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继正

我们回忆的不仅是父亲的苦难和一个家庭的苦难，而是千千万万忠心耿耿、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我们民族惨痛的历史教训。

我的父亲涂羽卿(1895-1975)是一位知名的教育家，一生光明磊落，追求真理，崇尚民主，以育人为己任。在半个世纪裡，他一腔热血，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他教育学生以创导科学精神为本，探索科学价值，贡献社会，造福人类。在跌宕起伏的年代，他经历了苦难的历程，面对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叛，以沉默不语对抗。1975年，他带着满腔愤愤不平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离开人间。虽入土，魂未安 ••••••。

1895年父亲生于湖北汉阳一个基督教家庭，祖父涂松山是牧师。 父亲1913年9月入读北京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起初由清朝政府利用美国退还的部份庚子赔款建立，为公费派送到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而设的预备学校）。由于他成绩突出，一年后就毕业了，1914年8月赴美学习，和他同船的有以后成为中国杰出教育家的陈鹤琴、陶行知等人。父亲先入美国康乃狄克州卫斯理大学，后又入麻省理工学院，主攻土木工程，于1918年6月获硕士学位。此后一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同时在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当实习设计员。


教育救国 师从诺贝尔得主

1919年9月，父亲结束了在美国的工作，那时他已和我母亲Muriel Hoopes在纽约结婚，但急于回国报到，先行回国。他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任教。陈鹤琴和陆志韦（前燕京大学校长）两位也先后来到南京教书。他们三人志同道合，认为中国需要民主，教育必须先行。没有教育，人们就不会懂得民主与科学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他们这一代爱国青年以“教育救国”为主导思想。1927年，父亲到上海沪江大学任教，1930年获洛克菲勒基金会奖学金，再度赴美到芝加哥大学深造，师从阿瑟‧康普顿教授（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后来参与製造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攻读原子物理。1932年，他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沪江大学任教并任物理系主任。 1937年，八一三日寇佔领上海。学校停课了，许多学生纷纷离开上海沦陷区。上海几所教会大学校舍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就联合起来，租了南京路慈淑大楼继续开课，直到抗战胜利。

1946年6月，父亲在沪江大学任职19年之后，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全国协会热诚聘他为副总干事，事情尚未最后落实，10月间，颜惠庆博士代表圣约翰大学校董会来请父亲出任校长职务。颜博士认为父亲教学有27年之久，继续做教育工作比青年会工作更合适。他接受了这项任命。1946年11月，父亲正式就职，按圣约翰大学的传统，就职典礼很隆重。当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出席了典礼，并讲了话，他指出中国进入宪政时期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没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有有效、廉洁和民主的政府，任命涂羽卿博士为校长是开创了大学的新时期」 (以上为英译中) 。我坐在台下，看到父亲神态庄严，从颜博士手中接过一个用红绸包着的装有学校大印的盒子。对父亲来说，这隻盒子有千斤重，其实这只是一个空盒。以后的事实证明，只有空盒的授印，而无实权的交班。


崇尚民主 忍辱辞职

他上任后，矛盾和冲突接踵而来。他当了校长，并没有脱离教学。在繁忙的校务工作外，还教一年级和四年级的物理课。按照董事会的决定，学校向政府立桉注册，这对历史悠久的圣约翰大学来说是件大事。在他任内，立桉工作终于顺利地完成。

1947年，内战风云、通货膨胀、政府官员腐败，引发各地学生运动迭起。父亲意识到时代的潮流，把学生关在校园内，不问校园以外的事的时代已经过去。学生会主席和代表经常找校长提各种要求。校长定期和他们促膝谈心。父亲崇尚民主，认为建立民主秩序，必须有言论自由。他不断引导学生，而不是以势压人。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多为富家子弟，对政治一向不感兴趣，不参与，可是到了这时，由于时局的变化，学生活动如脱缰之马，很难控制了。差会和校长之间矛盾激化，在会上一再指责校长对学生「闹事」软弱无力。道不同，不相为谋。父亲和差会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忍辱辞职。

