下的动作，升腾成“没有敌人，没有仇恨”的高高耸立的“大爱”，再一次变“凹”为“凸”。这实在是太严重的品德问题。就这一点我已经写过，本不想再多谈了，但余杰念念不忘给这个“凹”戴高帽，一而再，再而三，差点就到每谈到刘晓波必定给“没有敌人”唱赞美诗的地步了；他不仅要把那个“凹”填满，而且要它窜出地面成为令众人仰望的“纪念碑”。任何看明白这个虚假、颠倒价值观的“牌坊”的人，能不想扔一颗炸弹吗？
自认是刘晓波大弟子的余杰，无论是继承并发扬这种变“凹”为“凸”的“高明”，或者仅仅是歌颂“没有敌人”的“大爱”，也还有其师徒一脉相承的逻辑。但是，在推崇、讴歌刘晓波对纳粹政权喊“我没有敌人”的同时，却痛斥同一思路下的柴玲的“宽恕”。这里的标准是什麽？
事实上，余杰和所有那些为刘晓波的《陈述》辩护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该文的错误！否则为什麽不把他们热烈歌颂的刘晓波“全文”（只有不到3000中文字，英文1500字）拿到诺奖台上去宣读，而是删掉了他歌颂中共政权的那部分？就因为他戴上了桂冠，就因为他是朋友（或直接利益关系者——刘晓波给了他们有薪工作、基金，或运作安排去西方等等），就闭着眼睛袒护。难怪刘晓波要圈子，要去做会长。
退一万步说，就算“没有敌人”“宽恕敌人”都是道德圣人的伟大、高级言论，但刘晓波是在“敌人”手里的时候，在做“囚犯”的时候，在没有任何能力跟敌人战斗的情况下说的（在此之前近二十年里他一次也没说过！），这可信吗？有力量吗？能说服人吗？
换句话说，一个在战场上打了胜仗的将军，面对他的俘虏们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我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你们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做这种“圣人”的宣称，尽管也很矫情，但起码他有矫情的资本。而刘晓波在自己是囚犯的状态下，跟监狱长表达“善意”和“爱意”, 连鬼都能看出这是“告饶、下跪”吧？怎麽在余杰们眼里这就成了“英雄壮举”了呢？这是多麽不可容忍的价值颠倒！
没有敌人，就没有战士，更没有英雄。真正坚持道义原则、有道德力量的人，不仅有敌人，更清楚自己在和多麽强大的敌人在战斗。明摆着，宣称“我没有敌人”之际，就是宣告“我没有能力战斗而缴械投降”之时。当你是敌人手里的囚犯的时候，说“我投降”，人们能谅解；说“缴械”才是真正大智大勇、道德高超的英雄，就该被扇嘴巴。
相比之下，柴玲是在自由的天空下、在没有被敌人投入监狱的危险的情况下说的，在刚成为基督徒的思维状态下说的。那麽谁的真诚更可信一点？而且柴玲也没有去歌颂中共政权的人权改善和进步。
正常的逻辑是∶余杰要护刘晓波的“无敌”，就应为柴玲的“宽恕”辩护。不能辩护，起码也会保持沉默。或者反过来，他对刘晓波的“无敌论”有所批评，哪怕有所保留，今天再出来批柴玲，也让人觉得他有个基本的统一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余杰是基督徒，他应该可以通过自己进入基督教的心路过程，去理解刚刚进入基督教的柴玲那种激动，那种找到了“光明和道路”的震撼（也许余杰自己并未震撼过），那种急于借“宽恕”张三、“原谅”李四来见证、表达自己因找到上帝而“升华”了的道德情怀。余杰不能原谅柴玲，要痛批我也完全能理解。但像他目前这样，在用尽溢美之词推崇刘晓波对纳粹政权的宽容、大爱的同时，却对柴玲丝毫不宽容，这用什麽逻辑能说得通？
