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于同治十一年五月，即公历1872年《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中说：“臣窃惟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载，亘古所末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通商，以牢笼之，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三年后，李鸿章于光绪元年，即公历1875年在《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中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

事情已过了130多年，这大变局到底变到了哪里呢？我们似乎没有看到，相反，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轮回，又一次的洋务运动，又一次的同治中兴，又一次的晚清死局，一句话，又一次的历史循环，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么，这不同，只是这次循环的时间太短了，由于科技的催生作用，这次循环在短短不到六十年内似乎就已经走上末路了。

李鸿章的大变局似乎并没有发生，李惊诧莫名的所谓大变局，似乎不过是又一次简单的循环而已。Google一下“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竟然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说法，不过，这种种说法更象一个个笑料。大变局在哪里呢？所有当下人们注目的地方，所有人们以为是变局的地方，在事情过后，人们才知道，它们皆不过是一些笑话和泡影。而在另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有一股力量，也许正在坚定而悄悄地改变着中国？

二，基督教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据统计，仅有数可查的中国基督徒已经有三千万，（另有估算是近一亿。）三千万是个什么概念？它意味着GCD数量的一半，它意味着半个英国的人口。而且他们是顶着党严厉的打压冒着相当的危险自发产生的，他们是纯地下的，是非功利的，是为了解决心灵问题而信靠主的。这种环境下的产生，说明了他们纯度很高，与共产党员的以利益捆绑不同。

因而，完全可以说，信仰基督的人已经远远超过了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以我经验而论，周围朋友中已有很多信主的人，即便没有信主的，也多有信主倾向或非常喜欢圣经的。观诸知识界，信主在知识界俨然已成风气，自基督传进中国2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似乎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有这么多的信主者，他似乎从来没有征服这么多知识分子，得到这么多学界名流的集体支持。另一点，似乎是越年轻的学者，信教的人越多。这是否意味着，基督教已然是民心所向？是否，我们民中的精华，无双的国士，那些持之以恒追求真理，那些坚持不懈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人，集体倒向了基督；而相反，那些民中的败类，那些功名利禄之徒，那些奸猾无耻之辈，却选择了共产主义？

面对普遍的物质主义，基督徒是有心灵追求的精神主义者；面对整个社会的消费主义，基督徒是讲求节制的；面对整个知识界的集体犬儒化，基督徒是坚定的有信仰者；面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败坏，人格糜烂，基督徒是唯一洁净的群体。这是一群自觉自发的力量，他们如臭气弥散的大河中的一股清流，如集体塌陷的建筑中唯一坚固挺立的宫殿，如靡靡之音中忽然飘来了拯救的天音，如拉破船到岸的唯一绳索。

他们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一股真正异质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从心灵征服开始的，这种力量是从人性变更开始的。这种力量是文化的力量，是最深刻的力量，是真正持久影响的力量，是与人的生命意义相联的力量。这种力量从生命意义的认识，也就是从心灵开始，把中国人从头到脚彻底改变了，从衣食住行上，从作息、工作等一切生活方式、行为模式、风俗习惯上改变了。这种改变是自愿的改变，是自主的改变，是虽阻碍而宁变的改变，是纯受感召的改变。因而，它是细致的改变，与粗暴的征服不同。是皈依式的改变，与俗鄙的为利投靠不同。

从此，中国人有了信仰，中国人开始一步步有了信仰，开始慢慢的懂得了什么是信仰。因此，我们能否说，所谓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是基督教向中国的传播？正是从中国人开始服膺基督教开始的？正是中国人信仰传统的改变？正是基督教征服中国？

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一个变种，是一个极端化、邪恶化了的变种。从这个意义上说，是不是毛泽东才是真正扭转中国的力量？毛泽东才是最伟大的传教士？毛用他那邪恶的铁拳，以推土机的方式，把共产主义推向了全中国，从而，为基督在中国的传播开辟道路？手段是无比邪恶的，但道路却正是他清理的。

那么，如果这才是真正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变局，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对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有了这股坚定的力量，中国从此要走向何处呢？

三，马克思与基督的交战

共产主义是西方的，基督教也是西方的。籍着毛的巨力，似乎给中国穿上了共产主义的花衣裳。而心灵里的中国，似乎还是那个中国.骨血里的中国，似乎装的仍是同一瓶老酒。中国似乎又是一个僵而不死的尸体，他已经没有了任何行动力，任凭外来的两个精灵，以自己的尸体为战场，在里面互争胜负。中国，成了它们相互争竞的战场。如此,中国其亡乎?中国其未亡乎?

