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8日（1）等候会见3月28日早晨，李大伟先生、付永刚律师、已抵达的王全璋律师、我们轮流去早餐，因为遍地便衣或什么的凶目们，让我们担心行李安全，李大伟先生已经成了行李看管人。早餐后和付永刚、王全璋一起赶去建三江的七星拘留所－唐吉田、江天勇、王成、张俊杰四位被关押的地方，路上出租车司机也谈到守候人们，叹息本地是小地方又鞭长莫及才成横行之地。距离拘留所千米之遥，警车已设卡，出租车司机绕了大圈到另一面远远看到一群人站在路上，就停车抱歉不走了，我们下车走过去。警戒线那里非要登记身份证、律师证才让进去，人群中一个穿军绿棉大衣的人听说我们是律师，就自我介绍是公民刘星，并指着地上一堆矿泉水和面包说：不让往里带食物吃，只允许我们的人走过让我递给他们东西。我们按要求登记各项信息，到七星拘留所门口看到紧闭的门栏和门口两侧军绿大衣地铺和穿军绿大衣的守候人们。付永刚、王全璋律师在门口喊”律师会见递手续“，很久才出来一个人，隔着仍然紧闭的门栏接受了两位律师的手续，并丢下一句我们前一批要求会见的律师们听到的同样“要请示领导，等吧”的话。七星拘留所地处荒郊野外，大片黑土地和冷风卷土而来，泥泞小路一端还有零星的农家。拘留所门口的水沟里还有残冰和积雪，门口守候的公民和袭祥栋律师都穿军绿大衣，我后来感觉自己羽绒服不够暖也穿了一件大衣，大家说穿这个大衣的都是”自己人“。公民朋友们轮班坚守，有人仍然很困还在大衣铺上休息，大衣铺上还有水瓶和一些饼干、几个睡袋、公民邵泽海的一本圣经，还有几页打印好的中文版《人权宣言》。坚守了4天3夜的袭祥栋律师，几天没洗脸并戏说”为了法治事业不要脸了“，北京律协和他的律所一直在给他打电话勒令他立即回去。在等待律师会见的时间，我们一起聊经历、维权心得、法治民主类幽默、网络新闻事件等，几位女性公民有些饿了就啃点饼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传奇，即使有些自己的公正还没拿到，本身就是不幸者，但他们仍然积极投入到支持、声援其他遭遇不法侵害的人们，努力发挥自己的一份正能量。

（2）见医生进出和特警队集结在等待会见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一位警察带一名穿白大衣拎药箱的医务人员进拘留所，许是怕被拍照的缘故，他们都戴口罩。大家告诉我，每天都看到医务人员带着药箱进出，里面肯定有人需要每日医疗。另外特警队一群人也在警戒线那里集结，大家说也是每天的常态，有时候还走的更近些，是吓人还是别的用意不知道，但大家担心随时可能被“清场”，坚持不独行更安全些。

（3）吃午饭中午时分，我们分批去泥泞土路那边的农家，吃些热的东西，公民们坚持让律师们先去吃，尽管他们自己比律师们更饿。不让带食品到拘留所门口，出去要打车（过路的士不多）还需很长时间，吃饭成本高，另外还担心人员分散遭“被失踪”，所以就走一段长路，寻农家让其帮忙做点热的东西吃，帮忙烧点开水等，当地的农家都很热情帮助，但也担心遭地方打击报复，就建议大家去的时候脱掉标志性的“军绿色的大衣”，公民朋友们担心给农家添麻烦，我们去打水就把暖瓶揣在怀里，让监视的人群看不清楚我们是带了水瓶去谁家打开水的，去农家吃饭就故意绕个道转个弯再去院子，我们吃完了再让另一批人去吃，大家非常谦让也很照顾女性，公民翟岩民坚持自己最后一批去吃饭。热饼热馒头加咸菜和几根黄瓜和一盘猪头肉，结束了还不忘在警戒线外看守干粮的公民刘星，说都好几顿不见荤腥，把猪头肉给刘星多带几块，拿在外面还怕凉了就包好揣在胸前衣服里面。

