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 王冬昀 袁晓君

2014年8月5日下午，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在上海虹桥宾馆举行了第一、二场研讨会，以“基督教中国化”为主题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以“‘中国化’：基督教在华更新与复兴的必由之路——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为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化”具有双向互动的积极意义，在使基督教会真正“化”入中华的同时，基督教本身也会给中国文化增加许多积极的、开放的、向上的新元素、新动力。这种“中国化”需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及其宗教传统的建设性对话、沟通和交流，需要积极体认和领悟中国的文化道统、民族精神及其个人气质，需要融入中国社会文化氛围和中国民族的精神气场，尤其是需要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的处境与心境，使中国的“士”文化传统能与基督教的“先知”及“仆人”精神能够得到有机结合、融洽共处。


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总干事（代）阚保平牧师以“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探讨”为题发言。他围绕三自原则，提出自治的目标是实现自主办教，关键在于“办”，教会要发挥现有体制的优势。自养的目标是实现自力更生，即要做到经济独立。没有经济权的教会只是一个空架子，要发挥自身作用，保证牧养的自主性，就必须要有经济权、办教权。自传的目标是中国人自己在中国传福音，这就要解决自我身份的问题。他认为，若想要中国化，中国教会就要认同中国的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现实，并成为文化、历史和现实中的一部分。中国教会长久以来一直处于“半自我、半寄生”的状态，并未完全摆脱洋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基督教要中国化，就要改变这一点，要完善自我意识，成为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要改变洋教的存在方式，从改造社会到服务社会。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志刚教授以“‘基督教中国化’研究的三重视野”为题发言。他认为，若要切实推进基督教中国化，我们不可或缺“三重研究视野”，即“过去、现在与未来”。他从勿忘过去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从正视现状的角度探讨了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并重点从面向未来的角度讨论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建设性：第一，“基督教中国化”可为构建文明对话神学奉献中国智慧。历史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丰富多样的中国宗教形态，尤其是历来提倡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与宗教传统，不但为“比较与对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客观氛围，而且能使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大有可为，为探索一种适应世界宗教多元化现状的“文明对话神学”奉献中国文化智慧。第二，“基督教中国化”可为应对重大现实问题做出积极贡献。若把基督教建设成富有中国伦理特色的道德型、奉献型宗教，这既可顺应世界宗教的发展趋向，又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第三，“基督教中国化”可为拓展中外文化友好交流铺路搭桥。作为希腊－罗马文明之标志的基督教，自唐代传入中国，历经多个历史阶段的碰撞与磨合，也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只要我们能使基督教真正实现中国化，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也就多了一座黄金桥梁。


山东省基督教两会副主席、副会长，山东神学院常务副院长李洪玉牧师以“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探索”为题发言。他认为“中国基督教”还没有彻底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中去，基督教虽然已经进入了中国，已经在中国生存发展，但并没有达到“中国的基督教”这样一个程度，应该说，这个任务还没有完成。基督教仍被不少中国人视为“外来宗教”、“洋教”，因此这些人就仍在政治上、文化上和心理上防范、甚至排拒基督教。他指出中国化就是与中国社会相适应，认为基督教要彻底融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还需要努力。


云南民族大学副校长张桥贵教授以“论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的本土化”为题发言。他从一位少数民族学者的角度思考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指出少数民族基督教本土化是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介绍了云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本土化的历史以及遇到的问题。


国家宗教事务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刘金光先生以“倡导构建一种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为题发言。他提出倡导构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神学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关键所在。这样的和谐神学，需要符合时代的鲜明特征，需要符合圣经的基本要以和中国的传统特征。他指出倡导和谐神学是我国国情、当今时代的需要，能够充分弘扬基督教教义中和谐、友爱的丰富内涵，有利于正确地引导广大基督教信徒的信仰和生活操守，能够明确地标识中国基督教神学的特征。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徐以骅教授以“如何理解中国今日之基督教”为题发言。他以“三个边缘化”归纳了中国基督教会目前的处境，即在神学和宗教学术研究上的边缘化、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化、在国际基督教界被边缘化。并分析了近年来中国基督教会出现的若干新趋势，这些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基督教会的边缘化处境，并且有可能较大地提升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正面作用：第一，多元化趋势。即教会的存在形式多样化，教会的民主化程度提高，基督徒的人员构成、基督教的分布状况多样化。第二，学术化趋势。一方面中国基督教内部的知识化趋势，表现为基督教会自身文化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世俗大学和研究机构无论在神学还是在宗教研究和教学上都扮演着主角。第三，社会化趋势。目前，中国基督教的社会服务事工已逐步从传统的“灾难救助式慈善”或“政府指令式慈善”朝专业化、制度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并较大提升了其公共形象。


