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当代中国基督徒，究竟可以从孙蒋二人身上看到什么？孙蒋皆谓基督徒与革命者之身份并不互相排斥，反而相互助力；那么中国基督徒的门徒责任和公民意识就必然互相排斥，且非此即彼吗？观之今日中国基督徒群体，我们可曾一肩挑起基督徒和教会的世俗重轭，敢于在不公义的社会里做光做盐，扶危济困，勇敢抗暴，声援底层，并行出耶稣基督门徒的样式？还是以“因信称义”为藉口，到处兜售廉价恩典，贩卖虚假希望，配合左右互搏，目底层工农为变革的无效资源，沉醉于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然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百年之后，我们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又有何面目自诩耶稣基督在世间的门徒，又有何面目面对国父孙文和先总统蒋公？

文/黄蕉风

1947年12月25日，攸关行宪与否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式生效。此后每年的12月25日被中华民国政府定为行宪纪念日。这一日也正好是普世基督教文化中各国人民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中华民国宪法》融摄中西方制宪技艺之长，充分考虑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这部宪法很大程度上也承载了以国父孙文和先总统蒋中正为代表的一代民国志士的民主宪政理想。时值行宪第66个纪念日，亦即主曆第2013个年头，笔者拟谈谈国父孙文与先总统蒋中正的基督教信仰，并期望重新唤起中国基督徒对时代的担当和对社会的责任。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国父被清廷通缉，成为钦犯，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被迫流亡海外。清廷得知国父到了英国，早已密令人员实施诱捕绑架，在伦敦清使馆外，被二华人“挟予而入”（《孙文：伦敦蒙难记》）。在此命悬一线的时刻，全靠其恩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全力营救而倖免于难。康博士亦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伦敦蒙难是国父革命事业的转捩点，国父的殉道似的革命者形象被舆论广泛传扬，其革命事业也得到海外华人的同情和支持。至此国父革命意志更加坚决，而信靠上帝之决心更加坚定。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博士，国父恐怕无法得知其在伦敦的地址，亦无法送出求救之讯息。此足以证明确有上帝奇妙的计画与测不透的恩典。


伦敦脱险之后，国父亲笔写信给区凤墀长老，自述身陷囹囵而唯独倚靠上帝保守的信心之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馀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交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简地利、万臣两师，他等一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沙侯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即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此十馀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藏，虽清勇阴谋，终无我何。弟遭此大故，如浪子还家，亡羊複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


国父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馀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国父的一生，是满有基督徒生命的一生，他所领导和实践的中国革命，亦是学效耶稣基督扶弱抗暴、高扬公义的精神。国父自证其从事革命运动与建国事业，乃受上帝呼召所作的工。民国14年3月31日弥留之际，他以坚贞的语气，对家人挚友作最后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其一生中，从港粤到星洲到美国，皆有基督徒同道鼎力相助，矢志追随，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林文庆、黄康衢、赵明乐、赵峰琴、张果、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皆为基督徒。先总统认为国父领导的革命本质上是一场耶稣革命：“总理以悲天悯人为怀，融贯耶稣革命的精神，本着‘博爱’两个字，奔走革命，四十年如一日，抱着‘牺牲’的精神，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到了辛亥年，卒能推倒满清的帝制，创造中华民国，完成他民族革命基业”（《蒋中正：为什么要信仰耶稣》）。


先总统蒋中正在公开言论中很少谈到他的基督教信仰，经过西安事变之后，他开始公开地向大众做信仰见证。1938年4月16日，即复活节前一日，先总统应中华基督徒全国联合会邀请向全国基督徒发表广播演讲。他延续前一年讲题《耶稣受难予馀之教训》作进一步的证道，以《为什么要信仰耶稣》为题，阐述前一年演讲所言“人生不能无宗教之信仰”的意义，强调“耶稣的精神是积极的，是牺牲的，是圣洁的，是真实的，是和平的，是向前的，是奋发的”。在西安事变中，先总统把自己的命运全然交托在上帝的手中，经历了与上帝同在的宗教经验，战胜了悲观和绝望的试探，对耶稣基督产生了更明确更坚定的信仰。


西安事变中，蒋公被逆贼劫持并威胁，“有以条件相要胁者，有以甘言相诱惑者，有以武器相恫吓者，有以交与‘人民阵线’公断相威胁者，险象环生，不可言喻”。但他想起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四十天，以及在客西马尼园最后的祷告与十字架上的受辱，就更加提振精神，“故馀更能提高正气，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尝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无负生平之所期，到此自觉神明泰然，引为欣慰”。西安事变平息后，亦未尝有激烈的政治清洗和政治报复，对其善后处理，乃遵循耶稣谓彼得饶恕仇敌七十个七次的教训，给予逆贼改过自新的机会。先总统说：“事变既平，叛首自知为鲁莽灭裂，贻祸国家之举动，深为惶恐。然馀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综耶稣一生，无日不在蒙难期间，其坚苦卓绝博爱慈祥之精神，澈始澈终，未尝稍懈，而馀所得之教训，要亦以此为最大”、“故益觉从事革命者，所恃唯信仰之人格，处艰危之际，决不肯苟全性命，以亏损人格者，信仰之所致也。质言之，吾人之生命可以牺牲，而国家之法律纲纪不能迁就；身体可以受束缚，而精神绝不能受束缚者。亦信仰中之自信心所致也”（《蒋公日记》）。


