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鸿      2014-07-26

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神！感谢秋雨之福教会和华西圣约神学院，能够使我有机会在今天下午与大家分享我的专业和信仰。记得这周在给神学生上课上到一半的时候，他们就议论我，推测说假如张老师没有接受基督信仰的话，会不会疯掉？感谢主！他们把这个信息带到了灵修的课题中，被我听到了。然后我告诉他们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疯掉，但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司法体制下，确实有相当一批法律人在忍受着煎熬。他们虽然还没疯，但有非常多的苦毒和怨恨，有很多困惑和纠结，可以说离疯也不远了。所以我想用今天下午的机会，结合我这三年来用信仰更新了的知识，和大家做一个分享。

非常感恩，今天教会的会堂基本都坐满了，外面天气这么热，今天又是休息日。我女儿在我信主之后不久也受洗了，但是我的妻子还在慕道。有一次，她的家人跟她说，你们信基督教的真麻烦，每个星期天都要去教堂，这样一来周末的时间都被占用了，太可惜了。我妻子还只是慕道友，但她反问说：那这几十年的时间里，你们的星期天都省下来做出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知道我们信主后，一开始会有半天，然后会有一天甚至两三天的时间用来敬拜上帝和服事教会。如果将我们所花去的时间计算机会成本，然后拿来和我们所得到的东西相比，在天平上称一称，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这对我们信的人来讲，答案不言而喻。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或者有人信了基督之后会后悔，但从来没有一个人因为信基督而变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信息与我的专业有关。应该说在今天，这个课题不乏研究的人，只是他们研究的侧重点很不一样。其中最引人注目，也是名声最大的，是美国的犹太人学者伯尔曼。他在中国法学界最引人关注的是另一本书，叫《法律与革命》。但他真正的学术地位建立在两个专业上：一个是他研究宗教；一个是他研究苏联的法律。应该是他最先明确地提出宗教和法律之间的关系，这一点给了我很多启发，特别是观念方面的。我接下来想要分享的信息是广义的，首先基督教的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旧约的犹太教、天主教和新教，其次我讲题中的司法制度也是广义的，不单是指法律赖以运行的审判制度，也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法的概念和法律体系，尤其是摩西十诫。我将向大家阐明：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司法脉络，包括犹太教的传统或者说是希伯来的传统，她们一直延续到今天，并将持续到人类最终审判的日子。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对的法律体系，它就是基督教之外的、属世界的、属巴比伦的一个法律体系。简言之，一个是出自锡安（希伯来、犹太、以色列同义）的司法体系，一个是出自巴比伦的、非基督教，属于整个世界的法律体系，就只有这两种渊源的法律制度。我们可以从这两条脉络中发现，个人主义的司法体系和国家主义的司法体系，或者用一个更为人熟悉的提法，叫做普通法系的司法制度和大陆法系的司法制度，或者源自摩西十诫的司法制度和源自罗马法、十二铜表法以及汉谟拉比法典和苏美尔法典的司法制度。我在准备这篇讲章以及给神学生们授课的过程中，十分清晰地感觉到整本圣经的历史，其实就是审判的历史；而法律本身确实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一部分。因为我们从创世记的开端，到启示录的末了，都可以看到法律、司法和审判，这就是基督教对司法制度的独特而重大的影响。

在触及正题之前，先要向大家澄清一个关于法律的误区。我曾说过，中国很多家庭，每年花五六万美金学费将孩子送到美国法学院读书，实在是太可惜太昂贵太不值了。今天美国的法学院将法律如此精细化、如此专业化、如此技巧化、如此的理性和思辨，以致于几乎是把法律当成了偶像。这就是伯尔曼所谓美国法律的危机，美国人从法学院到整个社会都逐渐离弃了基督信仰，他们轻看了上帝借着法律赐予的祝福，于是上帝也将祂的祝福挪开，这其实就是美国开始走向衰落的属灵方面的原因。我们必须思考的是，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目标和方向，除了要学习和借鉴美国所得到的祝福，还包括如何避免轻看那来之不易的、瓦器中的宝贝。这个课题我和神学生共花了三十个小时，现在把它浓缩成一个小时这样的框架。


