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4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野蛮镇压之后启动的每年一度的美中人权对话，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成果；沃尔夫议员说，奥巴马政府必须要做得更多
在一份今天提交录入国会档案的陈述中，沃尔夫议员敦促奥巴马政府，要公开地将人权和宗教自由议题，作为更广泛的外交政策中的优先部分。
今年的人权对话，将于今天和明天在中国举行。每年一度的人权对话始于1989年天安门广场的野蛮镇压之后。针对当时在北京由学生领导的和平抗议活动，中国政府的官员们在北京实施了军事戒严。
沃尔夫说，根据人权观察机构的报告，过去的美中人权对话，“基本上是空壳的措辞，缺乏责任信誉、透明度和明确的改善标准”。
在这份陈述中，沃尔夫用较长的幅度谈到宗教人士受到逼迫、政治异议人士遭到镇压、以及政府所设立的野蛮劳改营。
他也描述了中国的“网络长城防火墙”，用来屏蔽互联网上所谓的“敏感”言论。
“据估计，中国雇佣了3万到5万名负责监视互联网的特别警察——网警，”沃尔夫说，“早在2008年，国际大赦组织就清楚地注意到——‘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捍卫人权的前沿。’然而，奥巴马政府在网络自由方面，只是付出了嘴巴上的努力。他们在演讲中吹嘘说这是一个优先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在突破网络审查方面的花费，几乎都是国会命令用于针对封闭式社会的运作资金。而且，实际上国务院还改换资金用途，不是用于能够对极权政府产生真正威胁的有效突破网络审查的方面，而是用于效果不大的相关研究的初始项目上。”
“有太多时候，这个政府面对人权问题的姿态，已经谨慎到了沉默的地步。”沃尔夫补充说，“面对中国深不见底的恶劣的人权纪录，保持沉默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沃尔夫在结束语的时候发出一个警告：“许多人都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的内心缺乏激烈的改革，中国的这种走强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而美国必须要看清这意味着什么。对此，本届政府迄今毫无建树。”
了解沃尔夫议员在中国问题方面的更多工作，请点击这里：http://wolf.house.gov/index.cfm?sectionid=226
下面是沃尔夫的陈述词全文：
人权遭受虐待——必然要“干扰“美中关系
这个星期，美国和中国将要举行每年一度的人权对话——这是在24年前天安门广场的野蛮镇压之后开始启动的。
近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政府仍然对激发那次抗议活动的精神感到恐惧。在6月23日《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中说，“这次抗议活动遭到镇压已经24年了，中国政府基本上将天安门事件从历史中清洗掉了。
中国政府试图采用“奥威尔式”的努力，将这段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从历史中抹去，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如今那些还活着的人们，仍然带着从那个事件中遗留下的伤痕——心灵上的和肉体上的。1991年，克里斯·史密斯议员和我前往中国。我们参观了北京第一监狱，当时还关押着大约40名天安门运动中的抗议者。在看望那些抗议者的要求遭到拒绝之后，我们离开了，并带走了一双袜子。袜子是这些囚犯们生产的，用来出口到西方。
天安门运动遭到镇压，这不只是简单的历史话题。国务院最近的一份人权报告指出：“压制和强迫，特别是针对那些参与权利呼吁和公共权益方面的机构和个人，已经是惯例了。那些被当权者视为政治敏感性的个人和群体，他们的结社、宗教实践和旅行的自由，继续受到严格的控制。来自政府致力于对政治异议人士和维权律师的封口和恐吓，仍在升级。当权者诉诸法外手段，例如，强迫失踪，软禁，严格限制在家，包括将家属们限制在家，都是为了阻止独立观点的公开发声。