父亲辞去圣约翰大学校长的消息传出，青年会如获喜讯。父亲和青年会的渊源很深。早在20世纪二零年代，他在南京东南大学和上海沪江大学任教时期，曾担任过青年会的董事。三零年代中，青年会请他和福州协和大学前代理校长陈文渊博士，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女士（曾国藩曾孙女）组成巡迴演讲团，到13个城市，做历时三个半月的讲演，听众达15万9000人左右。父亲的讲题是「科学与宗教」。他积极参与青年会工作是为借助宗教，鼓励青年吸取现代文明，以科学为基础，改变封建传统，建设现代文明国家。抗日期间，他和青年会同仁做了大量救亡工作，青年会把总部搬到重庆后，他担负起留守上海的任务。辞去大学校长后，青年会聘他为全国总干事顺理成章。

他踏进青年会的大门，没想到从此背上沉重的十字架。1948年9月中旬，北美青年会邀请他到美国访问，并考察北美青年会工作。他先访问加拿大，然后访问美国各地。此时，中国的局势正在急剧变化。1949年2月中旬，他乘船取道香港回到上海，这时候平津已解放。5月25日，上海解放。作为一个宗教团体的领导人，他不能不想到宗教在新中国将面临什麽样的考验？他想起，1939年青年会总部搬到重庆去后，曾有一个基督教代表团从重庆到西安，通过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由周恩来、博古和林伯渠三位共产党领导人陪同到延安访问。他的老同事江文汉是代表之一。江先生在他的《延安朝圣记》一文中，颂扬了延安精神，认为，中国共产党站在劳苦大众一边，这种精神和基督的精神一致。毛泽东主席会见他们时，十分肯定地对他们说：中国共产党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抗战胜利后，圣公会主教还曾收到过由周恩来、董必武二位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团的领导人署名的信，信上说：「如果你们获国民政府允许，派牧师、医生、教育家来我们地区参观，或建立教堂、医院及其他慈善机构，你们将受到欢迎。我们将努力为你们提供方便，我们特别希望你们对改进我们的工作提出忠告。」（此信为英文，以上是中译文，写信日期1946年2月26日）这些事实使他相信共产党是不会食言的，特别是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时，中共中央邀请吴耀宗先生等宗教界领袖去北京共商国是，起草共同纲领。

儘管如此，解放后全国青年会的工作处境十分困难。由于宗教信仰和共产党理论基础马列主义相左，青年会过去和美国关係很深，部份经费来源依靠外国。青年会会员面对现实，参加政治学习后，纷纷离去。想争取入团、入党的会员必然和青年会划清界限。青年会在新中国建立后还想有所发展是不可能的。当时许多基督教人士认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内容能够，也必须和新民主主义相结合。于是，父亲和一批宗教界人士纷纷出动，到许多地方宣传新中国的宗教自由政策。

1950年5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接见基督教界人士共13小时，最后一次从晚上11点到凌晨4点。周恩来明确表示新中国保证宗教自由，但是，基督教必须在内部肃清帝国主义影响，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繫。听了周的讲话，父亲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前途抱乐观态度，对青年会的前途更抱有希望，因为青年会不同于一般宗教团体，它致力于社会服务，深得国民好评。特别是，周恩来提到他的青年时代在天津参加过许多青年会的活动，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是罗伯森博士（Dr. Robertson）的科学讲座。那时有许多青年会会员参加了五四运动。周总理还感谢青年会为人民政府培养了许多干部。抗日时期，青年会会员曾投入大量的救亡工作；解放战争时期，青年会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各种方式支持反飢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特别是上海青年会为中共地下党提供了活动场所，青年会为它的青年干事争取奖学金到美国深造。这几位到美国留学的干事才华出众，在美国深受青年会国际委员会的高度评价和讚赏。日后，他们成为新中国出色的国际活动专家，难怪周恩来要向青年会表示感谢。

周恩来接见后，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紧接着，朝鲜战争爆发了。这时，中国基督教界和美帝国主义斩断羁绊迫在眉睫。9月，由吴耀宗起草的「三自宣言」发表在人民日报的第一版。中国基督教领导人分别到各地宣讲「三自宣言」。父亲到了金陵女大、南京青年会等地宣传爱国爱教，中国基督教会只有自治、自养、自传才有出路。这一年里，他每天面临新的思想、新的哲学与信仰、新的生活方式的挑战。他对新政权有信心，认为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趋向劳动果实的公平分配是很正确的。


