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大军
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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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江教堂废墟 |
本文的核心立场是，末世临在且未完全（Inaugurated and future）的双重性意味着：在当代中国，逼迫是基督徒之身份和存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逼迫也让基督徒有了为耶稣复活的大能这一末世现实做见证的特权，并因此带来当下以及未来的祝福。其中，当下的祝福既是属灵意义上的，也是现实意义上的；前者主要通过与基督的联合实现，后者则可能会对实际的历史进步作出正面的贡献。未来的祝福在末世成全时才会实现。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三江教案及相关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讨论上帝国度临在的好消息在中国的历史处境下必然会带来逼迫的神学根据；第三部分说明末世中的逼迫乃是为上帝国度作见证的极好机会；最后一部分则展望逼迫在末世的双重结构中会带来的祝福。
三江教案：上帝的国度与极权的党国
基督教历史上曾被迫面对很多逼迫者，其中新近崛起的一股强大逼迫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府。不过，直到最近的三江教案，很多年轻一代的基督徒对相关的历史并不十分熟悉。三江教案的冲击可能会让他们重新认识基督教以及自己的信仰。这里有必要先来简要介绍一下相关的背景和逼迫的情况。
自今年以来，浙江省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有选择地拆除一些教堂或者教堂建筑上的十字架。其中一个受害典型是位于温州的三江教会。这个教会已经开工建设好几年的巨型教堂据说建筑面积有七千多平方米，造价高达3,500万人民币。教堂顶部高高的十字架确实很引人注目。在政府要求教堂整改的消息传出后，三江尚未完工的教堂便成为基督徒乃至社会舆论关切的焦点。为了保护三江教堂，当地前后有几千名基督徒赶到教堂，以在教堂内唱诗敬拜赞美的方式和平抵制政府的命令。与此同时，教会内的积极分子也互相联络，一方面在互联网上发出呼吁，另一方面组织了有很多教牧同工签名的请愿活动。国际媒体也发出相关的报道。然而，这一切在中共政府面前都毫无效应。2014年4月28日，这个教堂被彻底拆毁，远远超过之前很多人估计的整改力度。而且，因和平抵制拆除命令而到三江教会聚会的几个信徒也被逮捕和拘留。
事情还有复杂的另一面，因为三江教会其实是所谓的三自教会。这意味着它与政府及其代理部门有某种形式的关联，即便这种关系远不到被政府直接控制的程度。许多三江教会的支持者声称，它与政府的联系是形式上的，是考虑到中国国情和当地情况的权宜之计，并不是出于教义上的确信，而且像温州地区的其它许多教会一样，它一直试图保持自己在实质（包括教义和治理）上的独立性。就它实际所处的尴尬地位而言，它固然可能与其它许多三自教会一样与政府有某种形式的妥协或者至少试图避免与政府的直接对抗，但如果细究其被捆绑的实质，它更像是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逼迫基督教政策和做法的一个受害者。虽然它的妥协有时可能会给它赢得不确定的空间，但极权政府的政策和做法从来不曾让它真正自由过。另外，人们普遍认为，浙江省政府在未来一段时间会继续其强制性地拆除教堂和十字架的行动。可以预期，直到中共失去政权之前，对基督教时强时弱的打压不会终止。因此，当代中国的基督徒便生存在过去逼迫的阴影之下，当下逼迫的风暴之中，以及对未来逼迫的预期之中。逼迫已成为当代基督徒之生存经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逼迫：上帝国度来临的结果
作为父上帝差派的信使（Malachi 3:1），主耶稣亲自宣告了上帝国度来临的好消息（马克福音1: 14-15，马太福音4:17）。从根本上说，这一好消息是关于得胜的消息，因此让人欢欣鼓舞。耶稣自己在会堂的首场讲道便确认了这一点（路加福音4:18）。不过，对于上帝掌权作王的好消息，另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首先，希律王试图杀死新生的耶稣，尽管其计谋失败，却显示出世界的权势者对这一好消息的化身耶稣之惧怕和恨恶的程度（马太福音2:13, 16）。其次，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耶稣正式宣告神国的来临之前，撒旦故意试探耶稣，企图在好消息被宣告之前便摧毁掉其凭借和依靠（马太福音4:1，马克福音1:13，路加福音4:2）。
