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维权律师们

最近，律师“死磕”成为法庭中的常见现象，从重庆、小河到靖江、北海，可谓“四处开花”。律师利用网络媒体抨击法院和法官成为常态。对此，有人力挺，认为“死磕”才能督促法院依法裁判，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一些律师还结成同盟，互相声援；也有人反对，认为“死磕”是对司法权威的蔑视，对法治的破坏。如果从细节上看，我们不难找出“死磕”律师在一些举措上有失当之处，但从总体上看，我支持律师一方。

如果我们对律师“死磕”案件作一归纳，不难发现有以下特点：一、都是刑事案件，与律师对立的一方是检察院或公安机关；二、大多是敏感案件，审判的基调已经确定，法院尽可能地缩小影响，避免“炒作”；三、办案的律师都是外地律师。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些案件中，律师要死磕？按照我的观察，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各方的努力推动，我们已经有了一套“看上去很美”的法律制度，但是，司法机关的很多领导和工作人员仍习惯于一些旧的观念和做法，不想真正地去实行它。不想实行的理由当然有很多，例如：立法过于超前，不利于打击犯罪，实施的条件不具备，司法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等等。于是，在法律实施过程中，规则不断地被扭曲，法律标准不断地被打折，纸面上的法律在实际操作中变得面目全非。这种情况在一些敏感的刑事案件中特别明显，审判结论早就定好了，庭审就是走过场，律师的辩护根本没用。律师感到被法院欺骗和愚弄，无法向当事人交待。本地的律师要长期和法院打交道，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只能忍耐。一些外地律师看不下去了。于是，他们举起“看上去很美”的法律，要求法院履行立法者作出的承诺，恢复法律的本来面目。法院觉得这些律师气焰太嚣张了，一定要给点颜色瞧瞧。“死磕”就这样产生了。

也许有人认为我的说法没什么依据，那么，我可以列举一些现象，律师、法官们应当对这些现象比较熟悉。在一些敏感案件中，法院通常会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推”。“推”首先表现在立案环节。在民事、行政案件立案过程中，法院会尽量将一些可能给法院带来麻烦的案件挡在诉讼大门之外。对于刑事公诉案件，法院不能不立案，但对刑事自诉案件卡得很严，一些法院根本就不受理刑事自诉案件。“推”还表现在拒绝当事人、辩护人的一些合理请求。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不通知证人出庭作证，不开示一些应当开示的证据，不给辩护人必要的辩护准备、调取证据的时间，等等。

二是“捂”。法院采取种种措施减少敏感案件审判消息的扩散，如：在文宣部门的配合下控制对案件的报道；加快办案速度；通知律师出庭的时间尽可能少提前；不提前张贴开庭公告或将公告张贴在不显眼处；通过使用小审判庭、发放旁听证、安排内部人员旁听等方法限制旁听人数；限制或谢绝媒体采访；在庭审中尽量少公开证据或证据的详细内容；要求被告人亲属不得对案件进行炒作。

三是“压”。在有的案件中，法院对被告人施压，让其更换某些难缠的律师。在庭审中，法官不允许被告人详细陈述案件事实，不允许辩护人对某些案件的细节进行询问，不允许被告人与证人、鉴定人当庭对质，不允许辩方申请有利于被告人的证人出庭，限制辩方发言的时间、次数，借故将与法官唱对台戏的律师逐出法庭，甚至拘留。

四是“哄”。“哄”表现为编造某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敷衍辩方，堵众人之口。例如，不想让证人出庭，却声称“证人没空、不愿意出庭、找不到”；不愿意出示审讯录像，却声称”没有录像”；证据明明有很大漏洞，却声称“基本证据确实、充分”、“不存在合理怀疑”；在判决中对不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通过偷换概念、曲解法律、强词夺理，勉强定案。

我列举上述现象，并不是说，很多法官都缺乏基本的道德和良心，都在玩弄法律、枉法裁判。相反，我所见到的大多数法官都是正直善良、严肃认真的。我甚至相信，即使是办出冤错案的法官大多也是勤勉尽责的。之所以会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传统的办案理念束缚了法官们的思维。他们相信，法官办案，打击犯罪和维护稳定是第一位的，法官应当根据上级的要求和统一部署来执行法律，要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公安、检察机关查获的犯罪分子不能在审判阶段漏网，不能让坏人钻法律的空子，逃避法律制裁。在这种观念支配下，字面上的法律、被告人的权利、程序正义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局、维稳、领导的意图、司法机关的面子才是真正的法律。于是，和公安、检察机关联合起来对付被告人和律师，成为法官的不二选择。也有些法官认为传统的做法不妥，但觉得自己无职无权，不能改变大环境、大气候，也只能随大流。

在这种司法环境下，出现律师“死磕”现象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传统的司法违背法治精神、制造冤假错误，其弊端正在不断显露。也许，律师“死磕”能磕出一个公平正义的法治社会。对法官们而言，更新司法理念，改变传统的做法，尊重当事人、律师的权利，是避免律师“死磕”的最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