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志伟


一 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经过了二十五年，香港人与教会始终挥不去的是鬱结于内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结；每年港人公开悼念六四活动标志着「一国两制」下，我们仍可 在中国主权管辖下一小块地土享有表达异见的自由。笔者尝试就个人观察及有限参与，就教内报刊、民运反思祈祷会与六四纪念祷文登报联署等现象，说明了香港教 会「六四情意结」的三条道路： 自限、限人与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反映，香港教会与内地教会有交流的，佔整体的63.3% （2004年同性质的调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组织与机构，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访问内地，或有内地教会与政府机关人士来港拜访宗派组织、机构与神学院等。

因 着不少领袖在内地有其事工或服务的考虑，大多不愿鲜明地表达对六四的看法或立场，忧虑因而影响了关係，从而带来事工的限制与不方便。笔者谅解不少教会领袖 为了顾及堂会或机构，避免参与明显地违反中央权力意志的活动。个人静悄悄参与每年维多利亚公园举行六四烛光晚会不是问题，但参与民运反思祈祷会或具名登报 联署六四纪念祷文，则有所保留。

就笔者过往至今的接触，有部分堂会于六四前后的主日与祈祷会，不少採用「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成立 于1989年，执委为蔡元云、胡丙杰、卢龙光、朱耀明、周荣富、林海盛、李信坚、刘子睿、梁恩荣、翁伟业） 撰写的「六四纪念祷文」或「中国主日启应祷文」；有些刊登于週刊，有些则用于崇拜的公祷程序。

从 现实理解，当前香港教会主流对六四事件的论述，停留于自我限制的意识形态；大多教会领袖採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为冲击中央管治权威的言论与行 动；毕竟教会的首要之务并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指出，大多堂会关注的社会课题为经济 （佔整体堂会的63.9%）、家庭 （52.4%）与性伦理 （39.9%）等，民主进程的关注程度由2004年的12.4%下跌至2009年的5.7%，这些客观数据说明了香港教会对较敏感的政治课题如六四事件的 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条路线，与第一条路线的分别，则在于有教会领袖不仅基于个人考虑而自限，更进一步为了取悦权势，甚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达意见。六月五日香港基督教两份有代表性报刊:《基督教週报》与《时代论坛》的版面与内容至少反映若干事实。

《基 督教週报》内容隻字不提六四事件，而《时代论坛》则于第二版用了半页篇幅报导「民运反思祈祷会」，并于公开园地刊登了陈中禧来稿〈六月第四日重组〉（第 1240期）。《时代论坛》于早一期 （5月29日） 的封面则是一端是六四廿二週年研讨会的报导，另一端则刊登了整篇六四纪念祷文。这两份报刊截然不同的取态正好说明了教会领袖对六四事件的立场。

由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出版的《基督教週报》，迴避任何与六四相关的文字；笔者多年前为此报刊撰稿时，文内任何提及「六四」的片纸隻字均被删掉，也有其他作者 的文章有类似下场。对这些在位领袖而言，六四是敏感字眼，为了与中国大陆保持友好关係，任何触动政权神经之事，还是不提为妙，不仅对六四表示沉默，更限制 了作者们表达六四的自由！ 就笔者接触，持守此种自限又限人立场的，仍是极少数。然而，随着年日与权力的增长，笔者忧虑的是部分自我约制的领袖，为了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 场，不自觉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条道，笔者称之为「自主之道」；香港回归中国后仍能公开悼念六四，正是「一国两制」下的言论与集会自由。当有一天，香港人与教会不能公开表达「平反六四」的声音，意味着香港不再是「特别行政区」了 ！

香 港仍有少数领袖如蔡元云与卢龙光等不畏形势，公开地发言或登报联署，表达教会对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华基督教会合一九龙堂主任牧师） 撰写文章〈六四不应是教会禁忌〉（刊登于基督徒关怀香港学会出版之《基关窗》，2011年4月），他这样分享:「近期却听到『六四是教会禁忌』的声音，非 常奇怪。本人在牧养教会的经验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愿联署登报『六四纪念祷文』，亦将此祷文转印于教会週刊内，而六四期间的讲道亦配合，从来 没有人质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国民主运动及为六四受影响者祷告。所以，从来不觉得六四是教会禁忌。」

笔 者也参与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主办的六四民运反思祈祷会，约四十多位出席。聚会其中一项是由一群青年人以「八十后的六四」为题，分享对六四的感 受，他们认为「历史不能遗忘，要薪火相传，直至六四平反的一天。」蔡元云医生分享： 「一个国家失去记忆是可耻的，忘记自己身分是羞耻的」。教会每年坚持举行六四祈祷会不是「发牢骚」，而是盼望历史得着延续，使后人能认识此事，得以从过去 历史来建立国家意识和身份。与会者写下个人对中国的心愿，并以茉莉花表达心意，并由「我要回家运动」发起人朱耀明祝福，结束聚会。就笔者过往至今的参与， 除了「香港基督徒爱国民主运动」执委外，在位领袖参与的确实寥寥可数，尤其是堂会教牧同工。

哪条道路 ?

笔 者尊重不同人士选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达，就政治或公共事务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在一些政治事件，如六四事件、二二八事件等，对错较为明 确，教会应该选择站在接近公义的一方。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怯于政权或形势，表达适当的道德勇气，我们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间的先知声音。教会领袖不能取 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论时，才插上附和的声音；乃是在事件的抗争过程中，因着信仰，不再计较名利、权力与得失……等，对任何违反人道与公义者，予以谴责。

犹 太裔学者汉娜鄂兰 （Hannah Arendt） 着有《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讨天主教会，特别是教宗庇护十二世 （Pius XII） 对纳粹暴行的漠视沉默，鄂兰于文内指出教会对有关指控有三方面回应。第一种回应我称为明哲保身「抗议和谴责的态度……不仅徒劳，而且有害 : 这是问题的重点」（279页）。第二种回应则是势孤力弱，天主教徒无法动员与组织起来；鄂兰反驳纳粹佔领地区时，天主教徒佔多数，只是教会高层的怕事，间 接助长了纳粹的暴行。第三种回应则是保持中立，有意见认为：「战争之中，教宗一份权威声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页）；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发动「不义之 战」，但他认为共产主义较纳粹主义更危险，于是「保持中立」意味着教会不敢向纳粹政权谴责与採取行动，同样助长了纳粹的权势。

教会的明哲保身、势孤力弱与保持中立，在某些场景是不得不然的 （中国大陆绝多教会未对六四事件表态，笔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当教会享有自由与自主，却自我限制，甚至限制他人，这是可悲的！

（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牧师）

转自时代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