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锦昌


一、电视辩论之后


自从佔中演变成佔钟、佔铜、佔旺甚至佔尖之后，至前天（十月廿一日）已廿四天，刚好与台湾反服贸学生佔领立法院的太阳花学运看齐。一度被政府方面叫停的会面，终于在电视的画面上出现。政府官员与学联代表的五位学生，身份、地位、年龄及政治影响力均差了一大截，但是，学生的表现却一点不输给久经训练的政务官。这一场辩论，彷似之前特首选战中梁家杰与曾荫权的电视辩论，或者余若薇与曾荫权论政改的电视辩论。必输的一方没有心理包袱，反而心无挂碍，愈战愈勇，与必胜的一方守住阵地，不输当赢的心态，截然不同。香港人经过这一次公民教育课，公民质素又再提升，政府官员要向市民交待的民主社会信念再一次被确认。另一方面，香港大学生的质素叫人眼前一亮。他们不但「好打得」，也沉得住气，经过二十多天「瞓街」、警察的催泪弹（恕不从众叫「催泪烟」）、胡椒喷雾、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特首寸步不让而天天把清场挂在口边的恫吓，仍能坐下来慢慢与政府官员讲道理，的确值得讚赏。如果要我给分的话，学生肯定胜出，而且赢得十分漂亮。




二、讲道理的学生与不讲道理的政府


学生这边的道理十分清楚，二○一七年若要实行特首普选，为甚么不能用最民主的方式，就是公民提名？如果《基本法》不容许，为甚么不能改？如果人大常委八月卅一日的决议不容许，为甚么不能改？香港政府官员做过甚么去为香港争取？


香港政府官员的回答很简单，不容许就是不容许。说甚么《基本法》是庄严的，人大常委决定经过深思熟虑，已考虑各种因素，其实只有一个不是理由的理由──权在我手，不给就是不给，不用讲甚么道理。


学生和许多人也指出，首三届特首选举，八份一提委已可提名一个候选人，特首候选人的可能人数也比两、三个多，为甚么今天变成了过半数提委机构提名才有效？为甚么特首候选人只限两、三个？这不是倒退是甚么？对，有票胜过无票。但如果没选择的话，有票与无票其实并无分别。其唯一分别可能只是没选择的普选令当选者可以往自己脸上贴金，说自己得到人民的爱戴和支持而当选，如北韩国家领袖一般。香港资讯发达，新闻自由仍由不少新闻工作者撑着，一般市民还是可以分辨真假的。鹿不会算是马的一种吧？


三、权力的运用与制约


政府有合法的权力在手，藉执法人员控制场面和维持秩序，但过度的暴力会影响市民对政府和权力机构的信任，握杀公民社会的成长与成熟。公民自由集会、结社、表达自身看法的行动，不应受到不合理的限制，这是民主社会均有的共识。如果法律中有一些严重影响公民权利的条文，政府不应以之对付示威者，而应衡量公民的诉求是否合理以作合适的应对。九月廿八日警队在无警告下施放胡椒喷雾及催泪弹，令许多学生及市民均十分愤怒和失望，以为自己活在极权统治之下。而警员在这二十多天裡曾以武力对付和平的示威者，曾对反佔中人士向和平示威者施以暴力时袖手旁观，都给市民留下很坏的印象。香港警队一向政治中立，以服务市民、打击罪恶为最重要责任，这趟因捲入政治事件而失分不少。


有权力的，更应具备僕人服务的心态，才会得到人民的信任。


四、学生运动的成与败


由九月廿二日学生罢课，九月廿八日戴耀廷号召提前佔中开始，这个学生加上市民的运动，在香港人中间有褒有贬，也有评论认为各方皆输，香港更输得最厉害。这场学生加上市民要求真普选的运动结果怎样结束，到现在也没有人知道。但是，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比较确定的：


（1）这场运动成功的聚焦议题


双普选看来十分简单，但要详细讲的话也十分複杂，单单提名委员会的组成和界别划分已经令人难以消化。聚焦特首普选及其中的提名权、参选权及被选权，令人较易掌握和理解，也较容易进行讨论，比较不同方桉的分别等。


（2）这场运动成功的呼唤年轻人参与


这场运动的参加者大部份是年轻人，四十岁以下，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十分多。（参《明报》2014年10月20日A3版报道）他们以现代科技互相影响，构成网络，组织行动，成为了一股香港社会不可忽视的力量。


（3）这场运动成功的坚持和平原则


二十多天的佔领运动，分散在几个地区，时间之长及范围之大令号召者难以兼顾。不论运动的号召者及佔领行动的参与者，均清楚地说无法完全控制运动的方向。但是，九二八金钟政府总部示威者以雨伞抵挡催泪弹，以高举双手面对胡椒喷雾，已深刻印在市民的心中。不少参与运动的学生一直尽力阻止任何示威者以武力对抗，坚守和平原则，大体上也令运动成功的传达和平、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运动精神，也得到愈来愈多市民的支持。（参《明报》2014年10月23日A2版报道）

练乙铮先生曾评论这场运动不一定有成果但已成功，我十分同意。新一代的年轻人，不会再像上一代般被动的接受历史赋予的命运，他们要全身全心的参与，创造香港社会的未来。


五、教会的立场


对于这场公民不服从运动，教会人士从去年已有讨论，从一开始到今天也未有共识，有赞成，也有反对。双方也未有说服对方。运动发展到今日，有教会在事情将要发生前组织义务法律、医疗及牧养的服务，提供给自己教会的会友或扩展至所有运动的参加者，一如战地上的红十字会或无国界医生，不选择政治立场但委身服务。有牧者及信徒参与了佔领行动，但数目难以估计，因为全都是以个人身份，就算有信仰精神的支持，也不是教会组织的行动。有牧者走到佔领者和警察中间，试图阻止冲突的发生，一如张超雄、毛孟静所做的，没选立场但冒险当和平使者，可能双方都不接受但希望产生实质的作用。有牧者及基督徒组织了现场的牧养服务，让佔领者无分宗教信仰可以有诉心声的对象，一如教会平日所做的，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有教堂在九二八及之后几天开放给任何需要休息、补充体力和平伏情绪的人，传承旧约逃城的传统，为有需要者无差别的提供援助，救急扶危。运动如守得住和平的原则，如果是由爱香港的心出发，而不是出于仇恨，还是会得到不少市民和教会同情的。爱与和平从来都是基督信仰宣扬的精神，而教会并无其运用的专利。


教会不是政治组织，亦不应有任何政治野心及利益。但是，基督信仰关心社会，关心社会裡的每一个人，盼望社会是朝向仁爱、公义、和平、具参与性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而每个人也可享受上主所赐丰盛的生命。基督徒在政见、政治事件中的分析、取态和参与或许有不同，但其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时代论坛时代讲场，2014.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