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华援助协会特约评论员 2013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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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时评看来,郭飞雄们的举动是为了对抗而对抗、为了表现自己的道德勇气和高风亮节的作秀,不仅无关社会公义,而且完全是一己私利行为。按照该时评的逻辑,对这些私人作秀行为,不应该赞赏和同情、更不应该支持和仿效,而应该唾弃并施以法律的严惩。无疑,这是在血口喷人、栽赃陷害,迫害郭飞雄还要诋毁他名誉。显然,这是在为当局的野蛮打压做辩解、做开脱。
郭飞雄的确很勇敢,但这种勇敢是为了社会公义、民族大义,他的一切行动和理论,都集中在一个焦点上,那就是如何推动中国的民主宪政进程。为了中国早日结束专制暴政、建立民主宪政,为了中国公民早日得享信仰、言论、政治自由和普世人权,郭飞雄们才不惜赴汤蹈火、冒险犯难,为此身体被囚禁殴打、家庭支离破碎也在所不惜。这样一种牺牲精神、舍己为公义的道义,是人类人性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值得所有人敬佩、仰慕和效法。
正如郭飞雄在《肩扛使命、为民主四次坐牢的赵常青》一文中写到的:“它展示了一种担当和受难的悲剧美学——我们的生命之树,要深深地扎在这块土地上,要在这块土地上,开出我们的权利之花,结出宪政民主之果。炼狱的陶冶,不过是光和盐的生命历程,令受难者的担当凝结为巨大的道德价值,焕发出壮烈的英雄美学之光”。这不仅是对维权人士赵常青的赞美,而且也正是郭飞雄自己的心灵告白。
郭飞雄是坐而论道、起而行道的理论家兼活动家,他用他的行动践行了他的心灵告白,他不为自己,却为中国公民权利、民族大义做出了巨大牺牲。根据他妻子张青写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我们看到:自2003年投入维权运动以来,郭飞雄四次被非法拘捕,被判刑坐牢5年之久。期间的非法殴打和酷刑,更是家常便饭。他曾在广州市第一看守所,被疲劳审讯13个日夜,不许他睡觉;被戴上脚镣100多天;被手脚穿插固定铐在木板床上42天,全身不能弯曲;被警察拔头发、搔痒侮辱达20多天;在沈阳被办案警察暴打,被凶残地反吊双手悬空,靠双手肩关节支撑全身重量;还被高压电警棍电击生殖器。
不仅如此,郭飞雄的家人也屡遭迫害,丢失工作和学业,不得不逃亡海外。这一切正如为伟大的殉道者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中所说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见圣经 哥林多后书4:8-9节)。在当局持续的严密监控和暴力威胁之下,在家人远离自己的痛苦之下,郭飞雄依然以国内维权事业为重,5年监禁后继续从事抗争活动,他的勇敢无畏、抗争不息,引起当局的巨大恐惧和仇恨,最后对他施以“斩首行动”;他的不屈不挠、义无反顾,是所有关心中国进步人士的道义楷模,像他一样勇敢,应该是民主斗士们的个人诉求。
正如郭飞雄先生在《对南方报系大门口声援南方周末的政治集会的简要思考》一文中指出的:“比较而言,中国真正的文化中心,北京的知识界,似乎过于知识化,太知识化了。新京报抗争,无人声援,就是最好的说明。中国的未来,还是要靠草根,靠街头,靠独立的市民社会和中产社会”。中国结束专制、实现宪政民主早已是知识界、社会各界的共识,这从几亿网民的网络发言中就可看出,但真正将这种共识付诸于行动、践行于生活并付出代价者并不很多,大多数中国人还停留在朱学勤先生所说的“书斋里的革命”阶段。在这个意义上,郭飞雄先生的勇敢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正如圣经《雅各书2:17-18》:“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尽管这段经文是在救恩论范畴谈论的,但我们也可借用在中国的民主事业中——仅仅有民主宪政的知识和信心而没有行动和实践,其实是僵死的、没有前途的,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行动,来证明对中国民主宪政的信心和知识。我们也可以套用青年马克思关于实践论的名言:知识界只是在解释、分析民主宪政,而问题是如何改变中国、如何推进中国的民主宪政、如何结束专制、缔造崭新的宪政中国。
行动,是需要勇气的;行动,是需要付出代价的。郭飞雄是勇敢的行动者,是为国家大义而非一己私利勇往直前的勇者和智者,值得每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去学习,去效法。最后,谨以郭飞雄在《对南方报系大门口声援南方周末的政治集会的简要思考》中的一段话最为结尾:
“前行者多是铺路者,牺牲者,南方的维权推动者和街头维权力量,早已做好为全国民间冲击边界、支撑格局空间的准备。我们愿做自由民主的炮灰。如果我们的这次民主实验,能够起到某些唤醒全国公民和网络社会坐言起行的作用,那么,我们的努力和担当就没有白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