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蕉风


第39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得主的《The Mission》，不知道谁翻译成《战火浮生》，大概和市场有关。The Mission可以是教会、使命、传道、传教，土是土了点，毕竟忠实于主旋律。当然卖相可能不好。导演罗兰.约菲其实提出一个解放神学的经典命题：为了迎来上帝国度降临，面对显明的正在发生的不公义，基督徒到底能不能使用暴力？


眼下的占中三子、在中联办“接力绝食”的民主派以及“和理非非”（顾名思义，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的信徒们，应该好好看下这套片。改邪归正加入耶稣会的前佣兵、奴隶贩子罗多萨最好要放弃“对上帝的契约”，执刀剑为瓜拉尼族战斗，神父嘉比尔却拒绝为他赐福。两个神的仆人坚持两套迥异的价值观。一种当然是经典的“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太福音26：52》）；另一种却不显明。耶稣是一概否定了使用暴力的合法性，还是说他对暴力革命其实做出规范，只是经书中晦暗不明？

众所周知的是，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的两大图腾之一，一个是古巴革命战士切.格瓦拉。他的故事人们很熟悉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抱病之躯入非洲南美打游击，最后战死玻利维亚；另一个托罗斯神父，是古铁雷斯的好友，也是加入地方游击队抵抗右翼政府军，最后在热带丛林被残忍杀死。解放神学伟大之处在于第一次明确要求论证基督徒之于阶级斗争和暴力抗命的可能性与限度，即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能闭上自己的眼睛不看（自个灵修，抱团取暖，遁世主义），难道能够闭上耳朵不听吗（底层革命，暴力抗争，参与苦难）”。

所以如果让观众投票，你觉得罗多萨和嘉比尔，谁该上天堂，谁该堕地狱？不要简简单单一句“只有主知道”就搪塞过去，这个问题只要基督徒还活在当下，就必须做出一个明确回答。我个人的看法是，甘地、特蕾莎修女、马丁路德金，固然伟大；但更加艰难的是孙文、蒋中正这些基督徒革命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当压迫来临时，（基督徒）和平非暴力地殉道（注意，还是为自己“殉道”，不及他人的）”；而是在于“当你手中握刀，杀一仇敌可救千万，不杀仇敌无辜因你而死”的时候，你作为一个基督徒，到底动刀不动刀？杀人不杀人？后者的选择显然比前者更加困难，因为“殉道”不再是你一个的事情了，你已经介入了“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两难困境中。

按照解放神学的说法，阶级斗争是既成事实，是眼睛可见耳朵可听的。因之社会革命也是必由之路，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基督徒迎接上帝国降临，究竟是扛《圣经》还是AK47冲锋枪，不思量不行。而“和平”真的是基督教的核心吗？至少解放神学的不是，而“优先拣选穷人”乃题中之义。与弱势群体同性，则暴力与非暴力，则只关乎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不关乎实质正义了。
“愿尔国临格”，上帝国度的降临不是你个人殉道一下，占领道德制高点就这么简单来了。和理非非的信徒们，能说这个是小事吗？

所需之粮，今日赐我——《美洲启示录》
中国大陆新左派在89年之后与自由主义者的那场论战，究其本原乃是要警惕权力还是警惕资本。左魔可怕一些，还是右魔可怕一些。常规上应是欧陆政治光谱的指向，只是当中国“左”“右”就混乱了。其实只有“毛左”和“毛右”之分。90年代中期以来，刘再复李泽厚提出的“告别革命”渐成思潮，一时间有“体制内健康力量”为首的改良派被民间委以和平过渡的重任。25年过去了，现实狠狠抽打这些亚健康人士的嘴巴，人们开始又回到了左右之争的激烈意识形态搏杀之中。

《Even the Rain》，还有个中译名叫《雨水危机》。不过《美洲启示录》会好些，仿佛给观众一个“终末”的判决的似的。青年黑格尔在耶拿看到拿破仑跨上战马的一刻就意识到，人类历史终结了，从此我们都是“末人”，之后的一切社会革命都是重复《民法典》，包括辛亥革命也是其翻版。福山《历史的终结》正是这种预言的巅峰，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固结，标志着人类历史的终结。当居处后现代的人类成为全球资本流水线的零件和螺丝钉，什么崇高价值伟大理想都成一抹浮云。《美洲启示录》不是讲后殖民，后殖民不过是资本全球化的代体。当哥伦布和耶稣会士登上美洲大陆给原住民带去国王的宝剑和上帝的《圣经》，全球化已经开始了。

