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过半了，这半年多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人权灾难在牵引着世人的目光。在“六四”25周年期间，大批被抓捕的维权人士正面临被起诉判刑，这场大抓捕成为中国当下人权状况的标识，也揭示了中国公民为争取人权与权力集团的拉锯角力。

一、“六四”25周年大抓捕

中国当局为阻止民间对“六四”25周年的纪念，从5月初就开始大肆抓捕参与“六四”纪念活动的相关人士。

5月初，北京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5位在郝建教授家中参加“六四”25周年研讨会人员：浦志强、徐友渔、胡石根、郝建、刘荻，并传唤了所有与会人士。直到6月5日，徐友渔、胡石根、郝建、刘荻等“取保候审”，但最后仍将浦志强逮捕。

5月中旬，在南方广东，当地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发起“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与呼吁和平纪念“六四”的维权人士唐荆陵、袁新亭、王清营等。在北方辽宁，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

维权人士姜力钧、张海洋、宁先华，因为他们在网上转载有关纪念“六四”活动的信息。

5月下旬，河南郑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先后拘押了参与民间祭奠胡耀邦、赵紫阳及“六四”烈士的陈卫、于世文、常伯阳、姬来松、董广平、侯帅、方言、殷玉生等十来人，并一直非法拒绝他们会见律师。

据不完全统计，在“六四”25周年期间，中国当局先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拘押了上百人，软禁、传唤、警告、“旅游”了上千人。其中原委，有如下一些解读：其一、中国传统逢五逢十为大节，当局恐惧民间有大规模纪念活动，因而加大打压力度；其二、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聚积，随时可能爆发全局性失控，当局不得不严加控制；其三、权力集团中顽固势力要借机捆绑新当权者，斩断体制内开明势力与民间改革力量的融合；其四、贪腐集团，面对新政铁腕反腐，借维稳之名，激化官民矛盾，使社会陷入混乱，从而将体制“反腐”转向体制性“保权”。

总之，民间的一方不断努力，依法践行自己的公民权利，矢志通过人权践行推开中国体制转型的大门；而官府一方却强力维稳，将一切公民活动冠以“寻衅滋事”之罪而加以镇压。这种公民维权与官府维稳之间的拉锯战，是中国当下的时代主题。

二、公民维权与官府维稳的角力

“六四”25周年之际，中国当局如此大肆抓捕，当局的逻辑是：纪念活动有可能造成街头运动，而街头运动就是动乱，危害社会稳定，因此就要镇压。

中国民间纪念“六四”25周年究竟是怎样的活动？其可分为已经发生的与可能发生的。已经发生的主要事件有：5月3日，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先生家中十几名学者、律师与异议人士举行纪念“六四”25周年座谈会；2月2日，近三十名当年经过八九民主运动的学生及赞同者，在河南滑县赵紫阳先生故里，举行了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及“六四”的公祭活动；6月4日，一些网友呼应胡佳提出的“重返天安门”的呼吁，到达天安门并照相。至于可能发生的纪念活动，大多只是民众在网络上表达对八九爱国运动的认同与参与纪念的意愿，事实上并未成为现实。

以上这两种纪念活动，都属于思想与言论范畴，其精神也不违背官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核心价值，完全属于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与集会权利，他们的和平、理性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混乱与危害。公民如此合情、合理、合法地践行宪法权利，怎么就招致当局的如此大肆抓捕？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类已经普遍接受人权价值。人权是天赋，权利先于权力，是权力之母。但是，在某些国家，统治者仍坚称人权是统治者的恩赐，顽固认为统治者给人民多少权利，人民才能享有多少权利，比如近日中国当局对香港提出的“中央给香港多少权，香港才有多少权”的论调。在这样的国度，统治者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权力凌驾于权利之上。这种颠倒的权力与权利关系，决定了权力集团对公民权利的态度。

在一个坚信权力来自暴力的国家，权力集团对国民有天然的恐惧、警惕与不信任，从而欲求掌控公民的一切言行与思想，并为此建立机制，付之以行。

但是，今天中国社会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具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他们深切认识到了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尊严、权利与自由，他们起而践行天赋人权，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以此作为人生意义的基本信条和社会行为准则。2014年围绕纪念“六四”25周年而展开的各种活动，正是国民践行公民权利的表现；但是，其却遭致当局的敌视与镇压，从而形成了公民维权与当局保权的争战。

三、维权如何突破政权的藩篱

中国这场公民维权与政府保权之间的争斗必将在相当长的时间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如何走出公民权利被国家权力敌视、镇压的困局，这是中国社会向文明转型的难题。

针对时下中国的现实，在争取人权的进步，突破政权藩篱上，我概略强调如下三点。

其一、坚守老原则，利用新技术。人类在争取人权改善的征途上，先贤们摸索积累下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原则仍值得坚守。坚守人权原则，切忌为宏大叙事而不顾现实中的个体人权，即鼓动牺牲个体而成就民族、国家。人权必须是具体的与个体的，那些抛开个体人权，而要求为民族、国家牺牲个人，常常会导致极端的暴力行为，所以必须警惕。世界发展到今天，随着网络技术的进步，公民的宣传力、动员力、组织力已经突破时空限制，科技的进步，为“和平、理性、非暴力”博弈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人权进步提供了突破性的支持。

其二、立足改良、积累，慎言革命、突变。人权与政权的角力是个长期艰苦的工作，需要有积沙成塔、聚溪成河、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卓绝精神，立足点滴积累，贵在持之以恒，切莫指望一夜功成。今日推进人权改善，应该放下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思维，沉下心来，真正投身于社会实践中，积累各种促进人权进步的变量，在量变中迎接质变。

其三、以公民社会的成长夯实人权进步的路基。2013年以来，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教育平权、要求签署《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公民运动。这些运动汇同纪念“六四”25周年的活动，形成了中国新世纪以来波澜壮阔的公民运动大潮。这既是公民成长的结果，也是公民社会发育壮大的过程。这些公民运动虽然遭到了当局严酷镇压，但却激发了公民社会的成长，提升了公民社会的诉求，引领中国社会迈向现代文明。

中国人权事业任重而道远，需要大批有志推进中国社会进步人士的共同努力。在这2014年中国人权再次遭遇重创之际，让我们冷静面对中国人权与政权角力的现实，认清时局的艰困，理清人权推进的路径，为未来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参照。

2014年7月23日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37期 2014年8月8日—8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