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卓新平 徐以骅 刘金光 郑筱筠

郑筱筠：“外交”这个词实际上是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我们对“外交”的内涵与外延的不断的重新确认，既反映了国际关系与国际事务处理方式的演进，也体现出我们对这个领域或这方面工作的认知和把握。传统的“外交”指的是一个国家在国际方面的活动，如参加国际组织和会议，与别的国家互派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和协定等。但时至今日，全球化的进程和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层面上的交往日益频繁和密切，“外交”已不再仅仅是政府间的“外交”，非政府组织和力量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交往中，正在成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族群发挥其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军，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或者说是不可轻视的作用。有人用“公共外交”来称谓这个领域，也有人用“民间外交”这个词来称谓。无论用哪个术语，其实都表明一个事实，这种民间或社会层面的“公共外交”正在成为国际交往的一个重要领域或说一个重要的层面。那么，我们从宗教研究的角度思考中国对外发展战略时，宗教与公共外交的关系、定位与作用等问题就提上了议程。本期我们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国家宗教局刘金光司长围绕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

卓新平：人类世界是一个多宗教信仰的社会，在国际交往、民族交流、人际沟通中，宗教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宗教认同或求和的接触，宗教情感的自然流露和共鸣，往往会成为不同国度及民族达到“求同存异”或“和而不同”的共在、共识的促进剂、润滑油。相关的宗教情感往往会影响、支配其民众在对待国与国之间关系上的态度。尽管世界上仍然存在着宗教的纷争和冲突，由此使相关宗教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从整体来看，宗教发展的主流仍然是促进世界和平、维护社会和谐的。宗教和平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而宗教沟通与理解则是实现这种和平的可行通途。可以说，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国际交往，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将之视为基本人权的表现，也是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文化程度的标准之一。在“全球化”的今天，我们中国正积极努力地融入国际社会，而在这种“融入”过程中，其实宗教是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用、有利的推动力的。

郑筱筠：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主张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文化、价值观和国家的对外政策三个资源，强调的是价值观及其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地域扩张、军备竞赛、科技水平的发展、金融经济体系等有形的“硬实力”现象，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感召力、向心力等无形的“软实力”。据2000年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全世界的宗教徒约为51.37亿，占当时总人口60.55亿的84.8%。面对如此众多的宗教信徒，我国在打造文化软实力、制定对外发展战略时，应该考虑到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宗教人”这个极为重要的因素。我认为在提倡文化软实力建设时，应该打造“宗教力”。这种宗教力就是我国对外发展战略中一种特殊形态的文化软实力。如果仔细研究的话，这种“宗教力”可以再细分为宗教的文化执行力、文化亲和力和文化缓冲力三种力量。它们可以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发挥特殊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风云突变，无论是国际反华势力对中国的挤压，还是中国在境外投资与合作项目的屡受挫折，都使人们感到仅仅有政治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仅仅在世界许多地方投资做项目是不够的，还必须有文化的“软实力”。如今人们在关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时，日益感悟到宗教可以发挥一定作用。但正如一位伟人说过的，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我们究竟应在理论上如何看待宗教与中国对外发展战略及公共外交之关系？

卓新平：宗教在不同民族、国家、以及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宗教作为传统文化力量和精神传承，已经成为相关民族之魂和国家核心价值。人类不同地域的所谓文化圈都由相关的宗教构成其核心价值体系和主流文化系统，并且形成其广泛而深入的辐射与扩散。相关国家政治势力或思想意识的对外扩张或渗透，也会采取宗教的形式或得到宗教的重要帮助。而这种宗教的扩展和渗入则往往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在看似无意中达到了往往刻意也实现不了的效果。由于宗教的文化性，使其存在、发展、扩散都有着独特的“颜色”，而不少“颜色革命”的成功也理应带给我们警醒和思考。这种宗教的奇特颜色及其正负功能，提醒我们不能对宗教置之不理、弃之不用。我们既可防范宗教可能带来的政治、文化“色变”，也应使宗教让我们的社会文化在世界文明之园中更加赏心悦目、魅力四射。

刘金光：“公共外交”从根本上反映着不同国家社会公众领域中的交往。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爱德华·默罗（EdwardR.Murrow）公共外交研究中心曾经这样定义：“公共外交活动就是通过影响他国民众的看法，来影响该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而“交流核心是信息和思想的跨国流动”。当然，不同国家、不同学者对公共外交的界定有所不同，但是有三点是共同的：（1）由政府主导；（2）以外国政府、外国公众为对象；（3）以提高本国形象为目的。据此，宗教对外交往就是一种公共外交，积极支持开展宗教的对外交往，能够为我国的公共外交服务。