（4）集体大声喊名字被查人数无期限的等待会见，让律师和公民们都不耐烦了，我们询问什么时候会见，他们答复“不是让你们等嘛”，我们感觉到了权力者的傲慢，就冲着拘留所大声喊“唐吉田、江天勇、王成”三位的名字，希望他们在里面能够听得到。据出来的张俊杰律师证实，他在里面时能听到大家喊他们名字，听到后难过感动的想哭。喊完就出来警察对着我们拍照，还清点我们人数甚至点几个女的，几个男的。我们担心是清场准备的，但我们不能做任何事情。

（4）不明身份人来的采访两个30多岁的男的直接走到我们面前，一个开口说（没有当地口音的）他们很关心这件事，想了解一点情况，另一个男的带一块很好手表，始终没说话。大家觉的似乎时“上面来的巡视人员”，就很认真回答问题，那位问问题的男的问了：大家是否认识被关押的律师，是否知道他们没有律师证，是否知道他们为什么被拘留，是否和法轮功联系，还问王全璋律师我们多从事什么类型案件，王全璋律师律师证是什么时间年检的，是否去控告和请律协帮助过，现在状况是否存在沟通不畅的问题等。我们慢慢感觉他的来意不善，甚至是收集证据的，有公民朋友开始给他们拍照，他们便捂着嘴说不方便让拍照，又有公民朋友质问那位不说话的人：是否一直在用那块功能强大的手表在录音录像，那位男的不做答。当我们质问：违法一直不让律师会见，我们各地各处控告求助又无果时，还有什么比守候等待更好的办法，也询问他是否来误导我们然后取证随后再陷害我们的，同时我也用一些基本人权问题质问，他们便起身就走，连再见和谢谢都没说。公民们告诉我，这位采访人员像他们上访时遇到的官员一样，应该是为了弄清楚我们的行动计划和我们能耐，当我们表现别无他法时，他很放松的没有担忧了。这位采访人员走后，我们达成统一认识：下次没有表明身份的，我们根本就不配合，拒绝回答任何问题，要允许我们拍照和录音，我们以后不再对所谓“上面的秘密人员”心存天真善良的幻想。

（5）公民刘星被失踪下午警戒线那里守卫让公民刘星把堆在警戒线外面的食物挪到30米远的地方，说是他们会帮助看管，刘星和大家商量后同意，但坚持自己还要继续看管食物。但2个小时后，大家突然看不到刘星“那个穿军绿色大衣的自己人”，就赶紧出去找，发现刘星确实失踪，而且手机也关机了，问警戒线那边的守卫和便衣们是否看见刘星，他们都笑着大声说：不知道。大家突然意识到，让挪食物就是为了让刘星到一个离开大家视线的地方，以便带走刘星，被欺骗之余，大家赶紧发信息并呼吁集体报警寻找刘星。大家告诉我，刘星是孤儿，从孤儿院出来后来一直流浪，素质很高认真负责，但一直没有机关给他办身份证，所以没有身份证的刘星一直无法通过警戒线那关到拘留所门口，才成为大家专门的食物看管人员。约40分钟后，许是报警电话太多，一位私人电话号码回复打过报警电话的翟岩民大哥：“不用再报警了，刘星被带到公安局核查身份，一会而给送回”。大家稍稍安心了一些，但等到近晚上时分，还不见刘星回，担心那个回复的私人号码是骗人的，于是回拨要询问具体什么时候送刘星回来，但那个私人电话已经不接电话随后关机了，感觉被欺骗，大家继续拨打当地110报警寻找刘星，约半小时后刘星打电话回来说被送回来了，在被带走后警察关了刘星的手机。在警戒线守卫那里，我们交涉了很久想让没有身份证的刘星进来和大家一起安全些，但守卫和正好出门的所谓领导说了还是不让刘星进，我们开始质问“凭什么设警戒线并查验身份证，这里是马路不是拘留所门栏内”，但没用。