面对这样和那样的逼迫虐待，再看美国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人权对话，几乎没有获得真正的效果和变化，这确实令人震惊。这些对话都是在秘密形式中进行的，即使是立法者们，包括国会，以及更广范围内的人权团体，也不知道这些秘密。他们只是向我们保证，说在这些闭门的对话中，奥巴马政府充满激情地捍卫了基本的自由和人的尊严。我们还在私下里被告知，他们在对话中还提到了具体的案例。然而，这种方式一而再，再而三，总是无法产生有意义的效果。那位被监禁的天主教的主教，被关押的博客作者，以及被围殴的维权律师，值得这个政府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人权观察”机构在去年的美中人权对话之前，在一篇新闻稿中这样总结性地说明道：“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其它政府，在过去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基本上都是空壳的措辞，缺乏责任信誉、透明度和清楚的改善标准。中国政府经常将这些对话视为人权交接仪式，点到为止；或者是坚持人权的议题只能在对话的环境中探讨。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在这些与中国政府的人权对话中，建立起人权改善的基准，来保证有实质意义的进步。”
那么，这个星期的对话是否也不例外呢？我们是否将要又一次看到空壳的措辞，而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权践踏者的一边，并没有产生可以辨别的进步？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借鉴，我的答案恐怕是肯定的。
担任国务卿的早期，希拉里克在一次对亚洲的访问中，有过一段著名的表达：美国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心，不可以干涉或影响全球经济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安全的议题。 她的这番陈述，不仅导致我们国家中那些人权卫士们的震惊和失望，我敢说，还导致了海外那些在历史中一直将美国视为他们人权事业的最重要支持者，而不是将美国视为釜底抽薪的。此外，这也清楚表明了奥巴马政府主动讨好任何人，包括北京。在任何时候提到人权，不过一种义务性的表达而已。于是，人权问题竟然成了需要处理的障碍，成了令人讨厌的因素，不利于在更重要的议题上进行双边合作。
这可是从真实产生出来的观点。只有当一些实际事情迫使美国政府作出反应，人权问题才会得到本来就该得到的重视。
2012 年 4 月，中国法律维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在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突然间，人权问题看起来一定会干涉到美中战略经济对话。正是这次将要在下周举行的中美高层对话，将克林顿国务卿和财长盖特纳带到了北京。
就在当时的几个月之前， 2012 年的2月，我和几位国会议员，包括克里斯·史密斯议员，他多年来一直关注陈光诚的案子——给奥巴马总统写了一封信，是在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我们鼓励奥巴马总统，要学习里根总统那种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在冷战高峰期间运用的外交模式。当时，里根总统具体地把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们的名字提出来，将人权和宗教自由与美苏关系的每一个方面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将赋予这个国家以独特性的原则，放置在一边。当时我们对奥巴马总统施压，让他特别提出陈光诚的案例。
然而，直到陈光诚如英雄般逃离在家中的监禁之后，奥巴马才承诺将陈光诚的案例视为外交优先。
有太多时候，看起来这个政府面对人权问题的姿态，已经谨慎到了沉默的地步。
面对中国的深不见底的恶劣人权纪录，保持沉默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中国政府对待宗教人士的压迫，也是一律平等——对天主教的主教、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领袖、西藏的和尚与尼姑、维族穆斯林、法轮功练习者等等。骚扰、恐吓与监禁，是家常便饭。
根据“府会中国委员会”的报告，至少有40位罗马天主教的主教被监禁和关押，或者强迫失踪，包括老主教苏志敏，自1970年代就遭到严密的监视，目前情况不详。
基督教的家庭教会领袖遭到恐吓、监禁和酷刑，已经成为惯例。在2013-02-27的《今日基督教》中，对华援助协会的傅希秋在采访中说明：“2012年遭受逼迫的案例数量超过上一年，这些案例包括被抓捕、劳改、拘留、强奸、在公安局遭到酷刑、毁坏和没收财产、殴打、罚款、失去工作或营业执照、遭公安人员的恐吓。”
在过去的两年里，一些爱好和平的藏传佛教的喇嘛和尼姑，看到同胞们受到虐待而绝望，就采取自焚来抗议。自焚者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人权观察”报告说：“中国政府在以改善农村生活标准为口号发动的运动中，派遣了2万名官员和共产党干部，来到西藏的村庄里，对人们进行侵略式的监视，广泛实施政治再教育，并建立单方面的保安单位……”