余杰说刘晓波的“没有敌人”“是其去除心魔和营造新文化的基点，而非一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此话当真，那麽柴玲的“宽恕”为什麽不可以是营造新文化的基点？为什麽就成了“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姿态？”如果按余杰的所谓什麽营造新文化基点，那柴玲背後起码有一个基督文化，而刘晓波一句“没有敌人”就能支撑起一个“文化”来？你说余杰这麽个胡搅法，还能跟他论理吗？
●挺刘晓波灭柴玲的标准是什麽
同样赞美刘晓波、痛斥柴玲的不止是余杰，（我读到的）还有胡平、一平和丁子霖。这些人能否给我指出，“没有敌人”和“宽恕”的本质区别在哪里？两者都很清楚，指个人精神层面，而不是指法律意义的“饶恕”，因为他们都没有能力。有人说，刘晓波指的“敌人”是具体个人，而不是政权，他只是没有把具体的个人当敌人。真——的吗？我们看刘晓波原话∶
“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刘晓波是因为个人跟当局有仇才反抗的吗？）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这里难道不是清清楚楚吗？刘晓波要去善意对待的，要去爱的，是那个政权！他做这番宣称的时候，政权已经为屠杀忏悔、道歉、追究司法责任了吗？！
明摆着，公开、直接地赞美纳粹政权的人权有进步，并利用诺贝尔领奖台的位置向全世界宣布“我没有敌人”，其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作为基督徒的柴玲泛道德的“宽恕”。而且，比错误更让我厌恶百倍的，是这种宣称“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虚伪、伪善、矫情、做作——这种作秀的性质。
写到这里，想起安.兰德的《源泉》里对一个负面小人物的描写，“他从来没有恨过什麽，他同样也没有爱的能力。”很精辟！它跟“爱憎分明”这个古往今来文学作品对英雄人物的褒扬之词在同一个逻辑轨道。
我不会像刘晓波本人和余杰那样贬损晓波，说他“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刘晓波原话）。我宁肯相信刘晓波那些表达对专制刻骨仇恨的文章，因为我相信他对自由有着巨大的热爱的能量。刘晓波二十多年的努力，正因为他有恨。我不会因为他自己为作秀而胡说，就拿他当真。美国甚至有不少人，自己明明没杀人，跑到媒体上说自己杀人了，但警方不会起诉说疯话的人。在西方见识最多的，就是为作秀而说鬼话、胡话的人。我发现东西方都有相当一大批人，其作秀的欲望超过吃春药。
再换个角度说，就算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和柴玲的“我宽恕敌人”都是值得赞美的高超道德境地，那“宽恕敌人”也比“没有敌人”要高级得多。为什麽？因为面对你痛恨的敌人，你要宽恕他，需要做很大的努力。而压根连敌人都没有的话，那就什麽努力也不需要了，自然也就什麽伟大也谈不上了。所以说，即使从赞美“大爱”的角度讲，挺刘晓波、灭柴玲也是没有道理的吧？
胡平、一平和丁子霖不是基督徒，没有经过刚走进基督世界的那个忽然“升华”的心理、思想过程，他们痛批柴玲的“宽恕”，我可以理解。但他们对刘晓波同样逻辑的“没有敌人”的袒护，甚至讴歌，只能让我更明白，为什麽三岁的溥仪，只要黄袍加身，下面一片就全跪下了。没有对黄袍桂冠的崇拜，哪来的独裁专制。这些反专制的人们，不觉得自己可怜了点吗？
胡平甚至替刘晓波解释说，他的“完整意思就是‘我不以敌意、仇恨，而以善意对待我的敌人’。”刘晓波的原话明明、明明是“我没有敌人”，胡平硬是把“敌人”塞给刘晓波，这就把他变成耶稣的“爱敌人”了。可胡平真信这套理论吗？那些根本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的西方小傻丫头们可以被感动得流泪，难道我们中国民运的大理论家胡平也被刘晓波的胡话感动哭了吗？如果他们真的信奉、欣赏刘晓波这个“大爱”的宣称，那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们怎麽从来没歌颂过刘晓波在89.64时就高喊的“我没有敌人”呢？哦，对了，我忘了，刘晓波没得奖的时候，他的理论当然一钱不值了。
