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逊 观察中国

科学的面具



马克思（Karl Marx，一八一八—八三）对现实事件、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冲击，比任何一位现代知识分子都要来得大。之所以如此，最主要并不是因为他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吸引人——尽管他在这两方面确实对不够严谨的心灵有强烈的感染力——而是因为他的哲学已经在全球两个最大的国家（俄国与中国）及其众多卫星国，落实为实际的制度。就此而言，他可堪比拟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从五世纪到十三世纪，教会领导人最常阅读的就是圣奥古斯丁的著作，他的思想也因而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形成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但马克思的影响力更为直接，因为他想象自己所应拥有的那种个人独裁（底下将会讨论这一点），由他三个最重要的门徒——列宁、斯大林与毛——付诸实现，并给人类带来难以衡量的后果。就此而言，这三人可说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



马克思是他那个时代、十九世纪中叶的产物，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典型的十九世纪哲学，其特征就在于宣称自己是科学的。“科学的”，是马克思最强烈的赞美词，他惯用这个词来区分自己与其众多敌对者：他与他的作品是“科学的”，他的敌对者则否；他觉得已经找到一种类似达尔文演化论的科学方法，可以解释历史上的人类行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而且历来的其他哲学都不是科学，也不可能有其他哲学会是科学——这个观念深植于他的门徒所建立的国家官方教条中，因而左右了这些国家的学校与大学所有学科的教学。这种情形还扩及非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因为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为权力所蛊惑，而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力则诱使许多教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纳入他们自己的学科领域，特别是不精确或看似精确的学科，像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与地理学。如果一九四一到四五年中欧与东欧争夺战中获胜的是希特勒，而非斯大林，而且希特勒把他的意志加诸世界上的广大地区，那么毫无疑问地，同样宣称科学的纳粹教条，譬如其种族理论，将被赋予学术的假面具，渗透到世界各地的大学之中。但军事上的胜利让马克思主义者占了上风，而不是纳粹。



他其实是个诗人


因此，关于马克思，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在何种意义上，他算是一位科学家？——如果他是的话。也就是说，在谨慎搜寻并评估证据以追求客观知识这一点上，他投入了多少努力？根据他的传记所揭露的，显然马克思主要还是一个学究型的学者，而且有两方面的学究血统。他的律师父亲海因利希，原本叫做希尔谢·哈列维·马克思，是犹太教士之子；这位教士同时也是犹太教典学者，是梅因兹（Mainz）著名犹太教士哈列维的后裔；哈列维之子敏兹是帕都亚的犹太教典学校负责人。马克思的母亲普列思博克同样是著名学者与贤人后裔的拉比之女。马克思是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生于特利尔（Trier，当时是普鲁士领地），家里有九个孩子，但他是唯一活过中年的儿子，姐妹们分别嫁给工程师、书商、律师。这是个正在发迹的典型中产阶级家庭，马克思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者，被描述为“一个真正的十八世纪法国人，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卢梭”。一八一六年，普鲁士颁布命令，禁止犹太人在法界与医界中担任高阶职位，海因利希遵守这个命令而成为新教徒，并在一八二四年八月二十六日让他的六个孩子受洗。马克思在十五岁接受坚信礼，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个狂热的基督徒。他就读于一所原属耶稣会、后来脱离教会的高中，毕业后进入波昂大学，接着又转到柏林大学，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大学。他从未接受过任何犹太教育，也无此打算，而且不曾显示出对犹太诉求有任何的兴趣。不过，我们必须说，马克思发展出某种学究类型的性格特征，特别是犹太教典式的性格：他习于大量搜罗雷同的材料，并策划永远不会完成的百科全书式著作；对所有非学究型人物表现得尖刻轻蔑；与其他学者应对时极端武断且易怒。的确，可以说马克思所有的作品都有着犹太教典研究的印记：他的作品根本就是在评注与批判他那个领域里的其他作品。



马克思成为一位古典学者，后来更专注于当时所流行的黑格尔式哲学。他取得了博士学位，但却是在标准较柏林大学为低的耶拿大学，且其表现似乎从未好到足以在学院里得到一个职位。一八四二年，他担任《莱茵报》记者，并编了五个月的报，直到该报在一八四三年被禁；之后他在巴黎为《德法年鉴》及其他期刊撰稿，直到一八四五年被驱逐出境；接着他又到了布鲁塞尔，参与组织同盟，并在一八四八年为该组织撰写宣言。一八四八年革命失败后，他被迫迁徙，落脚于伦敦，这次是永久定居于此了。



在一八六○与七○年代，有几年的时间，他又发起国际工人协会，不过他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伦敦，直到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去世，这三十四年间，他都在大英博物馆里为一部大部头的资本研究著作找材料，并尝试使其出版。一八六七年，他亲眼看到第一卷付梓，但第二及第三卷是由他的伙伴恩格斯根据他的笔记编纂，在他死后出版。



在那个时期，马克思过的是一种学者生涯。他曾经抱怨道：“我是一部被迫要狼吞书本的机器？”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并不是真正的学者，而且根本就不是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寻找真理，而在于宣扬真理。马克思有三种分身：诗人、记者与道德家，每一种都很重要。三者加在一起，再结合无比的意志力，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作家与观察家。但他身上没有什么可称为科学之物，在所有重要的关节上，他其实是反科学的。



