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郡、澎湃


洪仁玕，大约是太平天国高层领导里唯一让西人施洗的基督徒，还继任了伦敦教会的教师，不单信仰西化，知识背景也西化。1859年，他来到天京，回到他的二天兄洪秀全身边。北王韦昌辉没事就假托“天父下凡”的东王杨秀清闹内讧，翼王石达开也出走了，此时的天王很重视同姓兄弟，于是洪仁玕受封精忠军师、干王，并且娶了妻，还纳了几房妾（按天王谕旨，妻妾共六人）。干王后来向基督圣公会的施密斯牧师私下表示，他知道这事绝对错误、伤害真理，但是为了给老百姓做点好事，也为了匡正天王那些错误的宗教观念，娶这么多妻妾也是情非得已。新教传教士一般好说话，既然为做好事，为匡正领袖的错误，爱娶就娶吧。


接着，洪仁玕陆续请了好些新教传教士和西洋商人到天京。作为新一批清楚现实条件的重要领导人，洪仁玕、李秀成主张调整外交政策，积极寻求与列强的交往，洪、李觉得既然都信上帝，那么天国当局搭台，宗教为媒，商人作秀，至少军事上大有可借重于列强之处。不料此时的天王却不谈做生意、买武器这类俗事，反以一人之宗教识见、体验，对诸国传教士，展开了一次宗教大论辩。不过孤掌难鸣，这群传教士一开始也是奔着来纠正太平异端的。


这场论辩持续时间不过数月，高潮只有十几天，主要是洪秀全和罗孝全等以书信来往，各抒己见。罗孝全是洪秀全早期信仰的引渡人之一，曾误信小人之言，没给习教期间的洪秀全施洗。不过天王大量，不单不计前嫌，还格外讲缘分，邀他做天国的外务丞相，几乎给了他领事裁判权，可罗孝全坚决婉拒了三次。天王有点不满了，他首先申明自己的权威：“天父是我之父，基督是我之兄，为同母所生，我乃受天父天兄之命为天王以证福音，摧毁妖魔的事迹。”


想来罗孝全等传教士最反感的莫过于天王以上帝之子自居，这在根儿上就是亵渎基督教义，但是天父天兄，地上天国的教义也是太平天国的根本，这事上没什么好辩论的。这种分歧搁在以前的欧洲，就得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宗教战争。罗孝全于是提也没提这茬，只是问天王干嘛要修正新约、旧约。天王回答说，若是别人敢修改增减一字，那就是妖人，要被诅咒的，但他自己是受天父天兄指派，拯救人们，启发世界，除坏护教，不但要改错，而且天王的言论本身就是新、旧约之外的另一约：真约。也因着此约，而在尘世乃有唯一的“天国”（此时洪秀全已命令太平天国改称“天国”）。


罗孝全又无辞以对，想想只能旁敲侧击，问你们神圣风、赎病王怎么回事。神圣风（又译圣神风）是那时郭实腊对圣灵的汉译，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一，正统教义里，三者以极神秘玄妙，不可实证，只许信仰，不容怀疑之方式自我浑然圆融；赎病王本义应该是补赎世人之原罪的耶稣基督，神格、人格兼具以体现上帝之爱。但在拜上帝教初兴之际，洪秀全把这俩名号都赐给了东王杨秀清。罗孝全提这个问题，颇为“阴险”和挑衅：东王当年仗着圣神风具有劝慰师的权威，有事没事来一次“天父附体”，教训甚至杖罚天王，天王还要趋跪口称：“小子遵旨。”欺凌之甚，受辱之深，天子罕有，杨秀清之死，洪秀全难免背负杀了上帝代言人的嫌疑，不过天王自有自洽之道，他说这东王没一点儿错，圣神风更无罪孽，翼王出走后，他就恢复了杨秀清神俗两界的名声，还追加“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的封号，有罪的只是韦昌辉；且杨秀清的赎病王封号，也只是赎病不赎罪，没代替天长兄的地位。而现在我们天国以天父、天长兄、天王、幼主为神圣的四位一体，已经是在尘世建了全人类的王国，“神和基督已经降临，让朕同幼主坐在这荣耀宝座上”，于是连教堂都可以不需要，因为各个天国政府部门就是教堂。也不知天王是不是察觉洪仁玕想暗助传教士修正他的信仰，特拿干王举例：“他初到京时，亦得到启示。能识得这些神圣的通息，要比受洗礼千万次为佳。”所以你罗孝全也应该“增加你的信心，不要以为我受欺瞒，我是选民的唯一教主”。别怀疑天王曾登天，曾受神的圣旨，“你的主，在你不知时，已悄悄的来接近你，能相信就能得救。”因信称义，是新教路德宗重要教义，只是那是信上帝，而洪秀全只信他自己和他的长子洪天福贵。


论辩到后来，洪仁玕的旧同事，伦敦传教会的艾约瑟也到达天京，撰文接续了论辩。为照顾洪秀全的微弱视力，还特别刻制了大字本进呈，天王很客气，肯定了大部分意见。只是洪秀全搬出一千多年前的两次尼西亚公会议上被两次否定的阿里乌斯派的观点，来证明耶稣地位劣于上帝——而阿里乌斯派是基督教不分天主、各新教和东正教共同反对的老牌异端。天王的神学造诣确实不错，他很清楚阿里乌斯派被宗教公会审定为异端，所以他遵得天父之命的最终仲裁是法庭错了。他继续强调自己是神子，强调天父已将天国建立于现世，统治者就是洪秀全代表的“父子公孙”家庭。天王仍寄望同拜上帝的番弟、外兄弟能和他一起讨伐清妖，廓清世界，实现天堂。这种抱负和对他的上帝的信仰之虔诚，即使艾约瑟也不得不承认。天国官员部将对天王神圣使命的信念与忠诚，也让艾约瑟颇为惊讶。其实天国上下对传教士始终态度和蔼，生活起居照顾也很周到，或许只是因为天王及其部众在正统基督教教义面前表现出对其自身信仰的上帝教教义的过分自信，让各差会传教士觉得这才真是无可救药的异端。他们显然在辩论中一直克制着愤怒和鄙视，所以一旦脱离天京，就开始各种发泄不满。南方浸信会的耶兹牧师说太平天国是“当今最令人憎恨的东西”；同会的花穆斯牧师专门在差会报告中把天王描画成一个“骗子”，他的部属都是“强盗、贼子”。


最终，这场宗教辩论也使洪仁玕意识到仅仅一个上帝信仰，没法在天国和传教士之间找到认同。他坦承：“传教士不该来此。因为教义不同，天王是不会允许与他不同的教义在此出现的。”


概述这次宗教辩论，是因为太平天国时当西方列强以枪炮冲破国门之际，“基督教乘炮弹而来”的印象即烙在国人意识里难以根除，是故冯友兰会说：“曾国藩和太平天国的斗争，是中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的战争，即有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这是曾国藩和太平天国斗争的历史意义。”而实际上宗教与基督教教义的根本分歧，这点中外学者解释和揭示的亦很充分了，如去台学者劳幹认为，“洪秀全的上帝教，并非基督教的一种，而是以巫术及帮会为主的集团，利用基督教为缘饰的一种新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