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石男 腾讯《大家》专栏作家，西南民族大学教师。


多年后，启尔德也许会对自己的前辈、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的那句名言深深共鸣：“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1892年初，加拿大人启尔德携新婚妻子从中国上海坐蒸汽小轮溯长江而上，经南京、武汉，在宜昌换乘木船穿越三峡。途中，他为岸上的中国少年感动不已，他们衣衫破烂，光着脚丫，成群结队地追赶洋人的船只，天真憨直地冲洋人挥手、大笑。


到达重庆后，启尔德一行休憩一天，鼓起勇气去吃了顿火锅，传说重庆火锅辣得就像地狱，不过启尔德觉得还可以接受，没有那么可怕。自重庆上行到川南乐山，一个山青水秀、文人辈出的码头城市，再摇一橹乌篷船，即抵达成都锦江码头。


启尔德的路线，也是近代以来外人入蜀的经典路线，他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照片甚至视频，为我们真实再现了当年艰辛、刺激而又快乐的入蜀旅程。


锦江桨声灯影，锦城花团锦簇，锦里美人如玉，令人沉醉，不过这一切不会让启尔德忘掉他的使命。25岁的他刚拿到英国金斯顿王后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就向加拿大卫斯理会写信，自愿作为一名医学传教士前往中国四川，开拓华西教区。

站在锦官城，启尔德雄心无限，他不会想到，两个月后，他就会跟新婚妻子永别——后者感染疾病去世。更不会想到，他一家三代将把总计72年的时间和心血，奉献给这个国家的医疗和高等教育。多年后，他也许会对自己的前辈、英国传教士戴德生的那句名言深深共鸣：“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启尔德并非来华传教第一人。早在唐代，即有基督教传教士入华。英国学者李约瑟说：“中国历史上有四次接受有组织的基督教：一次是公元八世纪叙利亚景教徒来到时；一次是13世纪方济各会的大主教来北京时；还有一次是17世纪耶稣会教士代表团来临时的光辉时期；最后一次是19世纪新教徒的使者来中国设立医院并翻译科技书籍”。

作为第四期的传教士，启尔德有前三期传教士所不具备的优越条件。1780年前后起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1789年发源于法国的民主革命，19世纪遍及欧美的科技革命这三大革命，使得传教士具备了大举进入中国的物质条件与精神理念。而基督新教也因为其主张个人主义、崇尚竞争、热心慈善、坚信进步，后来居上，其传播及影响渐渐超过天主教。

世界正在变平，基督教的普遍主义也由此滋生，以北美的“伟大觉醒运动“与英国的“福音运动”为代表的宗教复兴，掀起了海外传教热潮，尤以英、美、德为着。比如，19世纪后期美国掀起“学生志愿国外传教活动”，口号是“在我们这一代将福音传遍天下”。1886-1918，美国共派出8000多名传教士（牧师、医师、护士等均是广义的“传教士”），其中2500多名被派往中国。

需要指出的是，在传教士的热忱背后，也笼罩着不平等条约的阴影。1858年的《天津条约》与1860年的《北京条约》给了传教士进入内地传教置产的特权，自此中国对传教士门户洞开。学者蒋梦麟形象地比喻说：“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

启尔德所到的四川，是西南门户，为历代传教士重视。早在唐代，四川就是景教流行的地区之一。当时，从波斯传入的景教在成都西门石笋街、峨眉山等地建有大秦寺。明代，崇祯十三年（1640年），天主教葡萄牙耶稣会教士利类思 “首先入川，传扬福音”。在今绵竹、成都、重庆、宜宾、西昌等地建立教堂，传教布道。清代，入川传教士不断增多，至清中叶，四川已成为天主教在中国最大的教区。基督新教进入四川则始自1877年，来自英国的牧师麦卡悌在重庆开设第一个布道所。抵至1920年，各差会在四川的51个城镇开辟了76个总堂（下有369个礼拜堂和众多布道所），仅次于广东、江苏，居全国第三位。