蒋公谈到“为什么要信仰耶稣”时，认为有如下三个理由：一、耶稣是民族革命的导师；二、耶稣是社会革命的导师；三、耶稣是宗教革命的导师。蒋公说：“我常常研究耶稣革命精神的基础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体会他的基础完全是在他博爱的精神。耶稣一生反抗强权，主持正义，而又以慈悲为怀，扶助弱者，言行间处处显出他“博爱”的真理，和革命牺牲的精神所在。而中国近百年来情势，与耶稣当时所处环境几乎不相上下，孙中山即是本着耶稣的精神奔走革命”（《为什么要信耶稣》）。蒋公继承国父遗志，也是在精神上继承了国父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而努力为更新转进中国传统文化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理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佈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二战中付出伤亡最大，损失最惨烈的中华民国，本可以对日本予取予夺，施加报复。但蒋公发表《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中要求全国军民秉持“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两项民族传统高贵德性，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日本无辜人民加以侮辱；这充分体现了基督登山宝训中要门徒“爱人如己”以及“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的谦卑、忍辱、宽容、与人为善的伟大教训。


由于大陆主流意识形态和官样教课书史学的影响，国父孙文和先总统蒋中正作为基督门徒的一面长期遭受遮蔽或者扭曲。孙蒋二人不但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还是以儒家为精神底色信仰基督教的中国式基督徒的典范。他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温情和敬意的同时，亦以个人的整个生命做见证，行事为人满有门徒的身量。观诸历史，今人不宜以孙蒋作为革命领袖的政治身份而论断其迷恋“地上的事情”使得基督信仰不纯粹；《圣经》也从来没有教导人们放弃公共职责之履行而作一个“私人化”的基督徒。


80年代以后，大陆基督教爆炸式发展，基督徒人口“井喷”式增加，中国基督徒的身影却在许多公共领域缺席，中国基督徒的声音在文化界知识界也面临失声。当中国教会之领袖和信众敢于对同志平权、女权主义等伦理性质软话题投注大量精力的时候，却似乎不愿意对底层抗暴、宪政民主等公共性的全民性的话题发表看法，除了恐惧所谓“政治风险”，恐怕也与当今教会神学思想建设刻意遮罩并澹化基督徒承担世俗责任的政治神学叙事有关。


自五十年代开始，“新”中国经历完全的去华夏并完全西化的历程。几十年来在民间或思想界形成的各种革命新思潮都倾向彻底斩断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从马列主义到自由主义，从崇苏到崇英美，从革命英雄主义到资本功利主义。更有甚者如80年代的“双刘”，刘~xiao~波提出“中国需要像香港被殖民300年”以及刘小枫提出的“彻底中断中国文化传统”——可以说而今崇洋媚外的国人之大脑仍然是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并未比伪启蒙学人进步到哪里去。而作为一个西方教会言说传统下的基督徒还是一个中国文化言说传统下的基督徒，则关係到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身份构建问题。随着民国热、儒学和诸子学复兴、汉语神学和基督教研究的发展，“西体中用、47複宪、重回传统、民国当归”已成为了民间有识之士的一种普遍共识，对民国的重新叙事具有了超越过往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坚实的历史基础和文化当量。基督福音若要在当今叩开中国这块磐石，其实可以从中找到相应的资源和全新的契机。


在这种局面下，重提并正视国父孙文和先总统蒋中正的基督教信仰就具备了一种“更新转进”的维度，并非为了再树立一种新式的“圣王”崇拜，乃在于唤起中国基督徒之社会责任和公民意识，以便参与到基督“宇宙性救赎”中全然解放全然转型的过程当中。从他们的基督信仰来看，中国基督徒政治家或者中国基督徒公民之身份建构并不必然地相互拒斥，而是完全可以达致三位一体的共融和谐。


“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圣经.新约.雅各书》。对于一生“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遗嘱》）的先总统而言，他的一生正是以行为践行基督之道又凭信心领受基督之道的中国基督徒的典范。蒋公说：“我是一个革命党员，我必须遵守革命的纪律，我又是一个基督教徒，我必须遵守教会的戒条，我的言行如果违反了这些纪律和戒条，无论其公德和私德，如果有丝毫的损失，则我对基督、对总理就要成为叛徒，且将何以对千万为抗战牺牲的军民同胞在天之灵？这样，任何人都可以依据纪律与戒条来制裁我”（《以道德自矢以人格自勉》）。又说“此馀所以始终成为总理救国救民之信徒，而今且成为耶稣救人救世之信徒也”（《耶稣受难予馀之教训》）。


对于当代中国基督徒，究竟可以从孙蒋二人身上看到什么？孙蒋皆谓基督徒与革命者之身份并不互相排斥，反而相互助力；那么中国基督徒的门徒责任和公民意识就必然互相排斥，且非此即彼吗？观之今日中国基督徒群体，我们可曾一肩挑起基督徒和教会的世俗重轭，敢于在不公义的社会里做光做盐，扶危济困，勇敢抗暴，声援底层，并行出耶稣基督门徒的样式？还是以“因信称义”为藉口，到处兜售廉价恩典，贩卖虚假希望，配合左右互搏，目底层工农为变革的无效资源，沉醉于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然后“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百年之后，我们到天上见主面的时候，又有何面目自诩耶稣基督在世间的门徒，又有何面目面对国父孙文和先总统蒋公？


主曆2013年 耶诞节前
写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