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预言的“宗教政策开禁”和最近一段时间各地的政教关系冲突似有矛盾，需要继续观察。但该文和编者按语，基本是从公民社会的角度看待教会，并将普世价值和在此世得胜视作教会存在的根本价值，而未能从基督信仰和十字架的背景下关照教会与政治、社会、文化之关系。

基于此， “文化守望”特发本文以作回应，并与弟兄姊妹共勉：相信我们的盼望，在乎定睛在那被世人看作羞耻的十字架上，不在我们与国家共舞的复兴梦里。

十年来家庭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各方关心的热点问题：不仅是学界，政府自身也愈加重视，设定课题、组织调研。不仅是海外媒体及非政府组织一直关注，内地NGO也越来越多就该主题召开会议、开展研究；就连媒体也逐渐突破，有所报道。即使家庭教会自身，也跃跃欲试，要求国家就宗教事务制定法律，希望借此一举获得合法地位。


当家庭教会日益发展的时候，受到限制甚至打压的报道也越来越多，在主流社会和媒体倡导维权的潮流中，部分教会领袖和信徒，难以避免对宗教自由也愈来愈支持甚至依赖。当国外媒体、人权机构甚至西方政府，越来越关注家庭教会时，中国政府某些部门仍旧承继“阶级斗争”及“冷战”思维，将家庭教会说成是一个被西方利用以渗透中国、改变中国的工具，甚至进一步定性成“敌对势力”。悖谬的是，前述两个相互警惕的圈子各自生发的两种现象，却是互相配合互相推动，似乎给人描绘出一幅21世纪中国政教对抗的壮观图像。


可是，通过两年来对全国十几个省市对各地三自教会、家庭教会及当地官员的考察及访谈，我们发现并非全然如此。三自教会，不是铁板一块地与家庭教会对立：前者公开支持后者、或二者私下合作的现象，比比皆是；三自高层中，同情或羡慕家庭教会自由发展的，也有人在；甚至南京三自同工提到守望户外，毫不吝啬竖起大拇指。我们看到，不同地方政府与当地家庭教会关系也各有不同：不少地方政府，习惯了家庭教会的存在，或不闻不问，或视而不见，或默许发展，只是中央有命或常规性治理运动时，才扫荡式骚扰几次就鸣金收兵。的确，某些部门负有监管和打压家庭教会的职能，即使为部门利益，每年也需要制造案例，为其工作成果及政绩炮制虚假证明，所以，即使是北京，从2008年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指控经营基督教书籍者的“非法经营罪”案件发生。然而，这些在家庭教会发展的大潮中，终究只是沧海一粟。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天鹅绒革命，让有的人空前紧张，认为家庭教会将成为西方渗透工具。家庭教会，从此就被置于“敌对势力”的阴影里。21世纪开头十年，“依法治国”浩浩荡荡，家庭教会顺应潮流依法维权，又被有的人说成是美国“人权外交”利用的结果。我们看到，公开聚会，依法维权，就被定为“敌对势力”；分散敬拜，低调事工，又被说成是“秘密结社”。不管你高调还是低调，也无论你跟国外有来往还是无联系，横竖都是“非法组织”，没有一条出路。不知是幕僚怕失业，还是部门利益在幕后暗中使劲，反正政府压制教会的机器始终不消停。总有人会被“逼上梁山”。这种局面一旦出现，教会遭取缔，负责官员被撤职查办，只是这个结怕是越套越紧，但跟什么“反华势力”相差十万八千里！

家庭教会总是喜欢流传政界要人信主的消息：胡温时期，据说温家宝祷告归主；习李新政，又传彭丽媛是基督徒。口口相传中暴露出众多基督徒对国家的承认有多期待有多在乎。不过，政府始终不承认“家庭教会”，甚至这种名称，都被其视作“出于某种政治动机”。官方理论界人更是有人担心基督教成为国外敌对势力渗透工具。如牟钟鉴为防止中国基督教化，提出要将基督教传统与中国传统信仰、传统道德、神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让中国精神进入神学，实现基督教中国化。而袁鹏则直接点名“地下宗教”是美国“自下而上”渗透基层、推进中国民主自由的工具，认为国家真正难点是内部体制变革和社会生态，建议“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社科院宗教所也开始强调国家文化安全和宗教文化安全，并提出耸人听闻的“宗教生态平衡”战略。但卓新平微妙指出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政治上值得关注，学术上急需探讨，宗教上尚待摸索”。他将宗教划分为三大板块：“护持”型“核心板块”（即国家宗教，如三自教会）、“自发”型“新生版块”（如家庭教会）、“模糊”型“边缘板块”（如民间信仰），提出应逐渐打破这三大板块的格局，实现所有宗教多元、有机、和谐、融洽、彼此激励、相互补充、层次清晰、有序衔接的整体共构。