（6）守夜安排和遭查房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拘留所门前变得更冷，大家随后还要分批去农家寻些热的食物，同时也商量谁晚上回宾馆睡谁守夜，因为拘留所门口两侧的地方毕竟有限，不够大家都睡那里，而且都睡外面也很艰苦，晚上不必要。王全璋律师和付永刚律师坚持我这位女律师回宾馆睡，随后王全璋律师又建议付永刚律师也回宾馆，我和付永刚律师商议第二日29号早晨早点起床好去换王全璋律师回宾馆睡觉。公民们更是争相留下守夜，最后集体决定让几位女士和前一天晚上没休息好的人回宾馆睡觉。晚上22:00多，在格林豪泰的8227房间，一位所谓片警带着几位全副武装的警察来查房登记身份证号，我配合了。之后入睡后有轻微敲门和灯光探视，我还是入睡了。

3月29日（1）凌晨破门而入的绑架3月29日凌晨3:25分左右，距离晚上查房几个小时后，我听到一群人在敲门，随即听到隔壁李大伟先生、付永刚律师的房间门被踹开，里面厉声“不许动”一阵骚乱，我拿起手机要打电话，但我的房门也被踹开，几个警察闯入先抢了我的手机，还厉声“赶快穿衣服”，并把我的包里的东西全倒在另一个床上，满屋子乱翻，还掏空了我衣服口袋。我当时穿着睡裙，很平静坐着、看着没有说一句话，一位女的对着我曝光拍照，我厉目盯了她一下，她立即闪开。一位男的还厉声催促“赶快穿衣服”，我仍然没有说话，也没有行动，几秒钟后，我平静地说“我要穿衣服，请回避”，男警察就说让两位女警留在房间，他们退到卫生间门口进口处，我没有脱睡衣直接往身上套上更多衣服，一抬头几名男警察又探身进来，没有回避地耐心，我瞪了他们一眼，他们没有说话，一名男警察把我的鞋子拿过来放到我脚前，我说了句谢谢。他们开始不使用厉声，把我的东西都赛我的包里。我让用我的水杯去卫生间接点饮用水喝，他们犹豫了一下说到我们那儿再喝吧，两位女警要用宽胶带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我问“有必要吗？我完全配合”他们没有说话拉着我的手就缠胶布，随后还往我头上带了黑头套，两位警察一边一个架着我出门，有人窃笑谈说“她竟然一点没害怕”。引我到车上，在车上，我听到我前排一个熟悉的公民名字，并大声报出“我是王胜生律师”，希望公民和律师们知道我们是在一起的没有可怕的，但有人还厉声“别说话”，后来他们让我换另一辆车，我出去时，前排那位公民朋友说“王律师，没事儿”，我回答他“我一点不害怕”。这一过程，没有任何人表明过身份、说明过来意，告知过程序和我的任何权利义务。

（2）勤得利派出所里的漫长等待车上他们登记我们姓名，我听到了熟悉的名字，也从警察的谈话里得知他们是临时接到命令的统一行动，他们负责格林豪泰酒店的清场。我在车上依然很平静地睡了一会儿，他们说车程是1个小时。到了他们的地方下车，把我和一位男公民看守在一间房间里，一直没有取下头套和松开绑带。我坐着不舒服又困又晕说要躺下，女警们说没有地方他们自己还站着呢，但我感觉到了自己所坐的就是长凳，所以顺势就倒下睡觉了。一觉醒来胳膊有些痛，就说要去上厕所，女警带我去厕所时把头套和绑带都取了，等我回来就没有再用绑带，但仍然套上了头套，过了不久一位男警才让她们把我头套拿开，我看到自己正呆在“醒酒室”，里面那位男公民一直在带着黑头套和绑带在里面，但他在椅子上用很放松的姿态睡觉，我很安心。我听到隔壁房间男警窃笑说我一个小丫头竟然一点不害怕还挺客气，还嘱托女警注意照顾我上厕所、吃饭等，并说搞些花卷、咸菜。女警主动问我要不要吃早餐，并拿过来一些花卷说她们也吃那个，我只喝了些水，中午时分饿了我说要吃饭，她们又拿出一些油炸馍片和咸菜，没有筷子并示范我怎么不用筷子吃咸菜条，女警问我年龄发现我们差不多同岁。她们笑说里面的那位公民朋友睡的真好，就差打呼噜了。

