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喜悦感！小店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打击基督教家庭教会心狠手辣，带头查抄恩雨书店，扣押大批福音书籍。又把任拉成、李文习送上法庭，分别判五年、二年重刑。我打心里恨他们！现在他们把被扣押的书籍卖了换钱，成为世界一大丑闻！正好成为我攻击的要害。我暂停了祷告之旅，于8月27日专程飞到太原市，准备到小店区法院起诉和到小店区检察院控告小店区公安分局。

到了太原市，夜不能眠。想到主耶稣“爱世人”的教导，思想发生了变化。国保大队只是一个机构的名字，做事的警察也都是人。他们做了坏事，不能因此认定他们是坏人，因为他们良心受到蒙蔽，才见利忘义，胡作非为。“爱世人”也包括爱恶人，当然也包括爱抓捕任拉成、扣押福音书的警察。他们顶多算大半个恶人，有时也会做一些维持社会治安的好事。

想到这些，我决定先到小店区公安分局，找国保大队长谈谈，希望他们能认识到卖书错误，在任拉成案二审中给点帮助。第二天，白弟兄开车带我到了小店区公安分局。到了国保办公室，一位年轻警察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明来意。

这警察给L大队长打电话，说“有个律师找您，我说您不在……”
他放下电话说：“L队长在开会。”
我问：“什么时候回来？”
他说：“不知道，你明天来看看。”
我说：“可不可以帮我约个时间？”
他不耐烦地说：“你明天来看看吧。”
我说：“那你可不可以把他的电话告诉我？”
他说：“那不行”。
我生气地说，我们来了，你既不让座，也不倒水，连见面时间也不给约，你就这样“为人民服务啊！”
他火了，眼睛瞪着对我大声说：“你不是人民！”
我也瞪着眼睛对他大声说：“我不是人民，是敌人吗？老百姓都不是人民，那‘为人民服务’不成了屁话！我要找局长，问问我是不是人民。”
这时很多警察围过来，都和气劝我别生气，把我带到另一间办公室里，让坐倒茶。白弟兄留在原处。

我和警察们大声说：“国保大队带着执法队扣押书籍，又卖了换钱。我来找国保大队长谈话，是给他改错的机会。没想到他不但不见，下属反而骂我不是“人民”。我是律师，网络作者，他还敢如此蛮横，对其他人就更霸道了。我要上网点他的姓名，公布他的警号，让网民评评理。”我把名片递给他们，上面有博客网址。

过了一会儿，骂我不是“人民”的警察过来叫我大叔，向我道歉！他解释说，他的意思不是说我是“敌人”，意思是“公民”。我说公民应该有选票，我没有，怎么是公民？旁边的警察忙劝说不争了，消消气。让那警察出去，说他跟国保大队长约时间，再通知我，然后将他电话号给我。

我和白弟兄离开小店区公安分局，上了汽车。他边开车边说，那骂我不是“人民”的警察想和你再谈谈，我担心你们再争吵，没跟你说。我说其实那警察说的对，我们真不是“人民”，也真不是“公民”，是“奴民”，和奴隶一样没权利，没尊严。不一样的是不听话没鞭子抽，但可能没饭吃。文人大都在为“五斗米”折腰，拍领导马屁。

白弟兄笑着说，我们基督徒吵架，会不会有失身份。我说不会。在我眼里，那警察被恶鬼附体，才像恶狗一样忠于主子，凶恶待人。赶恶鬼要说重话，像中医针灸，西医开刀一样。我这样对他，会使他反思，也不敢再轻易侮辱别人，未尝不是好事。白弟兄笑着说，听你这么一说好像也对，反正我是长见识了。

过了一天，小店区公安分局没有任何电话给我。白弟兄让打过去我问问，我没有打。我不辞劳苦，去找他们交换意见，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他们不愿谈，那么就博（博弈）吧。我们约好去检察院控告，到法院起诉小店区公安分局，并将他们贩卖扣押书籍的丑闻公布出来。

5.起诉控告公安局

太原小店公安局国保大队长不愿意与我谈话，等于逼我告他们。在去公安局的第二天，我先到小店法院立案厅起诉，厅长接待了我。她美丽端庄，微笑里透着真诚。在仔细看了我的《行政起诉状》后，指出其中称谓的错误，并说先收下材料，立案要和行政庭商量。我向她要收案凭据，她让我列出交材料的清单，在上面签字盖章。

我离开法院，随即到了检察院申控科。值班检察官年纪比较大，看过控告材料后问我定什么罪名？我说定罪名是法官的事，律师只管控告，不定罪名。他说来控告的人都得有罪名，要不然不好受理，“上级领导”有规定。我说控告人只知道受侵害的事实，证据由公安局或检察院调查取证，法院审判定罪。让控告人定罪名，是你们“上级领导”脑子有毛病。

这值班检察官在我和“上级领导”之间很为难，用求我的口气说，你是律师，懂法，还是定个罪名吧。我说，你非要我定罪名，我就定死罪，该枪毙！这检察官吃惊地问，你要枪毙公安局？我说，是公安局的领导。他笑了笑，但仍然不肯受理。