家庭教会这十年的发展，成果显著：信徒人数，不管是八千万还是三四千万，明显增长则不容置疑，尤其在城市的年轻人中；教会内部开始制定章程、成立机构、召开选举，完备牧养，创建刊物，设立网站，开办主日学，甚至扩展到教会学校；教会之间合作创办神学院、牧者联祷会、神学论坛甚至是全国性联络组织参与各种国际会议。尤其是家庭教会受邀参加2010年洛桑会议而组织的中国“筹委会”，代表了家庭教会全国性网络的成型，并象征家庭教会整体形象出现在海内外舞台上。然而，政府及其政策远远无法跟进教会的蓬勃发展，导致其不知如何“疏”，只能茫然失措地“堵”。
就教会而言，由于神学建造如此稚嫩，不能对外部局势和关系作出合乎圣经又深刻的分析和应对，导致教会与社会关系、基督教信仰与社会思潮的关系不清不明甚至是混乱不堪。最突出的例证，就是教会包括信徒对异教文化及思潮的渗透，毫无反思更无抵抗的能力。这种无能，不仅表现对爱国主义的信奉中，同样也体现在倡导现代理性拥抱普世价值的狂热中。


基督教，理解并在必须时支持普世价值，但不需要到普世价值中寻找支持。当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的家庭教会突然被称为中国社会最大的NGO时，有些信徒好像觉得自己存在的价值才得着真正的肯定。遭压制受排挤这么多年，有些信徒似乎发现宗教自由、公民社会、民主，才能给予自己以安慰、鼓励和支持。于是，以“做盐做光”为口号，以社会影响力为信仰期待，以推动社会进步为己任的表达变得时尚。渐渐地，在有的人眼里，基督教仿佛不致力实现世上的公义、不领导、推动社会的转型，就愧对圣父圣子圣灵。于是，基督教，好像被认定成这个世界上所有最美好制度设计和政治美德的摇篮。教会，被期待和要求为社会道德和政治理想提供典范。于是，美国，这个被视作基督教与国家结合得所谓最成功的国家，成了无数年轻基督徒理想的模板甚至梦想的圣地。


普世价值“信仰”化，就如政治原则宗教化，不仅成了道德判断而且是划分“敌我”的标准：追求普世价值参与公共事务的基督徒，在具体事务的分析和实践中，奉行简单粗糙的二元思维模式，遭遇不同意见就给对方政治派别、道德操守甚至信仰身份贴标签、下论断、划等级。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基督信仰的狂热，还不说是党文化的产儿。普世价值“信仰”化，强调价值如此普世以至于奉行简单思维，与此同时以道德优越来否定差异区分、考虑周全、行事周密，走向一种独特的“反智主义”。普世价值“信仰”化，导致信仰被普世价值牵着鼻子走，毫无反省和鉴别其是否合乎圣经世界观。于是，不是圣经价值观，而是普世价值，成为基督徒参与公共事务和教会事工合作联盟的基础。


上述思潮，本是在网络、媒体、论坛及研讨会上频频出现。但当家庭教会受逼迫越来越频繁，尤其是洛桑会议家庭教会代表几乎全部被阻无法参会，并受到野蛮无礼对待的“洛桑事件”爆发后，这种思潮在受压反弹的情绪中得到了越来越强的认同，尽管认同度仍是那么微弱和有限。因为家庭教会的主流“不问世事”。这些“宅教会”，或是认为世界是一艘已破即沉的船，只传福音；或是迷失在物质生活目标的提升中，与世界打成一片，信仰逐渐真的成了“精英”们的“精神鸦片”；或是在“家长制”营造的圣人崇拜中，将信仰与民间宗教混合。这种特点，导致信徒或者无法磨练以福音来化解“中国梦”的能力，或者人在教会心却被卷入“中国梦”的舒适麻醉不自知。