马克思的诗人身分比一般所认为的更具重要性，尽管他的诗意想象很快就被吸收到他的政治幻想中。马克思还是个小男孩时就开始写诗，主要环绕着两大主题：其一是他对邻居女孩燕妮的爱，他在一八四一年娶了这个兼具普鲁士与苏格兰血统的女孩；其二是世界的毁灭。他写了许多诗，其中三卷手稿送给了燕妮，并传给他们的女儿劳拉；一九一一年劳拉死后，这些诗稿就不知去向。但还是有四十篇诗作留存下来，包括一部悲剧诗篇《奥兰宁》，马克思许之为他那个时代的《浮士德》。有两篇诗作在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三日发表于柏林一份名为（《阿西娜》的刊物上，题为〈野蛮人之歌〉）；野蛮是他的诗篇中常见的调子，加上对于人类处境强烈的悲观、憎恨、堕落与暴力的迷惑、相约自杀、与恶魔的约定等。“我们受缚、破碎、空虚、害怕／永远被链锁在大理石般冷冽的存有上，”年轻的马克思写道：“……我们是冷酷上帝豢养的人猿。”他让自己以上帝的位格说出“我将对人类吼出巨大的咒诅”，而诗作外表下所蕴含的概念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世界危机正逐渐形成。他喜欢引用歌德作品《浮士德》中魔鬼梅菲斯特的对白：“一切存在之物皆当消亡”，譬如在反对拿破仑三世的小册子《雾月十八日》中就用上这句话，且终其一生都怀有这种既存体系即将遭受巨大灾难的末日幻想。这种幻想出现在诗作中，作为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的背景，而且还是《资本论》的高潮所在。



简言之，马克思自始至终都是一位末世论作家。著名的例子像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原始手稿中，有一个段落令人想起马克思的诗作，主题是关于“末日审判”；“当城市燃烧的火光映照于天空……当『天国和谐曲』在如雷炮声的伴奏下，响起《马赛曲》与《卡曼纽》的旋律（译注：这两首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革命歌曲），当断头台打起拍子、激昂的群众尖叫着“大事必成、大事必成”（译注：这也是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歌曲中的歌词），而自我意识被吊上了灯柱（译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革命群众视巴黎的路灯为政府的象征物，捣毁路灯并把被他们杀害的人吊在灯柱上）。后来在《共产党宣言》里又出现《奥兰宁》的回声，无产阶级披上了英雄的斗篷。在一八五六年四月十四日的可怕演说“历史就是审判官，而无产阶级就是执刑者”中，马克思诗作里的末日论调再次爆发：恐怖、刻上红色十字的房子、灾难的隐喻、地震、地壳崩裂时喷出的岩浆。重点是，马克思的最后审判日概念，不管是阴森可怖的诗词渲染或日后的经济学说法，都只是艺术的幻想而非科学的见解。这个概念一直在马克思心中，当他成为政治经济学家时，他以之为起点倒推回溯，寻找使之必然成立的证据，而不是从客观检视过的数据里推论出这个概念。马克思的历史预测之所以如此戏剧性、对那些相信资本主义之灭亡与审判即将到来的激进读者们有这么大吸引力，当然是诗意元素使然。诗人的天赋不时在马克思的文章中显现，留下一些令人难忘的章节。就此而论，马克思凭借的是直觉，而非推理或计算的能力，他终究是个诗人。



但他也是个记者，从某方面来看，他还是个好记者呢。马克思发现，策划一本大部头的书，不只是困难，根本就是不可能，更别提撰写了，连《资本论》都是把一系列文章兜凑而成，并无任何真正的形式。但他很适合针对刚发生的事件写出短而犀利、代表个人意见的文章。他相信社会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因为他的诗意想象是这么告诉他。所以，几乎每一件大新闻，他都可以牵连到此一普遍性原则上，这使得他的新闻写作具有显著的一致性。一八五一年八月，有一个追随过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欧文（Robert Owen）的人，叫做达那，现在是《纽约论坛报》资深主管，他请马克思担任该报的欧洲政治新闻记者，以一篇一英镑的代价每周写两篇稿子。在接下去的十年间，马克思写了将近五百篇稿，其中有大约一百二十五篇是由恩格斯捉刀。这些稿件在纽约还要经过审订与大幅改写，但其中强而有力的论证完全是马克思的，这也是这些文章的力量所在。事实上，他最大的天赋就是做一个评论记者。他对隽语格言的运用十分精彩，但多不是他自己发明。马拉（Jean Paul Marat，译注：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想出“工人无祖国”与“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关于布尔乔亚阶级穿的衣服背面绣有封建纹章这个著名笑话，出自海涅（Heinrich Heine)，“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也是；布朗（Louis Blane）提供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出自沙佩尔（Karl Schapper）的是“各国工人，联合起来！”；而出自布朗基（Auguste Blanqui）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能想出他自己的：“德国人在政治上考虑过的，正是其他国家做过的事情。”“宗教只是幻想的太阳，人绕着它转，直到他开始绕着自己转。”“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共妻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于向他的敌人叫嚣这样的话：“我算不了什么，但我必须主宰一切”。”“统治阶级的观念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他甚至还有一种罕见的天赋，能在论证中的正确时机、以极具破坏力的组合，凸显别人的话并善加利用。至今不曾有任何政论写手超越《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三句话：“工人失去的只是他们的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正是马克思对于有力短句的新闻眼光，挽救他的哲学免于被遗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