卓新平：在当前国际关系中，一些大国极为注意宗教在对外关系中的意义与价值，了解相关国家和民族的宗教情况，已成为其外交工作的基本功课。在解决国际宗教冲突中，对国家政治外交的一个重要补充，就是在民间外交中充分发挥相关宗教界及其宗教领袖的独特作用，一些问题往往在国家政治层面上得不到解决，而靠宗教的力量或办法却可迎刃而解。同样，一些小国在外交上也会向其宗教借力，用宗教的软实力来巩固其社会及其政权，靠宗教来完成其文化“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不少大国在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之后亦有其宗教力量的炫耀，鼓吹其宗教价值、标榜其信仰自由，输出其宗教精神。虽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倡导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权利，并且先后以国际会议、论坛、展览、朝觐等形式让中国宗教走了出去，如参加世界宗教领袖会议、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和《道德经》论坛，组织“《圣经》事工展”、多版本、多语种翻译《道德经》展等等，但在涉及宗教问题的总体国际政治、文化关系中却仍然处于相对独立，甚至被人孤立的境况中。除了社会制度的不同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之外，境外排华势力的一个重要攻击缺口，就是针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中国社会主流“无宗教”的这种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国媒体报道论及宗教问题时负面新闻多于正面弘扬的状况，实际上给了境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没有宗教信仰”、“排斥宗教信仰”、“不敬神”、“不信神”的口实。而他们对中国宗教状况的攻击实际上会带来对整个中国社会及其各方面的负面影响，从而导致我们文化“软实力”在走出去时其作用被削减、其影响被排拒。目前，宗教在中国官方对外发展战略中几乎不占分额，与西方、俄罗斯等大国官方政治外交中宗教的存在与参与形成明显反差。

徐以骅：就目前而言，宗教仍是中外之间相互认知水准最低、信任赤字最大、分歧最为严重的一个领域。由此造成的后果是：（1）尽管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宗教传统和宗教资源，并且已成为全球宗教产品的主要输出国，但中国在宗教领域的国际贡献却远未得到充分的承认与肯定；（2）尽管各种中国宗教信仰在海外拥有庞大的信众群体，却未能将其成功转化为维护与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因素，在海外亦未形成宗教领域的“知华友华派”；（3）尽管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硬实力已举足轻重，但在宗教、文化等领域的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却明显不足，在对外交往中呈现出鲜明的“软硬失衡”态势；（4）尽管中国始终致力于营造和谐健康的政教和教教关系，却未形成向国际社会有效阐述真实宗教国情以及在宗教领域的政策辩护能力，常常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宗教问题的“政治化”和政治（主权）问题的“宗教化”运作面前陷于被动。

宗教目前基本上是中国外交中的“负资产”，这不仅制约了我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的塑造，也是我国实行“全面走出去”战略、开展全方位外交进程中的短板。宗教作为超越阶层、种族、性别、文化的精神力量，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无疑能为中国开展公共以及民间外交提供有力的依托，从而克服中国外交和侨务工作中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上下脱节”（重精英轻草根，重官方轻民间）状况。

郑筱筠：宗教在国家对外战略中有重要地位，宗教是民间外交的一支重要力量，这虽然是当下人们关注的一个新热点，但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旧话重提”。因为在历史上，宗教都是族群间和国家间交流的一个重要载体。以南传佛教而言，它一直在发挥着整合国家资源、巩固国家政权、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作用。例如12世纪缅甸蒲甘王朝建立，国王阿奴律陀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首先整顿佛教僧团，宣布南传佛教为国教，保持传统佛教的纯洁性。在佛教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影响下，神王观念是南传佛教政治作用之重要表现。其社会责任之一就是为王权的存在提供合理性的证明，它赋予统治者卡里斯玛权威和神圣性。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南传佛与政权之间的特殊纽带。

卓新平：在中国历史上，宗教在对外战略发展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例如中国佛教对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对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宗教文化的影响迄今仍能体悟得到。而在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中亚、西方等国家的交往中，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等也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交流作用。“郑和下西洋”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交往，更有伊斯兰教等宗教的积极参与。历史上中国宗教的“走出去”实际上是将中国文化“带出去”，形成其国际传播及发展。甚至在相关国家或地区政治关系紧张时，宗教可以起到非官方的、间接的、民间的沟通与交流作用。