比胡平等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在天安门事件中失去儿子的丁子霖先生，她袒护刘晓波我本来也不想多吱声，理解他们在北京那个险恶环境中惺惺相惜建立起来的友情。但在歌颂刘晓波的同时，一腔愤怒地痛批柴玲的“宽恕”，这是哪门子的逻辑？这种做法，除了让人感觉到势利和结伙意识之外，能服人吗？我不是指控，是表达自己的感觉，因为事情太不符合逻辑。我对有正常思维的人做不符合逻辑常识的事总有兴趣研究一下为什麽。
余杰说，“丁子霖以及多名受尽折磨的‘六四暴徒’对柴玲的驳斥，足以看出这种伤害已不可挽回地形成。”柴玲一个“宽恕”就对六四受难者家属构成了伤害，而刘晓波“直接面对”那个杀人政权喊，要用“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我没有敌人”——都要去“爱”那个杀了丁子霖儿子的政权了——不仅不构成伤害，反而值得高歌颂扬了？这些人难道可以神经错乱到这种地步？
丁子霖还追究柴玲“广场不撤退（刺激了当局屠杀）”和说过要逃跑的话。但是柴玲用她在广场坚持到最后和同学们一起撤退的行动，否定了她自己在情绪波动中说的话。一个人的行为更重要，还是话更重要？丁先生要不要同样标准对待刘晓波？刘晓波为圆自己的“英雄梦”而领衔的所谓“四君子绝食”才是大屠杀之前的最后一个激进点。那场绝食和大屠杀的直接关系是一个敏感问题。这点包遵信在《六四的内情——未完成的涅盘》里已经清楚地点出，刘晓波本人也忐忑不安。丁先生怎麽不追究了呢？无论是当年还是今天，刘晓波的问题都比柴玲严重（刘晓波当时是知识分子，是老师，而柴玲只是一个学生），怎麽刘晓波不仅不被批，还成歌颂对象了？就因为刘晓波去丁家拱手作揖就双重标准了？还是诺奖立刻把刘晓波变成圣人了？
●是谁否定八九民运
在“六四”这件事上，刘晓波的问题岂止是“绝食和大屠杀的关系”、中央台作证“天安门广场没杀人”，还有一个严重程度不亚于上两个的，如果余杰不提我大概想不起来写∶
余杰在这篇批柴玲的文章中说，刘晓波认为“八九运动的正义性不容置疑”。是——吗？他没看到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中是怎样否定八九民运的吗？——他认为八九民运（刘晓波称为“八九抗议运动”）“使中国发生了全面倒退”。就这个问题，王若望、刘宾雁和郑义都曾撰文痛批刘晓波（后来郑义跟刘晓波私人关系和好，继任刘晓波当了笔会会长，又发声明收回该文，不许网络再登载——这就是刘晓波的朋友们的操守！）。哦，当然，所有对刘晓波的批评余杰一个字都没看到！
让我纳闷的倒是，在反专制阵营里，除了刘晓波，到底还有谁否定过“八九运动的正义性”，值得刘晓波余杰这麽一本正经、义正词严地宣称一下呢？
对柴玲，余杰们像对小绵羊一样义愤填膺地语言宰割。用余杰自己的话说，柴玲成了他们的“箭垛”。没错，他们自己则成了刘晓波的挡箭牌。我可以想象，如果今天不是刘晓波，而是柴玲得了那个诺贝尔奖，他们必定一窝蜂地冲上去捧“中国的自由女神”，长篇大论地赞美柴玲的“宽恕”是多麽的高级，多麽的“圣母玛利亚”“修女特雷莎”。谁获奖不重要，那个顶戴花翎才是他们真正要跪拜的。
难怪那麽多中国的各路“玩家”们跑到西方来钻营各种奖，因为得了奖，就离余杰们心中的上帝很近了。你看莫言不是因获奖而有了让一群一群中国人跪下的魔力了吗？
当然了，中国人也只有给莫言跪了，因为这三个得诺奖的中国人，一个在海外流亡，一个在监狱里，只有官至作协副主席、跟当局“和解”得最无缝隙、成为一体的莫言，最春风得意。呵——难怪余杰在《刘晓波传》中说∶