失意的学者



如果诗提供了影像，新闻隽语为马克思的著作打光，那么学术名词就是它的压舱石。马克思是个学者，或是更糟，他是个失败的学者。心怀怨愤、想当教授没当成的马克思，打算创建新的哲学学派，好让世人大吃一惊，这个学派同时也是一项行动计划，目的是要让他掌握权力。因此，他对黑格尔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序中说道：“我坦承自己是那位大思想家的门徒”，而且《资本论》里“在讨论价值理论时，卖弄起黑格尔式术语”。但他说，他自己的“辩证方法J与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者，但“另一方面，就我的看法，观念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其中被改造过的物质事物而已”。因此，他主张“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辩证法是倒立的。如果你们想要发现隐藏在神秘包装之内的合理内核，就必须把它再转正朝上。”



当时，马克思想以这项发现获取学术名声，他自认为黑格尔方法的这项致命缺陷是他的惊人发现，使他能够以新的哲学取代整个黑格尔体系。的确，这是一种将使一切既有哲学过时的超哲学，但他仍然接受黑格尔辩证法是“人类理解之钥”，不仅加以使用，而且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因为辩证法及其“矛盾”解释了不断升高的普遍性危机，这是源自他青少年时期的诗意幻想。他在迈向生命终点时写道（－八七三年一月十四日），商业循环表现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且将产生“这些循环的顶点，亦即一次普遍危机”，以至于“把辩证法灌进”“新的德意志帝国暴发户们”头脑里去。



这一切与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有任何的关系吗？一点关系也没有。正如马克思的哲学起源于诗意的幻想，其哲学的阐释也只是搬弄学术术语而已。但要启动马克思的知性机制，需要的是一种道德冲动。他在对高利贷与放债者的憎恨中找到这种道德冲动，此一强烈情绪与他自己的财务困难有直接关连（底下我们会谈到这一点）。



在他最早的一些严肃著作中，如一八四四年发表于《德法年鉴》的〈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可以找得到这种情绪的表现。黑格尔的门徒全都反犹，只是程度各有不同；一八四三年，鲍尔（Bruno Bauer）这位黑格尔左派中的反犹领导人物，发表一篇文章要求犹太人彻底放弃犹太教。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就是对这篇文章的响应。他并不反对鲍尔的反犹立场，事实上他同样反犹并为之背书，还引用其说法以示赞同，但他不同意鲍尔的解决办法。鲍尔相信，犹太人的反社会本性源自其宗教，可藉由撕裂犹太人与其信仰间的连带而加以治愈，马克思对此加以反驳。依马克思的看法，犹太人问题是一种社会与经济之恶，他写道：“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犹太人。不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是平素的犹太人。”他问道：“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实际的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崇拜是什么呢？做生意？他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金钱。”犹太人已经逐步把这种“实际的”宗教散布到全社会：



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此外别无他神可以存在。钱贬抑人类的众神，并把众神都变成商品。钱是一切事物自足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本有的价值，包括人类世界和自然界。钱是人类劳动与存在的异化本质：这个本质支配人类，人类却向它膜拜。犹太人的神已经世俗化，成为世界的神。



犹太人已经腐化了基督徒，令基督徒相信“他们除了比自己邻居富有外，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使命”，而“整个大地都是交易所”，政治权力则已成了金权的“奴隶”，因此，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拜金犹太人”已经成了“现代的一般性反社会因素”，而要“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就必须消除制造犹太人金钱活动的“前提”、“可能性”。消除了犹太人对金钱的态度，则犹太人及其宗教，还有犹太人加诸世界的腐化基督教义，都会一起消失：“只有将自身从做生意和金钱解放出来，因而也是从现实的、实际的犹太教解放出来，我们的时代才能自我解放。”



至此，关于世界出了什么差错，马克思的说法是学生酒馆里的反犹主义加卢梭的综合体。在之后的三年里，亦即一八四四到四六年，他扩展这套说法而成其成熟期的哲学；在这段期间，他认定社会的邪恶元素、他所反抗的高利贷金权，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布尔乔亚阶级（BookinG注：资产阶级，来自法语bourgeoisie）。为了确认这一点，他巧妙地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边是金权、财富、资本，也就是布尔乔亚的工具，另一边则是新的救赎力量：无产阶级。这番论证是以严格的黑格尔学派用语来表达，把德国哲学术语的可观资源全都用上，尽管其背后显然是道德性冲动，而最终的想象（末日危机）依然是诗意的。因此，革命即将到来，在德国，这将是哲学性的：“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领域解放出来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简言之，这个领域就是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救赎才能救赎自身。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定阶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马克思似乎是在说，无产阶级，这个不是阶级的阶级、这个阶级性与各阶级的溶剂，是一种没有历史的救赎力量，无视于历史定律且最后要终结历史——奇怪的是，这种说法本身是一种非常犹太式的概念，无产阶级成了弥赛亚、救世主。革命包括两个元素：“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因此，知识分子将形成精英、一般人，而工人则是战斗步兵。



