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岗谈论“牛津共识”和中国的公共信任



10/23/2013

纽约时报    记者:伊恩强生

杨凤岗: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


八月末,来自中国四个主要思想阵营(新儒家、新左派、自由主义和基督教)的20多位公共知识分子齐聚牛津大学威克里夫学院大厅,讨论中国当前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这样一群在中国公共领域经常激烈辩论,互不相让的人竟然推出了一份被称为“牛津共识”的文件,在其中用四个共识表达了他们对一个多元和自由的未来中国的期盼。

与至今身陷囹圄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酝酿的“零八宪章”相比,这份“共识”是很温和的。它只是简单地陈述了对中国在政治领域追求多元,公平和正义的期盼。

在“共识”上签名的人有一些中国最知名的就社会问题著书立说的学者和作家,包括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基督徒社会学家何光沪,新左翼影评人吕新雨,和自由主义哲学家徐友渔。 这份“共识”在中国没有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不过颇具影响力的“南方人物周刊”对此登出了一个很长的特别报道,或者可以解读为这个“共识”的出现尚未完全触犯中国政府对公共言论日益收紧的控制。

杨凤岗也在“共识”上签了名,他是一名基督徒,也是研究中国宗教社会学的先行者。他还是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 和“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的主任。 该中心是关于中国宗教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定期举办会议和学术交流。

最近,我就这份“共识”及其对中国公共辩论的意义采访了杨凤岗。

问: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答:发起人是来自温州的基督徒王文锋。他在新加坡的一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发起了“中国神学论坛’。前三届论坛在新加坡举行,讨论仅限于基督教神学。第四届论坛在韩国首尔召开, 第五届邀请了新儒家的学者参与。而这一次他们还邀请了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人士参加。

问:在西方, 一群知识分子聚在一起发表一个声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个举动有什么重要意义呢?

答:我觉得有好几方面的意义。新左翼和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互相已经不沟通了。一接到邀请,他们首先要问,“你还邀请了谁?”如果得知对方阵营的人同样受邀,他们就会拒绝出席。关系已经僵道这个地步。但这一次,他们心甘情愿地在一起共处了整整三天。

问: 是因为会址在国外吗?

答:当然,表层原因可能是,牛津大学是个有吸引力的地方。不管你属于哪个阵营,在牛津开会都是很有声望的。还有就是,会议的组织者王文锋是个非常谦卑的人。 他从未跟任何一个参会者发生争执。他的谦卑打动了很多人。

问:这些政治阵营的名称在中国和西方代表不同的含义。你会怎样定义新左翼和自由主义?

答:很难定义。我认为新左翼有别于老左派或“毛派”。 新左翼明说他们不想被称为“左派”。他们想要被称为“新左翼”。 许多概念和名词是从西方的左派那里借用的。 他们批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全球化。这是他们理论的出处,而非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理论。 但是每当谈及美国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人们失去住所,新左翼会归咎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

问:那你怎么定义自由主义,也就是一些人口中的“右派”?

答:他们持经典的自由主义主张:自由市场,个体的权利,宪政。不过,有趣的是,他们有点向左派靠拢。他们开始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的国情下,我们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才能带来改变。我认为这些阵营之间有重新洗牌。我开完这个会后有一个感受,就是其实只存在两个阵营,一方提倡政府更多干预,一方提倡个体的权利。 所以我感到国家权力和个体权利是一个更大的分野。所以说有四个阵营也许并不准确。我听到来自自由主义阵营的人提倡更多政府干预的必要性。新儒家阵营的大多数人也都表示支持,就连一些基督徒学者,比如刘小枫,也大力倡导一个更强效的政府。

问:所以这些人可以坐在一起交谈。

答:是的。我们努力形成了这样一个公开的声明。虽然声明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是四个阵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共识,才是意义所在。

中国人谈论的国家内部的裂痕,说的就是这些阵营之间很深的积怨。但是这一次,这些阵营的代表开始对话,立足于共同点,了解彼此的差异。我认为这是目前中国社会需要的。达成的四点共识反映了左翼,自由主义,新儒家和基督徒关注的议题。当然在措辞上,每个人都做了妥协。总之,这个共识传达出了四个阵营的观点。

研讨会期间的每个晚上,都有与会者之间的精彩辩论。但是人们之间有信任。有人说,“没问题,我信任你的措辞。”与会者感到他们必须要向前推进,达成共识。否则国家内部会出现裂痕。

问: 参会的人选很有意思。有基督徒或基督教学者出席,却没有中国传统宗教道教和佛教的代表。 是因为这些领域里缺乏学者吗?