韩战烽火 殃及池鱼

朝鲜战争的烽火殃及和美国有千丝万缕关係的中国基督教界。1951年4月，父亲出席了「三自运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集会。大会支持政府政策，响应抗美援朝，拥护土地改革。会后，各地凡是和教会有关的单位控诉美帝国主义罪行的集会和游行如火如荼。我父亲过去和美国教会有密切的关係，母亲是美国人。解放前夕，父亲还去过美国。这些客观条件，把他列为需要交代的重点分子，在劫难逃。他清算自己几十年来和美国教会的关係，检讨自己的政治立场，批判他亲美、崇美超政治和普世教会的「错误思想」。

1948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校长期间，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策动沪宁一批基督教领袖去见蒋介石。蒋是个基督徒，他们曾妄想对蒋能起一点作用，劝蒋放弃镇压共产党，接受和平。以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女士为首的基督教代表团去南京见了蒋介石。父亲是该代表团成员之一。1950年2月底，他曾和广州青年会总干事王以敦同去香港。实际上，经政府批准，由父亲以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名义去执行一项任务，由于任务特殊，当时不便公开活动内容。后来得知，当时青年会在香港有一笔外汇，要父亲亲自去取回，因为建国初期，中国需要外汇。这些都是他主动交代的。但是所有他的交代，日后却成了一次又一次打在他身上的砲弹。


士可杀不可辱 险些轻生

1951年底，「三反五反」运动开始，父亲被打成「大老虎」，大会小会轮番斗他。他因过度紧张导致胃出血，大口吐血。母亲感到他身体情况危急，不让他出席会议，要送他进医院。但是青年会负责运动的那几个「积极分子」硬把他从床上拉到会场，指控他和帝国主义分子有不可告人的关係。让他痛心疾首的是，向他发难的是三零年代他在沪江大学的学生，又是他手下干了多年，青年会派出留美的得力干事，在他心目中他们是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们的表现完全违背了作为基督徒的原则和做人的良心。应该说，他们对父亲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些棍子恰恰是他们打在他头上，心中痛处无以言表。父亲在人格上受到极大的侮辱，「士可杀不可辱」，产生了自杀的念头，企图从六楼的窗口跳下去。就在这千钧一髮的时刻，被母亲拉住，动情地劝他千万不可轻生。

很巧，我的一位堂兄涂长望（前国家气象局局长）因公到上海，听到父亲被打成「老虎」，感到吃惊。他不相信父亲涉嫌「三反」、「五反」任何一项，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父亲列席了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之后不久，他感到事有蹊跷，立即向华东局反映情况。上面发了话，青年会那帮打手才放过他。这时候，国外已谣传涂羽卿被捕。这一沉重打击后，父亲情绪消沉。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接见了他，鼓励他向前看，并把自己在党内曾经受过委屈的事告诉他。

他请求辞职，但上级出于统战考虑，没有同意。青年会成为民主青年联合会的一个成员。他心明肚白，他还挂着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的名义是向全世界说明，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仍然存在。更重要的是，它是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直到他去世，他一直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常委和全国政协委员，一个无党派民主人士。

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后经常有机会到各地参观，他决定重返教育园地为国家培养人才。他的老友陈鹤琴先生在江苏省负责教育部门工作，1954-1955年，聘请他到南京师范学院教物理，1955-1957年，在苏州师范学院教物理。他热爱教学，不辞劳苦，每週往返沪宁线，和学生在一起，他心情舒畅。1958年后他任上海师范学院物理系主任。重返教育岗位后，父亲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随着岁月的消逝，他教学的热情并没有丝毫减弱。他为青年教师开设原子物理和量子力学课程。他的英文造诣很深，还能阅读法文、德文和俄文科技资料，业馀时间埋头为学生们翻译外文参考资料。他终日伏桉备课，唯一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多培养一些人才。

谁知好景不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骤雨把他从讲台上拉下来。霎时，学校裡出现铺天盖地针对他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并非学生们写的，而是从青年会和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送到学校的。大字报揭发他是帝国主义的走狗、代理人，是埋伏在中国基督教内的特务。显然这次有人要把他彻底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一批红卫兵採取「革命行动」，把父亲打了一通，紧接着对父亲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名曰把他送进学校的学习班，实际上对他实行隔离审查。

