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和生活选定那个感受黑暗的人”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来宾和我尊敬的评委：
从某个角度说，作家是为人和人类的记忆与感受而活着。因此，记忆与感受，使我们成了热爱写作的人。
也因此，当我站在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50多年前的1960到1962年间，出现的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就在那次举世震惊的“人祸”后的一个黄昏，夕阳、秋风和我家那个在中国中部、偏穷而又寂寥的村庄，还有，因为战争而围着村庄夯打起来的如城墙样的寨墙。
那时候，我只有几岁，随着母亲去寨墙下面倒垃圾，母亲拉着我的手，指着寨墙上呈着瓣状的观音土和散粒状的黄土说：“孩子，你要记住，这种观音土和榆树皮，在人饥饿煎熬到快要死的时候，是可以吃的，而那种黄土和别的树皮，人一吃就会更快的死掉。”
说完，母亲回家烧饭去了。她走去的身影，如同随风而去的一片枯叶。而我，站在那可以吃的粘土前，望着落日、村舍、田野和暮色，眼前慢慢走来巨大一片——幕布般的黑暗。
从此，我成了一个最能感受黑暗的人。
从此，我过早的记住了一个词汇：熬煎——它的意思是，在黑暗中承受苦难的折磨。
那时候，每每因为饥饿，我拉着母亲的手讨要吃的时候，只要母亲说出这两个字来：熬煎。我就会看到眼前一片模糊的黑暗。
那时候，中国的春节，是所有儿童的盛日，而我的父亲和许多父亲一样，每每看到我们兄弟姐妹，因为春节将至，而愈发欢笑的脸庞时，也会低语出这两个字来：熬煎。而这时，我就会悄悄地离开父亲，躲到无人的荒冷和内心模糊的黑暗里，不再为春节将至而高兴。
那时候，生存与活着，不是中国人的第一要事；而革命，才是惟一国家之大事。可在革命中，革命需要我的父亲、母亲都举着红旗，到街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的父母和村人，大都会从革命中扭回头来，无奈自语地念出这两个字：熬煎。而我，当听到这两个字的时候，眼前必就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如同白日里黑夜的到来。
于是，我也过早地懂得了黑暗，不仅是一种颜色，而且就是生活的本身。是中国人无可逃避的命运和承受命运的方法。之后，我当兵走了，离开了那一隅偏穷的村落，离开了生我养我的那块土地，无论生活中发生怎样的事情，我的眼前都会有一道黑幕的降临。而我，就在那一道幕布的后边，用承受黑暗，来对抗黑暗，如同用承受苦难的力量，来对抗人的苦难。
当然，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昨天的中国，它变得富裕，并咄咄有力，因为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与零用，便像一道突来的强光，闪耀在了世界的东方。可在这道强光之下，如同光线愈强，阴影愈浓；阴影愈浓，黑暗也随之产生并深厚一样，有人在这光芒里感受温暖、明亮和美好，有人因为天然的忧郁、焦虑和不安，而感受到了光芒下的阴影、寒凉和雾缠丝绕的灰暗。
而我，是那个命定感受黑暗的人。于是，我看到了当代的中国，它蓬勃而又扭曲，发展而又变异，腐败、荒谬，混乱、无序，每天、每天所发生的事情，都超出人类的常情与常理。人类用数千年建立起来的情感秩序、道德秩序和人的尊严的尺度，正在那阔大、古老的土地上，解体、崩溃和消散，一如法律的准绳，正沦为孩童游戏中的跳绳和皮筋。
今天，以一个作家的目光，去讨论一个国家的现实，都显得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然对于那个作家而言，因为这些本无好转，却又不断恶化、加剧的无数无数——人们最具体的饮、食、住、行和医、育、生、老的新的生存困境，使得那里芸芸众生者的人心、情感、灵魂，在那个作家眼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焦虑和不安，恐惧而兴奋。
他们等待着什么，又惧怕着什么，如同一个垂危的病人，对一剂虚幻良药的期待，既渴望良药的尽快到来，又担心在它到来之后，虚幻期待的最后破灭，而随之是死亡的降临。这样期待的不安和恐惧，构成了一个民族前所未有的焦虑心。这颗民族的焦虑心，在那个作家那儿，成了最为光明处的阴影；成了光明之下的一道巨大幕布的另一面——
没有人告诉那个作家，国家那列高速发展的经济列车，会把人们带到哪儿去。
也没人告诉那个作家，直至今天，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和运动，在每个人的头顶，酝酿的是乌云、惊雷、还是一片可能撕开乌云的闪电。
更是没人能够告诉那个作家，当金钱与权力取代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想之后，人心、人性、人的尊严，应该用怎样的价格去兑换。
我记起了十余年前，我反复去过的那个艾滋病村。那个村庄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却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当年，他们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组织的去集体卖血所致。
在那个村庄，死亡像日落一样，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阳从天空永远消失了一样，长久而永恒。而我在那儿的经历，每当回忆起来，每当我在现实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会成为巨大的让我无法逃离的阴影和黑暗，把我笼罩其中，无处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坚信，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写作，或多或少，将会有它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那儿——生活、命运和上天，选定了我是那个生来只会、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个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在阳光之下，我总是会发现大树的影子；在欢乐颂的戏剧中，我总是站在幕布的另一边。