维吾尔穆斯林不能自由结社，并被强迫做出承诺和宣示，还承受迫害。我反复要求，却无济于事，希望国务卿希拉里能够会见维族的人权活动人士热比亚——这位女士长期在这个领域的前沿活动，曾在监狱里度过5年，包括2年的禁闭室关押，直到2005年流亡到美国。她除了是一个人权活动的领袖之外，还是一位母亲。由于她的人权活动和呼吁，直到导致她的孩子们遭到骚扰恐吓和无辜监禁。
美国的国际宗教事务委员会在其年度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宗教自由的糟糕状况继续严重地恶化，尤其是针对西藏佛教徒和维族穆斯林。为了阻止独立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团体的增长，中国政府抓捕和关押了一些宗教领袖，强行关闭了一些教会，以及未经梵蒂冈的批准，就自行按立一些天主教的神父。法轮功和其它一些被定为邪教的团体，遭到长期监禁、强迫否认信仰和在关押中的酷刑。”
2009年11月，我给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们写了一系列的信，包括美国商务代表让·科克（Ron Kirk），敦促他们有机会去中国的时候，要抽出时间参加中国家庭教会的聚会。
我注意到，美国官员参加三自教会的聚会，这并不算稀奇。但是，美国政府的官员们从未拜访过任何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是中国宗教团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持续在政府的手上遭受逼迫。
我还注意到，也许是不符合直觉的，许多家庭教会欢迎来自西方的高级官员的拜访。这样的拜访不仅会让美国的决策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家庭教会在中国所遭受的压制，也能够保护这个教会的信徒们在将来少受骚扰，同时这样的造访还为这个教会增加信誉。几乎没有哪个国务院的官员搭理我的信。据我所知，迄今已经有一年半了，但是还没有一人参加过一次家庭教会的聚会。在几次会议中，我个人向科克先生提出这件事情，但他似乎认为这些要求挺烦人的，分散了他对更重要事情的关注。
在年度报告中，跨党派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点评了奥巴马政府所谓的“亚洲轴心国”的政策，并观察到，“这些亚洲轴心国的安全和经济支柱保持着发展，却没有提供新的民主、人权和人道主义政策的建议。”这个委员会还进一步注意到，人权并不是美中双边关系整体的一部分。
中国政府还保持着苏联古拉格式的野蛮的奴隶式劳改体制。在劳改营的铁窗后面，普通的囚犯们与敢于质问当权者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一同憔悴。
中国从被处决的包括政治犯在内的囚犯身上，摘取肾脏、角膜和其它人体器官，这方面的生意火爆。
在这个月的早些时候，在美中人权对话前的几周，《纽约时报》报道说：“北京的警察拘押了中国最著名的人权倡导者之一。他是在一系列的抓捕行动中最后一位被抓的。批评者认为，这显示了共产党政府让这些挑战共产党的活动者们闭口的决心。这些活动家们所做的，正是共产党自己誓言要进行的——曝光官员腐败和尊敬法治。”这位维权者的名字叫许志永。
《纽约时报》继续报道说：“他的支持者们说，他的案例可能会吸引广泛的注意力，并检验他曾参与建立的、已经在中国陷入困境的维权运动。这个由律师、学者和活动人士所组成的松散型网络，运用诉讼、出版和请愿的方式，捍卫公民的政治和社会权利。”《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报道说：“许志永以维护公众权益的法律工作而著称，这些工作代表了官方不公正行为所导致的受害者群体。例如，代表三聚氰胺污染的奶粉所毒害的孩子们。他所致力的法律关怀工作，并没有超出中国宪法所赋予的范围。”
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中国已经破碎的体制所表现出来的症状。这个体制充满着腐败，并被不同的意见所威胁。
尽管在经济上蓬勃发展，当中国面对信息传递的领域时，仍然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中国政府知道，思想观点能够带来后果，因此就花巨大的代价，通过网络长城屏蔽“不当”言论，限制中国公民获取网络信息的自由。
据估计，中国雇佣了3万到5万名互联网上的特别警察。这些警察在阿拉伯之春（茉莉花革命）之后相当活跃显眼。当时，中国政府屏蔽了互联网对“埃及”和“茉莉花”一类关键字的搜索功能。
早在2008年，国际大赦组织就正确地注意到——“在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捍卫人权的前沿。”