上海市浦东新区基督教两会办公室副主任，浦东新区鸿恩堂、灵恩堂许磊传道以“当代基督教中国化的‘格’与‘义’——兼澄清基督教中国化中的几个问题”为题发言。他通过审视宏观历史中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指出基督教中国化已非简单的儒学化，而是一个与中国社会进程同步的动态过程。他选取“中国梦”表述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特征，作为基督教中国化思考的切入点，提出社会是流变的，基督教中国化是三自爱国运动与神学思想建设发展与深化的过程，以此改变基督教等同于西方文明的误读，逐渐建立、清晰中国化的基督教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基督教研究室副主任唐晓峰博士以“‘基督教中国化’的重要性”为题发言。他回应了四个质疑：有没有必要在本色化、处境化之外加上中国化的概念？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是否需要学术界“多管闲事”？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自然发生的过程，还是需要人为推动？基督教的快速发展是否会破坏文化的主体性和民族的独立性？普世性和中国化的关系是什么？他指出，基督教中国化有其必要性、紧迫性，这种必要性并非来自基督教如何更迅速地传播，而是其如何在社会中更合理、和谐地存在，更良性地发展，以及更适当地融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这种必要性所产生的责任不应仅仅由基督徒来担当，还与基督徒所处社会中每个组织、每个个体相关。学者所能做的工作在于分析基督教中国化面临的关键问题，总结古今中外基督教本土化可兹借鉴的经验，并从理论层面分析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做好教界与政界之间的桥梁作用。


广州市基督教协会总干事吴忠武牧师以“浅谈基督教的中国化——谨以此文纪念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60周年”为题发言。他指出，在社会政治层面，基督教要适应中国特色的政教关系，树立正确的民族国家意识，在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上明确自己的立场。在思想文化层面，基督教要适应符合社会要求的文化关系模式，明确文化建设的主体和载体，把握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内在机理与精神实质。在社会实践层面，基督教要将基督教的慈善公益事业、基层基督教的民间化和基督徒的信仰见证等视为实践意义上基督教中国化的体现。


浙江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秘书长陈孝浪牧师以“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努力途径之一—应从基督徒的‘社会公德’做起”为题发言。他指出，中国基督教要中国化，其努力途径之一是必须要得广大民众的喜爱。对于具有儒家文化背景的广大民众来说，中国基督徒应根据圣经结合《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从“社会公德”做起。基督徒的“社会公德”就是基督徒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所需要遵守的行为准则，其应当包括尊重当地民族的优良传统文化。我们要从“社会公德”做起，尊重、适应、善用中国优良传统文化，努力树立中国基督教在社会上的良好形象，利益国家、造福人群，如此，广大民众对中国基督教就会理解或认同、接触或交往、支持或接纳，以至使中国基督教真正中国化。

2014年8月6日，基督教中国化研讨会第三场：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


福建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福建神学院院长岳清华博士以“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为题发言。他回顾了历史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曾经展开的对话，过去，有些西方传教士强调基督教的绝对性和排他性，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即简单的施予和接受的关系，突出单向性的“传入”和“引进”。然而，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和传承，因此，二者不可能完全等同或一致。要达到这两种文化的互补和一定程度的融入，则有必要弄清二者所存有的不同乃至对立，在分析和诠释这些区别时找出彼此之间潜在的吻合及关联。必须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契合起来，延续与发展其自身特点，并在中国教会的牧养实践中不断探索、反思与总结。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田薇教授以“儒家的不朽追求与基督教的永生盼望——儒耶在终极关切话语上的差异与互补”为题发言。她指出，基督教的永生盼望能够作为儒家不朽观念的支援路径。儒家的不朽观包含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儒家的不朽关怀通过人的“在世作为”所产生的“历史性影响”而在“历史记忆”中得以垂世长存；通过子孙万代的血脉相传和祖先崇拜而后世绵延不断；通过天人合一的无限而自由的心灵体验和精神境界而超越当下日常生存进入永恒之境。不同于儒家，首先，基督教的永生是个体生命的永生，它不以个人的世间作为或者社会贡献为人的永恒生命的不朽价值，也不以之为衡量是否获得永生的条件。相反，它许诺每个人以未来的生命，可以为所有的人们提供一个普遍的希望，以满足他们的终极关怀。其次，基督教的观念不仅突破了阶层和等级、国家和民族的社会界限，而且也逾越了血缘亲情的自然限度，因此完全打破了儒家借助今世子孙的生育而实现生命连续性的限度和束缚。最后，儒家的天人合一需要极为高超的悟性和智慧，而基督教天国的门是对所有人都敞开的未来之门，不需要圣贤人格和高超智慧，只需要虔诚地追随耶稣基督，在信仰中接纳神性的启示和真理，充满爱心地生活在世上，任何人就都可以获得来世永生的希望。