人们都说温暖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人们都说光明的时候，我看到了黑暗；人们在为幸福载歌载舞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他们脚下系绳，正要把人们集体绊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有不可思议的丑恶；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的屈辱与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利掏空和瓦解。
也没人告诉那个作家，直至今天，百年来从未停止过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和运动，在每个人的头顶，酝酿的是乌云、惊雷、还是一片可能撕开乌云的闪电。
更是没人能够告诉那个作家，当金钱与权力取代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民主的理想之后，人心、人性、人的尊严，应该用怎样的价格去兑换。
我记起了十余年前，我反复去过的那个艾滋病村。那个村庄一共有八百多口人，却有二百余口都是艾滋病患者；而且在当年，他们大都是三十至四十五岁之间的劳动力。他们之所以大批的感染艾滋病，是因为想要在改革中致富，过上美好的生活而有组织的去集体卖血所致。
在那个村庄，死亡像日落一样，必然和必定，黑暗就像太阳从天空永远消失了一样，长久而永恒。而我在那儿的经历，每当回忆起来，每当我在现实中看到刺眼的光芒和亮色，都会成为巨大的让我无法逃离的阴影和黑暗，把我笼罩其中，无处逃遁。
我知道，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人。
我明白，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是一个多余的作家。
但我也坚信，在那一片广袤而充满混乱和生机的土地上，我和我的写作，或多或少，将会有它无可替代的意义。因为，在那儿——生活、命运和上天，选定了我是那个生来只会、也只能感受黑暗的人——我像那个看见了皇帝没有穿衣的孩子，在阳光之下，我总是会发现大树的影子；在欢乐颂的戏剧中，我总是站在幕布的另一边。
人们都说温暖的时候，我感到了寒冷；人们都说光明的时候，我看到了黑暗；人们在为幸福载歌载舞的时候，我发现有人在他们脚下系绳，正要把人们集体绊倒并捆束。我看到了人的灵魂中有不可思议的丑恶；看到了知识分子为了挺直脊梁和独立思考的屈辱与努力；看到了更多的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正在金钱和歌声中被权利掏空和瓦解。
我想到了我们村庄那个活了70岁的盲人，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他都会面对东山，望着朝日，默默自语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日光原来是黑色的——倒也好！”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边的道路，让你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人，去为他致哀送礼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学中，作为亚洲文学主要一片生态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遇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现实和世界；从来没有相遇过，在如此丰富、荒谬、怪异的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传奇和故事——超现实的最日常；最真实的最灰暗。没有一个历史阶段，东方的中国，能像当下这样，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又有着无处不在的遮蔽、阴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国，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太阳和光明，可也有着让世界巨大的忧虑和暗影。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无由来的胆怯和无来由的莽撞。
对历史回眸的恐惧和遗忘，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对现实——每天每时都惊心动魄、违背常理、不合逻辑而又存在着一般人们看不到的内真实、内逻辑、神实主义的荒诞、复杂、无序的真实和发生，构成了今日中国最为阳光下的阴影，最为明亮处的黑暗。而作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伟大的光明，那是一种真实；听到悠扬的歌声，也是一种真实；虚无、唯美，也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中国的真实，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阳光、茂绿、花草、鸟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几十上百的优秀作家，都在这森林中感受着丰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复杂、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国，演义着自己真实的写作。而我，则因为是那个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实，和别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处的雾障，感受到了雾障内部的混乱、毒素和惊惧。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惧。