可见，在耶稣亲自宣告上帝国度来临的好消息之前，争战就已经如此激烈。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安东尼 胡克玛（Anthony A. Hoekema）认为，耶稣即将宣告和带来的上帝国度会被人们（包括希律王和撒旦）认为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积极有力的掌控。”实际上，上帝介入人类历史的唯一目的便是指引人类历史向他自己所预定的目标演进。无需说，这一目标与撒旦及其在今生今世的代理人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因为后者的目标无非是以牺牲公义和良善为代价的个人荣耀、好处和快乐。因此，作为犹大地的统治者的希律王以及作为“这世界的神”的撒旦（哥林多后书4:4）如此恨恶耶稣，并想要毁掉他，便不足为奇了。耶稣在带来上帝的国度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上帝的统治与撒旦的统治之间的冲突和竞争。这种争战和冲突会发生在信徒之中，因为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路加福音17:21）。于是，对于撒旦及其在这个世代的形形色色的代理人的争战便无可避免了。
耶稣曾告诫他的门徒说，他来并不是给地上带来和平，而是刀剑（马太福音10:34）。刀剑这一形象突出了冲突的烈度以及基督的门徒们将要付出的代价。显然，上帝国度临在的现实并不是像当时的一般犹太人所向往的那样，所以耶稣才郑重向其门徒发出这样的警告。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耶稣提出这一警告的背景是他差派门徒去传讲“天国近了”的好消息（马太福音10:7）。在差派门徒之后，耶稣指出他们可能会受到逼迫，“他们将要把你们送交议会，并且在他们的会堂里鞭打你们”（马太福音10:17-8）。耶稣在这里传达的信息直截了当且毫不含糊：上帝的国度会冒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为上帝国度作工必然会将一个人置于受难和被逼迫的境地，因为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君王和执政者以及他们背后的大老板撒旦来说，上帝国度已经临在的现实对他们的地位和奴役人的权力构成了最大最严重的威胁。于是，他们必定会在攸关他们生存的征战中尽力反击，尽管耶稣死而复活的现实早已注定了他们失败灭亡的最终归宿（创世记3:15）。
末世的现实是上帝的国度已经临到，但还没有成全。这就使得这个世界的统治者仍然具有很大的权能，并能够对上帝的百姓构成暂时的伤害。《创世记》三章十五节首先启示了这一点：蛇的后裔会击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在《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个世界的魔鬼（也是信徒的仇敌）被描绘为“像咆哮的狮子走来走去，寻找可吞吃的人；”这一形象显示出魔鬼的强大能力、穷凶极恶的姿态以及极具破坏性的意图。紧接着这段经文，彼得确认说，“你们在世上的弟兄姐妹也都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彼得前书5:9）。同样，当信徒们被敦促要穿戴上帝的全副军装时（以弗所书6:11,13），与之对抗的魔鬼撒旦的力量就更加显得不同凡响了。
这样，最近中共政府对三江教会以及浙江乃至全中国其它教会的打压升级，就不难理解了。作为一家三自教会，三江教会身上本来就一直留存着中共过去逼迫基督信仰的陈迹，因为三自运动的首要目的便在于限制、阻挠和对抗上帝的国度。不管某家名义上属于三自系统的教会如何声称他们远离政府的实际控制，其身份本身就是现实政权长期对抗上帝国度及打压逼迫其子民的有力证据。实际上，中共政权最近肆无忌惮的行动便自己揭下套在三自会外壳上的那层温情脉脉但模棱两可的假面，显示了其作为逼迫工具的实质。同时，值得突出强调的是，对于信徒们应否团结起来保护三江教堂这一问题，教会的三自身份在中国的基督徒中间引发了争议，尤其是在家庭教会的信徒之间。这种状况表明，中共政府的逼迫不仅持续有力，而且还非常具有邪恶的欺骗性，因为它控制下的三自会曾经借着伪装，将自己装扮为“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11:14），蒙骗了不少信徒，最终给教会的合一造成很大的困扰。