四，中国往何处去或基督教救国论？

处于“亡国灭种”恐惧下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号召下，似乎未暇细辨国为何物，种为何事，即已投入到行动中去了。百余年过去了，“亡国灭种”似乎越来越被证明，它更象一个伪恐惧。国并未亡，种也未灭。所亡者，是清朝，所兴者，是红朝。种却更加兴旺，竟至虽自欲其灭而犹难了。

如果一定要找出些微之不同，那就是专制的恐惧更加严酷，更加无孔不入，越来越把一切都挟裹进专制的螺旋之中来运转了。由于病因未断，即已行动，我们百余的流血不但没有任何成就，反而是离主流世界越来越远了，它似乎立定要成为这个文明世界中唯一的专制脓疮，陷整个世界于要被感染的恐惧之中了。至此，我们明白，大变局并没有发生，李鸿章的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是又一次循环。

什么才是真正的大变局呢？就是不但从体制上，而且从心灵上彻底改变，不但从物质上，而且从文化上改变，不但从器物上，而且从风俗上改变。从实际上的角度来看：在中国，还有什么样的力量足以对抗这种专制的力量呢？还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扭转这专制机器运转的方向呢？也许只有信仰了，因为只有信仰是有力量的。

以现今而论，以中国而言，也许只有对基督的信仰了。因为在所有的宗教信仰中，只有基督教既有信仰的力量，又有现代的力量；既有中国的力量，又有国际的力量；既有民众的背景，又有文明世界的背景；既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又能获得文明力量的支持。

附录：一个世纪难题

这个难题就是:中国近代为何没有产生现代科学？再深入一点,就是,中国近代为何会落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和回答,决定着其政治方向,亦即决定着他以什么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下面,我不欲详论,仅作一点粗略勾划。

我认为是因为中国没有宗教，说中国没有宗教也是不太准确的,或者不如说中国是有宗教的,但这个宗教就是历史,是文字，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知道所谓宗教,最根本就是满足人们不朽的欲望,而中国有多少圣贤坚信,文学是可以使其不朽的,他们认为只要自己掌控了文字(主要是历史),自己就可以不朽了,任何人也奈何他不得,为此他可以吃一切苦,受一切难，肉体疼痛，它们不屑一顾，人格污蔑，他们置之不理(这种精神和宗教精神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有明确的表达,而其后代同行充分相信了司马迁的这种表述,并扩大化了它,而且坚定地继承了这一点,所以,中国的历史在列国之中最为发达,莫可与比,文字最发达,汉字虽最难学可是却仍然被中国一代代人学的很好,

为什么?

因为一切中国的聪明人,一切智慧者都把其聪明智慧无私地发挥到了文字上,并且不计任何代价（人生的意义就在这里，还要什么代价呢？）。他们没有神,他们的神就是文字，以致对这样难学的汉字，连一个穷光蛋(寒士)也可以用他的艰苦卓绝来掌握它，并且可以达到非常高超的水平，达到非常高的地位(出将入相)。因为它们对文字实在达到了不顾一切地崇拜的程度，因为他们相信，文字有比较稳定的价值性，当现实不能满足时，可以籍文字来实现自己的部分甚至全部雄心，他们认为连皇帝对此也莫可奈何，也无力阻止他这理想的达到，也抹杀不了他智慧的闪光，连最雄强的王甚至也要向掌握文字者折腰。

而在有宗教传统的西方则不然，它们的圣贤都把智慧献给了上帝，而上帝是属于天的，是属于自然的，因而对圣贤来说,要研究上帝，就必须研究天,因而有了天文学和自然科学的发达,因为他们以为研究天,研究自然可以使自己不朽。当然他们也研究历史、文字，他们研究历史文字也是为了上帝,为了不朽。关键是,他们没有把全部精力都用到文字上,可以说,没有把主要精力用到文字上。

那么,没有上帝,没有神,没有宗教,就不能研究天了么?就不能把研究天看作不朽了么?

答案是,能,可是,如果有神,这种研究就是一贯的,就是可能持续几百年上千年而不间断的,而没有神,由于改朝换代,太过频繁,则这种研究就会常常间断。更何况,中国皇帝自称天子,其统治的方法就是把自己神秘化,因而也须把天神秘化,他们如何会允许研究天呢,怎么会让人把天研究明白呢,怎么会让人们明白天是怎么回事,以致使自己失去神秘,失去威严呢,这种天之知识只有皇帝才有资格掌握,独占,即使允许研究,也不是为了真理,不是为了求得真,而是为了附会皇帝,附会统治的合理性,是为了找到专制统治的合理性的论据,凡是有利于说明专制合理的,就保存,凡是不利的,就消灭,评之为邪,因而,不可能在这方面发达(当然,也有成就,但成就不大，难成气候)。
因而,只有心中存在了神,存在了一个超出世俗的神,才会有现代科技,实际上,西方资本主义发源于宗教精神,早已是一个常识,当然还有古希腊城邦制度等(这方面的另文论列)。中国人很早就坚信这一点,仓颉造字,天雨粟,夜鬼哭。天也哭,鬼也叫,何哉?怕也,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在这里,文字的力量被夸张得何其大)。曹丕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终于,文字有不朽联结在一起,成为永恒,成为宗教,而且这在很远古的魏晋时期)。以后就更多了，兹不俱列。
国人为何坚信这一点,以及坚信这一点是否可笑,且不论之,此地只说,中国人确实坚信了这一点,并且至今犹是,如果不信,只要看一看博客上的文章有多少,人们都在多么疯狂地表达就知道了。
生长于此文化之中的皇帝自然也莫能例外,对自己死后历史的评价是每一个皇帝最深刻的恐惧之一,做了皇帝也要学文章,也要写诗词并企图在此地占一位置,代代如是,少有例外，真是令人惊叹。

现作一下总结，国人以文字为宗教，因而有文字的发达，其中主要是历史，西人以上帝为宗教，因而有现代科学的发达。

结论就是，中国要有自然的宗教，要有非人间的神。（今注：而其最简便的途径就是基督教，如前文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