启尔德此行，是要用他精湛的医术来打开传教局面。近代西人传教，医疗、教育和出版是三大支柱事业，而医疗排在首位。一是传教士多有这样的理念，“拯救人灵魂，也意味着拯救其肉体”，二是中国人多是现实主义者，通过救死扶伤的事迹，可以快速打动他们。

百年前的四川，环境恶劣、卫生落后、缺医少药，脚气、霍乱、狂犬病、伤寒、天花、血吸虫病、性病、黑热病、腹泻、肺病、麻疯、鼠疫等时常流行，威胁着成千上万人的健康和生命。中国“公共卫生之父”、曾任华西协和大学教员的陈志潜回忆：在上世纪初的成都，当草药治疗失败，市民就会以锣鼓、鞭炮、焚香等“法术”，为病人驱魔逐病。据学者保守估计，当时的粗死亡率可能超过30‰，婴儿的死亡率约为200‰，预期寿命大约是35岁。产妇死亡率颇高，在农村甚至超过25%，这些不幸者近半是死于可控制疾病。

一般民众因贫困而无力请医生，患病后往往请巫婆神汉或听天由命。后来成为启尔德在华西医学院的同事的莫尔思医生曾说：“巫术、迷信在民间治疗中占很大部分……迷信、巫术和宗教与中医联系在一起”。不过，莫尔斯日后部分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他撰写长篇论文介绍中医针灸，1932年又在纽约出版《中华医学》，此书为最早介绍中医到西方的专业着作之一。

让我们把视线回到启尔德这个西医先行者身上。1892年春，启尔德与斯蒂文森在成都东门的四圣祠街（今四圣祠北街）创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是四川第一家西式医院。又买下一片菜地，用于修建礼拜堂。启尔德除了担任院长，还身兼医生、护士、护工等多职。


但他很快发现，由于语言沟通问题，他无法与患者交流，于是不得不暂停诊所，请中国老师教授自己中文。油灯下，启尔德苦读中文的身影，颇似参加高考的中学生。二十多年后，启尔德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中国通。1917年，他为在四川的外国人专门编写了一本生动活泼、幽默风趣的教材 《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其中的四川方言相当地道：“走二十里路吃早饭/今天落雨，路烂，又熘/今天走得拢吗？走不拢？今天横顺要走拢！”

掌握中文后，1893年，启尔德的诊所重新开张。他的出诊费是800文，包括雇佣轿子的花费。中国病人很少拒交或拖延支付医疗费用，启尔德写道：“中国病人付费时的爽快，让人感到吃惊。尽管很多人看上去经济拮据，但对至少要支付伙食费大多没有异议，并多对提供的食物表示满意。有时，医院也会遇到假装生病的流浪汉，误将之收容进医院，但这类错误还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最初，医院的生意并不好，因为中国人对西医还心存怀疑。对他们来说，西方现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最早来福音医院的多是社会底层人士，因为西医便宜（甚至免费）。随着时间推移，福音医院以其现代治疗方式和疗效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求诊者，当地士绅也加入求医的人群。医院的事业蒸蒸日上，加拿大的余安、赫尔和王春雨等医生陆续加入。

除了新加盟的同事，1893年，启尔德更迎来生命中另一个最重要的同行者——启希贤（Retta G. kilborn ）。启希贤也是加拿大人，在当时女性很难被允许学医的情况下，她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她也是四川历史上第一位公开执业的女医生。

1893年，启希贤以医学教友志愿队队员的身份来四川创建女会和妇孺医院。启尔德去上海迎接她及队友。10月初，启希贤一行5人开始进入中国内陆的长途旅行。他们乘坐蒸汽船到汉口，然后包乘了一大一小两艘帆船，小船装他们的行李，大船坐人，沿长江逆行到重庆。那时长江逆行全靠纤夫拉船行驶，进入三峡河道变窄，水流湍急，暗礁密布，随时都有翻船、触礁的危险。一天傍晚，纤夫们弯着腰、弓着背拉船在江上航行，只听嘭的一声，启希贤等乘坐的大帆船撞到江中暗礁，船体裂口，江水涌入。船工们花了近一刻钟才使船停靠在江边浅滩，避免了船沉人亡。

