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亚峰
一、中国教会的十字架事件与十字架神学
（一）浙江十字架事件中的多重悖论
1.人的面子与神的荣耀
2.有形的十字架和无形的十字架
3.恩典下的自由与公民权利
（二）十字架事件之神学反思的必要性
二、十字架神学的三个来源
（一）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1.十字架神学是启示的神学
2. 十字架的上帝是苦弱的上帝、虚己和倒空的上帝
3.十字架是上帝的背，十字架的上帝是自隐的上帝
4.十字架神学是面向未来的末世论
（二）改革宗神学关于十字架的理解
（三）中国教会重视属灵生命的十字架道路
三、十字架神学与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
（一）十字架道路是与十字架神学相通的宝贵属灵传统
1.重视生命经历
2.崇尚心的破碎
3.强调为主受苦
（二）十字架道路的不足
1.忽视基督的复活及荣耀得胜
2.忽视系统神学与公共神学
四、恩典中国与十字架神学
（一）中国需要十字架的恩典
1.从宣教中国到恩典中国
2.十字架神学对于中国变易之道的更新
（二）十字架神学是关乎基督的恩典神学
1.钉死的基督与复活的基督
3.荣耀的基督体现为内住的基督和与主联合
（三）十字架神学的悖论性与辩证性
（四）十字架神学对于恩典中国的益处
1.促进家庭教会的神学建设
2.经历基督的钉死与复活是圣局中的死活题
一、中国教会的十字架事件与十字架神学
2014年浙江省尤其是温州地区，发生了大规模的基督教堂及十字架被拆掉事件。这一事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评论。本文意在从十字架神学的角度反思十字架事件的意义，探讨十字架事件引发的中国教会神学建设、教牧门训体系的更新等问题。
（一）浙江十字架事件中的多重悖论
十字架事件对于复兴中的中国教会而言，是一个充满多重悖论的事件。其中交织的合法与非法、人的面子与上帝的荣耀、有形与无形的十字架、恩典下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家庭与三自、政治与宗教、政教关系与灵性危机、宗教逼迫与福音复兴等关系，对于中国教会的既有神学观念和认知模式构成了重大挑战。
1.人的面子与神的荣耀
合法与非法、人的面子与上帝的荣耀的悖论，把温州以及浙江教会在持续复兴中潜藏的世俗化所导致的灵性危机问题浮出水面。路德所批判的荣耀神学已成为一些教会的痼疾，构成一些教会未熟先烂的根本威胁。
2.有形的十字架和无形的十字架
在十字架事件过程中，有形教产的损失，与对于无形十字架的内在向往二者形成了极大的张力。
3.恩典下的自由与公民权利
由中国教会在十字架事件中的依法维权问题，引出两种自由：恩典之下的自由，与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关系问题，这两种自由的界限何在？公共关怀如何不沦为社会福音？在当下公共领域的基督徒普遍属灵根基尚待稳固的背景下，转型中的中国教会如何处理雅典与耶路撒冷的张力，关乎中国教会公共神学的建设，值得认真对待。
（二）十字架事件之神学反思的必要性
十字架事件已成为中国教会走向的重大教会事件和公共事件。对于十字架事件以及十字架的意义等神学反思应影响到中国教会神学建设、教牧门训体系的完善、政教关系的模式等方方面面。
在中国教会以及基督教思想界，关于“十字架”的概念，已经有多位牧者或学者提出相关的命题或概念，如王峙军牧师举办的中国福音大会，以“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赵晓教授在提出“有教堂的市场经济”概念之后，提出了“有十字架的变革”[1]的命题。王晓光牧师发展了“十架神学”，并提出了十架神学的四项原则。本文作者则提出了“十字架的中道”[2]概念。十字架神学探讨的深入可能会成为中国教会的祝福。
二、十字架神学的三个来源
本文所说的十字架神学是三个进路的综合，即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加尔文以及改革宗思想家关于十字架的神学思考；以及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其中蕴含的十字架神学。
十字架的知识形式是三位一体教义，使徒保罗是十字架神学的奠基者，十字架神学的根本是上帝的恩典。十字架神学家包括亚他那修、奥古斯丁、中古密契主义者、马丁·路德等典范，中国教会则以十字架道路走出了十字架神学的生命见证。