我知道，黑暗不仅是时间、地点和事件，而且还是水、空气、人、人心和人们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仅仅把黑暗当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狭隘，而真正幽深、无边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却都说明亮而温暖。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学在这儿就有了它的伟大。因为只有文学，在黑暗中才能发现最微弱的光、美、温暖和诚实的爱。所以，我竭尽全力，都试图从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种伟大的温暖与悲悯；感受心灵饥饿的冷热与饱暖。
因为这样，穿过“时间、地点和事件”，我看见了今天现实中最为日常的黑暗——在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今天的人们，大都可以做到一个又一个老人倒在街上时，大家担心讹诈而都不去搀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来也是红的和热点。
因为这样，一个产妇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而所有的医务人员怕承担责任都逃之夭夭后，留下的只有人性和灵魂在现实中最微弱的喘息与尖叫。
因为这样，在我自己家里遭遇强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为日常、普遍，也更为激烈的黑暗。而我，当面对这些时，那些关于人、活着、现实和世界驱赶不散的黑暗，就会大雾一般弥漫在我的内心、生活和我写作的笔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个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个人的方式，感知和书写那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推开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没有能力从混乱、荒谬的现实和历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总是被混乱的黑暗所包围，也只能从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与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来。
甚至说，我就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和被光明讨厌并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
到这儿，我想到了《旧约》中的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诅咒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了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而我，不是如约伯一样，是神选定的惟一试炼苦难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我——那个把文学作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的活着，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都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谢我的血脉祖国，感谢它允许一个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写作；允许一个人，总是站在大幕的背面来感知现实、历史和人与灵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谢卡夫卡文学奖的评委们，今年把这个素洁、纯粹的文学奖授予了我。
你们授予我的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了苦难而惟一逃出来报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灯光。因为这束灯光的存在，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为这片儿明亮，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报信的夜路上，人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路程。
更为奇异的事情是，这位我同村的盲人，他从年轻的时候起，就有几个不同的手电筒，每走夜路，都要在手里拿着打开的手电筒，天色愈黑，他手里的手电筒愈长，灯光也愈发明亮。于是，他在夜晚漆黑的村街上走着，人们很远就看见了他，就不会撞在他的身上。而且，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时，他还会用手电筒照着你前边的道路，让你顺利地走出很远、很远。为了感念这位盲人和他手里的灯光，在他死去之后，他的家人和我们村人，去为他致哀送礼时，都给他送了装满电池的各种手电筒。在他入殓下葬的棺材里，几乎全部都是人们送的可以发光的手电筒。