浙江省基督教两会咨询委员会主任倪光道牧师以“中国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为题发言。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在这种处境下，中国基督教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上述三种文化成分，要自觉地融入中国文化，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继承与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并在吸收西方文明有益成果的同时，坚决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渗透。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必由之路。


中央民族大学科研处处长、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游斌教授以“论比较经学作为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展开途径：兼以朱子之读经法为例”为题发言。他在论述了朱子对“何为经”、“为何读”、“如何读”三个问题的解答之后，又讨论了朱子的经学思想对于汉语基督教经学的启发之处。他主张一种比较经学的研究，希望可以从中国本土的经学传统中，找到建构汉语基督教经学的思想资源。针对汉语语境下的圣经研究的特殊处境，比较经学可谓是一种界于比较宗教学与神学之间的圣经诠释方法，具有与当代比较神学类似的性质。


中南神学院副院长肖安平博士以“一个基督教中国化的反思：本色化运动——兼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会”为题发言。他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对本色化运动进行神学反思，由此探讨了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交会，认为本色化运动给今天基督教中国化的有益借鉴是，中国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外表上、形式上乃至口号上，而要从内容、本质、神学思想、思维方式、本国特点、环境处境、民族感情、教会内部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本色化、处境化的细致工作。关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这个课题的探索和研讨将对基督教本土化、中国化以及对中国神学体系的最终建立产生深远意义。


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研究室主任谭立铸博士以“信仰的文化身份：基督徒与中国人”为题发言。他将这一主题上升到道德文化的层面，从探讨做中国人的真实意义开始，认为在中国，做基督徒与做中国人不存在冲突。真正的基督徒拥有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德性的理由，他们的理由出自信仰本身，回避中国人的身份意味着回避基督徒的身份。忠实于基督信仰所要求的，不是远离传统的文化德性，而是将它彻底地实现出来。我们应当不回避传统意义的中国人身份，而是更好地做好一个中国人。通过信仰者具有信仰特征的行动和生活，中国的传统文化必会增色于基督信仰，与此同时，传统文化本身也定然获得新的自我理解，自我实现，因此获得通向未来的力量。


第四场：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

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执行董事会顾问李志刚牧师以“基督教‘三济’事工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为题发言。“三济”一词是以“道济”、“理济”、“利济”引易经和圣经的涵义，藉此诠释“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所做的工作。基督教首位来华英国伦敦会教士马礼逊牧师，在华期间创立的“三济事工”奠定了近代中国化事业的基础。以后在近代中国，欧美差会同样兴办“三济事工”，使福音在中华大地遍地开花。如今中国教会面对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六十周年纪念的日子，应为未来的现代化社会和今日现代化人生做出“三济事工”的贡献，应培植时代的工人，教会的同工要投入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以达共同“救国”和“建国”的目标，去救人的“身心灵”，才能实践耶稣“道济”、“理济”、“利济”传福音的使命。


江苏神学院教务长张克全牧师以“抗战时期的基督教及其中国化探析”为题发言。他通过介绍抗战时期基督教概况、基督教的抗战参与、教会所付出的牺牲和在基督教中国化上的收获，分析了抗战时期基督教中国化的进展对于今日基督教中国化建设可能有的借鉴和启发。他认为，抗战时期教会建设的成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基督徒以积极参与抗战的具体行动向国人介绍了一位“中国人的基督”，形成基督教中国化的良好新开端。二是中国基督徒在处境中对传达福音真理、见证基督进行了更加主动、更加贴近中国现实的思考。思考的主题逐渐有所聚焦。三是融会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福音精神，形成“厚生”（使生命更丰盛）之“成全”等理念表达。四是建立了“反求诸己”的神学反思路径。甚至可以说，抗战时期是对有关基督教中国化问题思考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富的一个时期。三自爱国运动的持续、深入开展，为基督教中国化的推广和普及，以及最困难的神学理论探索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空间，但抗战时期以吴耀宗、赵紫宸等人为代表的一代基督徒所曾经有的追问，也仍然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


