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仰恩


公民社会跟基督教的关係，主轴就在于「公共领域」。然而，现今许多神学家却提醒我们，基督教在当代所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它的隐私化。

※ 作为「公共事件」的基督教
基督教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关係，是今日教会需要不断思考的。今日普世教会盛行的思潮，我们称之为公共神学（public theology），事实上这也是基督教当初开始发展时的主轴。在当时的社会处境中，基督教的传播是一个「公共事件」(public event)。在《使徒行传》26章26节，当保罗被当时加利利的「傀儡王」亚基帕（Agrippa）审问时，他提出的辩解：「相信每一件事王都注意到了，因为这些事是人人都知道的事」，意思是说，你知道我们这个信仰，并不是发生在一个隐私的场所（”this was not done in a corner”，见NRSV）。确实，信仰不是发生在一个隐私的角落，基督教之所以会为人所知，是因为它发生在公共的领域。基督教的这个「公共」特质是了解教会的起源和发展的关键。事实上，作为一位宣扬「上帝国」信息的政治犯，耶稣就是以「犹太人的王」（约翰福音19：19~22）的叛乱罪名被起诉，被罗马兵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当然是一个公共、政治的事件。


※ 成为圣徒 vs. 入世信仰　
然而，现今许多神学家却提醒我们，基督教在当代所面临最大的危机就是它的隐私化（privatization of Christianity），基督教变成私下才能说的事情，我们无法在公共领域表达基督教的信仰。然而，两千年来，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隐私的信仰，它一直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功能。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称那些拥有好的品德、信仰的人为「圣徒」（Saint），但这在20世纪的神学反省过程裡，却是需要被重新检验的。二次大战时，参与对抗纳粹政权的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就是公共神学的一个典范。他在被处死前几个月，从狱中写信给他的好友贝特祺（Eberhard Bethge），信中回想自己十三年前在美国读书、教学时，碰到一个法国神父，在一次分享中，两人讨论未来的人生要做什麽。这个法国神父对他说，他希望成为一个圣徒。潘霍华说，他印象深刻，但并不同意，然而他尊重这位神父的选择。而他呢？他要做什麽？他的回答非常简单：「我希望能学习拥有信仰」（I should like to learn to have faith）。当时，他无法体认这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也还以为可以藉着过神圣的生活来拥有信仰。十三年后，身处狱中，他才更深地体认到：「只有彻彻底底的生活在这个世界裡，才可以拥有信仰。」于是，他选择面对那个时代，投入在那个时代的风暴中。


由此观之，公民社会跟基督教的关係，主轴就在于「公共领域」。基督教应该在公共领域中发挥功能，如果信仰只是一种隐私，是个人内心世界的事情，是属于自己的，甚至是教会围牆裡面的，那麽，这个信仰就不是一个公共的信仰，不是一个public faith，这个信仰就与公民社会无关，教会和基督徒就无法投入其中。


※ 初代基督教的公共见证
在此，我要举教会历史中几个比较重要的基督教公共见证为例。首先是「初代教会」的例子。基督教一开始在罗马社会中是被压迫的宗教，可是为什麽后来却成为被接纳的宗教，甚至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教会胜过了帝国」。从被迫害到被接纳，关键就在于公共见证。今日研究初代基督教社会史的学者已经很清楚地指出，基督教在初代教会时期进步最快、人数增长最快是在罗马帝国发生公共灾难之时。这个期间，罗马帝国发生了两场瘟疫，第一场是公元165年，当奥理流（Marcus Aurelius）皇帝在位时，发生了可怕的传染病（可能是天花）。在15年的传染期间，介于帝国1/4到1/3之间的人口死亡。然后，另一场发生在251年，同样骇人的传染病（可能是痲疹）又爆发，影响城市也扩及乡间。近代学者开始研究它们对罗马国力衰亡、道德沦丧的影响。


然而，在这个公共灾难中，基督教却快速成长，为什麽？因为基督教在那时发挥了公共的性格，罗马的官员、作家都记载，瘟疫发生时，所有罗马官员都跑光了，罗马神庙的祭司也跑光了。北非主教居普良（Cyprian）提到，瘟疫大大减弱了当代盛行之异教和希腊哲学的「解释与安慰能力」：对苦难无法解释，对瘟疫无力对抗。确实，罗马的传统宗教没有办法应付这个公共灾难，因为传统宗教无法解释为什麽会发生这麽恐怖的灾难。整个罗马帝国在面临瘟疫之时，公共体系和神庙体系都面临崩溃，但教会却发挥功能。如埃及的亚历山大主教戴奥尼修（Dionysius of Alexandria）所见证：基督徒比别人表现出更多关照需要者的英勇精神，更有不少执事因照料瘟疫的病患而感染致死。此外，基督徒对罗马习俗中「弃女婴」做法的拒斥、对罗马竞技场上非人道之「竞赛」（games）的厌恶，都代表了一个新的心灵与社会伦理的改造运动。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连罗马的作家都说，基督教很不简单，他们讲的爱是真的，而且这个爱不侷限在自己的团体中，而是延伸到团体以外的人。所以，初代基督教第一次体会到，基督教信仰不是文本（text）、道理而已，它成为公共行动，基督教信仰是道德的行动、实践的行动。从基督教历史来看，初代教会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它藉着社会运动与实践展现信仰。


※ 十六世纪的城市神学
另外一个「公共神学」的例子则是发生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加尔文（John Calvin）在日内瓦的改教工作，以及之前的慈运理（H. Zwingli）和布塞珥（Martin Bucer）分别在苏黎世及史特拉斯堡的工作，就被称为是「城市的神学」（citified theology），类似我们今日的公民社会运动。以加尔文的日内瓦为例，执事的主要职责就是担任救济院、慈善机构，或难民收容所的实际负责人，且大多是全时间的工作者。此外，加尔文也主张教会应成为社会的道德监督者（moral check），包括经济交易、生活风尚、消费情形等，他也非常关心日内瓦的经济政策，竭力防止穷人被剥削，更协助市政府推动并制定「节约法令」（sumptuary laws），对富人奢侈浮华的风尚加以限制，禁绝赌博、色情等娱乐行业，提倡节制合理的生活消费方式。这几位改革宗神学家推动基督教成为整个城市重建的力量，让社会的边缘人在教会系统中得到完善的照顾。


宗教改革运动后的教会分为主流派和小派两个系统，且各自发展出不同的社会参与模式。主流教会採取「参与」和「改造」的模式，直接涉入行政体系，涉入社会资源，希望以信仰来改造世界、改造社会。小派则不同，她认为教会与社会要有所区隔，但也并非对社会没有责任，不过她对社会的影响是採取成为「典范」或是说「见证」的模式。她认为社会的力量太大，很难改变，便活出一个真实团体的典范来作为见证。早期像门诺会、贵格会、兄弟会都是活出基督徒社会典范的例子。因此，不论是主流教会或小派，都很清楚知道基督教信仰所蕴含的公共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