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王志勇
如果男人击打怀孕的妇女，那妇女靠近他们或来到他们中间是来劝架的，致使她流产，妇女和出生的孩子都没有收到什么损害，就当按照妇女的丈夫所要求，支付一笔金钱上的赔偿，伤害者必须给付……通过诉诸仲裁者。付款是强制性的，因为即使妇女和她腹中的胎儿没有受到伤害，这种击打也会危及生命….此处用复数形式，表明所指向的对象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可能妇女所怀的是多个胎儿。“若有别害（就是害及母亲或胎儿），就要以命偿命”：这样才能做出完全的补偿。[2]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在这段经文中，还是在圣经其他地方，反律主义的时代论是看不到什么律法的。达拉斯身学院的沃尔斯克，没有在此处发现反堕胎的律法，事实上，他认为“在旧约律法中，堕胎是允许的。”[3]
其实，《出埃及记》21章22至25节所记载的是一个案例法，就是用一个很小的例子来阐明某种更大的原理。认识到这一点，这段经文的重要性就更加清楚了。以下我们来分析这段经文所包含的某些原理。首先，非常明显，这段经文所引证的并不是有意的堕胎，而是无意造成的堕胎。既然无意造成的堕胎所受的刑罚就这样严厉，很显然，那有意引发的堕胎就更要受到严厉的禁止了。圣经没有必要禁止有意的多态，因为此处的案例法已经明确禁止。其次，即使无意导致的多态，当受的刑罚也是死刑。既然在打架的过程中，一个男人虽然无意却打在了孕妇身上，导致了她堕胎，这个男人必须受死刑之苦，那些有意引发堕胎的人当受何等重的刑罚呢？第三，即使没有对孕妇和胎儿造成伤害，那个击打孕妇的人仍有责任支付罚金，事实上就是必须受罚。很显然，上帝的律法竭力保护孕妇和她腹中的胎儿，这样每一位孕妇都有坚固的律法的篱笆来保护她。第四，既然伏在蛋上的母鸟和雏鸟都在律法的保护范围之内（申22：6，7），很显然，任何对生育之事的干预都是严肃的事情，除非是在上帝的律法的要求或允许之下，否则任何人都不能随意摧毁生命。
基督教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面对堕胎这一事实了，那时希腊和罗马人的世界认为只要国家视之为可行的，那就是可行的。在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一书中对于堕胎一事说的非常清楚：
我要制定这样的法则：女人从二十岁到四十岁当为国家生儿育女，男人应当从过了跑步速度最快的年龄到五十五岁要为国家生养孩子。……
如果人还不到、或者超过了这样的年龄也给国家生孩子，我们就要宣布他的行为是亵渎性的不公义的犯罪之举。因为他们生孩子的不到男女祭司和全城邦的祷告和祝福--这种祝祷是每次正式的婚礼都可以得到的，目的就在于使那些有德行的有用之才比老一代更有德行和益处。得不到这种祝祷的孩子就是愚昧和淫欲的产物。
同样的法律也适用于这样的情况：一个能为人之父的男人和一个年龄适宜的女人苟合，却没有得到执政者的准许。因为我们对他们的指责就是，他们给国家所生下的是私生子，没有保证，是不圣洁的孩子。……
但是，一旦女人和男人过了规定的年龄，我想，我们就大那个允许后者自由地和他们所喜爱的人来往，除非对方是女儿、母亲、女儿的孩子、或祖母。同样，我们也当允许女人这样和任何男人交往，除非对方是儿子、父亲、或是她们直系的亲属。但是，要给他们严格的吩咐，让他们竭尽全力，无论如何不得让所怀的胎儿面世。如果胎儿确实出生了，就当处理掉，要知道这样结合所生的孩子是不能抚养的。
这当然也是合理的计划。但是，问题在于如何分辨父亲、女儿以及你刚才所说的种种亲属呢？
特马南是很难辨别，但是有一个办法，就是：当他们中间的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就当把他结婚日之后七到十个月里所出生的男孩成为他的儿子，女孩成为他的女儿。他们就称他为父亲，他则把这些儿女的儿女称为孙子孙女。同时，这些孙子孙女也称他的同辈为祖父祖母。所有孩子都把父母生自己期间出生的男孩女孩为兄弟姐妹。正如我们刚才所说的那样，这些人中间不得发生性关系。但是，如果抽签决定，而且特尔斐的女祭司也表示同意的话，国家的法律就准许兄弟姐妹同居。[4]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家就是终极性的秩序，就是整个制度中发挥作用的神灵，因此国家能够规定堕胎、杀婴和乱伦。亚里士多德的立场也类似，当国家允许的出生率超过的时候，他就吩咐可以堕胎。[5] 在罗马，当国家规定妇女堕胎非法的时候，最终不是因为道德律的考量，而是因为妇女堕胎就剥夺了丈夫合法的后裔。