河南省基督教协会会长胡俊杰牧师以“浅谈基督教的道德教化功能”为题发言。他认为，基督教是与道德连接一体，密不可分的宗教。第一，基督教道德教化的基础核心是人的终极价值观的取向，因此基督教的伦理思想根植于基督教信仰，上帝的品格是基督教伦理道德的模范和基础。第二，基督教道德教化的目标是止于至善，如果至善的本性就是人类原初禀受自天命的天性，那么基督教道德教化的最高目标便与止于至善相似。基督教是以所信仰对象自身完备的道德属性为标准，以他对信众的要求为目标，这种“至善”的道德高度，使基督徒成为一个永远趋赴于神的召唤的存在物，使基督徒永不止息地进行道德的追求。第三，基督教伦理以爱的心意为中心，因此基督教的伦理是积极的。基督教能为中国当代道德生活的重建，为社会树立和维持一种内在的理性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浙江省杭州市基督教鼓楼堂李美双牧师以“基督教中国化过程中基督徒应承担的宗教使命”为题发言。她认为，基督教要成为“中国的基督教”，而不是“基督教在中国”，第一，中国基督徒必须明确自己的身份定位，必须以一个贴切的、合适的身份和姿态展现在中国民众面前，必须进入中国文化的主流。第二，中国基督教必须建立完整的神学体系，首先要有一批神学领袖级人物，鼓励他们或为他们创造机会展现自己在神学学术研究上的才华，为他们提供机会与学术界进行良好的沟通；还需要建立有效的机制，创造宽松的、健康的学术环境，为神学学术研究解决后顾之忧。第三，基督教神学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交流对话。中国的基督徒在中国，用中国人可以理解和接纳的方式进行宗教生活，是基督教在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最好形式。第四，中国基督教必须与其他宗教建立适宜的关系。不能谋求一教独大，不能与其他宗教对立，要通过“宗教对话”正确认识宗教间的关系、积极促进宗教和谐。


重庆市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韩愈传道以“当代中国•守法•制度——基督教中国化路径浅思”为题发言。他认为，通过“法治”来理解前进中的中国社会，理解和形成当代中国社会中政府与教会之间的关系，理解教会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建设，是基督教中国化无法绕过的议题。首先，需要读懂“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其关键就在于“法治”。其次，教会在法治化进程中，应该走在前列，既能遵守公共法律，关心公序良俗，也能良好地运行自身的规章制度；既为法治社会做贡献，也通过信仰和理性做出遵守和践行自身规章制度的美好模范。最后，想要为法治社会做贡献，需要建立自身的“教会法”，并且执行之。


浙江神学院陈丰盛牧师以“一次基督教中国化的尝试”为题发言。他提出，基督教中国化，是自唐朝景教首度传入中国开始，直到今日中国教会的普遍发展，一直没有停止的话题。基督教中国化，其神学的根据乃是源自圣子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其目的是将父神向世人表明出来。“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基督教中国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从福音随着传教士的脚踪踏入中国土地，“中国化”的进程就已经开始。