一、法律的渊源及与圣经的关系

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法律是从什么时候出现的？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的法学院，提到法律的起源时，总会先想到一个成文法的概念。当然就会首先想到苏美尔法典，以及在巴比伦征服苏美尔人后制定的《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再后来的《十二铜表法》和罗马法。汉谟拉比法典及其之前的这些考古资料，它们都发生在摩西领受“十诫”之前。所以我们会以为法律的产生，是和基督教（广义）无关的。其实这个判断是非常错误的。虽然在公元前十八世纪的时候，就有了《汉谟拉比法典》，又过了五百年到前十三世纪的时候才出现摩西十诫，但摩西十诫的出现正是要回应当时世上的那些律法所带来的混乱。其实，法律的出现是和基督教密不可分的。诚然，用马丁路德的话说，假若我们人类都有足够的信心，是不需要律法的。因而上帝在创造宇宙之初，一开始是没有法律的，伊甸园中既没有也不需要律法。上帝为了让人顺服祂的权柄，给了人类自由意志，并立下了第一条法律。创世记第一章多次记载了神看一切都是好的。接下来告诉亚当，“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6-17】。这句话即使用现代的概念去解释，也是一则典型的法律规范。

首先，神赋予亚当权利——“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其次，神指出亚当的义务，这是一项禁止性的规定：“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再次，如果做了不可做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接下来就是带有惩戒性的那部分内容——“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如果这不是法律，请问什么才是法律？如果说人类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公元前十八世纪，那上述这句话比《汉谟拉比法典》早了多少年？圣经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关于世界的观念和图景：上帝从无中造有，再把这个宇宙造得如此完美，这时不需要法律。当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上帝赋予他们掌管世上的权柄时，就需要规则了。所以上帝的创造和伊甸园的境况非常清楚地说明：法律最初的渊源来自于创造我们的上帝。

有了律法就有了违法，然后审判就开始了。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违反了上帝所立的规则，他们就必定要死，这是后果。那是不是要立刻马上死掉啊？——如果立时就死掉，还有我们吗？必定死不是马上死。所以任何一个好的审判必定带着怜悯、恩典和宽恕。没有宽恕的审判不过是恶意的报复。这是第一场审判所告诉我们的信息。你可以说亚当夏娃吃了不该吃的果子的时候就已经死亡了——他们属灵的生命死了，而他们的肉体则开始走向死亡。所以从那个时候起，罪由一人进入世界，意味着任何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死亡的倒计时。圣经记载亚当930年后就死了，就是公义和怜悯的结果。

创世记只用了短短三章的篇幅，就让我们清楚地看到：法律是如何产生的，又是如何被破坏的。然后上帝就让我们认罪，“律法是使人知罪的”。我们人类不仅会受诱惑犯属灵方面的罪，还会由于嫉妒、愤怒犯下肉体的罪，甚至是谋杀。因此接下来的审判，就是对该隐的审判，这也是对人类第一桩谋杀案的审判：该隐因嫉妒杀了他的弟弟亚伯。

创世记的三四两章中，上帝问了两个问题。

“你在哪里？”——意味着人已经迷失了，不听上帝的律法。难道神会不知道亚当在哪里吗？神会不知道他躲在树丛中吗？难道神不知道他偷吃了禁果吗？神是知道的，祂只是要告诉亚当你已经迷失了。

当亚当知道了自己的罪，并接受了上帝的审判后，该隐又犯罪了，该隐犯罪后上帝问他，“你兄弟在哪里？”。所以当我们基督徒认罪归信后，需要立即注意到那些还没信主的人在哪里？以及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哪里？我们要把他们找回来，不让他们迷失。这个信息是如此清晰，要求又是如此明确具体，我们无法推诿。

然后神就审判该隐。对该隐的审判也是留有余地的，只是让他流离飘荡在地上。所以我们发现对谋杀案的审判同样是带着宽恕和恩典的。没有立时击毙他的命，只留下一个审判的记号。上帝封住了留在该隐身上的记号，不让我们后人猜测，我们只知道该隐经历了神的审判。

这样我们就不难明白，仅仅在创世记开头，上帝就已经立下了规矩，并进行了审判。

我们再看法学院告诉我们关于法律的起源是什么？我们习惯了把罗马法当作纯粹理性的产物，认为法律是完全世俗的，是完全理性的、是完全独立的、是完全工具化的，就像是一架精巧的机器。我们以为，只要设计得足够精密，就可以生产出公义来。