在很早的时候，教会就把堕胎定为有罪（《使徒圣训》，ii， 2）。《使徒宪章》第七款第三条明确规定：“你们不可通过堕胎来杀死孩子，也不可杀死已经出生的孩子；因为灵魂的成型和领受都是来自上帝，如果杀死孩子，这种不义的杀戮必会遭到上帝的报应，《出埃及记》21张23节。”德尔图良（《护教书》，9 ）明确地阐明了基督教的立场：“拦阻孩子的出生就是快速杀人；不管你是取走已经出生的孩子的生命，还是毁灭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生命，都是一样。将要出生的人也是一个人；在种子里就已经蕴含了果实。”[6]
现代人对堕胎的态度越来越放纵。因此，克劳利认为堕胎的主要原因是贫穷，他明确指出，“很多时候，......唯一的原因就是贫穷。”[7] 埃利斯认为，随着人生变得越来越理性化和科学化，人类文明使得堕胎越来越减少。换言之，堕胎并不是一种罪，而是对经济困难和缺乏思考的性行为所采取的补救措施。
但是，实际上堕胎并没有减少；圣经律法的权威性的下降使得堕胎现象不断增加。在1946年的时候，旧金山伯恩斯堕胎一案使人认识到，每年出生的婴儿为16000位，同期在这个城市中的堕胎数则达到18000个。在1958年的时候，据估计，美国每年出生婴孩200000位，而堕胎数则达到1200000个。[8] 证据表明，大部分堕胎是由已经结婚的妇女施行的。
二十世纪流失年代有一个影响广泛的项目，主张妇女有“权利”堕胎，这也是美国公共健康协会所采纳的立场。[9] 加州已经使医疗性堕胎合法化，如果母亲的心理或身体健康会受到伤害，就允许堕胎，这个定义是非常广泛的。但这并没有消除非法堕胎的现象，主张这种措施的人的答复就是请求进一步放宽法律的范围。[10] 在人本主义的影响下，法律的处境变得暗昧不明。在波士顿，一个未出生的婴孩，因为事故导致流产，得到了卡车主人的损害赔偿。卡车碰到托维珍夫人所在的汽车，导致了她所怀的孩子的早产。这一判决是合乎圣经律法的。但在纽约市，斯图尔德夫人感染了麻疹，她想堕胎却遭到了拒绝，后来就生下一个有残障的孩子，她起诉医院不让她流产，结果却胜诉了。[11]
针对“原始”社会所作的研究表明，堕胎的主要功用就是对父亲的报复，对责任的仇恨（盖温克湾巴布亚人宣告说，“孩子就是负担，我们讨厌孩子。他们摧毁了我们。”）、想逃避羞耻、类似自杀、仇恨生命、仇恨男人、阉割父亲。为了逃避为人父母，堕胎的动机有：（1）保持美丽；（2）继续享受自由，不用承担责任；（3）避免无法进行性生活，在许多文化中，在怀孕和哺乳期间不能进行房事。根据德弗罗所言，这些动机的本质就是“一种神经质般的对成熟的逃避。”[12] 根据德弗罗的研究，即使这些“原始”社会的人也知道堕胎就是谋杀，堕胎就是“胎儿的末世论”。[13]
在《美国律师协会杂志》上有一个非常有力的反堕胎的论证，是由米特斯两弟兄撰写的，他们弟兄俩一位是洛杉矶加州大学产科学和妇科学的教授，一位是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商业管理专业的教授。根据他们所言：
他们说，有些人哀叹每年在非法的堕胎中有5000到10000母亲丧失了她们的生命，但他们却忽视每年有一百万甚至更多为出生的婴孩“在这种对人类生命大规模的攻击过程中被牺牲了。”
米特斯弟兄俩说，有些人主张，如果未出生的婴孩生下来就有残疾，那么堕胎就是合理的。“任何有名望的医生会提议没有对方到场就对还活着的残障人士、或者精神、身体有毛病的人进行审判吗？开始清除年老痴呆的父母，然后消灭成千上万的瞎子吗？
“然后就消灭那些卧床不起的人，再就是那些坐轮椅的人，最后就是那些用拐棍的人？然后逐渐消灭成千上万的戴眼镜的人、用助听器的人、戴假牙的人以及太胖或太瘦的人。
“怎么才能判断到底什么样的人是适合活着的人呢？”米特斯弟兄俩质问说。“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把成千上万的有缺憾的人干掉之后，这个世界是否就真的变得更好了呢？米凯朗基罗有癫痫病，爱迪生是个聋子，斯坦梅兹驼背，还有两个罗斯福，一个有患气喘病，[14]一个是小儿麻痹症患者[15]。把这些人都干掉，不要他们的劳动，这个世界到底是有所得，还是有所失呢？