第一类教会传福音的热诚，最吸引人也最显出了教会的本色。只是对这个世界的弃绝，在现实操作上成了对知识、思想进而是各种职业的拒绝或轻视；不可否认的《圣经》至高地位，加上前述逻辑，全职服侍者被推上至高地位，一种无形等级观应运而生。因着这种逻辑，这类教会，如此强调自我特色以至于在教会建造和神学发展上奉行“非此即彼”标准，批评、论断与之差异甚大的教会甚至不相往来。与世界打成一片的教会，在城市尤其是大都市更为常见：“终归得有点信仰”成了信徒普遍心态；要信仰也要世上的一切，成为信徒生活的普遍模式；教会仅仅成了一种西式的城市精英俱乐部。混合信仰与民间宗教的教会，在基层尤其是农村更普遍：就如生育找送子观音、求雨拜龙王，基督信仰也成了实现各种生活目标的工具。在这种思维基础上，信徒将传统风俗与信仰仪式混合在一起，只是为了生活的安稳及富裕。


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公民文化之间，教会是否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站队”式选择？一直奉行爱国主义的三自会，到了1989年却也上街游行；我们坚持以耶稣基督为元首的家庭教会，在不被承认甚至屡屡受压之际，是否也要投身公民社会做领头羊？还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做教会工？不管是爱国，还是要自由，我们终究还是在民族国家的祭坛边绕来绕去。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教会里，我们都太低估文化对我们生命的渗透度，高估我们生命对世界的抵抗度，我们以为一获得基督徒的身份，一拿到进出教会的通行证，就抢占了世界的道德制高点；我们以为在教会的“温室”里，口里说出十字架，就能背起十字架。


我们太依赖世俗智慧而不自知了，以至于我们还将其当做属灵的智慧自欺欺人。中国五千年天人合一、神人不分的宇宙观、启蒙运动以来各种奠基于理性的知识系统，对我们生命甚至形象的塑造太顽固，以至于我们以为成为基督徒很自然而不是很艰难。所以，我们或者卷入美国梦的狂热，或者以为麻木面对中国梦就是拒绝。对美国梦的迷恋，对中国梦的麻痹，归根结底在于我们总是将神国当做梦。


不管是普世价值“信仰化”，还是“宅信徒”心理，都是因为我们的思维没有被福音所完全彻底支配。我们需要基督的思维，一以贯之地支配我们在自己生命、家庭、教会、职场及公共领域的言行举止。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相连太疏远，以至于我们或者急不可耐冲出教会，使用世界的思维现代的理性来征服世界，或者藏在封闭的教会，不是被传统文化指使安于现状，就是受消费文化驱使悠然自得。


悖谬的是，不管是以改变世界为己任，还是对世界不闻不问，都会将我们带向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若不在耶稣基督里本身不属于这个世界，就会出于自身血气对世界的态度而陷入这个世界。改变不应属于基督徒的世界，将使基督徒顺其自然依赖这个世界的知识，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所俘获。对世界不闻不问，实质是以隐藏和躲避的心理来习惯面对这个耶稣基督本已胜过的世界，导致我们无法以信心在这个世界寄居但拓荒。


真正的反智主义，是不愿也不知如何依靠福音，来尽心尽力尽意地思考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开辟福音得以扎根的荒地，以至于放弃思考我们与每个人、每件事、每个职场及空间关系的机会，以至于丧失我们与每个人、在每件事中、去每个职场、进入每个空间，奉耶稣基督的名，背着十字架，传讲福音故事，见证神的机会。如果我们与耶稣基督相连越深，爱他越深，默想他的话语越深，我们就越会敏感于思考我们面对的每个人灵里有多饥渴、碰到的事情离神的旨意有多远、我们工作的职场有多需要借祷告求神来改变、我们的空间有多缺乏圣徒交通的团契。我们盼望灵魂得救的心有多焦急，多敏感，我们就会“尽全力获得那种对神圣事物的知识”（爱德华兹语），我们对对方生命正怎样被世界诱导和捆绑就可能更了解，我们付出的祷告就更清晰更有方向，我们实施的服侍行动就更有力，他们心中坚固的营垒就更容易被神借着我们来瓦解和攻破。


曾经死过、尝过死亡滋味但因耶稣救赎活过来的基督徒，才能洞察死亡的世界，看透世界的死亡，不畏艰险将耶稣的生传递到他人的身上。曾经绝望、徘徊在绝望边缘惟在基督里有盼望的基督徒，才会勇敢像耶稣走进妓女税吏一样，贴近这个世界绝望、悲伤、苦闷的人们，与他们同哭同悲后，将耶稣十字架上的讯息传递给他们。我们如何与耶稣基督相连，我们才会与这个世界濒临死亡、深深绝望的人们相连，相连在教会，让他们的盼望，定睛在那被世人看作羞耻的十字架上，不在我们与国家共舞的复兴梦里。我们相信：从人而来的终究是南柯一梦，从神而来的异象才有真实的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