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局对民主维权人士进行风暴式的大规模打压再次证明暴政权力必然迫使个人的价值取向都必须接受专制社会结构的接纳和组装，否则作为单个的人不仅有被置于边缘化的担心，还有随时被淘汰、被抛弃、被打压的危险感。除此之外，由于权力主导的不宽容社会观念长期对体制外生存方式的蓄意歪曲和贬损，如社会不稳定分子、无业游民和社会闲杂人员等极具羞辱性的意识形态宣传和诋毁，使得不被国家承认和正名的人事似乎始终有一种不正经、不体面的沦落感，这不仅造成国家视野之外的民间社会因此丧失掉应有的尊严、自信和自主能力，还由于来自草根阶层的所谓“士子”整体性翻脸不认人的忤逆和背叛、，从而将未得官方开光定制的非主流社会，从物质到精神、乃至品行教养等多维度逼向“不宜人居”的贫困化蛮荒化处境。

基于中国这种反文明的制度歧视和社会物质与精神的高度垄断，不仅导致政治、非政治之外的求生活路因资源严重短缺而逾显仄逼，还由于资讯堵塞和观念异化，以及社会化组织训练的普遍缺失，使得中国社会除了反复倚重暴力“勘乱”从严从重压制社会怨怒，以维持专制暴戾乖谬的“稳定性”之外，更多则只能依赖宗法伦理和乡规民约等“草根约束机制”求得最低度的秩序整合，而作为现代社会所应遵循的诚信、契约遵守和法律服从，以及程序正义和建基于“正派社会”公民之间、制度与人之间不羞辱不排斥等文明活法，如此等等构成“中国特色”：人人都只寻求于己私欲有利而不择手段的谋生原则而遭致人们抵制和拒绝。至此，由于长期性的专制压服和蒙昧主义教化之使然，物质与精神生产能力都严重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人们基于生存之虞和理性的利害比较，除了趋炎附势投向权力体制邀功请赏以苟求活命之外，广土博众中无依无靠的野生群氓，实则由于僧多粥少、人穷志短的“瓶颈”制约而又无向外拓殖的能力，便只能转而从事内耗性自残自辱的窝里斗法，如此，在不断加剧社会利益冲突和生存危机的同时，还将人际伦理和生产关系作践败坏，从而衍生成体制内外为掘权攫利争相效尤、积极操练厚黑大全和阴阳之术，并将其奉为“入世通鉴”予以发扬光大，成为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历史“目睹之不怪现状”。

这种缘起于打江山坐江山的策略需要而形成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化强制编排和歧视性划界分类，一旦延伸成常规化的治理思维和整全性的社会态度，日久之后势必累积成普遍而又当量极强的制度与文化整合力，迫使人们除了争相戮力向权力邀宠之外，便只有流落民间而成为“权力飞地”生死无所依托的政治贱民，最终导致人人都巴望能被官方修剪接纳，抑或招安入伙作为人生最具光彩、最富体面而“闻达”的活法，引得上上下下、体制内外，举凡长个人头者，即使下跪自阉、卖儿卖女、甚至弑父灭亲拼家当本，无论如何糟踏作贱自己都要“货与帝王家”，否则便有被抛弃被贬损、被剔除“人肉宴席”，从而沦落为“怀才不遇”、顾影自怜的出局者和野路货。置身于如此非此即彼的二维处境，人们不得己要么积极捐身权力作奴才当爪牙；要么寄望于怪力乱神以托付身家性命，而更多则只能听天由命或借助功法修炼，或“优雅”于琴棋书画“移情”避世以抵御现世重轭。惟其如此，才让体制依附和权力影像始终纠结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状态之中，把隶属于国家和效忠权力视为当然而最富威仪的“得道活法”。依此理路养成的权力意志和力量崇拜，必然合成出特别适于培育专制霸道和权威臣服的政治伦理，从而让“国家正确”泛化成人们无须证伪的假命题。

