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勇
（1）教会内部各种异端、极端思想：清教徒神学家强调：“逼迫杀死千千，异端杀死万万”。政治上的逼迫最多能够伤害到人的身体，而教义上的异端则直接危及无数人的灵魂。上千年来，中国教会困于生存的问题，对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缺乏全方位的深刻思考，致使教会内部各种异端邪说充斥泛滥。目前教会又受各种注重个人经验和社会功效的庸俗神学的影响，更是无法深入地研究圣经启示和教会正传，这是中国教会必须面对的软弱之处。当然，笔者在此所强调的并不是消除或肃清一切异端分子，那是上帝在世界末日施行审判时亲自要做的事，不必我们越俎代庖，行义过分。但我们确实有责任帮助那些真心热爱上帝和真理的人对上帝所启示的真理有自觉、清楚、全面的认识，这样我们才能够为真理树立旌旗，“分辨好歹”（来5:14），“不再作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弗4:14）。思想影响世界，正统神学的建立，不仅直接关乎到人类的精神家园的建设，也直接关乎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唯物主义、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就是对环境的掠夺性使用，使得空气、水源、土地等人类生存的基本环境受到污染和破坏。只有传讲合乎上帝旨意的正统神学，才能从根本上为人提供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2）以共产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思潮：共产主义不仅仅是指在苏联和中国曾经一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在二十世纪的实践造成了几千万乃至上亿人在和平时期的非正常死亡；共产主义的根本乃是西方启蒙运动之后背离基督教的人本主义思想，共产主义不过是人本主义者所杜撰的各种形式的乌托邦思想的极致。如果我们没有对这种高举人的理性和科学的人本主义思潮深刻的思考和彻底的清算，我们就没有认识、斩断共产主义的毒根。只有追本溯源，我们才会认识到即使很多人主张的所谓的强调个人自由和尊严的“自由主义”与极权、专制的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丘之貉，都是片面地高举个人理性的“自法论”（autonomy），[1] 只不过是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而已。马克思主义是启蒙运动中的激进的革命派，而西方自由主义则是启蒙运动中渐进的民主派。[2] 建立合乎圣经的世界观，就能为所有人提供健康的文化环境。
（3）中国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就是专制主义肆虐的文化。虽然我们也有传说中的尧舜之治，谭嗣同在其《仁学·二十九》中说过一段话：“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3] 连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也承认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由“治道”而无“政道”，也就是没有真正的民主的传统。[4]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就是个人的极端弱化、皇权的无限强化，[5] 其深层意识就是“自主之道”。[6] 因此，中国社会的转型不能是改朝换代的转型，必须是文明模式的更新，就是摆脱彻底摆脱以偶像崇拜和帝王专制为特征的东方专制主义，转向敬畏上帝、爱主爱人的基督教文明。只有不断消除专制主义的毒酵，才能为人提供优美的社会环境。
（4）土地和环境的严重污染：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盲目进展，土地因受到采矿或工业废弃物或农用化学物质的侵入，土壤生物群体的组成受到破坏，土壤结构本身也受到破坏。这些污染物不断增加，超过土地自我调节的阈值，就使得土地生态平衡被破坏，不仅土地生产力急剧下降，土地所生产出来的粮食和蔬菜本身也受到极大的污染。环境污染是指指自然的或人为的向环境中添加某种物质，超过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产生危害的行为，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噪声污染、放射性污染等。人类对土地的滥用、对森林的滥罚、对环境的污染，逐渐危及到人类本身的生存。如果我们所谓的正统神学，没有使我们重视土地与环境的问题，这样的正统神学就没有任何价值；即使建立了民主与宪政制度，随着土地与环境的恶化，人类本身的生存直接受到威胁，又怎能享受民主与宪政之福呢？对于基督徒而言，这是天父世界，我们是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责无旁贷，必须从根本上注意土地与环境的保护，才会保障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环境。我们在本书中将阐明，圣经中所启示的理想社会绝不是脱离自然和农耕的“星球大战”式的高科技生活，而是俭朴的田园生活：“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人人都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弥4:3-4）。人人享有自己的产业，人人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们不再荒谬地把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用于毁灭人类自身的军事研究和军备竞赛，人人都能够安详地“坐”下，享受上帝所赐给田园风光和安息闲暇，自由地研究、讨论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分享上帝赐给个人的恩赐。
[1] Herman Doooyeweerd, In the Twilight of Western Thought (Nutley, New Jersey: Craig Press, 1968).
[2] See Jonathan I. Israel, Radical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1650-175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Democratic Enlightenment: Philosophy, Revolution, and Human Rights 1750-179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
[4]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5] 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集贤社，1992年）。
[6] 杨国荣、温带维主编：《中国文明与自主之道》（香港：汇智，2008年）。
选择王志勇《圣约经学与中国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