（一）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路德神学的论证路径的主题词有十字架、恩典、基督、圣经，救赎等。路德是在生命焦虑或属灵挣扎（Anfechtung）中探索出“十字架神学”(theologia crucis)的，在路德看来，神学是寻求生命意义的一生中，经历挣扎、斗争和胜过试炼的过程。路德说，“并非理解、读书或者推理造就了神学家，而是生存，甚至是死亡和诅咒造就了神学家。”[3]十字架神学透过矛盾的方式，从上帝隐藏自己的地方，即苦难和十字架之中来认识神。
路德区分了十字架神学与荣耀神学(theologia gloriae)，这是两种认识神的研究方式：荣耀神学家认为神能力、智慧与美善的荣耀都显明在创造之工上；而十字架神学家所理解的，是隐藏在十字架之痛苦与羞辱之下的神。十字架是基督拯救工作的焦点，是一切神学的根基与中心。整个神学就是十字架神学，是神自我启示的焦点，因此也是一切真神学的根基与中心。十字架本身就是十字架神学的方法论。
在教牧实践中，十字架神学强调基督的虚己与受苦相当于罪人的虚己与受苦，只有经历属灵挣扎，经历被打倒的谦卑罪人才能认识神。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是其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
1.十字架神学是启示的神学
十字架神学是一种启示的神学，也是所有神学的根源与中心。上帝启示的核心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类在十字架上见到的软弱、羞辱中发现了上帝，透过信仰的眼光我们见著了上帝的能力、荣耀、爱，就在上帝看来似乎缺席之处，上帝却全然启示了自己。所以路德说：唯独十字架是我们的神学。
2. 十字架的上帝是苦弱的上帝、虚己和倒空的上帝
十字架神学所理解的上帝不是他的荣耀，而是隐藏在十字架的痛苦与羞辱之下的上帝。十字架上的上帝在人所不堪忍受的耻辱、贫穷、受苦和死亡中启示他的神性。人在十字架面前只有谦卑静默，承认自己的不堪与一无是处，才能真心接受这位拯救者上帝。[4]“20.然而那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上帝外显之事物的人，就配称为神学家。”[5]神的大能在十字架的软弱当中被启示出来。
3.十字架是上帝的背，十字架的上帝是自隐的上帝
马丁·路德说，十字架就是神的背[6]。路德采用辩证思考的方法，来处理许多二元的神学主题。所谓上帝的隐藏是上帝的启示之一种述词，上帝隐藏在他的启示里，启示在他的隐藏里。[7]
“十字架神学是信仰的神学，信仰的神学就是试探神学。”[8]上帝在软弱中显出伟大，在卑微中表现荣耀，活着却又为死而献身。[9]一个基督徒对他自己而言也是隐没不现的，他看不见自己的神圣和品德，除了卑鄙和邪恶之外一无所有。[10]
4.十字架神学是面向未来的末世论
十字架是精神的暗夜，经历十字架就是经历心灵的暗夜。路德认为，有三道光，即自然之光、恩典之光和荣耀之光。[11]在自然之光和恩典之光中无法理解的，在上帝的荣耀之光中即可明了。由此这是一种末世论的维度。
十字架神学有两个要害，第一是宝血，第二是与基督同死。路德从奥古斯丁、保罗的神学，以及十字架的愚拙此一逆理性真理中发现上帝的义与基督救赎的奥秘，透过十字架的真理他更深体会因信称义的实在意义。[12]
（二）改革宗神学关于十字架的理解
改革宗借着重建使徒教会的圣经模式的期望而诞生。莫尔特曼认为，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是以救赎论的意图从根本处来发展道成肉身的教义。就此而言，路德神学与加尔文的改革宗神学关于十字架的理解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十字架的根本是唯独基督。加尔文说，背负十字架比舍己更难。[13]加尔文认为，十字架使我们顺从、谦虚、有盼望，十字架教导我们顺服、使我们受管教、令我们悔改。而逼迫带给我们属灵的喜乐。
（三）中国教会重视属灵生命的十字架道路
中国老一辈家庭教会领袖，秉持着为主背十架的心志，在严酷的逼迫环境中，以身作则见证了十字架神学的精神。这种背负十字架跟随基督的精神，已成为中国教会宝贵的属灵传统，直到今天还激励着很多基督徒的信心。中国家庭教会以十字架神学的精神指导教牧实践，探索出以背十架跟从主的精神指导门徒训练的路径。十字架的生命道路对中国教会实践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王晓光牧师提出“十架神学”，其基于《哥林多前书》提出十架神学的四个原则即圣经真理、除旧增新、神人结合、基督之爱，可以归结为两个大原则，一是真理原则，二是生命原则。王晓光牧师的十架神学，可以看作是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提升为十字架神学的重要理论努力。