马克思把财富界定为扩张至整个布尔乔亚阶级的犹太金权，并以其新哲学的意涵为无产阶级下定义，接下来他要运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迈向其哲学核心，也就是导向重大危机的各种事件。这段关键的文字如此做结：



私有财产孕育了无产阶级做为自身的判决，而无产阶级执行之；正如薪资劳动带给别人财富、带给自己悲惨作为自身的判决，也是由无产阶级来执行。如果无产阶级胜利，这绝不意味无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专制者，因为唯有藉由废除自身及其对立面，无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届时，无产阶级及其命定的对立面——私有财产——都将消失。



至此，马克思成功定义了最初见于诗意想象中的大灾难。但这是德国学院用语下的定义，并不具备大学课堂外之现实世界用语下的任何实际意涵。



即使当马克思开始赋予这些事件政治意涵时，用的依然是哲学术语：“非革命无以致社会主义于存在。当组织活动开始时，当灵魂、物自身出现时，社会主义才能将所有的政治面纱全部抛开。”马克思真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和维多利亚女王写信时一样，经常给文句画底线。但他画的底线对于传达意思并无太多的实际帮助，他的意思依然淹没在德国学院派哲学晦涩难解的概念中。为了增强其概念的说服力，马克思再次诉诸惯用的夸大手法，强调他所描述的是全球性的过程，但依然是术语连篇。像是：“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行动，共产主义，只能有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或是：“共产主义只有在其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同时发生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仰赖此一发展的世界商业为前提。”然而，即便马克思的意思清楚，他的叙述不必然具备任何有效性，充其量只是一位道德哲学家的附带意见。如果把我上面所引文句的意思颠倒，听来也同样有理或同样无理。那么，有什么样的事实、来自现实世界的证据，可以把道德哲学家的这些预言、这些天启转换成科学？



著作远离事实



马克思对于事实证据的态度模棱两可，就像他对待黑格尔的哲学一样。一方面，他耗费数十年生命在收集事实，累积成一百本以上厚厚的笔记，但这些都是在图书馆、在蓝皮书（译注：指英国政府或议会报告书）中找到的事实。至于用自己的眼睛与耳朵、透过检视这个世界与居住其中的人们而发现的事实，引不起马克思的兴趣。他无可救药地全然埋首案牍之中，地球上没有任何事物能让他离开图书馆与研究。他对贫穷与剥削的兴趣可追溯至一八四二年秋天，当时他二十四岁，写了一系列文章谈规范当地农民捡柴权利的法律。据恩格斯所言，马克思告诉他：“是他对于盗林相关法令的研究，加上对摩塞尔（Moselle）地区农民阶级的探讨，使他的注意力从纯政治转向经济状况，进而转向社会主义。”但并无证据显示马克思与农民、地主实际交谈过，或看过当地的状况。同样地，他在一八四四年为金融周刊《前瞻》写过一篇谈西里西亚织工苦况的文章，但他从未去过西里西亚，而且就我们所知，他也从未与他所描述的任何织工交谈过——如果他真这么做过，那就太不像马克思了。马克思一生都在写财金与工业方面的文章，但他只认识两个有财金与工业背景的人。一个是在荷兰的叔叔飞利浦（Lion Philips），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所创办的公司后来成为飞利浦电器公司这家大企业。如果马克思能花点时问去了解，飞利浦叔叔对整个资本主义进程的看法既博闻又有趣，但他只请益过一次，是关于高层金融活动中的一项技术性问题。虽然他四度拜访飞利浦，都是为了家庭用度的纯个人事务。另一位见多识广的人士就是恩格斯本人，但马克思回绝与恩格斯同访一间棉花厂的邀约，而且就我们所知，马克思在他一生中，从未涉足任何磨坊、工厂、矿场或其他工业场所。