我说，你要不敢受理，我也不难为你，请找你上级领导来。过了一会儿，年轻的L科长来了。他很认真地看完控告材料，发现证据图片中的书籍，没有公安局扣押清单上的书。他说证据不足，不能受理。我耐心解释说，公安局带领执法大队联合扣押福音书，有的清单只写数量，没写书名。照片上的书，只是扣押书的一小部分，不知道他们卖了多少。

L科长仍要求我出示有效证据，我立即反驳说，控告人只讲事实，证据应该由检察院调查。这是检察院的职责，它有权力和技术手段调取证据。假如，警察借搜查违法书籍的名义，到书店抢走电视机。书店来检察院控告，讲明事实经过，提供线索就行了，检察院应该调查取证，如调取街头录像、取指模等。如果要控告人做这些事，那要检察院做什么？L科长说，那控告人诬告怎么办？我说，谁诬告处罚谁，不能因有人诬告，检察院就不受理了，那是因噎废食。

L科长勉强受理了我的控告材料，说立不立案要请示“上级领导”才能定。对此，我早已见怪不怪了。在中国办事，常常听人说请示“上级领导”。这是人治社会特有的话语。我在美国十多年，那里都是按照法律规定办事，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找谁都没用，从来没听人说请示“上级领导”的。我现在一听说“上级领导”，就像儿时听说“马猴子”一样，感到十分恐怖和厌烦。

我从检察院出来，就飞回温州等消息。911（9月11日）是个恐怖的日子，我接到检察院L科长的电话，他要和我面谈。我说，我现在在温州，可不可以电话谈？他语气凝重地说，必须面谈。我将这事告诉了朋友们。

有的朋友认为，这检察院想要诱捕我，劝我别去。晨光书店李文习副经理，就是这样被诱捕的，诱饵是让他到太原取被扣押的书籍。多人劝我不要去，我思考再三，最后决定还是去。因为我感觉诱捕的可能性不是很大，我也做了坐牢的准备，行李里带上十本圣经，准备到牢里传福音用。我定了12号的机票，还将这事上网公布。为此，我接到多个关怀电话。

到了太原，有弟兄姊妹陪我到了小店检察院。见了L科长，他说因为我控告的案件正在二审中，所以检察院不能立案。我听了火冒三丈，质问他，难道我来回花费二千多元的机票钱来见面，就为听他说“不立案”？为什么不在电话里说？他说，电话说不清楚。其实不是说不清楚，是他对人的不尊重，或者故意折腾我。

既然来了，就不走了。我知道跟L科长说什么都没用，要求见检察长。LW检察长来到申控科，见面很客气！我的火气也消了。他重复了L科长的理由，让我等二审结束再来。我说，二审的案子是任拉成有没有犯罪的问题；控告的案子是警察涉有没有违法犯罪的问题。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案子，互不影响。说实在的，我来检察院控告，不指望你们查处违法警察，而是为发现太原司法中的错误，当任拉成案二审维持原判时，将这些错误向全世界公布。我希望在你负责任的环节上别犯错误。说着，我给他一本我写的书《唤醒》，再给他一张有自由女神火炬和博客网址的名片。

我接着说，我会将这一段写文章发表，如果你不愿意公开姓名，我可以用你姓的第一拼音字母W代替。他笑着说，不要写名，也不要写W，W是厕所的代号。所以我用了LW。我又说，警察涉嫌犯法，检察院正该负责调查，方法很简单，到公安局问问就清楚了，为什么要这么推三挡四。

最后，LW检察长同意受理了我的控告。在办理受理手续时，申控科的电脑屏幕上出现“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项选择。LW检察长让我选一项。我一边选择“满意”一边说，要是有“非常满意”选项就好了。离开检察院，白弟兄问我“非常满意”是什么意思，我说，因为是经过一番抗争得来成果，所以会感到特别的愉快！当天，我飞回温州。

过了几天，没想到 L科长又给我打电话，要和我面谈。我请他直说，他吞吞吐吐地说，检察院不能受理我的控告。我要求他给我书面答复，他反问我说，有规定书面答复吗？我请他看《人民检察院办案流程》和《检察院信访规定》，那里都有书面答复的规定。

接着，我又收到小店法院的《行政裁定书》，说小店公安局的扣押书籍行为是刑事诉讼法授权行为，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我们起诉公安局警察盗卖书的行为，而不是扣押书的行为，这《行政裁定书》将扣押书和盗卖书混为一谈了。我们将上诉状和新写的起诉状又寄到小店法院。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法院和检察院都拒绝受理公安局警察涉嫌盗卖书籍的案子，可见他们相互包庇。我不责怪具体办案的法官检察官，知道都是“上级领导（马猴子）”搞的鬼。他们鬼鬼祟祟躲在阴暗处，很难见上一面，却导致国家的司法体系瘫痪，不能正常运作。

中国现在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到专制制度上。专制制度的一切问题，就集中在“上级领导（马猴子）”身上。中国民众要想过上幸福生活，一定要先把“上级领导（马猴子）”拿下，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事事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我怀着收集古董一样的心情，继续收集太原市司法体系的错误，写成文章，作成视频。这是记录现在，也是记录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