从这位盲人的身上，我感悟到了一种写作——它愈是黑暗，也愈为光明；愈是寒凉，也愈为温暖。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让人们躲避它的存在。而我和我的写作，就是那个在黑暗中打开手电筒的盲人，行走在黑暗之中，用那有限的光亮，照着黑暗，尽量让人们看见黑暗而有目标和目的闪开和躲避。
今天，在世界文学中，作为亚洲文学主要一片生态的中国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相遇过如此充满希望又充满绝望的现实和世界；从来没有相遇过，在如此丰富、荒谬、怪异的现实中，有如此之多的传奇和故事——超现实的最日常；最真实的最灰暗。没有一个历史阶段，东方的中国，能像当下这样，在无限的光明中，同时又有着无处不在的遮蔽、阴影和模糊。今天的中国，似乎是整个世界的太阳和光明，可也有着让世界巨大的忧虑和暗影。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每天，每时，都莫名的激情，莫名的不安，无由来的胆怯和无来由的莽撞。
对历史回眸的恐惧和遗忘，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对现实——每天每时都惊心动魄、违背常理、不合逻辑而又存在着一般人们看不到的内真实、内逻辑、神实主义的荒诞、复杂、无序的真实和发生，构成了今日中国最为阳光下的阴影，最为明亮处的黑暗。而作家、文学，在今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伟大的光明，那是一种真实；听到悠扬的歌声，也是一种真实；虚无、唯美，也都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中国的真实，是一片巨大的森林，阳光、茂绿、花草、鸟雀、溪水，一切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几十上百的优秀作家，都在这森林中感受着丰富而又扭曲、矛盾而又复杂、蓬勃而又撕裂的中国，演义着自己真实的写作。而我，则因为是那个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黑暗感受者，也注定我看到的真实，和别人的不同。我看到了森林深处的雾障，感受到了雾障内部的混乱、毒素和惊惧。或者说，很多人看到了白日的森林之美，而我，看到的是深夜中森林的黑暗和恐惧。
我知道，黑暗不仅是时间、地点和事件，而且还是水、空气、人、人心和人们最日常的存在和呼吸。如果仅仅把黑暗当做前者，那是巨大的狭隘，而真正幽深、无边的黑暗，是所有的人，都看到了黑暗，却都说明亮而温暖。最大的黑暗，是人们对黑暗的适应；最可怕的黑暗，是人们在黑暗中对光明的冷漠和淡忘。因此，文学在这儿就有了它的伟大。因为只有文学，在黑暗中才能发现最微弱的光、美、温暖和诚实的爱。所以，我竭尽全力，都试图从这黑暗中感受人的生命和呼吸，感受光、美和那种伟大的温暖与悲悯；感受心灵饥饿的冷热与饱暖。
因为这样，穿过“时间、地点和事件”，我看见了今天现实中最为日常的黑暗——在有数千年文明的中国，今天的人们，大都可以做到一个又一个老人倒在街上时，大家担心讹诈而都不去搀扶，可那老人流出的血，原来也是红的和热点。
因为这样，一个产妇在医院死在手术台上，而所有的医务人员怕承担责任都逃之夭夭后，留下的只有人性和灵魂在现实中最微弱的喘息与尖叫。
因为这样，在我自己家里遭遇强拆之后，我感受到了更为日常、普遍，也更为激烈的黑暗。而我，当面对这些时，那些关于人、活着、现实和世界驱赶不散的黑暗，就会大雾一般弥漫在我的内心、生活和我写作的笔端——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感知那个世界——我也只能用我自己最个人的方式，感知和书写那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推开窗子看到世界的光明，没有能力从混乱、荒谬的现实和历史中，感受到秩序和人的存在的力量。我总是被混乱的黑暗所包围，也只能从黑暗中感受世界的明亮与人的微弱的存在和未来。
甚至说，我就是一个黑暗的人。一个独立而黑暗的写作者和被光明讨厌并四处驱赶的写作的幽灵。
到这儿，我想到了《旧约》中的约伯，他在经受了无数的苦难之后，对诅咒他的妻子说：“难道我们从神的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这最简单的一句答问，说明了约伯深知他的苦难，是神对他试炼的一种选定；说明了光明与黑暗同在的一种必然。而我，不是如约伯一样，是神选定的惟一试炼苦难的人。但我知道，我是上天和生活选定的那个特定感受黑暗的人。我躲在光明边缘的灰暗之中。我在灰暗和黑暗里，感受世界，握笔写作，并从这灰暗、黑暗里寻找亮光、月色和温暖，寻找爱、善和永远跳动的心灵；并试图透过写作，走出黑暗，获求光明。
我——那个把文学作为最高理想和信仰的作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的活着，还是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存在，都为自己天生注定在光明中感受黑暗而不安。也因此，我感谢我的血脉祖国，感谢它允许一个注定只能感受黑暗的人的存在和写作；允许一个人，总是站在大幕的背面来感知现实、历史和人与灵魂的存在。也因此，更加感谢卡夫卡文学奖的评委们，今年把这个素洁、纯粹的文学奖授予了我。
你们授予我的这个奖项，不是约伯在历尽黑暗和苦难之后获得的光明和财富，而是送给了那个感受了苦难而惟一逃出来报信的仆人——那个行走夜路的盲人——的一束灯光。因为这束灯光的存在，那个生来就是为了感受黑暗的人就相信，他的前面是明亮的；因为这片儿明亮，人们就能看见黑暗的存在，就可以更加有效地躲开黑暗与苦难。而那位仆人或盲人，也可以在他报信的夜路上，人们与他擦肩而过时，去照亮前行者的一段——哪怕是短暂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