启希贤等挤在小船里过了一夜。大船里的所有物品都被江水浸湿。时值冬天，为把衣物和书籍烘干，他们从附近村民手中买来煤炭，在岸边烧火烘烤物品。让他们最为心痛的是，江水毁掉了大部分书籍。

旅途充满艰难险巇，但沿途秀美的风景，特别是三峡的壮丽风光，让启希贤深深感到中国之迷人。1894年3月，他们终于到达成都。在到达之前，启希贤与启尔德早已在长江上坠入爱河。同年5月，他们喜结连理。

闲暇时分，启尔德夫妇经常在华西坝上闲逛，他们深深爱上了这里的风光与风俗。看川剧，逛庙会，吃担担面，坐鸡公车，看农妇缫丝，看挑水夫劳作，看龙骨水车转动……为减少当地人抵触，他们换上中国传统服装，剃光前额，还在脑后装上假辫子。据说，着中国服饰和发型的洋人，可以享受与中国人一样的服务价格，穿西装的洋人则要多付几文。一张启尔德与亲友的照片有趣地再现了这个场景。清朝打扮的洋人，女士倒还妩媚漂亮，男子则不无滑稽了。

日常，启尔德不只待在成都，还屡屡外出行医，嘉定（今乐山）、自流井（今自贡）、荣县等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还与同仁在各地陆续开设仁济医院。到1922年，全川境内的仁济医院达到11家。

1895年4月7日，启尔德和启希贤的长子启真道在嘉定出生。5月28日，他俩刚抱着儿子返回成都，就碰上了一件大事。这天正是端午节，在临近四圣祠街的东较场，数百人聚集“打李子”。这是旧时成都民俗，一人拿一包李子对打，有时甚至成千上万人在城墙对打，景象壮观。

嬉笑欢乐之中，却有谣言滋生。有人说，看见外国人把中国小孩子拐进了教堂——那个年代，洋人取小孩肝子、眼珠熬制西药一类谣言经常发生。

流言不胫而走。傍晚，激愤人群来到四圣祠街，包围了教堂、福音医院和启尔德等传教士的住处，试图救出小孩。启尔德持枪对空鸣放示警，激怒人群，险遭不测。尽管启尔德带着妻儿逃了出去，但住房、医院和礼拜堂被悉尽捣毁。

第二天，位于陕西街的教堂被焚烧，风波殃及十余州县，共计七十多座教堂被毁，这就是着名的“成都教桉”。

年末教桉渐息，启尔德携家人从上海返回成都，在原址上重建福音医院（后更名仁济医院）。重建医院，而且是在原址上，他要面对的不仅是心理创伤，还有现实风险。毕竟，教桉导致6名中国人被处斩，17人被流放，人们是否会迁怒于教堂和医院，很难预测。但是，启尔德真就这么做了。

仁济医院主要面对男病人，女宾就诊有诸多不便。1896年，在启尔德的帮助下，启希贤于附近新巷子里建立四川第一座妇女儿童医院——仁济女医院，以适应这个国家“男女授受不亲”的习俗。当年11月，开始专门接待妇女和儿童看病。

启希贤刚到上海时，看见中国妇女蹒跚走路的样子，以医生职业的眼光她就觉得这些妇女不是患有畸形病，就是有脚伤。当她了解到这些妇女的病态步态是自小缠足造成的后，感到震惊。滞留上海时，启希贤还了解到有一位英国在华着名商人的妻子立德夫人（Archibald Little），被称作“天足观音”，立德夫人1878年就在上海成立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足、女孩不缠足。