“必须承认的就是，如果堕胎合法化，接下来必然就是在各种压力下，安乐死也要合法化。对生命的攻击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他们说。[16]
就其核心而言，要求堕胎就是反对上帝的律法。值得注意的是，有一群年轻妇女冲进纽约州立法听证会，打断听证会，要求彻底废除反堕胎的法律，她们宣布说：“他们早已经厌倦了听那些男人讨论主要是由女人关注的事。‘你们这些男人有什么权利告诉我们是否或能否生孩子呢？’其中一个妇女这样大喊。[17] 这种立场的逻辑思路非常明确”妇女认为男人不能在生儿育女方面立法，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经历。因此，不管是法律，还是立法者，检验其有效性的标准就是个人的经历。根据这种逻辑，我们就可以主张，奉公守法的公民是不能为那些杀人犯立法的，因为他们没有杀人犯杀人的经历。人本主义（与存在主义宗教哲学）把检验万事的标准都归之于个人的经历，从而废除了一切法律和秩序。男人虽然不能像女人一样生孩子，但他们却是能够在堕胎方面制定法律，因为法律的原则不是个人的经历，而是上帝的法言。
最后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个常问的问题，这是一个试探性的问题，就是在面对生死危险的时候，医生到底是先救母亲，还是先救孩子。如果二者必取其一，到底要牺牲谁的生命？是胎儿，还是母亲？根据有经验的医生的说法，这个问题是一个人为的根本就不存在的问题。在生死攸关的时候，医生的责任就是竭力挽救人的生命，不管是生命是胎儿的，还是母亲的，医生都当竭力而为。被问及这一问题的医生从未遇到过类似的“选择”，他们唯一的责任始终就是竭尽全力，抓紧时间，挽救孩子和母亲的生命。此类的问题不过是把人放在上帝的位置上，人为地提出此类的问题并不能增进人的道德。
在加州，使堕胎合法化的法律很快就使人陷入一种非常严肃的危机之中，尽管大多数人对于这一危机都予以忽略。1970年四月22日，里根州长观察到，这一法律造成的处境使人非常尴尬：
里根说：让他签署1967年贝尔森所提出的使堕胎合法化的法律，“使人心中经历了极大的挣扎”。在这一法案签署之前，只有当妇女的生命遭遇危险的时候，才允许堕胎。但是，在这一法案中，如果要生产的母亲的身体或精神健康有危险，或者怀孕是由强奸、乱伦导致的，那么都可以允许流产。
里根告诉那位女士说：“我告诉你，堕胎合法化之后会发生什么。”州长指向精神健康部分，然后说：“我们的公共健康部门告诉我们，如果目前加州的精神疾病率继续增长，一年之后这个州的堕胎率就会高于出生率，并且大部分的堕胎都是由州政府的医疗关怀资助的。”他说，“从技术层面来说，一个年轻的未婚姑娘”可能会怀孕，然后就寻求国家福利，“根据目前的医疗关怀资助政策，如果她确实想，她就自动有资格得到堕胎的资助。她需要做就是去找一位精神病医生，而精神病医生们很容易做到，他会走到病床前看一看，就说她有自杀的倾向。”里根说在萨克拉门托“就有这样的一个女孩，十五岁，已经堕胎三次了，每一次都是同一位精神病医生说她有自杀的倾向。我认为州政府不该卷入此类的事情。”[18]
正如里根州长所说的那样，参议员贝尔森提出了一个法案，就消除所有对堕胎的限制，唯一的要求就是必须由医生来做手术。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安鲁支持贝尔森的提案。
[1] 引自John Warwick Montgomery写给Christianity Today, vol. XIII, no. 5 (December 6, 1968), p. 28, from Cassuto,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Exodus (Jerusalem: Magnes Press, The Hebrew University, 1967).
[2] Keil and Delitzsch, Pentateuch, II, 134 F.