除了刚才提到的被上帝所拣选的希伯来人这一支，在该隐的后代以及挪亚的后代中，尤其是含的后代，我们要考察他们是怎么制定出自己的规则来，他们在不要上帝的情况下如何维持社会的运行？他们过的是怎样的一种日子？由于上帝已经把良知放在每个人的心里，又由于神有普遍的恩典和怜悯，所以初民社会中的人都有灵魂的观念。他们需要建立权威，否则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是无法维系的。于是就产生出最初对死人的崇拜来，也就是一种对先人和祖先的崇拜。按照法国历史学家古朗士的看法，这种对灵魂和死人的崇拜导致了对埋葬死人的坟墓的崇拜，产生了关于不动产和物权的意识，因为当时的人认为祖先埋葬的地方是不可以随便挪动，也不可以转让和买卖的。正是在这样的习俗和意识下产生了最初的罗马法的雏形。

我的祖先和你的祖先不一样，我灵魂和精神的寄托对象和你的不一样，我的神和你的神就不一样。所以，除了圣经中上帝拣选并记载的希伯来人之外，整个世界是一个多神的社会，多宗教的社会，多偶像的社会和多神论的社会。在多神论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用弱肉强食的方式进行兼并，在兼并中就产生出了合同、财产继承以及婚姻的观念和制度。既然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神，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女孩子出生后先是随她的兄长和父母敬拜神。出嫁后嫁到男方，男方家的神和父家的不是同一个神，问题就产生了，因为一个人是不能同时信奉两个神的。婚礼的意义就在于转换自己的信仰，婚姻制度也就这样形成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看到，不管是一个家族，一个部落，一个氏族，以及更大的城邦，他们之间经过争战和合作产生出的最初的民主制，所有的这些规则形成了罗马法的根基。

我们来总结一下：人类的法律一共有两条线索，一条来自上帝，上帝和人立规则并施行审判；另外一条则是按照习俗，传统和现实的需要慢慢成型并流传下来。前一条的成文形式是十诫，由摩西向上帝领受，来自上帝；后一条的成文形式是《汉谟拉比法典》，由巴比伦王主持制定，来自汉谟拉比王。


二、世上只有两种法律体系：一种出于锡安，一种出于巴比伦

巴比伦王为了赋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权威，就必须使法律具有某种神圣性，于是我们看到在刻有《汉谟拉比法典》的那根石柱上，有汉谟拉比王从太阳神沙马什那里接过王权的图案。他跪在太阳神面前，接受了太阳神授予他的权杖，得到这个权杖后他才有了一个合法性，可以实施统治并制定法律。但是归根结底，这个法典依然是人（王）所颁布的律法。因此我们不难看到两种律法再来源上的显著区别：“十诫”是神自己所立并赐给人类的律法；而《法典》从根本上说是人自己所定的律法。再从内容上看：“十诫”强调了神所造的人在人格和自由意志方面的平等性；而《法典》则完全是当时盛行的奴隶制度的产物，制定的目的也是为了保护奴隶主特别是汉谟拉比王的统治，根本没有平等公义的概念。

现在法学院里有一种观点说，摩西十诫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是模仿抄袭了《汉谟拉比法典》而已，理由是法典早了十诫约五百年。模仿抄袭的是哪些部分呢？显然只能是后面六诫的内容，因为前面四诫描述的“神人关系”在法典中根本没有，即使后面六诫，也有一些显著的不同，比如前述提到的关于平等的观念，恰是《汉谟拉比法典》中最缺乏的。尽管法典看上去很完善，长达两百八十二条，却找不到公义平等的观念。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发展起来，必须迫使人类回应对于公义的需求时，已经过了500年左右的时间，于是上帝在西奈山降下律法。

试想，当希伯来人看到整个世界都有了所谓完善的法律，而希伯来人没有，于是他们求上帝给他们法律，否则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已经做了四百年的奴隶，以后不做奴隶了，该按照什么样的标准生活呢？因此上帝在西奈山给了摩西十诫。十诫就是十条诫命，就是十条法律，前四条讲述神与人的关系，后六条讲述人与人的关系。这就是神的立法，是神所喜悦的规则。

希伯来人要法律，上帝就给了他们法律。然后世界上都有国王，希伯来人又坐不住了，问上帝给他们个国王。然后耶和华上帝怎么说？你注意了，这是他们自己要的。要了的后果是什么神也告诉过他们。但是希伯来人仍然要一个国王：我们不愿意分别出来，我们想在这个世界中和外邦人一样。然后撒母耳就膏立扫罗，然后又膏立大卫给他们。这种与世界合拍的后果是什么？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考虑到我这不是一个神学的讲座，而是法律的讲座，所以我就只讲到这里。