“当下和未来的中国，最需要的是什麽样的理念价值呢？就是刘晓波反复强调的‘和解’”。在把“和解”拔高成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之后，余杰更进一步论定∶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为本质的东西。”——大家别吃惊余杰给刘晓波戴上“提供这个时代的”“最本质的东西”这麽高的帽子，他给人戴过的“最最最”高帽多得数不过来。他是习惯把帽子甩到“最”高的地步，难怪刘晓波那麽蔑视余杰的“最最最”，大概他的“最”最不值钱，所以可以随便甩。
既然“和解”成了余杰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了，既然“没有敌人”成为这个时代的“最为本质的东西”，那麽余杰义正词严地猛批柴玲的这段话又怎麽解释∶“不负责任地宣布宽恕那些拒绝忏悔并仍然继续作恶的凶手，或许出于一时的情感激荡和虚荣之心，并非基督信仰的真义所在......如果抽取掉真相、正义、忏悔，一厢情愿地允诺宽恕、赦免与和解，便如同建造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一般劳而无gong。”
你瞧，转眼之间，余杰又彻底否定了“和解”这个他刚刚讴歌过的刘晓波的“理念价值”，也把“时代最本质的东西”给抛弃了。原来余杰的“理念价值”和“时代本质”都是一次性消费品的价码。
大家看清楚了吧，他要歌颂刘晓波的“和解”时，就只字不提共产党根本没有忏悔六四；没有追究责任，刘晓波的“和解”从何谈起？正义在哪里？余杰岂止是当年刘晓波所痛斥的“该灭的是谁，该夸的是谁，对什麽人塞炸药，对什麽人送玫瑰”清清楚楚，即使是对“和解”这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字，诺奖得主刘晓波说出来，就送玫瑰花，柴玲说出来，就塞炸药；而且无论是送玫瑰，还是塞炸药，他都能从世界名人那里，或从上帝那里，给两者各自找到理论根据。
●怎麽不跟打他的警察和解
不过，余杰要拜地上的光环的时候，可是立马把上帝忘爪哇岛上去了。比如，他曾撰文说中国要道德重建，就要从“以人为本”走向“以神为本”。但是刘晓波在《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中，赞美中共政权走向“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本身就已经跟余杰的“以神为本”在根基上冲突，而赞美中共那根本就是莫须有的“以人为本”，是双重地跟余杰所推崇的东西发生根本价值观的冲突，余杰怎麽就能接受呢？这无法不让人质疑，他到底是真基督徒，还是需要靠基督徒的身份提高自己的道德位置？否则怎麽“糊”到如此地步？
我们再看这个刘晓波歌颂的中共“以人为本”，拿余杰本人当“人”了吗？
余杰逃到美国之后，愤怒控诉中共警察毒打他，几乎打个半死；在批柴玲的文章中也痛斥中共是继续作恶的凶手，还在《刘晓波传》中描述刘霞在中国的待遇时说，“中共当局不惜用尽一切恶劣的办法折磨政治犯，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对于任何威胁到他们统治的人，下手都无比暴虐。”
余杰去年还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十年我切身的看到变化，表面上看是大国崛起、经济实力强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背后的危机越演越烈，不是黄金十年，而是用暴力维稳的十年，维稳的费用高达七千亿；它是人权状况急剧倒退的十年，是腐败到了顶峰的十年。”
