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尤其对家庭教会，当局在无法定为“邪教”、无法彻底取缔教会、无法改变人的灵魂的情况下，开始对信仰活动的物质形式、对信仰活动场所进行逼迫和打压，以为掌控了空间就会除灭信仰、剥夺了教产就能消灭教会。当局的如意算盘肯定会落空，但他们从教产出发的逼迫也使我们认识到教会教产的重要性。
中国《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第一款对宗教财产的范围作了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教会继承、购买、租赁的敬拜房产，是主要的教产。属灵的教会不需要教产，但只要是地上的教会，就都需要教产。信仰不仅是属灵的，信仰更需要物质形式来支撑。没有教产就无法举行敬拜、聚会，尤其是人数日益增多的中国家庭教会，对教产的需求几乎与对福音的渴望成正比。一个不仅不保护教产反而处心积虑剥夺教产的国家，是没有真正的信仰自由的。
如同财产权是基本人权一样，教产权利是信仰权利的必然构成。英国政治哲学在约翰洛克在其名著《政府论》中指出：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没有财产权就很难维护其它的人权。人拥有了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就拥有了最基本的自由，其他的一切自由都是由“财产权”这个“自由”衍生的。尽管财产权不是生命存活的充分条件，却是必要条件，要存活就必须拥有财产和财产权。“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并受制于政府的一个主要的重大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财产权这个普世权利也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虽然迟至2004年3月才在宪法修正案将“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文字写入宪法。除了个人财产，中国法律也宣告保护社会团体的财产。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2007年生效的《物权法》第69条规定“社会团体依法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受法律保护”。
教产属于社会团体的财产权利，在中国的《宗教事务条例》第30条规定：“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合法使用的土地，合法所有或者使用的房屋、构筑物、设施，以及其他合法财产、收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哄抢、私分、损毁或者非法查封、扣押、冻结、没收、处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财产，不得损毁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占有、使用的文物。”
虽然有宪法和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实践中各级官员践踏宪法和法律的行为比比皆是。如守望教会按照合同法购买了合法房产作为教产，但当局就是阻止此财产的交付，剥夺守望教会社会团体的财产购买、处分权利；广州广福教会依法租赁房屋为教产，其租赁财产也当受保护，相反却被当局断水断电，强行中断使用房产；再如开封六家三自教会教产，依法继承了教会教产，却被国营企业占用长达40年、今年部分土地又被道路建设占用，不得不动员700人上街维权；又列如河南省，郑州市，孙庄基督教会，村委会在没有征求教会会众的意见下就准备野蛮强拆，视教产权利为无有。
诸如此类的教案也引起当局关注，2013年7月20日，由北京普世社会科学研究所等联合举办的“宗教与法治学术研讨会——关于宗教财产的立法问题”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从立法与法律的角度，围绕“宗教财产的归属、宗教教产的退还、宗教团体的免税待遇、宗教团体的财务监督”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者有人认为教产保护的难点在于只有政策依据，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呼吁尽快出台《宗教法》，有人认为宗教团体法律地位不明是教产问题突出的重要原因，呼吁通过立法为宗教团体确立法律地位，解决“主人”的身份问题，才能物有所归。
这些讨论是有益的，我们看到就家庭教会而言，教产得不到保障的根本原因是家庭教会本身没有合法的法律地位，家庭教会的合法化是保障教产权利的最根本前提。而对于基层三自会而言，真正具有独立社会团体地位，不隶属于当局的党政领导，也才能切实保证其财产权。
宗教学者杨凯乐在其相关文章中对教产问题提出了自己看法：“就家庭教会聚会场所问题而言，如果无法立即承认其合法地位，可以尝试先就其聚会场所进行备案”。备案的教会活动场所也是合法财产，当受保护而非逼迫。对教堂而言，“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商业房地产开发一般不得拆迁教产，除非是宗教组织与开发公司自愿达成协议；如果是由于列入城市规划的公共设施建设项目需要拆迁教产，则应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在规划过程中关于教产拆迁事项，征得教产所有人或使用人的同意；二是通过拆迁前置换或拆迁后重建等方式，保证正常信仰宗教活动”。如此善意的、折衷的建议，当局不应该听而不闻吧？
“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磐石晓谕我说，那以公义治理人民的，敬畏神执掌权柄”（撒母耳记下23:3），民众建立政府、给政府纳税的目的，是期望政府能履行公义、保障民众的财产、信仰、政治等自由，而一个不能保护民众财产权的政府，丧失了自己的天职，必然会受到惩罚。我们希望中国当局能真正履行一个政府所应当履行的职责，保护而非践踏每个公民和每个教会的教产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