商品拜物教是当代真正一统江湖的宗教，宗教世俗化不可避免。所以说什么中国有儒耶之争，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基督教文明对决伊斯兰文明——都是bull shit。当代左翼共产主义思想家齐泽克在《欢迎来到实在界这个大荒漠》中戳穿了这个谎言：本质上，原教旨主义的兴起正是资本摧毁了世俗左翼而造成的。管你是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儒教、道教、印度教还是共产党，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因为“历史已经终结”。终结在哪里，就终结在拿破仑跨上战马的那一刻，或耶稣会士给美洲土著人宣讲福音的那一天。

塞巴斯蒂安找的原著民演员，原本就是为了Money，也只是为了Money。女助理想给他安置一个什么“反思后殖民对拉美的影响”之类的宏大叙事是无效的。资本肆虐的地方，人类就单纯的可爱，可以化约成Money这种千人一面的符号最好，可以批评生产和消费。但人不是没有生命的东西，当科斯塔兴高采烈地给投资人报告找到这些“Fucking Grey Man”的廉价劳动力时，他们还是会冲冠一怒。剧组的到来是道德上的殖民，你自以为自己替天行道为人民说话，结果行事做派还是高高在上的，自己坐位首，让穷人做坐脚凳。“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毛泽东语录》）。
抗议自来水私有化这种事情，当今世界到处都有，每时都有。几年前中国大型国企化公为私化国为家，几百万工人大下岗，比那些玻利维亚的原住民还惨。后殖民首先是经济上的殖民，而在其中的基督教，也沦为了资本洪流中的一个无效的浪花。“所需之粮，今日赐我”，人是铁，饭是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单给孤寡老弱送去《圣经》和同情是一种最大的缺德。耶稣基督自己都要吃饭呢。
“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雅各书2：15-17》）

我免人负，求免我负——《密阳》
中国一部《春秋》，讲的就是复仇。也就是国人津津乐道的“春秋大义”，其实就是“血亲大复仇”。无论儒耶还是中西，“同态复仇”的是有章有据的，《圣经.旧约》中有“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训诫，《论语》中还有“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直报怨！”的教导。唯有耶稣以无罪羔羊之身舍命上十字架，才彻底斩断了因果报应轮回律。跳出这个因果，才有“成了”的那刻。耶稣基督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跳出因果律的人，佛陀要大跌眼镜了，呵呵。

人性善恶这个东西千百年说不清道不明。奥古斯丁认为恶/罪是善的亏缺，就像《中庸》说的：射有似乎君子，失之正鹄[hú]，反求诸其身。孟子言性善，证诸于孺子入井，人有怵惕恻隐之心，是故言必称“四善端”；荀子言性恶，认为礼教可矫正人后天气质，化性起伪斯之谓也；墨子言性染，《墨子.所染》篇载：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明末大儒王阳明则留下四句教，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事情就这样复杂起来了。我们所赦罪，到底赦的是罪人犯的罪行，还是犯罪行的罪人？这个极其绕口的文字游戏，有点像福音派和同运人士辩论的那样，“我们基督徒爱同性恋，但是恨误同性（性）行为”。对吧。《密阳》中信教以后的申爱要饶恕的究竟是虐杀儿子的罪犯呢，还是虐杀儿子的罪行？人性、罪、复仇就这样勾连起来了。

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无关紧要，很重要的。5年前国内某身陷囹圄并获国际和平奖的著名人士，有个“我没有敌人”的演讲流传海内外，一干同道标榜宣言直比马丁路德金和曼德拉，大概同时间，海外某民主女神皈依了基督，也发表见证说“我宽恕他们”。中国知识分子很喜欢预设并意淫，恨不能赶紧从转型期的中国推出一个和平非暴力的甘地式的巨人，合理非非地带领盼望民主宪政的中国人去恒河边煮盐。对此我一向不以为然乃至不屑一顾的——因为在大多数人眼里，他/她们已经“代表”了我们是没有敌人的，是本应赦免敌人的——问题是，谁让你/你们代表我/我们？

文豪鲁迅在杂文《死》里写到遗嘱：“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申爱对反扑正是神义论/神正论的核心，为什么无辜孩子遭难，而罪恶之徒竟得谅解。古老的《约伯记》困境。申爱说：“在我没原谅他之前，上帝怎么可以原谅他”。说的好！这是人性正常反应。女主丧子后会迅速入教，并且游刃有余，一定是有问题的。埃里克.霍弗在《The True Beliver》里早说明了：能轻易导向某一群众运动的，必是个人主体性缺乏严重的癔症患者。所以说她信教也是实用，要去“赦免”杀子仇敌也是功利。影片中的教会四处游行勾引人入教，从没有释放哪个饱含罪感的人，反而加深了罪的重负。“你看清了吗”。申爱和牧师通奸是释放罪感的仪式，不仅仅是报复。因为教会做不了的，她只好自己来做。你看清了吗——（我正在和你教会的圣者做爱）！”。既然一个都不愿意饶恕，就不要假装饶恕一切，all right？