因此，从人类开始，直到世界的末了，整个时空里只有两种法律体系，一种是属神的，或是靠近神的，归向神的，以神为中心的，出于锡安的法律体系。另一种是“以人为本”的，世界（俗）的，外邦人的法律体系。

在《汉谟拉比法典》（苏美尔法典）颁布之前，以及在摩西领受十诫之前，尚无证据证明有明确的成文法存在，那是一个没有上帝、无法亦无天（绝对观念）的时代；而被上帝拣选的希伯来人虽然也没有法，但却是一个有天的民族。这种有天和无天的区别，就决定了他们立出什么样的法，接受什么样的司法，随着历史的发展又演变成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在一个崇拜不动产和物权的时代与族群里就产生了罗马法，它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然后形成大陆法系，最后再发展出一种国家主义的司法观念以及一种纠问式的庭审模式，法庭由职业化和专业化的法官来掌控——这就是今天欧洲大陆，包括法德、俄罗斯、日本以及台湾，甚至是我们自己正在实行的司法制度。虽然中国不承认自己属于大陆法系，而是宣称我们业已囊括了人类法制文明的精华，把正义都集中到了自己身上的“中华体系”。其实本质依然是纠问式的开庭，法官还是职业化和专业化的选任方式，法条形式同样是成文法典的，甚至刑民不分的大陆法体系。

然而从圣经中我们知道：世上并没有第三条道路，只有两条。一条是世界的，我们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下场；一条是神所拣选的，我们知道假如一直站稳，会有多么美好的结局。没有第三条出路。

在无法有天的族群中，上帝为了回应希伯来人的要求，赐下了十诫。十诫是要以色列人（本文交叉使用以色列、希伯来和犹太民族，除非特别指明，均为同义，好比神和上帝）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整部圣经所记载的，就是以色列人不断偏离又不断归回的历史。到了中世纪后期，在“十诫”和宗教改革的影响下，英国形成了普通法的体系。普通法基于基督教对人的平等尊重，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哲学基础上，采用了明显有别于罗马法的司法制度，比如遵循先例、陪审制度、正当程序及合理怀疑等。听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圣经和基督教真有那么了不起么，圣经里不是也有奴隶制度吗，哪里有平等可言呢？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在新约《歌罗西书》（3:22）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一个奴隶制的世界中，基督徒当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对待奴隶和奴隶制度：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肉身的主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你们有同一位父亲在天上。这不就是平等的观念吗？

至此，两个法律体系的渊源分清楚了。有的同学提出过不一样的看法，认为两个体系之间不是那么晋魏分明的——当然，在三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两者总是处在相互借鉴、互相融合、彼此冲突的张力中，比如今天普通法国家中就有很多成文法典，成文法国家中也吸收了很多普通法的规则。就好比控辩式的法庭审理方式，虽然出自普通法的传统，但在今天的大部分大陆法国家的法庭中也有广泛的适用，但这仍然属于个别的借鉴。我们从人类历史的一个整全性的图景看，还是可以清晰的发现其间的不同，以及这些不同背后所蕴含的绝对观念。从属灵的眼光，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这些差别背后上帝的祝福与咒诅。

圣经记载的审判，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上帝主导的审判，比如对亚当和夏娃的审判，以及对该隐的审判。注意对该隐的审判为什么不是由亚当主持，因为当时亚当已经犯罪，失去了审判的权柄和资格，所以是由神来亲自审判。再看大洪水的审判，以及对所多玛和蛾摩拉的审判，都是由上帝主持主导的审判。

另外一种是人主导的审判，比如所罗门王的审判。所罗门王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智慧的一位君王，他主审的妓女争子案的桥段还被周星驰用在电影《审死官》中。当然在人所主导的审判中，最重要的一场审判，莫过于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审判。这场审判使用的正是罗马的法律制度。你就可以思想：罗马法不是非常的精巧、非常的完善吗？但是执行起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如同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宪法规定得头头是道，什么结社自由集会自由游行示威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什么自由都有了，但我们能想像这些自由在现实中得到实践吗？这也是罗马法在审判主耶稣时遇到的问题。