于是，笔者不免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上帝国度的来临的必然表现和结果便是信徒的受苦和被逼迫。或者如理查德 盖芬（Richard B. Gaffin, Jr.）所言，“耶稣到来时末世国度便已临在的现实就意味着以受苦来服侍上帝，直到他的再临...，”而且“背负十字架是对国度-门徒身份的全方位的描述....”在现今的世代，受苦和被逼迫内在于教会的身份之中。何以如此？因为以理查德 盖芬的话来说，“基督复活的大能便体现在信徒的受苦之中；与基督同受苦难是教会彰显其复活大能的方式。”换句话说，受苦乃是为上帝做见证。
逼迫：对上帝的有力见证
保罗指出，受苦有很多不同的形式，逼迫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罗马书8:35）。不过，在当代中国的背景下，逼迫是并且应当是基督徒受苦的主要形式。三江教案表明，逼迫这种形式的受难在中共治理下的中国有其特定的历史曲线，在过去、现在乃至将来的逼迫中，政府的人为力量决定着逼迫的时间、强度、持久性以及方式方法。逼迫的历史性不应被看做无关紧要的细节，相反，我们应该在上帝国度来临所赋予历史的意义出发来探讨具体历史时空中的逼迫现象。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既实现了上帝在以色列历史中透过《旧约》所做的应许，而且还带来了一个新时代（加拉太书1:4，哥林多后书5:17）。这一新时代在人类历史中演进，新天新地乃是其顶点和成全（启示录21:1）。质言之，借着耶稣的到来，历史成为救赎的舞台，于是，历史便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的时间进程，而且也以基督为演进的指针。《新约》中所记载的耶稣早期事工及其门徒随后的事工都是在这个世代完成的，有着具体的历史形式、实质和背景，并非抽象且不可见的属灵概念。因此，不奇怪的是，早期的门徒们也生活在上帝国度已来（Already）和未完成（Not yet）的冲突之中，所以才有门徒的殉道。甚至耶稣本人也生活在这样的冲突之中，所以才有了他的被钉十字架。作为《旧约》中上帝百姓在新约时代的对应物，教会无疑也具有历史身份和属性。
鉴于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上帝的统治与撒旦国度之间的宇宙性争战中，虽然中国信徒的争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却有着具体的历史情景和条件，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便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争战背景。相应地，中国基督徒的见证也是在这样具体的历史背景中具有了它特定的方式、手段和目的的。换句话说，一般普遍意义上的属灵争战就这样具有了中国特色，因为上帝国度是在这一时期的中国历史背景下展开的。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性，笔者提出，当代中国基督徒应该而且可能在下述方面见证耶稣复活的大能。
首先，中共政府的无神论意识形态倾向是直接反对上帝的本性和特征的。中共官方的意识形态是唯物主义。所以，它必然否定上帝作为灵的最高存在的本质（约翰福音4:24）另一方面，高举全能上帝的圣名便构成对政府官方意识形态之合法性和地位的直接挑战。另外，上帝的灵性（spirituality）并不只是仅属于非物质界的抽象、非位格化的观念或者特征，而是因着圣灵具有位格的特质。在末世的当下，这就意味着上帝的灵是通过其对国度的积极统治来彰显的。圣灵的能力是历史进程中的能力。既然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中共政府统治的根基，冲突和逼迫便不可避免了。中共政府很清楚，三江教堂已被拆除的宏伟建筑（尤其是高高耸立其上的十字架）是在夸耀主耶稣的圣名。而且事实上，耶稣的大使命从他们的角度看非常具有颠覆性，因为宣扬主的名、主的道、扩展主的国度，便是否定其存在的基石--唯物主义。三江教堂试图这么做了，但遭到中共政府的无情打压和摧残，其中的道理非常隐秘，但上帝国度已经临在的现实毫不留情地将中共政权最私密最顽固的想法揭示出来。三江教堂就这样为耶稣复活的大能做了美好的见证。