当20世纪50年代中美关系、中国与西欧关系恶化后，中国基督教一方面以“三自爱国”运动获得其在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则仍然以宗教的形式断断续续、隐隐约约地保持了中国与西方社会的一定交往。20世纪70年代，美国恢复与中国的交往，在中美建交前基督教在双方沟通上就起了一定的桥梁作用；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构成了中美沟通的一个重要方面。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因其在北京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办主任的特别经历而与中国基督教人士建立起良好关系。此后，美国政府也支持了至少三次美国宗教领袖代表团访华，其对中国的客观评价在美国也起到了促进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积极作用。一些美国宗教界人士对中国的支持，如美国福音派葛培里等人呼吁美国政府给中国最惠国待遇和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举动，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美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同样，当中国海峡两岸四地政治沟通尚有障碍时，宗教的沟通也曾起到其政治关系改善的催化剂作用。

徐以骅：从历史上来看，宗教历来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与精神纽带，玄奘西游与鉴真东渡的佳话至今传诵。同时，每当中国试图在东西、海陆两个方向的对外关系中采取积极有为的政策时，宗教亦常常扮演着开拓者与中介者的角色。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之路、文化之路、和平之路，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而传统东亚世界就不仅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圈、朝贡圈、贸易圈，亦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信仰圈。但凡中国处于国力强盛、民族自信的历史时期，都出现了中外宗教交流大发展的盛况。一方面，它意味着中国积极接纳、合共生；另一方面，它表现为中国真诚地向域外（海外）学习或传播优秀的宗教文化。这种频繁而良性的中外宗教互动，不仅塑造了中国自身，也同时塑造了中国的周边世界。晚近如抗战期间基督教会对我国的对外战略和公共外交也贡献良多，许多基督教人士活跃于我国的对外尤其是对美公共和民间外交的第一线，在国外宣讲中国抗战的英勇事业。1932年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余日章便受中国政府之请赴美呼吁美国政府出面遏制日本侵华，他在国务院与国务卿史汀生（HenryL.Stimson）会晤中不幸中风跌倒，从此一病不起直到4年后去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位殉道者。

刘金光：目前，我国宗教界已与世界上约80多个国家的宗教组织建立、发展了友好关系，积极参加涉及不同文明、信仰、宗教的国际宗教会议和宗教学术会议，广泛参与国际宗教组织，例如，中国宗教团体和组织，参加了世界佛教徒联谊会、伊斯兰事务最高理事会、世界宗教和平会议、亚洲宗教和平会议、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等世界性宗教组织。一些宗教界人士还被选入这些国际宗教组织担任重要职务。2000年，中国五大宗教首次联合组团赴联合国参加世界和平千年宗教领袖大会，表达我们对世界和平的祈愿。我宗教界代表已经连续四次参加了亚欧首脑会议框架下的亚欧不同信仰间对话会议。

宗教在我国对外交往活动当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例和作用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配合我对美欧外交大局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2006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美成功举办“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以事实说话，有力地驳斥了中国限制《圣经》出版甚至审查删除《圣经》章节的谣言。2007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德国成功举办“中国教对圣经事工展”，当时的德国媒体评论说，“这个展览改变了德国民众对中国宗教事务的‘陈旧印象’”。二是对东南亚等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发挥着重要作用。北京的佛牙舍利曾经四次赴緬甸供奉。陕西法门寺的佛指舍利也曾经赴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供奉。三是在东亚，发挥了中、韩、日三国佛教一脉相承的优势。历史上，佛教在三国文化关系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中国佛教协会于1995年在北京成功举办了首届“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与会代表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此后，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会议每年召开一次，轮流在三国举行。四是促进与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国家的友好交往。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每年也邀请和接待数十批国外伊斯兰教界人士，如沙特麦加禁寺的苏岱斯长老、叙利亚穆夫提、俄罗斯穆夫提委员会主席等来华访问，不断派团出访西亚、北非的许多国家，出席和参与伊斯兰教的各项重大宗教和学术活动。中国伊协每年还派人赴各伊斯兰教国家参加《古兰经》诵读比赛等学术、文化交流活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组织的“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展”赴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展出取得成功。

