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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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典的神殿（左），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右） |
“9.11”之后新保主义复兴，对现代性和自由宪政的批评更是浪高于一浪。虽然二战英美自由体制战胜极权主义民主，给了当代我们诺大信心。二战的信心并不能支撑这次的危机，前途未卜。二战之后，就几乎没有伟大的思想家，或者说以二战之后的历史为矿井的思想家。
这段历史平庸得像打麻将的时间。我们今天还必须战战兢兢面对的，都是对二战之前充满张力和冲突的历史事件进行政治思考的学者。抵抗或者拥抱苏联社会主义运动和纳粹极权主义运动，是最核心的事件。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自传性反思》中《政治的刺激因素》一节，承认刺激因素来自与苏联社会主义和纳粹极权主义。只有大规模毁灭和新生的渴望，才能如雷鸣闪电般烙印人心当中。在这个之外的，轻微得让人发笑。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以其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以阶级否定国家；纳粹极权主义以其天选民的渴望攫地球领导权，以民族否定国家，这二者给二十世纪带来民族国家死亡的危机。二十世纪上半叶沉浸在超越现代性，形成超越民族国家的新政治秩序的冲动中。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英美宪政的胜利，把这种梦想打回原形，恢复了民族国家的尊严。阿伦特在美国梦想看到，那个已经宣告失败，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重新再现的可能。
然而，民族国家的内在规定性精神，并无法吸纳新政治秩序的冲动，这种可能性还必须直面。吃民族国家“碗”里的，想超越民族国家“锅”里的。沃格林在《自传性反思》提到，假定国家是一个决定材料的价值，这相当不错，但这种选择会陷入何种各样的困难。沃格林重点谈到了社会主义促进国家消亡的问题。
在我看来，沃格林与阿伦特（Hannah Arendt）、施特劳斯（Leo Strauss）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都是一个政治哲学研究班的同学。这个班的导师是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助教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课程是希特勒（Adolf Hitler），上课地点是魏玛—纳粹德国。其中几乎和海德格尔没扯关系的沃格林，也是私椒弟子。证据在于施特劳斯对沃格林的存在主义话语，有政治效果层面的批评。施特劳斯口气相当于他说海德格尔不懂政治哲学。还有一个自供状：《自传性反思》谈到海德格尔名著《存在与时间》沃格林在1928年读过。
尼采为什么是导师？雅斯培尔斯在纳粹掌权之后，暗中给海德格尔去信，说纳粹的“内在真理”，就是尼采的伟大政治目标。尼采把欧洲的命运当成大政治来思考：基督教衰微中的欧洲如何去。因此可以联结美国的特殊性与尼采的欧洲，把二者编织为一体。我们将美国看作欧洲基督教共同体的产物，并以此为前提，期望在美国看到欧洲基督教共同体的精神遗产民主、自由和平等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地发展。美国是欧洲人所进行的最大的冒险，是产生于欧洲的理念所培育出来的政治体和社会。美国的问题，就是全欧洲普遍性的问题。
课程为什么是希特勒？这希特勒的出现，不仅仅是当时德国的需要，而且是欧洲哲学政治，说得最近也就是启蒙运动的必然产物。欧洲精神总是无法排除对凯撒的恒久期待，希特勒应运而生。也可以说希特勒是柏拉图以降哲学政治传统的完成者和终结者，就像耶稣是律法的完成和终结。
希特勒身上集中了所有的过去。一点一点的展开来，那么就会对哲学政治历史的任何阶段和演进，就像重新审理公案那样，都要重新审查。从现代化早期，跳回基督诞生，基督教取代罗马，再把苏格拉底之后的时期，作为基督教的先驱。于是现代性的源头，跳到了古典政治哲学。三个同学对古典政治哲学又爱又恨，都具有不可解决的内在张力，一方面试图接着尼采讲，清算古典政治哲学的病毒，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有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重新发现其中“真理”。就好像农民耕翻去年的土地，把新土翻出来，开始新一轮的种植。只是老田能否长出没有过去病毒的新庄稼，不得而知。
三个同学出师之后都研究美国宪政。并不是在什么山就唱什么歌，而是这是幸运的降临，美国不仅提供了逃避纳粹的乐土，而且提供了回答上下求索的答案。美国宪政为欧洲精神衰微或者虚无主义提供了解决方案。施特劳斯在美国发现，美国性等于现代性，暗中研究美国宪政的黑暗根基，寻找对现代性危机的解决机制。阿伦特在美国找到超美国，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在美国看到美国以外的事物。
在美国出师于政治哲学研究生班，仅仅抛弃了助教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不仅说海德格尔不懂政治哲学，而且说在二十年内没兴趣拿起他的书。阿伦特同样认为海德格尔不懂政治哲学。沃格林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不再起作用，因为他在美国找到对哲学化语境的免疫能力。导师尼采的位置，始终在于他们心灵最深处。正如纳粹在于他们心灵最深处，最强大的导师与最强大的敌人，好像并排坐在一起，是个连体人。