更令人惊讶的是，马克思敌视具有这方面经历的革命同志，也就是政治觉醒的工人。他一直到一八四五年才头一次和这样的人碰面，当时他到伦敦做短期访问，并出席德国工人教育协会的一场会议。他不喜欢所见到的情景：这些人大多是技术工人、表匠、印刷工、鞋匠，其领导人是一位林务员；他们自我教育、守纪律、严肃、有礼貌、非常不喜放荡不羁的名士作风、很想改变社会但做法温和稳健；他们不认同马克思的末日想象，特别是不讲他的学院术语。马克思蔑视这些人：革命炮灰，如此而已。马克思总是喜欢与像他这样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合作。他与恩格斯创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时，还有组成国际工人协会时，都设法将工人阶级社会主义者排除在任何有影响力的职位之外，在委员会中也只是以无产阶级代表身分聊备一格。他的动机有一部分是知识分子的势利眼，有一部分是因为这些有工厂实际经历的人较倾向于反暴力，支持温和、渐进的改良——他们见多识广，对于马克思宣称末日式革命不仅必要且势不可免的说法，抱持着怀疑。马克思有些最为恶毒的攻讦就是针对这类型的人而发。一八四六年三月，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于布鲁塞尔召开的会议上，他迫使魏特林（William Weitling）接受某种形式的审判。魏特林是个穷苦洗衣妇的私生子，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个裁缝学徒完全凭借自学苦读，在德国工人之间赢得广大支持。这场审判的目的是要坚持教条的“正确性”，并压制工人阶级分子的傲慢，这些人缺乏马克思认为必要的哲学训练。马克思对魏特林的攻讦火力异常猛烈。马克思说，魏特林有罪，因为他发动了一场没有教条的骚乱。这在野蛮的俄罗斯完全没问题，在那里，“你可以和愚蠢的年轻人、和基督的使徒们成功地建立联盟。但在像德国这种文明国家，你必须了解，没有我们的教条是不可能办成任何事情。”而且，“如果你试图影响工人们，特别是德国工人，却没有一整套的教条和清楚的科学观念，那么你就只是在玩一场空洞且不顾后果的宣传游戏。一方面不可避免会塑造出一位神灵感应的使徒，另一方面则是一群张大嘴听他胡扯的驴蛋。”魏特林的答复是，他还没沦落为只知书面研究所制造之教条的社会主义者，他是为实际的工人们讲话，不会听命于纯理论学者之见，这些学者离现实劳动的苦难世界太远了。一位在场目击者说，这番话“令马克思暴跳如雷，他以拳头猛击桌面，力道之大，连桌灯都摇晃起来。他跳起来大叫：『无知完全无济于事！』”会议结束后，马克思“依然在房间里愤怒地来回踱着大步”。



日后的攻讦继续着这种模式，包括攻讦工人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针对工作、薪资等实际问题鼓吹实用性解决办法，而非教条主义式革命，因而取得工人广大支持的任何领导人。马克思攻击过排版工人出身的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农业改革者克利盖（Hermann Kriege)，以及第一位真正有重要影响力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与劳工组织家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在《反克利盖的通告》中，对农业、特别是对克利盖移居的美国农业一无所知的马克思，痛批克利盖所提配给每个农民一百六十英亩公地的主张，他说应该利用分配土地的承诺来征召农民，但共产社会一旦建立，土地就必须集体持有。蒲鲁东是一个反教条主义者，他写道：“看在老天的份上，在消灭所有先验的（宗教）教条主义之后，我们千万别试图给人民灌输另一种的教条……别使自己成了另一种不容异端的领导人。”马克思讨厌这段文字。他对蒲鲁东的猛烈抨击之作《哲学的贫困》写于一八四六年六月，书中指责蒲鲁东“幼稚”，对经济学与哲学极端“无知”，尤其是用错了黑格尔的观念与技巧：“蒲鲁东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认识仅限于一些成语而已。”至于拉萨尔，则成了马克思最粗暴的反犹太种族讥刺之受害者：他是“伊戚希男爵”（Baron Itzig，译注：十九世纪一部德国小说中利欲熏心、玩弄阴谋诡计的犹太人角色）、“犹大黑人”、“－个靠生发油和廉价珠宝遮掩的油腻犹太人”。“现在我完全明白，”马克思在一八六二年七月三十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他的头形和他的头发生长情况显示，他是当初和摩西一起出埃及的黑人后代（除非他的母亲或父亲那边的祖母和黑人私通）。犹太人与黑裔日耳曼人的这种结合，必然要产生异于寻常的杂种来。”



当时的马克思既不愿亲自调查工业中的工作状况，也不愿向经历这些状况的聪明工人学习。他何必学呢？他在一八四○年代末期就已经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根据所有的必要材料，得到人类命运的结论。剩下的就只是找出事实加以证实，这些事实可以在新闻报导、政府蓝皮书与前人著作所收集的证据中搜罗，而这些材料全都可以在图书馆内找到。何必再找答案？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就在找到正确的事实——合乎结论的事实。哲学家雅斯培（Karl Jaspers）曾给马克思的方法做了个很好的摘要：