三、十字架神学与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
（一）十字架道路是与十字架神学相通的宝贵属灵传统
中国家庭教会走出来背负十字架的道路，重视生命经历、崇尚心的破碎、强调为主受苦，这是两百年新教教会在凄风苦雨中历练出的与十字架神学的精神相通的宝贵属灵传统。十字架道路是十字架神学的生命见证，这在普世教会皆深受世俗化侵扰的大背景下，是中国教会得以持续复兴的属灵根基。
1.重视生命经历
重视生命经历可看作是中国教会的根本气质。这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皆重体悟、修身养性、变化气质有很大的关系。重视生命经历是基督信仰在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中生根建造的重要标志。
2.崇尚心的破碎
崇尚心的破碎以倪柝声的属灵神学为代表。其“魂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一文及《属灵人》一书塑造了中国教会几代基督徒和教会领袖的生命气质，倪柝声神学的巨大影响力在于其属灵神学把握了中国文化为心的文化的根本特征（徐复观语），而创造性引入奥秘派神学，形成了倪氏的圣经心理学。而在改革宗神学兴起之后，倪柝声弟兄的圣经心理学并未得到公允而严谨的对待。恰当整理倪柝声的属灵神学，关乎既继承中国教会的生命传统，又顺利实现神学的更新。就当下中国教会的属灵光景及神学现状而言，并不乐观。
3.强调为主受苦
中国教会的教导强调为主受苦，乃至于中国本土的赞美诗具有一种忧伤和忧患的气质，这从赵西门的诗歌“凄风苦雨”里，到当下广为传唱的“迦南诗选”中皆可感受到。中国教会自觉地与使徒时期的教会比较，效法众使徒的榜样，使中国教会具有一种与欧美现代性风潮风格迥异的初代教会的气质。
（二）十字架道路的不足
在基督的十字架上上帝启示了自己，十字架神学在根本上依靠神救赎的恩典[14]。所以，十字架神学不是简单意义的传统家庭教会的受苦神学。
1.忽视基督的复活及荣耀得胜
强调为主受苦，重视钉死的基督，容易在解经上忽视了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降卑，容易忽视基督复活所带来的得胜。这在传统家庭教会中，容易使教会形成自我边缘化的意识。事实上，中国教会无论是自我边缘化，还是主流化，都是不符合圣经真理的看法，而是教会应站在上帝吩咐的、当站的地方。
2.忽视系统神学与公共神学
十字架道路的三个核心要素是受苦、对付与破碎、谦卑。其关注的核心是意志和情感，对于属灵的知识、神学认知等较为陌生，隐含了反智论的倾向。中国教会长期以来反神学、反公共关怀，与十字架道路的内在局限有很大关系。所以，对于十字架道路既不能简单否定，也不能偶像化，而应以十字架神学更新之。
四、恩典中国与十字架神学
（一）中国需要十字架的恩典
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中国，是一个在深重罪孽的苦难当中伤痕累累的中国。当上帝的恩典临到中国时，必然会爆发出巨大的福音动力。中国需要十字架的恩典，需要领受上帝恩典的中国。什么是恩典中国？圣局在中国，就是恩典中国，而恩典中国就是罪蒙赦免的中国，就是有爱的中国、公义的中国，就是生命被福音更新的中国[15]。而十字架神学奠基于恩典，是恩典的核心内容，从而构成恩典中国的精神基础。
1.从宣教中国到恩典中国
异象是从上帝而来的图像或图景，近几十年影响中国教会的主要异象有宣教中国、赵天恩牧师提出的三化、远志明牧师提出的神州异象，这些异象具有鲜明的国度性特征[16]。由福音派神学及洛桑大会所启发的华福运动自1976年推行以来[17]，宣教中国的异象被全球华人教会广泛接纳。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更是经历了1978年以来的爆炸式增长，中国教会在量与质都极大提升，乡村教会向城市教会的转型逐步深化。在新的处境中，从以宣教中国为中心转变为以恩典中国为中心，十分必要。
恩典中国相对于宣教中国而言，不仅仅是福音的广传，更是教会牧养和治理的深化，是救赎和恩典的福音深入中国人的灵魂，进而以福音的救赎和恩典推动中国人心灵秩序、公共秩序和以神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宇宙秩序的更新。在这个过程中，神学建设、教牧门训体系的建设，以及教会牧养治理体制的转型处于核心的地位。