（3）做询问笔录听到了警察询问付永刚律师的声音。我和我房间那位公民大哥似乎是最后一批询问的：下午13:40多分的时候。因为是全程录音录像的正式审讯室，她们让我坐下，询问我问题时，我反问她们是谁，为什么暴力带我到这里，想干什么，适用什么法律程序，有没有书面文书通知，为什么搜查我物品，有没有搜查证，她们还要当我的面查看我包里的物品，制作扣押物品清单，我还问是否有扣押通知书，搜查和扣押不是等同的，如果我搞不清楚那些，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她们就换人来询问，并拿一个空白的传唤证给我，我说我不认可它的效力，他们问是不是填上我名字就可以了，我反问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是合法传唤。补完文书，我要他们向我宣读，他们读了，我说现在补了手续也晚了，这仍然是非法传唤。因为有很多警察都对我发问，我还质问谁是询问人，质询人要向我出示证件我才认可，而且我只对准一人说话。一切程序明确了后，我说：这是个非法传唤，我有权拒绝询问笔录，但为了满足你们的好奇心，我会根据自己选择来回答一些问题。围绕“涉嫌煽动组织非法集会、游行”的事由，我回答了一些问题，拒绝回答一些问题，对一些问题如对法轮功的认识，我明确了中国的法律规定这一客观情况，并表示根据自己的学识和了解，保留对法轮功修炼者做出任何评价，并申请律师来要求依法会见，我和公民都是等待会见，并不承认有任何组织和联系人，并斥责将守候人员和律师们污名化。询问笔录在我一一确认下签字。他们说见识了有水平的唇枪舌剑，敬佩我的专业能力和充分运用自己权利，还有很多警察也凑过来探讨法律问题。（3）被控制自由下的闲聊询问笔录完后就是漫长的闲聊，闲聊中交流了一些法律问题、人权问题，他们坚持爱国就是对外强硬，希望我成为优秀的中国律师，分析现在就是攘外必先安内等等，我很认真诚恳地交流了自己的观点。

（4）写保证最后让些保证，我没有写，又是长时间聊天，然后就是耗时间，我最后决定写了，但写了7-8份，都说是控告不是他们想要的保证，后来又耗一段时间后，中间听到隔壁房间有人大喊“打人了”，我质问是否我们的人遭暴力，警察说我们的人都挺好，那是别的案件，我不放心，提出考虑重新写保证书，前提是去确保我们一起带来的人都还好，于是就出去看到询问完毕在等候的付律师，李大伟和几位公民朋友，看到毛善春大哥的脸上有些黑肿，我一下紧张问怎么了，毛哥说是生病，我又问是真的吗，他说真是生病。回去警察说赶快写了保证书，你们都可以一起回去了，我于是又写了几份，但他们还是不满意，觉得是控诉加无奈，不是悔意的保证，我拒绝再写。后又拿带我出去看江和俄罗斯边境风景凳，让我赶紧完成，我最后看到已经又接近晚上23点了，自己也很困了，就提出重写保证书，但要求：“写完要送我们的人一起回去，同时让我独自或送我到七星拘留所门口看看现场人员是否真的也被清场”，警察答应了。我用了精力拟出了最后一份保证书，他们高兴的让我签字确认按手印，然后就说一会儿送我和付律师去富锦市，我问为什么只有我和付律师，其他公民朋友呢，他说另行处理。我感到被骗，就拒绝再讲话，那位警察说了很多话，我都不再听了，又逗我说些恭维话，也不再听。我说要回保证书，我不走了，警察说那是要不回的，我要呆他就陪着耗，我要走随后就有安排送走。我很难过，他们怎么说我都不再说话，他们就自行说其自己的笑话。3月30日近凌晨2点时，安排送付永刚律师和我的车来了，让我们上车，我提出要去见公民朋友们，我是打算告诉他们如果被拘留提出他们知道的律师名字要求请律师，也打算告诉公民朋友我会去邀请更多律师来救助，但他们没让我去见还骗我说那些人已经送七星拘留所了，上车时第一次我难过流泪，感觉对不住公民朋友们，但又决定离开去寻找营救队伍是完全明智的，近凌晨3点到达富锦市，入住一家小旅馆，当天下午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