马克思的写作风格不是研究调查的风格……他不引用与自己的理论相冲突的例子或事实，只引用清楚支持或确证他视之为终极真理者。

整个做法是一种辩护，而非研究调查，是对宣称令人信服的完备真理所做的辩护，但这不是科学的信服，而是信徒的信服。



那么，就此而论，“事实”并非马克思著作的核心，而是附属性的，用以支持无关事实、早已达致的结论。那么，《资本论》，这座马克思的学者生涯所依赖的纪念碑，就不应被视为是在考察该书声称所要描述的经济进程之性质，而是道德哲学的演练，类似卡莱尔（Thomas Carlyle）或罗斯金（John Ruskin）的小册子。这部著作是长篇大论且往往前后不一致的布道文，是一个对工业进程与所有制原则怀有强烈、但本质上非理性之恨意的人所发动的攻击。奇怪的是，其中并无一个核心论证来整合书中内容。马克思原本在一八五七年所构想的这部著作包含六卷：资本、土地、工资与劳动、国家、贸易，最后一卷是论世界市场与危机。但事实证明，完成这个计划所需的自我纪律超出了马克思的能力极限。他实际完成的唯一一卷（令人困惑的是，这一卷其实是两卷），实在是毫无逻辑可言，而是任意编排次序的一系列单篇文章。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图塞（Louis Althusser)发现这部书的结构如此混乱，因此认为读者“必须”跳过第一部，从第二部第四章开始看起。但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评注者愤怒地驳斥了这种诠释。事实上，阿图塞的做法并无太大帮助。恩格斯自己为《资本论》第一卷所写的摘要，只是更凸显该书结构上的弱点，甚至是毫无结构可言。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从一千五百页的马克思笔记中弄出第二卷，并改写了其中四分之一。其结果是沉闷、杂乱的六百页文字讨论资本流通，多半是在评论一八六○年代的经济理论。恩格斯从一八八五到九三年整理出来的第二卷，探讨之前尚未提到的资本之所有面向，但只是一系列的笔记，其中有一千页在谈高利贷，大部分是马克思的备忘便条。这些材料几乎都写于一八六○年代初期，与马克思撰写第一卷是同一时期。所以，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阻碍马克思亲自完成这本书，除了精力不足外，还有就是自己不晓得这本书根本杂乱无章。



我们不打算讨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因为马克思实在不太可能以这种形式发表，或许他真的不打算加以发表，因为事实上他有十五年时间没有处理这些材料。至于他所完成的第一卷，真正重要的只有两章：第八章〈工作日〉，以及后半卷末尾的第二十四章〈原始积累），这章里头包括著名的第七节〈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这一节都不是科学分析，只是一篇预言。马克思说，一、“大资本家的人数将会逐步减少”；二、“贫穷、受压迫、被奴役、堕落与受剥削的大众则相应增加”；三、“工人阶级越来越愤怒”。这三种力量加在一起，产生出黑格尔式危机，或者说是他在青少年时期诗意想象灾难的政经版：“生产资料的集中与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无法兼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的丧钟就要响起。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这种说法十分振奋人心，也取悦了许多世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但就其宣称为科学预测而言，并不比一本占星流年命书强。



相较之下，第八章（工作日〉倒是一篇资本主义冲击英国无产阶级生活的事实分析；事实上，这一章是马克思著作中唯一从实际面处理工人议题，也是他的整个哲学表面上的主题，因此，其“科学”价值值得我们加以检视。如我们之前所言，因为马克思真正在寻找的事实只限与其成见相符者，也因为这种做法与所有科学原则相冲突，所以该章从一开始就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但除了带有偏见地筛选事实之外，马克思是否也曲解或篡改了这些事实？现在我们必须对此加以考虑。



该章试图证明——这也是马克思道德控诉的核心——资本主义的本性就是逐步强化对工人的剥削，因此，资本主义雇用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工人被剥削，也正是这个道德上的严重恶行导致最终的危机。如果要以科学方法证成他的论点，马克思必须证明底下两点：一、尽管前资本主义工作坊的工作条件已经那么糟，但在工业资本主义下，情况还要更糟得多；二、既然资本的特性是非人、无情，那么在资本化程度最高的产业中，对工人的剥削将升高到最严重的地步。但马克思连第一点都不想去证明。他写道：“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一八四五年这段时期，我将只略加触及，至于更完整的细节，请读者参考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还说，后续的政府出版品，特别是工厂视察员报告，肯定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方法本质的洞见”，并证明“他对工厂环境描写入微的用心多么令人惊叹”。



不了解资本主义的《资本论》



简言之，马克思对一八六○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工作条件之科学考察的第一部分，完全只根据一部二十年前出版的作品：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那么，这唯一的资料来源，又可赋之以多少的科学价值呢？恩格斯生于一八二○年，是莱茵地区巴尔曼（Barmen）一位成功的棉布制造商之子，在一八三七年参与了家族事业。一八四二年，他被送到曼彻斯特分公司，在英国待了二十个月。在这段期间，除了曼彻斯特之外，他还去过伦敦、奥德罕、罗奇代尔、阿希顿、利兹、布拉福与哈德斯菲尔德等地。因此，他在纺织贸易方面有直接的经验，但对英国其他方面的状况，就没有第一手的认识了。例如，他对采矿一无所知，也从未下过任何矿坑；对于乡村地区或乡村劳工，他也毫无认识，但他在书中花了整整两章谈〈矿工〉与〈田地上的无产阶级〉。一九五八年，两位严谨的学者，亨德森（W. O. Henderson）与查洛尼（W. H. Challoner)，重新编译了恩格斯的书，并检视他的数据出处及所有引文的原文。他们的分析结果几乎彻底摧毁了这本书的客观历史评价，并还原其真正的面貌——一部政论作品、一本宣传册子、一篇长篇演讲稿。恩格斯撰写这本书时，曾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我在世界舆论的审判庭上，控诉英国中产阶级所犯下谋杀大众、批发抢劫及法条里的一切罪名。”