恩典中国异象的内容包括灵修、公共与圣经神学并进的恩典神学，以及恩典中国为自由中国奠基的命题。恩典中国与自由中国的双生子即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在中国处境中的复杂互动，有深刻的奥古斯丁神学的影响。以奥古斯丁等教父神学为中心整合路德神学与加尔文神学，为恩典中国基本的神学思想原则。灵修神学、公共神学与圣经神学并进的新内圣外王之道，以基督徒人格为主线，以奥古斯丁的人格三一（知情意）与神圣三一的关系为基础。而基督徒人格的建造，以经历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钉死与复活，和内在与荣耀的基督，为生命成长的核心内容。由此，恩典中国的神学，不能不是中国家庭教会十字架道路见证的生命神学，不能不是从保罗、奥古斯丁、亚他那修到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2.十字架神学对于中国变易之道的更新
十字架神学与中国变化、变易思想的关系值得深思[18]，易有三层含义，即不易、变易和简易，十字架神学属于不变之道，却需要在变化的挣扎和冲突，以及罪恶的深渊和恩典的高山之间的张力中去体会。莫尔特曼说，十字架的神学是争战的实践教理[19]。
十字架神学对于中国变易思想更新的要义之一在于恩典之约的引入，恩典中国奠基于恩典之约。路德的十字架神学的重要启发之一是中古神学的契约（pactum）概念。改革宗的国际性奠基于神圣拣选和恩典之约两个观念之上。神学认识论把主权概念契约化，弗兰姆认为，“主权是一个契约的概念”，可以把“神的主权定义为契约的头”[20]。超然性意味着契约的元首地位，内住性是神的契约介入他子民之中。神的超然性关乎权柄和掌管的观念，神的内住性可表述为契约的联结。主权可表述为掌管、权威、位格化的同在三个主权属性[21]。
中国文化当下面临被污染的自然，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已经山穷水尽，需要自由自然和恩典自然的并建。现代性就是从恩典自然到自由自然。
十字架的中道的核心内容之一包括加尔文的基督论，即人的败坏与基督的救赎关乎什么是人，认识自己与认识上帝的互动；先知、祭司与君王体系的建设是基督教文化更新中国文化之道统、政统与学统的关键步骤；神人二性关乎钉死的基督、复活的基督与荣耀的基督；律法与福音关乎道德、法治与福音的关系；基督的降卑与升高关乎对于民族主义的自卑与自大的福音诊治。
（二）十字架神学是关乎基督的恩典神学
十字架神学奠基于耶稣基督的恩典。奥古斯丁认为，耶稣基督“他通过身体的显现传播神圣的福音书，受难、死亡、复活，靠受难表明，怎样才能坚持真理；靠复活表明，我们应该希望在永恒中发生什么。”[22]宗教改革是奥古斯丁的恩典论最终胜过奥古斯丁的教会论而已。[23]
恩典指人类不配得与非赚取的神圣恩宠。[24]恩典具有位格性、实在性、免费性。恩典是与主的关系，恩典是应许。称义是以教义的方式谈论恩典，加尔文则以预定或拣选讨论恩典。[25]加尔文对恩典教义的主要贡献，是其采取严格的逻辑进路[26]。
1.钉死的基督与复活的基督
钉死与复活是基督徒人格的死活题。强调经历钉死的基督和复活的基督，应是十字架神学的奠基性内容。
3.荣耀的基督体现为内住的基督和与主联合
在信心与顺服之后，基督徒生命所要经历的乃是与基督的合一，这就是内住的基督。内住的基督是真正荣耀的基督。
（三）十字架神学的悖论性与辩证性
路德认为，福音是似非而是的。十字架神学是在属灵挣扎的悖论中成长出来的，悖论性与辩证性是其核心特征。加尔文说，正如道成肉身是对立的复合（complexio oppositorum）的典型实例，上帝与人类的关系也处处体现这种相同的模式。[27]加尔文诉诸以基督论为基础的公式，就是观念可以区分但不可分割。[28]
依照巴尔塔萨的洞见，“耶稣基督的悲剧之所以压倒希腊悲剧和犹太悲剧，就是因为他把这两种悲剧毕其功于一身。”[29]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没有消解生存矛盾，而是进入到罪之夜的尽头，下降到深渊的底层。在道成肉身之中，上帝的全能在存在上只能通过苦弱和无能表现出来。在十字架事件之中，死亡成为永恒的复活。信仰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追随，而成功的追随只能是十字架上的追随。教会永远也不能成为包罗万象的综合因素，因为他是生存悲剧的根本冲突。教会必须正视神之黑暗，因为一切光明和最终得救都依靠神之黑暗。