你看，他要强调共产党有多凶的时候，就把自己导师的“和解”这个“时代最本质的”“理念价值”、把自己刚刚还如圣旨般歌颂的“我没有敌人”的“大爱”全抛脑后了，甚至说中国人权“急剧倒退十年”。这第一大弟子也太靠不住了。晓波大师不是在二千八百字的《陈述》里花了一千字赞美中国人权进步吗？晓波恩师不是教导，要“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吗？余杰怎麽可以控诉“暴虐”？他应该首先去劝刘霞跟当局“和解”才对！
而且余杰本人更不该逃到美国来，应该留在国内，本着导师的“理念价值——和解”，高扬“时代本质——我没有敌人”的精神，用“以爱化解恨”的美意，最后跟暴打他的警察实现刘晓波的“和解”目的。可余杰目前这种“失败大逃亡”的做法，不仅言行不一，也让狱中的大师失望吧？而且，如果连上有耶稣指教、下有晓波导师引路的余杰本人都不能首先以身作则跟当局“和解”、展示恩师教导的“正确性”，那让庸俗、没有导师指教的芸芸众生们又怎麽追随诺奖得主的“时代本质”精神呢？
●为护“偶像”自扇嘴巴
我无意调侃因反专制而坐牢、受迫害的人，是想提醒那些为作秀、唱道德高调而丢掉基本常识逻辑的人，那不仅是给自己挖文字陷阱、把自己弄到尴尬的境地，更会因搅浑概念、传递错误信息而有助专制的延续——跟自己的初衷正相反的结果。而如果为捍卫某个人而不惜撕裂自己，更是错上加蠢。比方说∶
余杰在接受采访谈到他的《刘晓波传》的时候说，刘晓波由于经历了六四，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体验失去亲人者的痛苦，所以倡导非暴力。
首先余杰怎麽忘了，刘晓波不是在中央电视台说“没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吗？余杰怎麽说他“看到那麽多鲜活的生命死去”呢？到底是刘晓波撒了谎，还是余杰撒谎？
就算刘晓波看见了吧（这可是等同余杰指控刘晓波在中央电视台作伪证）。但是，看见天安门广场杀人了，就要提倡非暴力了。这是多麽荒谬透顶的逻辑！这哪有逻辑？！这就等于是说，看见希特勒杀人了，就认为二战不应该打了；看见日本皇军杀中国人了，抗日战争就该放弃了，看见塔利班砍人头了，就应该请甘地死里复活去感动拉登。
可是在另一个场合，余杰又这样说，“当年纳粹兴起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些民主国家都在旁观，如果更早地来介入的话，就不会有那麽多人被杀害了。” 余杰还清楚地表示，如果刘晓波没在监狱，今天他一定支持西方国家干预中东人民的反专制运动。
那些国家怎麽介入？怎麽支持？一手高举着“我没有敌人，我是非暴力主义者”的牌坊，一手挥舞着玫瑰花，希特勒就投降了？萨达姆就死了？
余杰确实“范进”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在《刘晓波传》中，为了维护刘晓波和“非暴力主义”，他甚至写下了如此违背事实、颠倒黑白的昏话∶“暴力从未带来自由与和平，只有非暴力才赢得解放与幸福。”(P382)。
仅仅这一句话，余杰的东西你可以不要看了。美国独立战争、内战没用暴力吗？二战没用原子弹结束吗？本．拉登是被玫瑰花香薰死的吗？
余杰一定狡辩，我前面有指“人权运动”。但什麽是“人权运动”？推翻暴政难道不是最大的人权运动吗？不推翻独裁，有人权可言吗？！如果是指那些民主国家的人权运动，能用带来“自由、和平、解放”这麽大的词吗？能和今天的专制中国相比较吗？
和余杰的睁眼瞎话正相反，人类迄今为止的“自由、和平、解放”绝大多数都是靠暴力得来的！余杰和刘晓波在装模作样喊非暴力的时候，完全忘记了他们自己是怎麽一篇一篇歌颂美国的伊拉克战争的！我都快被这俩人的撕裂气昏了。
●余杰已经没有价值了