郑筱筠：从外交层面的多样化来看，宗教与外交的关系不是单向度的，也不是平面的。事实上是不同的宗教同时出现于一个外交场域之内，并在不同的层面发生作用，所有的宗教力形成一种合力共同支撑起宗教与外交的立体关系平台；反过来，从宗教自身来看，由于不同的宗教在每个国家的政治地位、文化地位、历史地位不同，也会影响到特定宗教与外交的关联。处于重要地位的宗教，往往对政府的外交事务有直接的和较大的影响，在政府层面的外交活动中也参与较多；而处于非显要地位的宗教，往往只是一个国家的诸多宗教或教派之一，其“弱势群体”的身份决定了其所参与的外交活动常常是在民间的或说公共外交的层面，对政府层面的外交事务的影响往往只是间接的。所以，我们在思考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时，还需考虑到在转型时期，宗教能够在中国对外战略的哪些领域或哪些层面发挥作用。不同外交层面和不同宗教的特点，决定了它们侧重不同的互动层面，以及相互作用的不同方式。对此，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不同宗教开展公共外交领域的分层外交模式，以各种宗教自身的实力来展开不同层次的外交。

卓新平：由于这种宗教外交意义在国际政治中所得到的充分体现，所以我们不能忽视国际关系中的相关宗教文化战略举措。特别是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必须有宗教的参与。目前，中国社会已经注意到宗教文化的政治意义和文化影响，尝试以宗教文化等公共外交、大众外交形式来走出去、请进来，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这在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中都有所作为，而且也取得了明显成果，如自2006年以来中国召开了三次世界佛教论坛，道教界组织的世界《道德经》论坛和国际道教论坛，中国《圣经》在欧美等地的展出、以及中文《圣经》的世界性输出，实际上也为文化上的中国制造及中国影响加了分、添了彩。宗教“软实力”的“亮相”和“巧用”，在国际社会能够达到其意想不到的极佳效果。

徐以骅：我们目前已经进入所谓“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关系体系”，但全球宗教复兴确实给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造成重大的、或可称之为“半颠覆性”的挑战，宗教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从隐性转为显性。从地缘学的视角来说，目前国际体系中已出现某种结合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因素，并且兼具广泛参与性，主体多元性和软硬实力的地缘宗教，其主要表征就是宗教因素已成为各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主要考量之一。

目前中国的地缘宗教实力或者中国的宗教软实力还处于待开发阶段。中国不仅是传统宗教大国，也是新兴宗教大国；不仅有丰富的宗教传统、典籍、思想以及圣地和圣物，也是全球最大的宗教商品生产和集散地。全球的华人宗教信徒或“信仰中国”的海外版图，以及我国多元通融的宗教传统实践，是中国可与世界上任何宗教平等相处和交流对话的巨大资源。中国驻马耳他大使蔡金彪认为，文化对正拟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是催化剂，对已建交的国家是润滑剂，对已发展几十年友好关系的国家是黏合剂。宗教在我国对外战略中的作用在许多方面与文化类似，中外宗教交流是中国与外部世界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和情感层面的互动，宗教作为少有的“软硬兼施”的力量，其跨国互动在许多方面比文化交流更为深刻和敏感，也更具基础性和长期性。

郑筱筠：既然宗教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如此重要，历史上又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可以借鉴，如今宗教在外交领域发挥作用的渠道和层面又十分多样，且有时不我待之势，那我们应如何促进宗教在外交领域的积极作用呢？

卓新平：我们在总体上对宗教在中国对外战略发展中的意义仍然存在着认识不够、思考不细的问题，没能使宗教的这种对外作用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结果在宗教信仰、公民权利等所谓热门问题上使我们失去了一些顺利走向世界、融入国际社会的机遇。从更好发挥宗教在对外发展战略中的作用上来看，其基本立足就是不要再把宗教仅仅视为外来“渗透”、“演变”的异己力量，而应该睿智地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宗教与其文化、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协调一致、有机结合、统一和谐、整体共构；由此从文化战略上调整我们对宗教的审视及评价，让宗教“脱敏”，还原其在中国社会的正常生存。这样，我们就可以充分发挥宗教在中国对外发展战略中的积极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发挥儒佛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作用，通过这“三教”的正常文化输出和传播而让世界认识、体悟真正的中国文化及其宗教信仰精神，使世界上具有精神情感和文化志趣的人们形成一种“中国情结”，并对之有着宗教情感。我们可以发挥中国基督教对西方文化、伊斯兰教对阿拉伯、波斯文化的联结、联谊作用，使之能在复杂的国际矛盾、冲突中起化解、沟通的桥梁作用，消解在意识形态、文化心态上的双方抗衡和对峙，或至少能留下斡旋、商讨的余地。我们还可以充分发挥中国民间宗教及民间信仰在海外华人中对中国文化的向心作用和亲和作用，这些民间宗教信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属于国际上“文化中国”理念中的核心价值及精神灵魂，我们决不可轻视或小看。它们能够在世界上起到对中国文化传统体系的基础维系作用、培土固根作用和水土保护作用，是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生态基地及其草根植被。对待宗教与中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关系，我们在看待宗教上应去除其不必要的政治敏感性，但在运用宗教文化战略上则应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敏锐性。