其次，出于显而易见的理由，中共政府采行的极权政治体制总是试图控制和压制基督教。上帝的国度并非无可见的非历史存在，它借着教会和信徒存在于具体的历史时空之中。教会和信徒也是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以具体的作为来显明上帝国度临在的现实。于是，凭借着极权政治体系，上述的极权意识形态时常会引发针对基督信仰的公开的敌对行动。作为三自教会的三江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50年代初，中共发起三自运动。目的是控制所有的基督教教会。对教会的极权式征服和控制是对上帝国度的直接干犯。在此过程中，许多拒绝加入三自的基督徒受到严厉的逼迫。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连三自教会也被关闭。不过，事后看来，三自运动的结果是家庭教会的快速增长，而家庭教会完全独立于政府的控制之外。三江教案同时也表明，即便在三自教会中，中共的政治控制也是不完全的。借着热心的信徒，上帝的国度依然表现出鲜活有力的存在。这是多么强有力的见证啊。耶稣复活的大能超越了那号称控制一切的极权体制。
第三，中共政府随意武断的行政作为也恶化了对基督徒的逼迫。三江教堂被强制拆除的理由是它违反了当地政府的规划，这一理由明显是任意武断且经不起推敲的。此外，有些到三江教会和平抵制政府强拆的基督徒也被随意地逮捕和拘留。另有同工甚至家人被随意构陷的罪名逮捕或者威胁。这种不公义的状况与末世国度所要求的公义标准相差可谓十万八千里。吉尔哈德斯 沃思（Geerhardus Vos）认为，“上帝的国度意味着神的至高地位要体现在公义方面”，甚至声称“公义就是敬虔。”在埃尔默 马腾斯（Elmer A. Martens）看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中阐明的道理是，“上帝国度的来临便意味着邪恶原则的毁灭”。在三江事件发酵的过程中，许多基督徒试图通过公义的办法来解决政府所关注的那些问题，因为他们知道上帝国度的子民们需要“行公义”（弥迦书6:8）。在政府普遍蔑视和践踏公义的时代背景下，作为上帝国度的子民，坚守公义的行事为人准则，这无疑也是对耶稣复活大能的见证。
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共政府对基督信仰的逼迫本质上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是从其意识形态以及对社会进行全面政治控制的角度看待基督信仰群体的。进一步说，在像中国这样极权统治下的国家，基督教本身就是政治性的，不管你信仰的具体教义内容是什么。同理，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处境下，耶稣的大使命也是政治性的。这不仅是因为耶稣说“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且还因为耶稣命令信徒们认真对待他的教导，其中当然包括关于上帝国度的教导（马太福音28:18，20）。鉴于上帝国度的性质，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政权的极权程度越高，其中的基督信仰便越具有政治性。毕竟，上帝国度临在的现实让有限政府成为唯一可行的选择，极权政府对此可谓心知肚明。相应地，中国的基督徒在面对政府逼迫时的见证也同样是政治性的。亚伯拉罕 凯波尔（Abraham Kuyper）将良心自由称为“所有人类自由中最伟大者。”无疑，在将良心自由从极权暴政的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事业中，他们的受难与付出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他们为良心自由和公义作见证也是耶稣已经复活得胜的末世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有着人类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极权暴政统治历史，且拥有最为复杂和精巧的压迫技术的国家，基督徒的见证乃是上帝国度活生生的展现。只有凭借这样的见证，基督信仰才会实现其历史性的使命，成为“地上的万族”的祝福（创世记12:3）。基督教从来不是一个自私的宗教，对地上万族的祝福实乃耶稣复活之大能的明证。
逼迫：现今与将来祝福的管道
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处境下的逼迫对信徒们来说也是一种祝福。在世人看来，这种悖论可能显得愚拙或者有点阿Q精神胜利的意味；不过，其中的奥妙之处已经显明在十字架上了，因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哥林多前书1:18）。因着十字架上的救恩，逼迫能够给信徒的生命带来两种祝福。第一种的祝福是当下的，第二种则关乎未来。第一种祝福的形式是与基督的联合，第二种则与未来在新天新地里的永久荣耀和赏赐有关（启示录21:1）。