由于受不了人身侮辱，他趁上厕所的机会，用剃刀割颈上的动脉。被发现时，他已大量出血，昏到在地。学校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他醒来之后，对身旁的妻子女儿说，他万念俱灰，没有活下去的愿望。经学校同意，父亲出院后回家养病。不久，他又得了一次小中风，行动困难，说话声音很弱。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7月间忽然来了几个人，在父母亲住处的大门上贴上封条，然后把他们两人带到上海师范学院，分别隔离。九个月之后，母亲被放回家的同时，父亲则被送到香港路59号（原为银行俱乐部）「上海市基督教界学习班」。所谓学习，实际上是一种斗争。曾任金城银行总经理的徐国懋老先生在他《八五自述》一书中，描写了这个所谓学习班的情况。徐先生曾是青年会全国协会的董事，所以他也被拉去参加学习班。书中写道：「学习班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有些基督教界负责人接受前燕京大学校长，后曾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领导，组织政党，反对共产党，走『第三条路线』。主要审查对象是两个人：涂羽卿和吴高梓。涂羽卿已被隔离在香港路59号地下室多时，学习班有时传他来，叫他交代这个阴谋活动的情况。他态度坚决，说他和司徒雷登只是相识而已，没有深切关係，也根本没有另组政党的事。他的问题早已交代，没有什麽可说了．．．涂不多说，不承认」。 参加这次学习班的有基督徒二百人左右。大部份人晚上可以回家，重点分子关在地下室，不准回家。监管这一批人的是上海市黄浦区工宣队进驻基督教界的小分队。在学习班会上，三自爱国运动某些人声嘶力竭叫父亲交代和美帝国主义「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一看，仍然是五零年代斗他的那批老人马，他心中十分反感，他的声音虽然微弱，但回答很坚决：他没有背叛祖国和人民。

1969年11月，父亲被关进在漕溪路上的前上海市少管所。他的问题又升了一级。当时这个少管所，已被空军部队接收，专门囚禁重要的政治犯。以后获悉，京剧大师周信芳、前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着名演员赵丹、白杨和作家杜宣，当时都曾囚禁在这监狱。进了这个地方，都以号码代替名字。以后又被转移到虹桥机场附近类似监狱的地方。在严酷逼供下，他的精神彻底垮掉，承认了诬告他的罪名，但又苦于编造不出具体内容，痛苦折磨着他，无法解脱。

1970年春，我获得几天假期，到上海去探望已被监管很久的父亲，并想弄清父亲究竟犯了什麽「罪」。到了上海，费了一番週折，获准到香港路59号见父亲一面。见到父亲那一刹时，我愣住了。在我面前的是个穿着破棉衣，面容憔悴，毫无表情，目光痴獃的老头。父亲望着我发獃，说不出话来。几天后，工宣队召集在上海的家属：妻子、女儿、儿子促他交代「问题」。由我们一家很熟悉的一名专桉组组长主持会议。父亲一言不发，神情怪异，我的两个姐姐都是医生，感到父亲神经已不正常。会后建议给他检查身体。她们得到的回答是：「他能吃，能睡，没有毛病，你们不必操心」，还说：「涂羽卿态度极为恶劣，每次叫他交代问题，勒令他第二天写完，他交上来的纸上只有四个字──最高指示」。

1970年5月，母亲最后一次获准给他送食物。以后整整两年多，父亲下落不明，母亲心中起疑，定要弄个水落石出。1972年初，她又去香港路询问，得不到答覆。她先后走访、写信给有关单位，也从未得到一个字的答覆。其实父亲早被关进监狱，前次家属要求见他，是把他从监狱裡带到香港路来会见的。他连续几年冬天，都患肺炎，住进离家只有两站路的华山医院，但从不让家属知道。他们把他当作「要犯」放在单人病房内，门口有解放军把守。
1972年，国际形势有了变化，美国尼克森总统访华后，中美关係开始解冻。11月23日，这一天正巧是感恩节，母亲突然接到通知，叫她到香港路学习班的地点去接父亲回家。 回家后，父亲的心始终没有得到安宁。当局究竟把他看成是什麽样的人？每月他仍然只拿35元的生活费，学校裡没有一个人来探望他。这说明他还是一个没有结论「挂起来的人」。他回家后，精神失常的表现越来越明显。经上海精神病院诊断结果，他确实患有精神病。家属一再要求给他做书面结论，解除他思想上的负担，有助他治疗疾病。他的问题是上海基督教界当权者给他立桉审查的，但组织上他属于上海师范学院，该归学校管，应由学校出面处理问题。