正因为如此，只要是秉承国家意志所从事的一切勾当，无论是大兴土木劳民伤财，抑或干脏活行恶事，只要目标明确，其所具有的崇高感都能激发出众多圣徒般的殉道精神和冒死效忠的勇气。伴随着众多扣人心弦的信念和理想，政治光荣的冲动即便是在熟人与亲情社会之中，也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骨肉相煎的残酷游戏，致使“人民”经常被挟持、被驱使而成为政治杀伐与王道朝圣的赌码和牺牲，而真实的个人则因集体的盲目而被灭失消解为不可确证的虚置化符号。由此造成中国社会一方面：体制内因利益攻心与贿买能力超强而引诱众多的趋炎附势者卖身投靠，从而将官场人事人用利害得失和暴力讹诈紧紧套牢，而对民间社会则采取招降纳叛和分化离间等策略性手段将其相互割裂，整体碎片化无粘合力的小单元国家组织细胞。如此则生存资源、信仰取向在一次次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造运动中单级流向国家，落入无主体归宿的“公家人”建构的权力体系之中，成为权力持有人撑控民心、建构法统和道统的刚性硬器。

由此，国家便理所当然领受了仲裁信仰价值、发放活命资源以及“供养”人民的雇主和裁判，进而构筑起超强严密的资源分配格局和社会动员体制，把人锤炼成为唯国家马首是瞻的无意识社会动物，并着力于培养人勤劳、奉献、毫不利已专门利“国”，以及以国家命名定义其内涵的政治品质，将国家价值虚设为与个人际遇休戚相关的力量图腾。于是，一批批虚假莫辨盲目捐身王道的冒死英雄被制造出来并薪火不断谬种流传；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将活生生的个人剥皮抽筋层层消解灭失在国家宏大叙事之中；于是，凡举只要是被冠名国家、民族利益或政治光荣的需要，一段朽木、一束禾苗乃至一种想法都能激发出善恶不辨、从者如流的精神与行为冒险；才有潘冬子挥刀杀人、喜儿撕裂亲子的暴力叙事和残忍美学吸引眼球并合成出国人偏好残忍娱悦的趣味；让仇恨意识形态主导的攻心术不断教唆和驱策，将人性扭曲变异为人鬼不分、狼性大发的“主旋律”，使得政治性臆想所向披靡将人们导向集体的盲目和偏执，从而构制出由国家意志主导的暴力“兽性上层建筑”。

鉴于此，本应安居乐业的人民被绑定在权力意志主导的各种妄念之中开始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政治全能主义大会战；筑长城、凿运河，保家卫国跨世纪工程……。举凡国家冠名领袖首肯，即便是异想天开胡作非为，也定是吆喝奉承、欢声雷动一鼓作气，并催发出一拨拨舍生忘死、甘当炮灰做人肉炸弹的“猛男烈女”。这时候国家意志已然结构成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准则，作为个人的社会存在已不具有意义，国家圈定的“集体或组织”成为个人赖以存活的唯一根据，于是，“人民”步调一致、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兴衰荣辱成为札米亚金式的“我们”命运际遇的唯一指认实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尊严和自决权被纳入国家计划并定期定量按指标配额分发，只有“人口”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才能成为权力中枢施政和决策的问题而受到关注。

然而，仅止于牧养人口、驱策劳力为国家尽忠卖命的执政理念，由于受制于资源有限供给和创生机能的严重萎缩，一旦不能按序列进行有效分配时，政治抒情的虚妄必然反向回落到“肠胃决定意识”的务实理性，面对如此严峻而又必须应对的现实困迫，其疏导社会怨怒的策略便是：沿用老套权谋继续虚构“异己敌人”，滥施暴力和意识形态恐怖主义“寻衅滋事”挑起群众斗群众，利用专制变异累积而成的暴民反理性偏执意识，将其导向“以人为敌”的政治屠场从事精神与肉体的自宫自残性抒情泄愤，借此既可以转移社会危机，从而将制度原罪迁怒于想象的内外“破坏性”力量，从而“移情”消解因物质贫困郁积的愤怒转向对国家合法性的指控。如此轮回不绝的群众运动和“权力洗牌”，一方面有利于权力中枢可以乘机按其意图重新进行权力分化组合，从而不断加强社会等级序列和体制依附。另方面则可借此在民众之间植入各种离散性因子如猜忌、仇恨、相互蔑视等，将权力斗争异化畸变的人性恶质泛化成专制臣民的社会生活常态，从而难于形成有组织、集团化的体制外抗辩力量；再依此路径将真实的个人灭失并逐出国家视野，让其仅存对权力集团是否有“使用价值”。