首先罗马法规定是不可以在夜间进行审讯的。但是耶稣基督恰恰是在深夜的客西马尼园被抓，随即被带到大祭司那里，在鸡叫三遍之前已经被审讯多次了。

其次是刑讯逼供的问题。主耶稣基督在被殴打时，问打他的兵丁差役：“我若说得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得是，你为什么要打我呢？”【约18:23】这像不像我们今天被双规的那些官员，在纪委办案点里面与折磨他的人所做的“可笑的”抗辩？这就是罗马法啊！

然后是伪证。不断地找人来控告耶稣，张三如此说，李四如此说，王五如此说，但是三个人的话根本对不起来。怎么办？于是一跺脚问，你到底是不是犹太人的王？你说的是！好，够了，大家看看他所说的话，还需要别的证据吗？现在可以杀他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司法档案解密，翻开良心犯、政治犯和冤假错案的卷宗，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姐妹，被抓进去之后，国宝的那些个讯问笔录，上来就问你信的是什么邪教？你回答信的是什么，什么就成邪教了。我信的是耶稣基督，好，耶稣基督是邪教，他的话里就有这么个陷阱。这个还是直白的，弟兄姐妹们大多还能应付，答完我信的是耶稣基督后，会再补充一句，不是邪教。他们国保都是在玩弄这些花样。

再看口供。口供定案，口供为王，这是纠问式审判和国家主义司法观最看重的“武器”。但是每个指控他的人说的都对不上，怎么办？所以就直接问，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是！好吧，你们看，我们的王只有凯撒，怎么祂称王了。这就够了，可以杀了。没有辩护，连彼拉多问主耶稣的时候，也觉得稀奇，禁不住替他辩护了几句。

然后是民意，民意是非常不靠谱的。一个星期之前基督荣进圣城时，大家还在高唱和散那，同样就是这帮人，过了才几天，就高喊着要钉死祂。在今天的互联网上，我们总是重复地看到类似的场景。对药家鑫不爽，也说钉死他，最高法院一听声音太大，就把药杀了。

最后是死刑。犹太人当时处在被罗马帝国殖民的状态，公会没有判死刑的权力。所以只能让彼拉多来判，他们就给彼拉多施加压力，这跟我们刚刚说的是不是很像？

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三、无神论的舞台：中国的审判

过去，我们省一级的高院就可以杀人，现在不可以了。这两天，一件96年的案子被刚刚上线的电子媒体澎湃新闻报道出来：一个村子里面有一家人发生凶杀案，死了两个人，但是邻居都没有听到呼救和响动。所以公安查的时候本能地会想，你有什么仇家，和谁争吵过，然后就抓了两三个人。还不够啊，被害人一家五口人呢，光这几个人作不了案啊。然后再逼供，又抓了几个。证据没有，就找邻居，邻居不说，就又逼供，非要说出案发当晚看到某些人聚在一起喝酒，又听到要把某某人杀掉的证词才作罢。其实这样的证据，逼到一定程度，要多少有多少，于是很快就有了十九个证人，但是这些证人在庭审时都改口了，说是被逼的，其实什么都没看见。法庭在合议的时候就说，这个案子不能判。一听说要判无罪，幸存下来的那个父亲，就立刻找到审判长的办公室，说，你们要把这个案子判无罪了是吗？审判长问他你怎么知道的，这是审判秘密啊？说，怎么知道的你不要管，是不是这样子的？诺，如果判了之后，你作为被害人，可以就民事部分上诉，也可以申请检察院抗诉。他于是确定了法院要放人，于是就掏出一瓶农药，当场咕噜咕噜喝下去，死了。这下麻烦大了，马上改结果，改了之后就判两个死刑，两个无期，再判一个十五年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司法现实。

反观美国的司法，有什么区别吗？你们难道觉得美国的司法就可以实现公义了吗？未必的，也有很多错案。区别是，我们这是冤案——法官内心已经确信不是被告人干的，但被案外的压力逼成那个样子之后也只能违心做出判决。人家那是错案，错案就是陪审团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么认为就这么定了——制度规定必须尊重陪审团——陪审团裁定无罪，而事实可能是他干的，或者反过来也一样，这就产生了错案。

错案当然没有实现公义，那为什么美国被害人的家属没有像中国人这样，跑到陪审团面前，跑到法院去咕噜咕噜喝农药呢？区别在于他们有天的观念，有一个绝对的超验的价值，知道世上的一切不过是暂时的，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在这里饶恕人，上帝就会在将来饶恕我的过犯。至于被告人该不该死，会有上帝末后的审判来定夺，而上帝的审判是绝对公义的。我们现在判不了的案子，是因为我们被罪所限，被时间所限，我们无法时光倒流，我们没有月光宝盒，不知道谁是真凶。但是上帝知道一切，因为时间都是祂创造的。就是这样。