1973年春节前，上海师范学院终于来了两位代表，奉上级指示，向他作口头宣佈。「你的问题，根据现在掌握的材料，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最后，两位代表还对他说：「至于你隔离时的情况，没有必要对别人讲」。这种带威胁性的口吻，只能加重他已有的沉重压力。他的疾病日益恶化。


生不如死 「让我走吧」

我们作为子女，一直想了解他被隔离时的遭遇，老人总是吞吞吐吐不敢直说。断断续续，得知他是被监禁在牢里，受过拷打，带过手铐。儘管母亲和我在上海的姐妹对他多方精心照料，给他亲情温暖和爱，劝他安心养病。但他的问题一日得不到解决，一日不安，病也治不好。反人性的诬陷和背叛，使他被损害和被侮辱的身心全线崩溃，和疾病作斗争的意志丧失殆尽。

1975年夏，他又患肺炎，气管被痰堵住，不能正常喘气，情况危急。我从干校匆忙赶到上海。在他病床边，我望着他清瘦憔悴的脸，昔日炯炯有神的眼睛已黯然无光。他嘴唇动了一下，想说话，但很困难，只是苦笑。他一生的努力贡献全被否定，他的心在流血。医生要切开气管，插入管子把痰吸出，他央求医生，不必抢救，费劲地吐出几个字：「让我走吧！」。医生给他动了手术，以后几个月，他一直住在华山医院，再也没回过家。他期待着还他清白的愿望落空了。我们留不住他的脚步，1975年9月11日中午，他带着心灵深处的创伤走了。

从父亲去世后到1979年，整整四年，为了还父亲清白，我们四个子女为父亲的一个书面结论奔走，虽然遇到种种阻挠，但我们决不罢休。作为父亲的专桉组长李ＸＸ不愿痛快地承认这是个错桉，特别是在文革后，他又获重任。我们兄弟姐妹四人费尽週折，得到一纸结论：「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认为涂羽卿同志作为美特嫌疑而立桉隔离审查是错误的。所谓基督教美特潜伏组织是一起假桉，应予否定」。这张纸对逝者，已无意义，对活着的略有安慰，可是，子女们心灵深处的伤痕已无法弥补。


撒向人间一片爱 永留心间

1979年11月2日，上海师范学院为他举行骨灰安放，平反昭雪的仪式，把他的骨灰安放在龙华烈士陵园。母亲从不讚同任何殡葬仪式，但这次破例，因为这不是单纯的骨灰安葬，而是为父亲平反昭雪，让子女解脱苦恼。在她心中，无论是平反还是不平反，父亲永远是个坦荡的君子。父亲生前好友及其子女，同事、学生，邻居前来送花致哀。母亲唯独谢绝了四个人的花圈，她不愿这四个名字在父亲灵前出现。她相信父亲在九泉之下看到这几个人的名字会有极大的伤痛。父母亲多年的老邻居周谷城教授亲切地用英语对母亲说：「你的丈夫是个正人君子，是个真正的基督徒。」母亲噙着泪花骄傲地回答：「是的，他爱国、爱家、爱学生、爱朋友，他撒向人间的一片爱心永留我们心间。」

当我在海外查阅到父亲当年有关的记录、在国外保存的他与友人的通信、父亲的文章、友人和他的学生们所写怀念他的文章，他的心路历程，他的拳拳爱国心，字字句句跃然纸上。回顾这位受我们尊敬的学者的经历是个痛苦的过程。我们回忆的不仅是父亲的苦难和一个家庭的苦难，而是千千万万忠心耿耿、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我们民族惨痛的历史教训。


（原载《世界周刊》2007.07.01 24-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