以国权荣，皆尔所有——《人与神》
影片中阿尔及利亚军团长官怪罪西多会修士：我们现在这么穷，人民这么愚蠢，都是你们法国殖民者害的！有点像时下新疆维汉矛盾。维吾尔人认为生产建设兵团的殖民垦屯和王震军团的铁腕弹压是开启了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潘多拉魔盒。

到底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外国的矛盾，还是伊斯兰教徒和基督徒的矛盾？如同眼下的，究竟新疆是维吾尔族和汉族的冲突，还是回教徒和不信教汉人的冲突？难度在于，民族和宗教问题总是分不开。所以中国有民族宗教事务局，简称民宗局。民族干部和宗教干部是同一个编制，属于国家机关中最吃力不讨好的。眼下疆藏维稳局面失控，最难过的大概是这批干部。

克里斯丁的修会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则救助恐怖分子，比较引起争议。正好时下昆明和新疆连续发生东伊运严重暴力恐怖事件，死伤无数。有北大教授吴义虎号召全国人民对恐怖分子搞“连坐”，诛十族，其所在血亲家庭，清真寺的阿訇，都要付连带责任——全国人民不少人拍手叫好。那么克里斯丁们的所为就奇怪了。明知道帮助一个恐怖分子可能造就更多对平民的杀戮，但是因为天主无私的爱仍要不分义人恶人的去救命。“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胞的残忍”——这句话最近高频率出现在中央反恐维稳处突的文宣上面，想必当局和全国人民也不多能够明白西多会士的所为。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后出师表》），等等等等，古今中外，上下千年，都在争夺族群和宗教正统的话事权。有夷狄和华夏之分的，就有正统和异端之辩。代天巡狩替天行道的不下凡几，难怪乎《圣经.启示录》要诅咒不可增删一字，以及默罕默德宣布自己是封印的使者。

在多元文明共在的历史条件下，历史上已经成型的礼俗和习惯法，以及宗教/政治建制，仍旧在今天起重要作用。人类不可能脱离历史经验凌空蹈虚出一个共产主义乌托邦或者什么美丽新世界，于是固守基要成是一种建筑安全感的选择，下意识的。互相隔绝不可能，探出一步又有风险，怎么办？天知道/God knows！

当克里斯丁神父告诉恐怖分子头目，他们正在庆祝尔萨诞辰（即圣诞节，《古兰经》里耶稣为尔萨，是先知而非救世主），该头目表示歉意，并伸出手。犹疑过后是两只紧握的手，一边基督徒，一边穆斯林；一边是乐施好善的“义人”，一边杀人越货的“恶者”。话语权的争夺在这里被消解成无解，终极诠释归依到共在于神圣经典的体认当中。《圣经》中有好撒马利亚人的传说，《古兰经》也称基督徒和犹太人为“有经人”给予善待。“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佛教讲“相即相入”，神圣信仰下的不同宗教情态和人群，也是互相进入的。触摸陌生他者的身躯，就是和那一位有情意的无限他者的对话，却绝不是宗教混合主义的。这个无神论者不懂，他们永远也不懂上帝国权的边界和限度。阿门。

俾勿我试——《夺命金》
大陆著名学者许纪霖形容自己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经济上的社会主义者，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博得知识界满堂喝彩。学者敢于公开谈论自己的政治倾向，值得鼓励，至少比余英时先生的“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进了一步——其实余先生也是很热心的人，只是嘴上不说。不过细细一想，许先生的这番话，不就是国父孙文“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翻版吗？对于有稍具智识的人来说，难道还有除此之外的“第二条路线”？这其中最重要的乃是“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好比三民主义中孙文最重乃是民生主义。《史记. 管晏列传》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顺民心”；《孟子.梁惠王上》载“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古代先贤刚好从正反两方面论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饱喝足决定礼仪廉耻的道理。

当代大左翼，著名共产主义者齐泽克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下，所谓的文明冲突或者社会革命，都被资本再殖民的意识形态（Ideology）所裹挟——所采取的做法是把本质的需要拿出真金白银的经济议题置换为软性的非核心的文化议题。依此推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不成立，因其倒因为果。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在资本主义全球胜利的现实情况下产生的一次内部反弹，这些在华尔街露宿游行最终被民主国家高压水枪驱散的乌托邦主义者证明了一点，即在看似完善的西方议会制度框架内仍有完全无法排泄问题的管道，自有资本创生以来天然而来的内置矛盾永不可能解决。社会病兆就发生了，要么是人群集体性的道德滑坡或堕落，要么是又一次的街头狂欢或者革命风暴。