[3] Bruce K. Waltke, “The Old Testament and Birth Control,” in Christianity Today, vol. XIII, no. 3 (November 8, 1968), p. 3 (99).
[4] John Llewelyn Davies and David James Vaughan, translators, The Republic of Plato (New Yor: Macmillan, 1935), V. 461; p. 187 f.
[5] Politics, VII, 16.
[6] See also Minucius Felix, Oct., XXX; Basil, epist, c/xxxviii, 2 and 8; Jerome, epist. XXII, 13; John Chrysotom, ip epist. Ad. Rom. XXIV, 4; Agustine, de nupt. Et concup. 1, 15; Concilium Ancyronum XXI.
[7] A. E. Crawley, “Foeticide,” in Hastings,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 VI, 54-57.
[8] Time (June 2, 1958), p. 70.
[9] “U. S. Health Assn. Declares Women’s Right to Abortion, ” Santa Ana, California, The Register (Friday [m], November 15, 1968), p. A-3.
[10] “Illegal Abortions Still Persist Despite New Law,” 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 (Sunday, August 18, 1968), p. E-2.
[11] “Retarded Baby Wins in NY Abortion Suit,” in Santa Ana, California, The Register (Sunday [m] April 29, 1967), p. A-7.
[12] George Devereaux, A Study of Abortion in Primitive Societies (New York: Julian Press, 1955), p. 126.
[13] See R. J. Rushdoony, “Abortion,” in The Encyclopedia of Christianity (Wilmington, Delawar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Christian Education, 1964), I, 20-23.
[14] Theodore Roosevelt, Jr.，第26届美国总统 （1901–1909年）。--译者注
[15]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第32届美国总统（1933–1945年）。--译者注
[16] “First Abortion, Then Euthanasia,” in the Oakland, California, Tribune (Monday, October 11, 1965), p. 7.
[17] “Women Abort Abortion Hearing,” 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 (Friday, Februray 14, 1969 [m], p. A-10.
[18] “Reagan Sees Abortions Topping Births,” Santa Ana, California, The Register, Friday (m), April 24,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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