1924年10月，沃格林靠一笔洛克菲勒奖学金来到美国，花了两年游学，写成了《论美国人的心灵形式》，简直就是一把打开世界精神宝库的钥匙。《论美国人的心灵形式》显示，沃格林正是透过美国而来到希腊城邦的。美国宪政是过去政治智慧的结晶。那么说沃格林对这国家做移情式理解或者心里投射，是说不过去的。美国是沃格林所生长的世界的新生。这是一种交互的互相启动。美国改变了他，提供了决定性地推动力。《论美国人的心灵形式》是其处女作，包含着他后期思想和文献中很多关键要素。他在《自传性反思》中称之为：知识发展的大断裂。
《自传性反思》花了三章来谈论美国及美国对沃格林的深刻影响。在《自传性反思》中，沃格林认为，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以美国形式为中心的相同分析，柏拉图已经做过，而且比这个要宏大得多。由此为门，透过美国，沃格林将目光转向希腊。
沃格林看到，将美国人维系在一起的感情和符号纽带，与正式的法律及代理的行政机构是不可分的，共同体出于一种对共同事物的参与感而黏合在一起，而不是对有违背内心的外部事实的一味逆来顺受。这就是希腊城邦政治经验成功地在美国移植。
沃格林对希腊政治历史的重构，典型体现在他对柏拉图（Plato，Πλάτων）《法律篇》开篇的应用上。沃格林试图复活，被古典政治哲学所遮住的希腊政治循环传统，并且改造为犹太教的开端-遗忘-回归。美国就是现代犹太人，美国宪政就是犹太教的建制化。他将希腊的历史过程，表现为一种「米斯诺统治延伸到柏拉图时代本质衰竭的秩序循环 」①。 其努力在于克服「在人当前生存中对秩序之起源，开端和根基的遗忘」②。因此柏拉图所展现的并不是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而是希腊城邦危机的政治理论。柏拉图的政治哲学，是药方，而不是病人。杀掉病人，药方自身抽象地存在，这就是哲学政治危机的始作俑。柏拉图之后，形而上学的答案史替代了政治的问题史，高贵谎言代替了真相知识，遮蔽了真实的存在。
在美国发现希腊，甚至发现雅典与耶路撒冷，希腊与希伯来融合在一起，在良好的心灵政制中和解，或者会所相信是和解的，剩下的小摩擦不断打补丁就行了。《圣经》与古典哲学都是美利坚民族教会的《旧约》，而其宪政历程的历史，从过去到未来，不外乎道成肉身，是重新谱写的新约。
希腊城邦的政治经验，能否扩大到一个巨大的民族国家，让民族国家成为一个宏大的城邦，在美国建国之前是存疑的。希腊城邦被基督教教会城邦所替代，基督教强调精神条件，弱化了希腊城邦得以存在的前政治条件，例如奴隶制。由此为民族国家城邦做好了准备。美国步英国基督教民族国家教会建制化的后尘，不采用法德哲学政治革命来构建新国家的办法，顺利解决了。加尔文(John Calvin)的日内瓦放大成为美国。
沃格林在美国认识到美国高等法院及其意见，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司法话语主导了政治。他高度赞美美国革命，将之区别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甚至德国纳粹反革命的革命，认为美国革命能成功造就一个开放社会，而暴力所施加的强迫微乎其微。
沃格林对比了美国与德国，他发现美国的知识氛围和政治制度，维持着西方传统中最珍贵的东西。他试图回归到英美的奠基性政治经验中去，提到1776年和1789年伟大的政治奠基行动，以及这种奠基行动得以展开的背景，也就是主要以律师的指导和高等法院为代表的政治法律文化。他说同时还有基督教和古典文化的强大背景。他在德国政治结构中看到根本性缺陷，正被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群众运动，随时随地可能被冲毁。他认为，德国政治结构没有植根于完美无损的常识传统。
沃格林出人意外地将清教徒及其政体，与纳粹主义联系起来。他指出，在清教徒的心理上，可以发现纳粹作为现代政治宗教运动成员那种病理学类型。他宣布，16世纪英国的发展导致了第一个极权政府的建立。沿着其《新政治科学》的轨迹，回到早期教会的社会运动那里，同样发现极权主义的因子。所谓极权主义恒在于历史，就像生命与死亡因子同在。世间就如火宅，三界无安，必须时时刻刻警惕，避免隔离在安全地带的极权主义病毒发作，占领摧毁整个硬盘。
沃格林相信，在美国那样的宪政结构中，纳粹或者社会主义，都是无足轻重，有一些无知的知识运动，如何宣布自己是救世主，如何抹黑已有的制度根基，都像一个强大父亲面前青春期背叛的小太妹。固然有麦卡斯主义或者越南战争那样的靠近，可是可以被一一阻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着牢不可破的自信呢。
沃格林指出，美国和英国的民主，通过他们的制度最牢固地表达了生存精神的真理，同时也具有最强大的力量，从而为压制诺斯底式的腐败和恢复文明的力量，提供了某种希望。
是不是只要全力阻挡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避免其爆发出来，就“大功告成了”呢。阻挡之外的不确定性，必须预设一种犹太教的返本开源的精神氛围，才能消除或者得到缓解。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相信，如果遭遇另外的不确定性，那么也是被预定可以解决的，被担保的，被承诺过的。来自上帝那里的福音，给与我们信心，然后有先知在上帝那里获得启示，找出另外不确定性的解决方案。另外不确定性永恒的存在，上帝也永恒给出启示，先知也永恒地祈求启示。在启蒙运动之后的世界，犹太教返本开源的精神氛围要战胜进步的精神氛围，必须是美国宪政那样，在律法和政治制度中规定“上帝为王”，把主权归于“宪法”，用宪法来笼罩民族国家的内外一切政治事务，如此进步的精神氛围不会替代消除犹太教返本开源的精神氛围，反而只有促进作用。
（知名宪政学者 现居北京）
注释
① 埃里克.沃格林，陈周旺译：《城邦的世界》（秩序与历史卷二），（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9年，页29。
② 埃里克.沃格林：《意识与秩序》，《逻各斯》，1983年第四期，页22。
转自作者凤凰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