然而，奥巴马政府在网络自由方面，只是付出了嘴巴上的努力。他们在演讲中吹嘘说这是一个优先的问题，但事实上，他们在突破网络审查方面的花费，几乎都是国会命令用于针对非开放社会的资金。而且，实际上国务院还改换资金用途，不是用于能够对极权政府产生真正威胁的有效突破网络审查的方面，而是用于效果不大的相关研究的初始项目上。”
这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奥巴马政府看起来并不关心要为中国政府带来改革和变化，却更关心与中国现任领导人的拥抱。
2011年1月19日，我在国会山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一事，强烈批评奥巴马政府设立国宴款待中国主席——这是13年来的第一次——但是中国政权没有做任何事情，能够配得这种荣誉。
当时，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还有高智晟的妻子。高智晟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律师之一。他曾为异议人士和宗教少数民族提供辩护，还记录了中国人权受践踏的案例，包括一些著名的人权案例，涉及到新疆的基督徒和法轮功练习者。他被吊销了律师资格，并遭到强迫失踪、酷刑、非法拘禁在家、关押。这些都是他所从事的工作所导致的结果。2011年12月，据称他违反了缓刑三年的规定，就被收押入监。目前他被关押在中国西比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沙雅县监狱。在此之前，他的下落不明长达20个月。自从2006年起，他就不断遭受酷刑，并继续面临未来非常可能的酷刑。大约8个月前，他的哥哥到监狱里探望了他。在那之前，长达9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人确实知道他是否还活着。在这次探望之后，迄今没有任何新的消息。
我已经将高智晟“收养”为最近刚启动的一个初始项目——“捍卫自由”项目中的第一位人选。这是由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领导的项目，旨在寻求人们对这些遭迫害的良心犯们命运的关注。为了高的释放和最终的自由，我执著地努力着。
高智晟只是许多在监狱中的著名异议人士当中的一员。2009年12月，中国政府判处人权和民运活动人士刘晓波11年监禁，因为他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这份历史性的宣言——倡导中国的民主和对人权的高度尊重。刘晓波的勇气获得了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认可，并于2010年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但是，在颁奖典礼上，放着一把空椅子，作为庄严的提醒——2010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仍然被关押在铁窗后。
许多人都预言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如果中国政府缺乏大力改革的决心，中国的这种走强会成为严重的问题，而美国必须要看清这意味着什么。这一届政府对此迄今毫无建树。
去年，中国异议人士余杰给《华盛顿邮报》写了一封忧心仲仲的信。他在信中说：“中国远比前苏联更强大，但不幸的是，西方缺乏象罗纳德·里根那样有见识的政治家，面对威胁挺身而出。”
尽管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缺乏见识，中国人民却不是这样的。
在这次奥巴马总统与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会面之前，我参加了一些人权机构和活动家所组成的团队，对奥巴马总统施压，让他向习近平提出中国16位良心犯的名单，并敦促立即无条件释放他们。这些良心犯都是因为勇敢挑战中国现状，就连同家人一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承受着危险。
众所周知，奥巴马总统从来没有公开宣读过他们的名字。我们只能对秘密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一点猜测。
这个星期在中国的昆明，他们的名字被提到了吗？这些名字是否在闭门会议中以耳语的方式提到了呢？作为这次人权对话的结果，是否会有一个中国人的实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今天，在中国，有许多男女的名字不为人们所知，但他们却肩并肩，仿佛与历史中那些敢于质问奴役他们的暴君的人们站在一起。这些历史人物包括沙兰斯基和索尔仁尼琴，以及其他著名的异议人士。
那么，奥巴马政府是否与这些人们站在一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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