上海一位很资深的女法官，有一次来律师协会讲座。她提到一个案例：一个加拿大的女模特在上海被杀了，被告人是一点悔意都没有，所以她们就想判他死刑。结果这个加拿大模特的父母大老远赶来，给法院交了一个书面的文件，要求不要判死刑。理由是我们已经很悲痛了，不要再让这个人的父母同样悲痛，给他一个机会。这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我们不知道、不理解、不接受那场真正的审判，我们没有盼望，不相信永恒。如果这世界上的冤屈不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得到澄清，那就永远都无法澄清了。人死如灯灭，一了白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在活着的时候把能够享受的享受掉，能够报的仇报掉。没有相信，没有盼望，没有爱，一生都活在一种粗鄙的浅薄中。

再看2000年南京的一个案子。南京亚星奔驰公司的德国高管普方，他们一家四口住在别墅里面，来了四个江苏盐城的小伙子入室盗窃，被普方发现了，于是几个孩子临时起意杀人灭口。案发后普方的家属从德国赶来，了解案情之后，非常痛心，一方面告知南京中院要求不判死刑。另一个方面去研究，为什么这些孩子会作恶？原来是语言沟通不畅造成的。假如被告人会说点外语，或者普方会说中文，就不一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最后南京中院对四个人都执行了死刑，但是普方的家人把所有的财产集中起来，设立普方基金会，用于救助苏北地区的失学儿童，给他们免费培训技能，这个基金会现在还在运作。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中国的被害人，自己也不知道是谁作的案，但是你只要抓了一个随便谁当作嫌疑人，就一定要把他杀掉，否则的话我就死给你看。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仇恨？因为我们没有永恒的观念，没有超验维度的信仰，我们只信奉实用主义的生活哲学。这就是两个司法体系最本质的区别，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现状依然如此。


我们的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误导了我们。

我们觉得神学非常幼稚，真正高深的学问是哲学，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希腊罗马的哲学和思辨等等这些东西，我们把他们这些文化当成偶像来崇拜。我们又依照人文主义者的偏见，相信中世纪是黑暗的。但是我们如果置身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就必须澄清两个主流的偏见：一个是罗马法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好；另一个就是中世纪，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按照伯尔曼的说法，中世纪恰好是最有活力的一个时代。因为在那个时代，大量宏伟精美的教堂拔地而起，代表着建筑艺术的一个巅峰；同样在那个时代，世界上发展出了两套精密的法律制度，一个是世俗法庭的制度，另一个是教会法庭的制度；再一个活力的表现就是，近代大学也诞生于中世纪，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和撒勒诺，早期的大学只有两个学科，神学和法学。至于人所诟病的宗教裁判所问题，也是被深厚的偏见和无知的夸张所包裹，完全看不到中世纪的宗教法官为了评判异端，建立了陪审团制度，建立了合理怀疑的制度，建立了正当程序的制度，这些制度在英国最终形成普通法传统。

至于我们自己，我们也有陪审员，叫人民陪审员，我们还有一个看起来很美的错案追究制度，表明我们是想实事求是地办案。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陪审员跟美国的陪审团不是一回事，我们的错案追究制度妨碍了对错案的追究，我们想用自己去代替那个创造我们的永恒的上帝，于是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山寨版本的“法治”。

美国独立宣言中有一句话——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中国最通常的翻译是“人人生而平等”，其实不是因“生”而平等，乃是因“被造”而平等，生是不可能给人带来平等的。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美国至少在建国之初，是在立一个向圣经归回的基督教的国家。

反观我们今天的司法制度，其渊源在哪里？难道是来自所谓的传统文化吗，难道是来自礼和法的纠缠吗？都不是，是来自对苏联体制的抄袭。我们在一夜之间把国民政府好不容易编簒起来的《六法全书》全盘抛弃，尽管那也是一个大陆法的框架。但是毕竟有教会大学的参与，由英美法系培养的法学家立法，算是一种杂糅型的法律体系。但是随着国民政府的败退，这些都翻过去了。然后我们就用了苏联的——现在已被俄罗斯丢弃的体系。

