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穆光宗

11月15日，新华社播发了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逐步调整完善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其中，“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一新的变动令世人瞩目，这意味，一胎化政策持续执行33年之后，中国人口政策结合新的形势有了调整。对这项攸关国计民生、民族未来的公共政策，有关方面需要进行深刻反思和全面修正。毋庸置疑，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需要大胆改革，以谋人口生机。

如果历史可以重构

首先，一胎化政策误判了人口形势。如果以今天的认识站到1980年一胎化政策出台的历史原点，中国可以有更好的抉择。本来，经过1970年代倡导性兼服务性计生“黄金十年”的努力，我国平均生育率已下降一半，从1971年的5.8下降到1980年的2.75，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如果我们延续70年代生育政策“晚、稀、少”的定位，那么在柔性计生的指引下，人民和国家就会减少很多的冲突、痛苦、代价和风险；而且，可以相信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宏图的展开，8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必将遵循1974年布加勒斯特首次世界人口会议提出的“发展是最好的避孕”规律而次第下降。1950年 代后出现的所谓人口爆炸，实际是人口转变增长，是人口转变的过渡性、阶段性特征，是阳光灿烂前的一抹暗云，终究会散去，不会长久。特别是没有预见到，随着 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人口增长的压力在自由的市场环境和经济体系中会转化为巨大的社会活力和经济动力，释放出可贵可观的人口红利。 遗憾的是，由于受人均指标和分母理论这些“负人口观”的误导，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没有看到人口的价值和优势，采取了与70年代截然不同的政策取向：变倡导性为强制性，变选择性为唯一性。1980年9月25日， 《公开信》所宣称的“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事实上演变成“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人口干预的“急刹车”突破了人口平衡发展的“红线”——维持人 口可持续发展需要维护更替水平生育率，破坏了人口的生态安全——不争的事实是，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高风险家庭，独生子女人口占主体的社会则是人口学意义 上的高风险社会。

不能继续大国空巢

其次，一胎化政策加速了大国空巢。生育一胎化加速了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和家庭结构的核心化进程。据年初的统计，我国空巢老人数量今年会突破1亿大关，全国老年空巢率平均接近40%。实际情况会更严重，因独生子女外出求学、工作和生活，其父母中年就已处空巢的情况较多。由于生育的少子化和年轻人口外出，不少乡村出现空心化趋势，农村老人的空巢率会很高，代际居住的分离导致赡养-照料的“代际脱离”，老年安全问题会普遍出现。

除了“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外，“孤独终老”也是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特征。这些特征将贯穿21世纪，贯穿独生子女父母和独生子女自身两代人的生命历程。家庭养老名存实亡，社会养老又难以期待。空巢空心，老无所依，空巢老人失养失助失亲现象日趋普遍。独生子女家庭将经历两三代“痛苦老龄化”的过程，这是一个全新的人道主义问题。“积谷防饥，养儿防老”，古有明训，于今更烈。无论家庭养老还是社会养老，都必须依靠儿女子孙和年轻劳动力的支持。

在人口问题方面，需要分析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互动关系，更需要审视分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依赖关系。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关键，在于保护人口生态的内部平衡。如果发生人口失衡和人口崩塌的状况，则将诱发社会危机。

扭转性别失衡

再次，一胎化政策诱发了性别失衡。性别失衡所导致的婚姻挤压，本质上是严峻的人口生态失衡危机，根本上是过于严格、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和过于强烈的偏男生育意愿相互冲突的产物。由于1980年代以来持续、普遍、严峻的出生性别比失调，导致婚配性别比失衡，迄今产生了至少3000万的男性光棍。根据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参与、2012年底发布的《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的数据，中国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高达206：100。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30-39岁男性中有1195.9万人处于非婚状态，而同年龄段女性中有582万人处于非婚状态。“剩男”问题正持续发酵。媒体报道，在广大农村地区，存在着一群找不到媳妇的“老大男”。河北沧县某村人口数千，大龄未婚男子据称过百。而农村女青年无论考学还是打工，都愿意留到城市里生活，加剧了小区域的性别比失衡。

“剩男剩女”现象蔓延，降低了婚内生育率，进一步加剧了超低生育率的问题，危及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剩男”现象也很可能诱发大量性犯罪等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稳定，危及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在我国人口性别比持续、普遍、严重失调的大背景下，即使“剩男”自身抱有天大的乐观心态，也无法化解严峻人口形势下择偶难、成家难、养老难的连锁问题。

弥补“青年赤字”