理查德 盖芬认为，作为对信徒受苦的奖赏，上帝与信徒设立了这样的盟约关系：神“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诗篇73:26）。耶稣在这方面的教导也非常直率清晰。其中一段众所周知的教导是：“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路加福音14:27）。确实，通过背负十字架，信徒会在自己的生命中真实地经历基督的同在，包括认识他（腓立比书3:8,10）；与他同工（哥林多后书6:1）；受他安慰（帖撒罗尼迦后书2:16-17）；以及向他学习（马太福音11:29）。教会本身便建立在基督为我们受苦的基础之上。G K 比尔（G. K Beale）指出，被弃的“房角石”这一形象喻指“受压迫的义人和受难者”（诗篇118:22）。受难就是成为教会也即基督身体的一部分。
一方面，耶稣明白指出，逼迫有着无可置疑的末世意义，因为“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5:10）。另一方面，受逼迫的信徒也能靠着与基督的联合得安慰和力量，在与基督的联合中，信徒的新生命会有持续的保障。因此，在上帝国度与邪恶国度的末世争战中，与基督的联合便成为信徒生命中的持久特征。在基督再来之前，末世争战的所有得胜和失利都是局部的、暂时的、可能会随时被扭转的。因此，末世的持续争战便成为经历基督的丰盛的有力动因。
既然末世尚没有完全到来，人类的历史进程便注定会有两条平行的发展曲线：在上帝国度扩展的同时，邪恶国度也肯定会持续扩张。在温州乃至整个中国，这可能意味着逼迫的范围和力度的升级。三江教案表明，中共政府可以在自己所选定的时间随意发动大规模的打压行动。有关政府会放松辖制的任何幻想都被证明是带有致命后果的误判。不过，三江以及浙江和全中国的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安然度过各样的逼迫风暴，因为主应许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28:20）。另一个能够安慰信徒的末世现实是，耶稣总是在替他们祈求（希伯来书7:25）。另外，保罗也教导说，没有什么能让信徒与基督的爱隔绝（罗马书8:35），因为救恩已经成就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之中了。
凭着对耶稣复活之大能的信心，我们可以说，中国基督徒在逼迫中的有力见证会在自由和公义方面为中国带来真正的进步。基督徒们认定，即便在当下，上帝国度也远比邪恶国度更为强大有力，因为基督已经复活了（哥林多前书15:20）。耶稣在差派七十二位门徒时要他们去传讲“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的好消息（路加福音10:11），之后，他鼓励门徒们说，他已经授予他们“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并告诉他们，他们的得胜具有终极的意义，因为“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路加福音10:19-20）。换言之，凭着受苦和被逼迫的代价，暂时的胜利和成功是完全可能的，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逼迫都只会给信徒有力的刺激，让他们活出耶稣复活的能力、荣耀和得胜。因此，基督的门徒们完全有理由应该避免在当今的世代陷入过于悲观的情绪和想法之中。
不过，在耶稣再临完全成就末世之前，所有人类历史上的进步都有末世意义上的局限。从上帝国度永恒荣耀和圣洁完美的角度看，所有人类的进步都应被看做是有着根本的缺陷和不足的。只有在未来末世的新天新地中，我们才能得见真正的荣耀、完美和圣洁。尽管如此，在上帝国度的视野中，人类历史的进步仍然具有真实的意义。安东尼 胡克玛指出，“在此一世代与未来世代之间既有断裂，也有联系性，”因为“将来的新地不是一个全新的创造，而是目前之地的更新。”理查德 盖芬也持有类似的看法：未来永恒的完美状态指的是现今这一个创造界，而不是其它的天和地。有鉴于此，这个世代的进步从末世的角度来看也是非常值得争取和拥有的。
与此同时，此类进步所内含的无可避免和克服的根本缺陷也让信徒们更加渴望那最终的“末日”（约翰福音6:39）。逼迫和受苦会强化信徒的这种期盼。保罗教导说，“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罗马书5:3-5）。作为祝福的最高形式，逼迫让信徒对最终的荣耀满怀信心，因这种信心乃是基于主耶稣的亲自应许：“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马太福音10:23）。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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