到成都以后，启希贤在行医过程中见到不少因裹脚而患病的妇女，有些妇女到最后甚至脚都坏死了。在启希贤的倡导下，四川天足会在成都成立，她担任第一届天足会主席。当时嘉定（乐山）是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商业繁荣，观念也较开放，故天足会第一届年会在嘉定召开。启希贤是领导者，也是到场的唯一外国女性，她丰富的知识、独立自强的性格、健康美丽的体态以及走路生风的大脚，给到会的妇女代表留下深刻印象。

1903年锡良继任四川总督，下令各县刊发劝禁妇女缠脚通俗告示，遍贴城乡市镇。当年四月初八，成都文殊院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放足会”，乘车坐轿来的100个缠足妇女，在会上放开缠足布，将小脚纳入事先做好的大鞋中，因为担心足小鞋大，还事先用棉布和和棉花将鞋塞紧。穿上大鞋的妇女们大步走出，展示从肉体到精神获得解放的快乐。


就是这样，启尔德、启希贤等人尽力以精湛医术和文明理念融入并影响中国社会，在此过程中，有欢乐与感谢，但也有阴影与仇恨。

1902年，四川红灯教女首领廖观音起事，四圣祠礼拜堂再度被毁，三年后，获得清政府1500两黄金赔款。这笔钱被用来修建了一幢四层楼的医院，即1907年竣工的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新医院拥有病床120张，医师11人，开设内科、外科和花柳科。到1910年，两所医院一年的门诊量合计6357人。除了成都本地人，在当年交通极其不便的情况下，还有郫县、大邑及资中一带的病人慕名而来。医院采用收取富人诊费以补贴穷人的办法，对穷苦人“治疾不收半文，且资助钱粮”。

除了主持修建四川红十字福音医院，启尔德还是四川红十字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辛亥革命中他赤足草鞋走在泥泞战场，被称作“前所未有的、具有如此仁爱之心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一幅他为受伤士兵手术的老照片。照片中，启尔德聚精会神地为伤员手术，其余士兵在长官的训斥下，于手术台边集体立正，向手术中的医生致意。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医学实践中，启尔德深深感到这片土地上人民的智慧，以及与此不相称的现代教育的匮乏。1909年，启尔德开始筹备华西医学院，他称：“一个原则是断然决定要全部教学用中文，基督教学生和非基督教学生一视同仁。”1910年，在英美加五教会的多方筹划下，华西协和大学成立，启尔德当选第一任校董事会主席。1914年11月2日，启尔德主持创建了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决定了院长、助理的任选。

1919年，启尔德回到加拿大休假，染肺炎而不幸病故，享年52岁。消息传到国内，受他惠泽甚多的成都人，在祭祀孔子的文庙举办了中国传统的祭奠仪式，以中国人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基督徒的敬意。启希贤继续留在中国行医及医学教学，直到1934年满70岁才退休回国，1942年于多伦多去世。

启尔德的子孙也与中国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缘。启尔德的长子启真道出生在中国，及长赴加拿大留学，归国后任华大生理系系主任，1925年四川军阀在成都溷战，他为救伤员而被子弹击中，留下终身残疾。1936-1950年代初，历任华大医学院、医牙学院院长。1952年被迫去国，任香港医学院院长。启尔德的长女、长女婿、小女儿、长孙，也均为中国医疗事业贡献了青春年华。

启尔德去世了，他在医疗、教育事业上的抱负，还需要更多同仁的努力才能成为现实。


加拿大人林则博士，就是启尔德的同仁之一。

1907年春，急湍的三峡江里，有一只老旧的木船。它以十分迂缓的速度，被拉着逆流前进。在这只平凡的木船里，坐着一位年轻的牙医生林则博士，和他新婚的夫人林铁心（A.T.Lindsay）女士。他们都是加拿大人，被加拿大英美会派到成都去工作。面对险峻的岩壁，急湍的江水，陌生的人物，与无从捉摸的前途，他们毫无恐惧，怀着一颗勇敢而快活的心前进。经过一月的木船水程及半月的滑竿陆程，终于走完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