第四，一胎化政策产生了人力短缺。持续的低生育率已带来“青年赤字”，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国防人力资源短缺，经济安全和国防安全的问题凸显。2012年底，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相比2011年底减少了345万，出现了有记录以来的首次减少。这拉开了人力资源短缺的帷幕。严格的生育独子化和持续的人口少子化，导致最富有创造力、生产力、消费力和战斗力的年轻人口的规模和比重下降。据测算，我国18-22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口2008年达到峰值12540万左右，以后逐渐下降，到2020年，同年龄段的人口将只相当于2008年的56.2%，为7000万左右。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0-14岁人口占人口总量的33.6%，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7.69%，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降到22.8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又下降到16.60%，28年间降低一半以上。0-14岁人口占比持续下降的趋势，表明中国人口已严重少子化。

年轻人口是国家的最大资产，具有显而易见的国家安全意义和战略资产价值。年轻人口包括少儿人口和青壮人口，其中青壮人口是国家的“实力人口”，其长期变动趋势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生育少子化会产生连锁效应，少儿人口供给量减少会导致青年人口减少。从人口形势看，我国面临着人口资产大幅缩水的严峻挑战。年轻人口亏损危机现在处在潜伏状态，今后还会不断深化和显化。

人口安全战略需要平衡代际人口的关系，通过人口年轻化来遏制人口老龄化。从长远看，需要将生育率提振到一个适宜的水平，从当前看，则需要吸纳劳动年龄人口。年轻人口今后将成为最稀缺也最重要的资源，各地抢夺劳动力的大战即将拉开帷幕。

年轻型人口结构是生产型、活跃型、实力型、优势型的人口结构。保持平衡的男女比例、适当的老少比例是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必然要求，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能否保持适度的生育水平（总和生育率，即每个妇女在育龄期平均生育的孩子数，保持在1.8-2.3之间为宜），不掉入总和生育率长期在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陷阱”。在家庭自主负责生育的大前提下，鼓励家庭生育两个孩子，规避独生子女风险，是生育政策必须守住的“红线”。令人扼腕的是，中国早已掉入“低生育率陷阱”，不以为忧反以为喜。中国要应对老龄化的诸多危机，必须从源头上遏制少子化趋势，提振生育率，鼓励二胎而不仅是开放二胎。这样今后可望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劳动力，分担养老压力。

树立正确的人口观

我 们需要科学、正确的人口观。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口是最宝贵的资源和财富。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人代表了人口的 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代表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这就是人本主义人口观。人类现代文明史表明，对人类生命的高度尊崇和对公民权利的严 格保护，是“以人为本”的 核心，也是制度文明的基石。人口安全是人口发展必须坚守的底线，生命安全又是人口安全的基础。计生领域中的任何强制都有违文明通则和伦理底线。人口协调均 衡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人口适度增长则是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前提。无论着眼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分量，人口都不是简单的“数字”，而是意味着一套由不同性别、年龄和社会标识的人群（分人口）互相支撑、互相需要、互相平衡而构成的人口社会生态。

严峻的人口形势在呼吁重塑中华文明的人口推力机制。早日终结强制一胎政策，是人民之幸，国家之福。短期内的生育反弹没有什么大不了，反倒是对持续多年的年轻人口亏损的有益补偿。

其实，一年多出生上百万人口，也是杯水车薪。真正需要担心的是，生育率难以恢复到适度水平。1992年，我国生育率开始低于更替水平。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出来的全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的总和生育率仅有1.04。即使在全国范围内放开“单独生二胎”，一些被压抑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也只会在短期内和局部地区形成小的生育回潮，有专家估计，年增量不过区区百万。一旦生育意愿释放完毕，由于我国已形成意愿性、内生性的超低生育率，1990年代积累起来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也开始发挥作用，所以生育率很快会回落到更低的水平，国家必须面对人口萎缩、人口老弱的巨大挑战。这样的人口大势，早已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留给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实在是太紧了。船大早掉头，改革须趁早。

中国人口的最大问题，不是总量太大，而是人口失衡、人口亏损和人口萎缩的多重结构性危机。为避免雪上加霜，中国要早日恢复“计划生育”的 本意，就是让家庭计划做主，社会计划辅助。生育的社会计划，不是委托代理决策，更不是强迫代理决策，而是政府在尊重民意民情民权的前提下为家庭提供合乎正 义和需要的人文关怀、经济救助、知识引导、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彻底还权于民，早日“自主生育”，全力造福于家，及时“鼓励二胎”，为人民的生育减负，创 造实现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恢复和优化人口发展的生机生态，才是生育政策改革的大方向。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