伯尔曼在《法律与宗教》中说，共产主义是一种基督教的异端。这一观点用在司法制度的分析中同样有益：大陆法系是纠问式审判，一个以法官为主的精英式的审判，是司法专业化的模式；英美法是控辩式的审判，本质上是一个陪审团形式的民主司法制度。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法制呢？坦白说是“四不像”：我们有公诉制度，就不属于控辩式审判，而应该是纠问式审判，但是公诉之下的法庭开庭又大体是一个控辩的样子。因此，今天的公共空间里，出现了一些概念，什么技术派律师、艺术派律师和死磕派律师，其实都是对这种山寨版法制的一种写照或者说反抗。所谓“集各大法系的精华”，作为所谓司法改革的成果，试图在一个大陆法系的背景中强行植入控辩式的审判。当辩护律师信以为真，在法庭上将矛头指向控方，进行传统的控辩双方争辩，由法官居中裁判，这就是一场技术型的审判，这是技术派的含义。可是当整个法庭或者整起案件的焦点特别是律师的矛头，不是放在法庭上，而是绕过法庭，因为法庭已经把公开审判的规则先破坏了（不允许旁听，或者安排内部人员占据旁听座位），辩方没有发表观点的空间的时候，他就绕过法庭，直接向社会来进行发声。这通常会起到不错的效果，因为控方无法直接参战，他没办法像在法庭里那样来反驳律师在公共空间发表的观点。由于缺乏法庭和控方的约束和制衡，有些律师发表的言论就会出现片面和不客观的信息，从而激起整个审判系统的反感和恼怒，于是最高法院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在判决之前不得在网络上发布案件信息，试图对所谓对“艺术派律师”釜底抽薪。这差不多就是艺术派的套路。

这条路被堵后，律师们重新回到法庭。然而司法环境每况愈下，控方依然没有战斗力，辩方只好针对审判者来战斗，直接针对审判者抗辩是死磕派律师的典型做法。整个法庭的对抗不是发生在控辩之间，而是审辩双方的冲突，矛头直接指向审判的组织者和主导者。我们刚才对人类司法的回顾已经知道，如果审判没有权威性和神圣性，那是相当危险的。而这正是当下中国司法制度最大的问题。死磕派律师的出现是不得而已的，但是他们的做法确实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破釜沉舟式的惨烈辩护：律师很可能让审判庭非常尴尬，进退失措，从而在个案中屈服而做出相对公正的裁决。但还是破坏了司法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价值，也就是裁判者的权威。裁判者的权威是司法制度良好运行的基础与前提，如果裁判者没有权威，终有一天法治将会崩溃，而这恰恰是更为可怕的后果。

总而言之，中国司法的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上帝的观念，没有永恒的观念，没有末后审判的观念，我们是一个没有敬畏感的民族，参与司法活动的任何一方都缺乏这样的信仰。

如果司法改革不是建立在一个上帝存在的绝对观念里，那么司法改革就不会有真实的和有价值的出路。我在费城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查经，分享自己是如何信主的见证。一位来自北京的姐妹，她说看见十诫就信了。今天我们知道，十诫与所有立法的不同在于，你要先建立一个与绝对观念上帝之间的关系，然后才能为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立下规矩。今天，在美国的法学院，几乎每一个教授都不屑于将法律和信仰联系在一起，我在宾大做访问学者时，教授对我的信仰感到非常费解，因为他将自己曾经拥有并得到祝福的至宝轻看了。他们编织出一整套琐碎、庞杂的法学学科体系，然后沉浸在里面不能自拔。伯尔曼提及美国的危机时说，法律已经变成了一架机器，宗教成了个人的逃避。

这样，我们不能不想到圣经上说的，在后的将要在前。上帝在这个时代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赋予我们特别的使命，在各方面都迅速败坏堕落的时代中，将我们分别出来归给祂。我们要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促进神人和好，等着最后的审判来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自怜，不要悲情，也不要惧怕。坦白说，今天这个时代受到最大逼迫的，并不是我们，而是天主教徒和那些异端，他们真的是面临着丧失生命的危险。我们本来还会被劳教，现在劳教也没了，所以我们不要怕。当然我们不要主动去冲撞这个体制，而是要在圣经教训的真理里顺服它。上帝将良知放在我们心里，以证明我们是有信仰的人，如果挑战这个底线，那我们就有责任起来，反抗、争辩，在世上做盐做光。

这是我们的十字架，也是神给我们的祝福。



愿上帝祝福中国！

愿上帝祝福我们！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