如此一来，无论上达宫廷大老、地方诸侯，下至底层草民，总之，无论任何人，只要是被专制权力讨厌而淘汰出局，其命运便无一例外只能是卑躬屈膝苟延活命，任何维权抗争的努力都只能是一卯击石自取灭亡。所以，“人民”作为一个分散而又缺乏阶级认同和真实国家身份的群体，历来都只能作为离乱治平中改造换代的工具和维持极权体制的“物力”供给者而有条件地被看顾和使用，在国家意志之中只有“劳动力”的用处而被边缘化，“人”的意义在国家意志中没有认识价值而只有“可用”的功能，所以，农民抑或工人乃至知识分子作为阶级，除却政治上需要时被策略性赋予其某种临时性政治身份和命名之外，权力集团总是致力于让其分化而成不了阶级。

正因为如此，个人或集团交易都只看到人作为劳动力本身所能产生的收益预期，而权势的垄断性交易总是迫使劳方处于绝对下位从而彻底丧失议价条件，致使资本与权力合谋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榨取，由于有权力保驾护航从而享有自由市场资本不可企及的政治与法理优势，这也是中国血酬政治连绵不绝；血汗资本长盛不衰的社会根源。正是这种仅限于人力使用价值对于社会的意义确证，使得中国社会血汗工厂、无保障劳动、“经济童工”使用层出不穷，人力资源的无限供给在不断剥蚀劳动者尊严和社会价值的同时，也使中国人的生存质量一路走低。奴隶化管制和降低劳动力成本不仅成为中土资本内部政经整改和效率盘算的常识理性，也作为优化投资环境、吸引内外资本合谋盘剥本土人力和“人权资会存在已不具有意义，国家圈定的“集体或组织”成为个人赖以存活的唯一根据，于是，“人民”步调一致、言谈举止喜怒哀乐、同呼吸共命运、国家兴衰荣辱成为札米亚金式的“我们”命运际遇的唯一指认实体，个人的生存状态、尊严和自决权被纳入国家计划并定期定量按指标配额分发，只有“人口”而不是具体的个人才能成为权力中枢施政和决策的问题而受到关注。

这种建基于权力资本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行全能化支配的体制，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由于体制力量自上而下分级布控，使得整个社会在组织类型上呈现扁平化和透明化状态，从而为权力终端作随机信息处理和就地解决危机提供了快捷便利的渠道，其最大的功用在于即便有下层组织因个人或小团体“犯上作乱”而出现对权力中枢的折衷和抵制，专制主义品质唯利是图、毫无妥协的秉性长期教化养成的催生术，也能迅速繁殖出各种投机变节和卖人求荣者从内部将其瓦解和颠覆。如此，既没有比较选择而又无人权保障，当然更不可能有“物权”归属的芸芸中国“寡民”，便只能依靠阿附权贵廉售身家性命苟且偷生，即便偶尔因利益所系与人团结共谋，也是基于自私考量而策略性临时与他人合作，就算是斗胆铤而走险如梁山好汉、张献忠者流虽走投无路而呼啸山林，尽管短期内也曾人丁兴旺如日中天，但一遇朝廷利益贿赂或招安许愿，不也旋即投怀送抱作鸟兽散吗！如此凶险仄逼的生存处境，乱世“英雄”尚且要争宠缴械投降，更何况匍匐于权力淫威之下势单力薄的普罗大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