这段话差不多为这本书做了总结：这是一本列举罪状的起诉书。书中许多部分，包括对前资本主义时期及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所有考察，并非根据第一手资料，而是一些评价有问题的二手数据，特别是盖斯克尔（Peter Gaskell）的《英国制造业人口》，这是一本浪漫神话的作品，试图证明十八世纪是英国自耕农与工匠的黄金岁月。事实上，正如一八四二年的“皇家童工问题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所证明，前资本主义小作坊的工作条件比兰开夏的新型大棉厂要糟得多。尽管恩格斯把他所引用的资料说得好像出版没多久，但其实那都是五年、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甚至四十年以前的出版品。他提供夜班工人的私生子数据，却不提这些数据是一八○一年的资料；他引用一篇关于爱丁堡公共卫生的新闻报导，却不让他的读者知道那是写于一八一八年。在书中许多地方，他对那些使其过时证据效力尽失的事实与事件视而不见。



恩格斯对数据的曲解究竟是蓄意蒙蔽读者，抑或是自欺，我们并不那么清楚；但有时候，这种欺骗显然是有心之作。他引述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所揭发的恶劣工作条件，却不告诉读者一八三三年已经通过阿尔朔普爵士的“工厂法”，并已实施有年，目的就是要消除委员会报告中所提到的状况。他在运用主要参考数据之一，凯医生（Dr J. Kay）的《曼彻斯特棉纺织业受雇工人阶级的生理与道德状况》，也采取了相同的瞒骗手法：该书促成地方政府在公共卫生方面的根本改革，但恩格斯却提都不提。当犯罪统计数据不支持恩格斯的论点时，他便加以曲解或忽视。事实上，他不断地蓄意隐瞒与其论证抵触或化解他所要揭露之“罪孽”的那些事实。仔细检查过恩格斯引自二手数据的文句之后，显示这些引文往往被删节、浓缩、篡改或歪曲，却一律放在引号之中，彷佛一字未改似的。亨德森与查洛尼版本中处处可见的脚注，列举出恩格斯的歪曲与不诚实。单单看第七章的一节〈无产阶级〉就好，在一五二、一五五、一五七、一五九、一六○、一六三、一六五、一六七、一六八、一七○、一七二、一七四、一七八、一七九、一八二、一八五、，八六、一八八、一八九、一九○、一九一、一九四与二○三页，都出现包括事实与誊写的错误。



马克思不可能不知道恩格斯著作有这些问题、甚至是不诚实，因为其中许多问题早在一八四八年，就由德国经济学家西尔第布兰德（Bruno Hildebrand）在一本马克思熟知的出版品中仔细揭露。不仅如此，马克思自己还蓄意强化恩格斯的曲解：对于恩格斯的书出版后，各种工厂法及其他补救性立法的强力执法所带来的大幅改善，而且影响所及正好就是恩格斯所凸显的那些状况，马克思都略而不告诉读者。无论如何，马克思在这些一手与二手书面资料的运用上，与恩格斯著作同样粗略轻率、带有偏见地扭曲与明显地不诚实。事实上，他们往往同谋欺骗，只不过马克思编起谎来更加胆大妄为。在一次特别恶名昭彰的案例中，马克思更是超越了自己的记录。那是一八***年九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时所谓的“就职演说”，马克思为了煽动冷漠的英国工人阶级，急于证明他们的生活水平正在下降，于是蓄意篡改格莱斯顿（W. E. Gladstone）的一八六三年预算演说。格莱斯顿在评论国家财富增长时，是这么说的：“我应当怀着几乎是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与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但是，他又说：“我们很高兴知道，英国劳动者的一般状况在过去这二十年间的改善程度，就我们所知是极为少见的，我们几乎可以宣称这在任何国家、任何年代的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马克思却在他的演说中，让格莱斯顿的话变成：“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正因为格莱斯顿所言属实，而且有许多统计数据为证，也因为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格莱斯顿一心认为有必要确保财富尽可能广泛分配，所以马克思很难想出更肆无忌惮的方式来颠倒其意。《晨星报》被马克思当成数据来源，但这家报纸，还有其他报纸与《汉萨德》（Hansard，译注：亦即议会议事录，因为长达一百一十五年期间是由英国印刷商汉萨德〔Luke Hansard〕及其子承印而得名），都正确转述了格莱斯顿的话。尽管有人指出马克思引用错误，但他在《资本论》中再犯同样的错，及其他与事实不符的错误。而当这项错误再次被提及并指责时，马克思又大洒墨水制造混淆；有二十年之久，马克思、恩格斯，后来还有马克思的女儿艾琳娜，都卷入这场纷争，试图为无可辩之事做辩护。他们始终无人承认最初那个显而易见的错误，而这场争辩的结果是顺了马克思的意图，让有些读者留下争论两造各执一词的印象。其实根本无争论可言，马克思知道格莱斯顿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而且他是蓄意欺骗。这种情形不只一次，马克思同样篡改过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话。