第五场：教会建设与神学思想建设


金陵协和神学院常务副院长陈逸鲁博士以“革新、革新、再革新——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思考如何加强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时代担当”为题发言。组织机构能够长久存在，能够做出一番事业，关键在于其拥有革新的思想，有内在的生命力，能够历久弥新，焕发青春活力。现代管理学中强调“革新”的思想，在基督教两会的运作中也值得借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文化功能，我们应很好地把握这三个功能，并在不同时期注入新的内容，使其永葆活力。具体来说，我们要探索基督教信仰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关系；要通过社会服务发挥正能量，树立正面形象；要探索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相结合，要深入思考文化的契合，寻找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切合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当代宗教研究室主任黄海波博士以“略论基督教两会在当代社会的功能及其限制”为题发言。他从“功能”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基督教两会作为功能主体，与政府、基督徒以及社会大众这三类功能对象有直接的关系，首先需要满足这三类对象的功能需求。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功能，本质上分为三大类型：第一，政治功能，其功能对象是政府；第二，宗教功能，其功能对象是基督徒；第三，社会功能，其功能对象是基督教以外的社会大众。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更为深刻的变化，基督教两会所承担的这三项基本功能，其内涵、表现形式以及功能发挥的方式、手段也处于剧烈变化中，第一，从单纯强调“政治功能”向注重功能平衡转变。第二，各项功能的核心内容与发挥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化。第三，基层基督教两会在承担与发挥功能方面的角色日益突显。面对这些变化，基督教两会应积极调整自身，充分发挥“宗教功能”与“社会功能”，以此使“政治功能”的发挥“柔性化”，使基督教两会逐步回归其基督教团体的社会性，从而能够在当前利益多元、理念多样的当今社会，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燕京神学院副教务长陈驯博士以“中国基督教的教会性窥探”为题发言。教会具有“一性”、“圣性”、“公性”和“使徒性”，统称为“教会四性”。他认为，中国基督教会在“一性”、“圣性”、“公性”上基本没有大的问题，大的问题可能出现在“使徒性”上，如“老板办教”、“义工办教”、“平信徒运动”、“去圣职化”、“异端邪说”等都是出在教会的使徒性危机上。中国基督教会具有教会性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基督教两会体制特别是“三自”的教会性需要深度探究。基督教两会在政治理念和爱国精神上的合法性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能代替其在基督教信仰和教义教理上的权威性；如果能在教义教理上做出合适和合理的解释，则不仅能为解决中国教会的管理体制问题贡献智慧，也能为普世基督教会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金陵协和神学院文革牧师以“在社会主义处境中建造中国教会——对丁光训主教社会神学的当代反思”为题发言。他提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多次被打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基督教始终没有在中国取得一个相对稳定一些的社会结构性地位，而丁光训主教的社会神学正是要解决中国基督教的社会合法性问题。在一个充满挑战性的转型时代，丁主教努力协调基督教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中国基督教的民族性身份和教会性自我。在社会主义处境中，丁主教冷静地分析了基督教的社会维度，努力使基督教在中国获得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地位。丁主教提出以“服务社会”为核心的神学理念，认为基督教神学可以为中国教会服务社会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倡导人整全的生命观，高举伦理道德原则，在教会中培养民主精神，以及热心开展教会的社会服务，中国的教会是可以成为上帝之国在地上的记号。这样的一种中国化的基督教不仅不会危及中华民族的前途，更应该有理由脱去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敏感，取得合法的社会结构性地位。


金陵协和神学院严锡禹副教授以“由畏而敬、由敬而爱的神学态度”为题发言。他认为，要建构中国的基督教神学，必须从思维方式的比较出发，更具体地说，应从中国的认识论着手。他从“人与天”、“知与敬”等中国哲学的论述中，着重阐述了中国哲学中“敬”的概念。敬起源于人在天人关系中的精神自觉、道德自觉，后来这种概念用于为学与为人，成为中国学术传统中，维系研究主体与客体之间的重要纽带，对中国的神学研究者来说，要把“敬”的概念运用于神学活动中，首先要知道神学的目的就是要引导人去关注人生，在上帝与人的永恒关系中，关注现实人生。而这一切，必须以敬为基本态度。其次，敬的观念十分强调人在天人关系中的自主地位，即人的自由意志。道德上的“自主之权”在基督教信仰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看，这种“自主之权”就来自人的自觉，来自人对人之生命状态的忧患，一句话，来自敬。对中国传统学人来说，敬是不可逾越的为人、为学、为事的态度。作为具有中国文化身份的神学研究者，同样不应该把敬的美德置诸脑后。


广东协和神学院裴连山牧师以“关于神学思想建设的思考”为题发言。他提出，随着教会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更加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中国基督徒的思想状况和神学素质。旧的神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的教会现代化进程，重建中国神学必将是我们面临的更大的挑战和更艰巨的工作。我们努力建立自己的神学，但是对于中国神学的出现，我们实际上是非常纠结的，一方面充满了期待，一方面也隐隐约约地存在着某种担忧。期待中国出现自己的神学，出现中国自己的大神学家，同时又担心自己的神学脱离普世的基督教信仰的大传统。我们的神学思想建设还有很多问题，依然任重而道远。


转自中国基督教两会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