走笔至此，实在感叹，林彪歌颂毛泽东，也不过多喊几句“最最最”，也不至于像余杰这样，累到神魂颠倒，神经崩溃了。他自相矛盾，自己扇自己的东西实在多到引不胜引。我要肯花时间，可以全部都用余杰自己的话把余杰好好修理一顿。比如随手捡近在眼前的一例∶
在《刘晓波传》里余杰写道，“刘晓波的价值在于，他是自己身体力行，并不是鼓吹别人去做，自己却躲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按余杰的逻辑，他今天逃到美国来继续鼓吹让中国人追求民主是不是让留在中国的人都去冒险、去死、去坐监？他要是对自己的话负责，首先应该痛斥自己逃到美国来的“懦夫”行为，其次停止呼吁中国人为争自由而奋斗。因为任何努力都会有牺牲，连“没有敌人”只有“大爱”的诺贝尔奖得主都被判11年，连几乎不读刘晓波文章的刘霞都被软禁，连为“没有敌人”的“高超道德”而奔走呼喊的余杰本人都被警察打个半死的话，按余杰的逻辑，“躲”在自由世界的人，只应该遥控高喊∶“中国人全体跪下！”“余杰你先跪下！”那才是对中国人、对余杰最负责任的！跪下才可以活命，跪下才是最安全的！难道不是吗？面对余杰所说的“暴虐、暴力、毒打”，“和解”的唯一可行之路是手无寸铁的一方跪下！余杰可以逃跑，别人无路可逃，只有跪下这唯一的选择！
而且，按余杰的逻辑和价值观，他今天已经没有价值了，因为他自己躲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长叹一口气之后思索，余杰为什麽会弄出一堆如此自相矛盾的东西呢？其一是理论上没有真正的根基，其二是人格上没有统一性，gong利/机会主义的东西占很大比重。我曾在多篇文章中强调过一个观点，那就是“跟原则理念，不跟人”。因为人会变，而理念不会；人有多面性/矛盾性，而原则理念是固定的。如果死跟某人，他怎麽都对，那就是用偶像崇拜的绳子把自己的思维能力勒死。在美国的阅读经验告诉我，无论多麽睿智的思想者，都可能有重大盲点的部分。对任何一个人的一揽子全部照收，都是给自己的思想成长设障。而全方位捍卫某一个人，则是撕裂自己的最“短平快”途径。
余杰所做的，恰恰是这种短平快——“跟人，不跟原则理念。”嗯，不准确，他是“跟人，理念可以因人的需要而制造，原则可以因对象不同而改变并灵活使用”。
不幸的是，就像余杰的极端崇拜诺贝尔奖代表了大多数华人心态一样，余杰的这种“死跟人”的做法也不是孤立的，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但它不代表大多数普通人，只代表大多数利益圈子里的人（文化人和政客）。为什麽？
“死跟人”只是有利可图的人才做。这种利益可以是金钱、虚荣、强化自己在权威圈子里（文化圈或政治圈）的地位，或起码不得罪那个影响你仕途的圈子。而普通百姓在“人”和“理念”选择的时候，就靠自己的“常识”判断了，虽然他们很有可能受文化人的影响。但只要有机会得到更符合逻辑常识的观点，没有利益相关的普通人就会去“跟理念”了。
刘晓波在十多年前就从余杰的文章中看出了他世俗的精明。世俗的精明跟知识分子思想的成长是迎面相抵触的，它甚至可以从根基上摧毁一个知识分子成长的可能性。换句话说，这种精明度越上升，其思想能力越滑坡，直到滑进那一堆一堆“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平庸中国文化人群体中。当然，靠那种精明，你赢得“生活中的胜利”的机会很多。尽管余杰已经不再年轻，但如果刘晓波今天的“荣耀”是余杰的目标，他还大有机会。彩票是一定会有人赢的。
2013年6月2日于美国
2013-06-02
http://caochangqing.com/gb/newsdisp.php?News_ID=3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