当年5月10日，23岁的林则博士与新婚妻子来到成都，满以为可以大展宏图。但作为第一位来到中国的牙医传教士，他发现同事们对他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在当时的欧美，最受欢迎的并非林则这样的专门医生，而是普通医生，亦称全科医生。当时成都的西方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他们说，中国，特别是四川，只需要普通医生，并不需要牙科医生，因此强迫林则急速回国。幸运的是，许多传教士的胶托假牙已经破坏，急待修理，才将这位险遭驱逐的牙医留了下来。

就是这位险些被教会遣返的年轻牙医，以惊人的勇气和毅力，揭开了中国牙医学史上新的一页，成为四川乃至中国口腔医学的缔造者。

1907年下半年，在启尔德医生的帮助下，林则的牙科诊所开张了，使用的是仁济医院分给他的一个房间。

医院认为中国妇女不会找牙科医生看病，就把上下楼不方便的四楼给他。出人意外的是，林则开诊当日第一位病人却是位妇女。检查时林则发现她患了十多年的牙槽脓肿，牙槽骨质破坏，充满脓液，服用大量中药没有任何好转，病人既痛苦又绝望。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她的病情迅速好转，不久就康复了。林则整洁、优雅的个性，手到病除的精湛技艺，很快使他声名大噪，求医者日多。

林则不出诊，使成都的官太太、富小姐很是不满。按当时礼法，女眷不允许离开高墙院宅，都是请医生上门出诊。四川总督率先将患有下鄂坏死的侄女送来求医，打破了这一传统。每次这位显赫的女士来牙医诊所时，总是跟着一大批仆人、护卫。但从此女病人上牙科诊所就不足为奇了。

三年后，教会对林则的勤劳及热心十分赞许，因此立准林则所请——在四圣祠礼拜堂左侧，为他建筑一所独立的牙症医院。


牙症医院墙壁上有一幅令人捧腹的“护齿广告”：一个面黄肌瘦的四川老财，手捧饭碗，开口大笑，露出口中唯一的一颗蛀牙。这幅“无齿之图”，让围观者感受到自己牙齿松动的恐惧。


当时中国缺少专门的牙科医生。如果按同时的美国芝加哥每千人中有一牙医为标准，则中国所需牙医在数百万，所需牙症医院也在数万。但在数十万人口的成都，惟有林则一个牙医。他感到孤单难支。


1910年华大成立后，林则与华大校董会商酌，希望在大学开展牙科教育，培养牙医生人才。1917年，华大建立牙科系，林则任系主任。1917年发展为牙学院，林则任院长。1927年，牙学院又扩为医牙学院。


牙医学科也吸引了许多女生。这些女牙医比男医生更温柔，更受病人欢迎，一个病人说：“看到女医生美丽的眼睛，我的牙齿哪怕被拔掉时也不怎么疼”。


三十多年间，老华大的医牙学院人才辈出。蒋介石的御用医生熊丸在华西协和大学就读过一年，练就一口流利英文，后来在同济医学院毕业。他为蒋介石私人服务30多年。毛泽东的御用医生李志绥也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为毛泽东私人服务20多年。中国现代两大政治领袖的私人医生，均有华西协和大学的印记，可见华大的造诣及影响。


1950年，因政治环境变化，66岁的林则告别华大，返回加拿大。这时，他在华服务时间已达43年，被誉为“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


1968年，国际口腔医学界颇有名望的安大略牙医协会在年会上授予林则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词中说：“此人从不宣扬自己做过什么，要做什么，能做什么。但只要责任召唤，他就会以勇气、决心和罕见的睿智担起责任，然后毫不做作退居幕后，安宁而享受。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
注：本文开篇插图为启尔德夫妇与他们的中文老师，摄于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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