答:主要问题是,公共知识分子是谁?是那些在中国的公共领域发出声音的人。按这个标准,中国几乎没有佛教或道教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在微博上关注很多佛教的法师,但他们几乎从不谈及公共议题。

问:你觉得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们受政府委任,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大的好处吗?比如在寺庙的休憩或申请贷款方面?

答: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原因。他们更服从政府的观点。但我也认为或许他们不具备参与公共辩论的能力。现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佛教和道教人士鲜有这么高的学历。

问:这让我想到在中国,很少有宗教之间的对话。几乎看不见宗教团体聚在一起交流。似乎政府的观点是:如果有什么问题,告诉政府,我们来解决,但是你们不要开始说三道四,免得发展出什么独立的行动,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

答:这次研讨会上有人提出这一点。大家感觉到只要我们共同推出一个东西,就是有意义的。我们不知道政府会做何反应,至少我们可以表明我们能够合作。这群人担心政府不会听取各界的意见,只会我行我素。 当我们坐下来研讨的时候,我们有这个顾虑。

问:很有意思的是,基督徒参与了这个活动。当然,这个研讨会是从一个基督教神学论坛衍生出来的,可是其他阵营的与会者最终都觉得能够跟基督徒和基督教学者交流。中国政府有时将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对基督教比对其他宗教更有反感。

答:几年前有人出了一本书,列举中国社会中的各种群体,其中提到传统左派,社会民主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有一些新晋的群体,唯独没有基督教。基督教被忽略,是因为它没有社会影响力。但是现在,基督徒参与到了这次研讨当中。我认为这是基督徒学者进入公共领域的首次亮相。

问:但是十年前不是有个“文化基督徒运动”吗?

答:那时所作的是把基督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资源介绍给公众,却没有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那是一个文化运动,包括神学,历史和艺术。但这一次是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议题包括法治,人民是权力的源头,平等,正义等等。

问:基督徒对这次辩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提出权利来自于上帝,而非国家,也就是说国家或政府不能随心所欲地剥夺权利。这个观点有在研讨会上提出来吗?

答:当然。何光沪是个有趣的例子。他在“零八宪章”上签了名。他是最早签名的人中唯一的一位研究宗教的学者。 从那以后,他更加公开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他也公开了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在那之前很多年,他都避免谈到自己的信仰,但是现在他觉得更有自信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

问:我们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中国是怎么定义的?中国的公共空间很小,西方人常常认为中国的公共空间仅限于微博。那么知识分子怎样参与公共生活?

答:微博是一个。不用微博的人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们受邀去演讲,有时上电视节目,为报刊杂志撰稿,还有就是参加会议。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媒体很关注会议。像这次的研讨会如果在西方,记者们不会关注,但是在中国,媒体会报道。会议成为人们表达关注的平台,大众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问:下一步是什么?你们会再聚吗?
答:他们希望再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也许在巴西,要把中国放在全球的背景里。我想他们希望邀请到这四个阵营的人。不过这个“共识”是单薄,脆弱的。它取决于公众的反应。这个不像“零八宪章”之类的文件,它的措辞非常温和,即便是老左派也无法反对,我觉得政府也挑不出什么错来。

问:也许将来没必要搞什么共识,只需要一个大家讨论议题的平台。人们应当有不同的观点,没有哪个国家是只有一个观点,一个共识。关键是人们要有礼貌,有建设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答:我也是这样想的。将来我们可以搞真正的辩论。我们这次也有所辩论,有一些精彩的交锋,但是主要的基调是,大多数人觉得很难辩出结果,所以让我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不要太坚持自己的观点。所以这只是一个起点。良性的方式是进行真正的辩论,提出不同的观点,有说服力地进行论证,而不是情绪化的攻击。能够那样就太好了。希望我们已经朝那个方向迈出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