马克思有计划地篡改引用资料，在一八八○年代就已引起两位剑桥学者的注意。这两位学者以法文修订版（一八七二―七五）的《资本论》为本，在剑桥经济学社发表一篇报告，题为〈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十五章对蓝皮书的运用〉。这两位学者说，他们一开始查对马克思的数据出处，“是想要针对某些论点推导出更完整的信息”，却震惊于“越来越多的不符之处”，于是他们决定检视“如此明显之错误的影响与重要性”。他们发现，蓝皮书内文与马克思引文之间的差异不单是疏漏所致，“更显示有一种造成曲解的力量存在”。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形下，引文经常“视情况所需而删节缩短，这些删去的段落很可能大大不利于马克思试图证明的结论”。另外一些情况则是，“从报告书中不同部分的个别叙述抽出，拼凑成虚构的引文；接着，给这些引文加上引号，以蓝皮书直接引文的所有权威加诸读者。”在缝纫机这个主题上，“他以骇人听闻的鲁莽方式运用蓝皮书……就为了证明与蓝皮书真正内容恰恰相反的结论。”这两位学者下了一个结论：他们的证据或许“不足以提出蓄意篡改的指控”，但的确显示“在权威的运用上有一种几乎是犯罪的鲁莽”，并证明“应以持疑的态度处理马克思著作的其他部分”。



真相是，即便对马克思的证据运用方式进行最轻描淡写的审查，都会令我们不得不以多疑的心态，看待他所撰写每一篇有赖事实资料的文章。他从来都不值得信赖。资本论的关键第八章整章，都是为了证明一个禁不起客观检视的论点，而进行蓄意且有计划的篡改。他犯了四项造假之罪：第一，他采用过时的材料，因为新的材料不支持他的论点；第二，他挑选某些状况特别糟的产业作为资本主义的典型。这种欺骗对马克思特别重要，因为不这么做，他根本就写不出第八章。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会制造出越来越糟的状况；资本雇用的工人越多，就必须以更恶劣的方式对待工人，以确保有足够的收益。他所详细引用以证明此一论点的证据，几乎都来自老旧行业里小型、效率差、资本化程度偏低的工厂，而且这些行业多半都是前资本主义式，如制陶、制衣、锻冶、面包烘焙、火柴业、壁纸业、花边编织。以他所举的特殊例子而言，有许多行业的状况之所以糟糕，正是因为工厂缺乏资本，所以没有办法引进机械设备。结果，马克思所讨论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状况，却忽视就在他眼前的真相：资本越多，苦难越少。等他真的论及高度资本化的现代产业，就发现缺乏支持其论点的证据；因此，在讨论钢铁业时，他只好遁回眉批插话式的评论（“多么没心没肝的坦率！”“多么油嘴滑舌的措词！”）；讨论铁路业时，则被逼得把意外事件旧闻的发黄简报拿出来用（“最新的铁道灾难”），之所以必须如此，是因为他主张每位乘客每旅行一哩的事故发生率不断上升，但事实上，这项数据正大幅下滑，而且到了《资本论》出版时，铁路已经成为世界史上最安全的大众旅行方式。



第三，马克思从工厂视察报告中引用一些状况恶劣、虐待工人的案例，彷佛这些是体系不可避免的常态。其实，这些案例是被视察员称为“骗子厂主”的责任，这些厂主就是视察员奉命侦查并起诉的对象，所以正逐步被消灭。第四，马克思以视察报告作为主要证据，正好暴露出他最大的骗局。他的论点是：资本主义的本性是无法改造的，而且，布尔乔亚国家与资本主义连手陷工人于惨境中，因为国家“是管理整个统治阶级共同事务的执行委员会”。但如果这是真的，国会就绝不会通过各种工厂怯，国家也不会去执行。可以说，经过马克思选择性引用（有时还加以篡改）的事实，全都出自国家（视察员、法院、治安法官）改善现况的努力，这些努力必然涉及揭露与惩罚那些该为恶劣状况负责的人。如果此一体系未曾自我改革——按马克思的推论，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资本论》也就不可能被写出来了。因为马克思不愿亲自实地考察，只好被迫仰赖那些被他指为“统治阶级”的人所提供的证据，而这些人正试图把事情导向正轨，而且成效日著。如此一来，马克思只得曲解他的主要证据来源，不然就要放弃他的论点。因此，这本书是结构性地不诚实，当时如此，现在还是如此。





马克思因为不曾尝试去理解工业的运作方式，所以无法掌握或不想去掌握底下的事实：打从工业革命萌发之初，也就是一七六○到九○年间，那些能够取得充裕资本且有效率的制造商，一直都乐于给他们的劳动力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因此，他们倾向于支持工厂法立法，以及和立法同样重要的有效执法，因为这样可以消除他们眼中的不公平竞争。所以状况有所改善，也因为状况有所改善，工人们并未如马克思预言起而造反，这位预言家因而受窘。我们阅读《资本论》所得到印象是：马克思根本就不了解资本主义。他之所以不了解，正是因为他不科学：他没有亲自考察事实，也没有客观运用别人考察得来的事实。从头到尾，不只是《资本论》，还包括他所有的著作，都反映出对真相的藐视，有时可以说是轻蔑。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体系，不能产生它所声称的结果；因此，称之为“科学的”，实在是太荒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