徐以骅：首先要充分发掘宗教作为中国外交重要资源的潜力，化被动为主动，通过中央、地方与民间社团相结合，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方式积极向海外投射中国的宗教影响力。实际上，官民并行、多层互动的公共外交和民间外交正是党的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理论在国际层面的灵活运用。无论是中美基督教领袖论坛、世界佛教论坛、国际道教论坛等高级别会议，还是更富草根性的各种民间性宗教信仰往来都旨在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假以时日，我国宗教的国际吸引力完全有可能从目前的“圣物”（如“圣经事工展”、“宗教文化展”、“佛牙/佛指舍利赴外供奉”）和实践层次（如“少林武功”、“家庭教会”、“圣经出口”、“各教和谐”）逐渐提升到制度、范式和思想层次。

其次，在“后传教时代”我们不仅要“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告诉世界人民”，而且也需要“把中国宗教的真实情况展现给世界人民”。1997年11月2月江泽民主席在洛杉矶会见美国著名基督教福音派牧师葛培理（BillyGraham）时就引用了“百闻不如一见”的“古语”，欢迎葛培理牧师经常来中国访问，看看在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就中美关系而言，宗教通常被认为是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或“结构性分歧”领域，但加强交流和互动以及管控冲突和分歧，拓宽中美国民意沟通的渠道,缩短两国在宗教问题上的认知差距，减少横亘在两国之间的消极宗教因素，同样也有可能成为中美增强互信的领域。

郑筱筠：宗教究竟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宗教如何发挥作用的背后，实质上有个如何为宗教定位的问题。认识决定我们的视域。认识不到位，作用可能无从谈起，也没有指向，更不要说到位。宗教力对于国家层面发展战略的影响在美国较为突出。就布什政府的对外发展战略而言，它把重点放在了中东地区，未重点关注东南亚。但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美国针对前任布什政府在东南亚外交上“善意忽视”所造成的美国在东南亚影响力缺失的问题，高调宣布“重返东南亚”，采取了更加灵活和务实的公共外交措施，大力发展与东盟关系，国务卿希拉里更是亲自前往东南亚来接触东南亚各国政府、群众和各类组织，积极投入到公共外交事务中，逐步改善美国在东南亚的国家形象。美国的介入使得一些东南亚国家对我国的态度开始摇摆不定。与此同时，现在有些西方国家正在运用软实力来展开各种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的迅速崛起，更加重视在政治、人权、民族、宗教等方面对我国施加压力。对此，我国也可在宗教层面上积极建立预警机制、防御机制，同时主动积极地运用宗教文化软实力来展开自己具有前瞻性的公共外交，准确把握新的发展趋势，在宗教发展格局和世界新秩序的重新建立过程中建构自己话语权、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

刘金光：我们要充分发挥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第一，要提高认识，充分发挥宗教在公共外交中作用中的积极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阐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以及“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同时，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四个方面深刻分析了国际环境中不确定因素增多，我国发展的外部条件复杂多变。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更应充分重视和发挥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积极作用，全面分析和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树立世界眼光，加强战略思维，不断提高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能力。第二，要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宗教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要继续配合做好对美工作，在宗教问题上继续加强交流与对话，尽量减少宗教因素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的干扰。要继续发挥“中韩日三国佛教友好交流大会”的机制作用，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三国佛教“黄金纽带”；发挥我国佛教圣物的独特作用，进一步凝聚东南亚国家对我友好力量。要在东盟10+3机制、金砖五国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性合作机制中设立宗教对话机制，发挥宗教的特殊优势，寻找共同的价值观念，增加粘合力量。要继续配合开展宗教领域的国际人权对话活动。配合参与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及多边人权对话。第三，要维护稳定，在公共外交领域构筑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进行渗透的防线。

郑筱筠：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始终是动态发展的，不是静止不动的。传统宗教文化复兴运动和新兴宗教不断涌现，使得宗教体系自身也处于不断的“聚合”和“裂变”的过程之中，这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宗教力体系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因此，在运用宗教力打造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到宗教的复杂性、多元性、阶段性、区域性特征，应理性地及时、主动把握宗教力指数，在可持续发展的文化战略格局中，积极运用宗教力来推动我国对外发展战略的实施。

以上各位专家对于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及公共外交的关系都有精辟见解，但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远远没有结束，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思考和积极参与。

（本文原载：《世界宗教文化》 2012年第5期，转载自：龙泉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