杜琪峰拍摄的《夺命金》接地气在于，摆明了香港本土面对双重压迫中的一极，即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当然另一极是所谓的赤化）。中产阶级这个纺锤体最大端的建筑也在地产霸权官商合谋的超稳定结构宰制下朝不保夕摇摇欲坠。我对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向来很鄙视，中产阶级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一直以来充当的是底层阶级向权贵精英“革命夺权”的缓冲地带，只要不伤害到他们的一亩三分地，这些人断不会走上街头和工农群众同行的。这个经验在大陆维权和工运中已经见到太多。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自诩东方之珠的香港又自诩有完善的立法/问责/质询/维权制度，却只制服得了贪污几百块的公务员和有碍市容观瞻的古惑仔，一上级别就毫无办法。“关我咩事！”，民主制度在这里是失效的，是摆设，议会和廉署于我何干——“你坐空调房谈政府简报，我落班挣得不到一百文”。

世道不景气，黑白两道日子都不好过。古惑仔三脚豹不合时宜的忠义倒彰显几分资本倾轧下底层阶级守望相助的淳朴。特瑞沙这种中产是最惨的，原子化沙化的香港社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最容易受诱惑，被试探。所以除了社会主义，我们还有什么能抵抗资本和权力的双重倾轧？早期的使徒社团，和儒家的大同理想，都是经济的社会主义。“我们无产阶级没有祖国。我们在革命中丢掉的是锁链，得到的却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从这个角度来说，基督徒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者。不叫我们遇见试探，首先要满足马斯洛心理需求的第一层级。

对唔住，我系差人——《无间道》
“对唔住，我系差人”，绝妙的主体渐离。从语义分析有几层。第1层：我事实上（真的的确）是差人；第2层，我之所以对唔住是因为我让你/他者以为唔系差人；第3层：之于“我”自己而言，我的实际身份是差人，行事为人却是匪。假匪真差要抓真匪假差，实质正义是允许的，程序正义却不允许；第4层：我“欺骗了”你，所以给你说声“对唔住”。
作为2002年之后香港电影救市之作的《无间道》三部曲已成经典，还被好莱坞导演马丁.西科塞斯翻拍成《无间风云》拿了奥斯卡小金人。“无间道”语出佛教《法华经》、《俱舍论》、《玄应音义》等经书，乃“受身无间永远不死，寿长乃无间地狱中之大劫”之所谓。因是之故，影评人对电影的解读多不出佛教的框架，喻指梁朝伟和刘德华两个身份混乱的男人永堕“防止拆穿，互相拆穿”的轮回苦道。

我对这种解读不感兴趣。从基督教的角度入手倒是对主体渐离互为他者有些想法。无间是一个大对体，大他者，The Big One，覆置其下的个体要依傍另一个个体他者才成其主体，整全因之满足。犹大如果不出卖耶稣，还是犹大吗？耶稣因着犹大出卖，也才成了耶稣。但不是说耶稣需要犹大出卖而驱使犹大出卖他，而是因为犹大之所以是犹大就在于他必然会出卖耶稣，从而完成上帝的计划。这听起来像是伪书《犹大福音》和马丁.西科塞斯《耶稣基督最后的诱惑》的逻辑，其实不是的。如果犹大出卖的是彼得，或者约翰，“犹大卖主”和“血田”就不必然存在，福音书的故事就是另一番局面，《圣经》也要重写。而主的故事最终如是写了，犹大这个人本身才终于占据了具体历史时空而有了具体的事件的意义。耶稣“不能不”进耶路撒冷城，“不能不”背负彼得三次不认主，“不能不”忍受鞭伤受苦，也“不能不”上十字架殉难。这里面有多少“自行己意”的意思？若全然自行自意，就不用在客西马尼求父撤去这杯了。自由意志与命定的双重悖论，吊诡却在十字架上得到完全。耶稣让渡自己的主体性给大他者，收获了全新的主体给自己。这就是“对唔住”（我过去表面是），“我系差人”（我实质其实是）的逻辑。

身份紊乱来自主体性缺失。刘德华饰演的真匪假差和梁朝伟饰演的真差假匪，之于大对体大他者都不是自行己意的，虽然他们希望有自由意志，但是“不得不”/“不能不”。双重否定是题中之义，命定的The Big One要求让渡主体性，不然就堕无间地狱。在双方你来我往虚情假意的卧底生涯中，有多少是由得自然身去做的时刻？即便千百个不愿意，也“不得不”去做，仿佛其实自己很愿意去做似的。这是大他者对个体的收账。

梁朝伟的“对唔住，我系差人”与圣保罗的“如果我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何其相似（《哥林多前书9：16》）。传福音是圣徒的命定，圣灵的感动，上帝的召叫，信众的需要，也是我保罗“不能不”完成的使命。传福音仿佛是为他人做的，其实是为上帝/大他者的做的。原来差人抓贼和圣徒传福音是一码事，既然进入角色扮演，自然就要角色代入。“对唔住”，我“不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