在齐克果看来，辩证过程的终点是悖论，“基督信仰的辩证性将从而是那样一种辩证方法，即彼此面对的两极彼此激烈反对，无尽地冲突。”[30]
由于神学的辨证性和悖论性在中国教会的神学探讨中被忽视或缩减，致使属灵生命成长的冲突、挣扎、焦虑、悖论被忽视，中国的基督徒人格具有很强的面具性、表演性，使真正的基督徒人格难以确立，这是中国基督徒生命见证不足的根源，已成为中国教会牧养和治理的一大痼疾。而要对治这一痼疾，就需要从方法论上回归十字架神学的悖论性和辨证性，且对于基督信仰在罪恶的深渊与上帝公义之高山之间的属灵挣扎有更为深刻的体会，并在复杂而充满张力的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处境中坚立基督徒人格、见证基督徒伦理。
（四）十字架神学对于恩典中国的益处
1.促进家庭教会的神学建设
如把中国教会的处境与普世教会史的宗教改革时期、基督教的希腊化时期比较，中国教会更类似于公元后五个世纪两希文明会通的时期[31]，但宗教改革时期的问题意识对于中国教会有重大启发。
中国教会的神学突破，十字架神学可能是一个契机。中国教会的突破，取决于神学建设、牧养门训体系，以及教会治理与组织架构的进一步成熟。在学院神学的“汉语神学”运动之后，家庭教会的“中华神学”运动是可期的，也是必要的。在两个方向上超越学院神学是当有的使命，即以圣经神学对于易学的更新与重建回应基督教文明与中华文明会通的挑战；以中华神学的建设深化汉语神学的努力。
可将中国教会面临的复杂处境，与宗教改革时期做一简要比较。路德面临的复杂处境包括人文主义、经院哲学，以及埃克哈特、陶乐为代表的灵修传统等，路德宗教改革思想有三个来源，即人文主义、唯名论的经院哲学，以及新奥古斯丁学派的影响。[32]其十字架神学的突破（麦格拉思语）的重要任务在于走出新路派的伯拉纠主义倾向，回归奥古斯丁的恩典论教义。
中国教会需要面对真正重要的神学问题。宗教改革时期改教家关注的核心神学问题有：称义、预定、圣经、圣礼、教会。称义问题仍然重要，所谓三自爱的神学的中心就是在称义问题上的错谬。而基于亚里士多德逻辑演绎的预定论在中国教会中并不具有当下所推崇的重要地位[33]。相对而言，恩典较之主权或预定更合乎奥古斯丁神学恩典论的根本。若基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历程，对中国大陆家庭教会的转型前景做一整体评估，则恩典神学的影响会日趋扩大，[34]恩典博士奥古斯丁应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恩典论与功德论的张力随着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深入碰撞会更为尖锐而深刻；教会与国家、教会与政治、法律的关系日趋成为关键领域，信义宗与改革宗的两国论与奥古斯丁的两城论的复杂互动在中国处境中可能促成对于政教分离原则的深度反思，进而可能引发政教关系新范式的深入讨论。[35]
加尔文关注的核心即教会建造问题对于中国教会可有深思之处。恩典中国的更新包括道德更新，与教义申述，这两点都关乎如何恰当处理中国家庭教会属灵传统与改革宗神学的关系问题，这必须在十字架神学的传统之中才能有效化解二者的张力，从而推动城市教会属灵根基的稳固，以及乡村教会的持续转型，使得改革宗神学运动与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恰当融合。
2.经历基督的钉死与复活是圣局中的死活题
十字架事件以及十字架神学对于中国教会的意义之一是，其促使我们思考，中国教会如何避免基督徒的生命失去见证、对社会及文化缺乏影响力而导致的昙花一现的量的复兴？[36]
面对世俗化的冲击，中国教会需要对十字架神学有深刻的理解。路德认为，十字架神学可以防止人们“用最坏的方式去使用最好的东西”。[37]而中国教会的神学，必然是十字架神学，是恩典神学。若没有经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及他的复活，一切关于中国教会的愿景都是空中楼阁。十字架神学对于当下的中国教会而言，是基督徒人格经历十字架上的钉死与复活的死活题操练；是旷野神学，而非城门神学；是沙漠智慧的熬炼，而非自己荣耀的寻求。
就如路德在属灵挣扎中成长为十字架神学家，中国的十字架神学的成长，也需要基督徒在中国教会世俗化与逼迫并行的复杂处境中，经历死、生，与羞辱、患难，而非靠其理解能力、阅读与思辩。
中国教会转型要以十字架神学为根基。十字架神学，在推动牧者领袖、国度性工人的产生和国度性异象的传递方面，要发挥应有的作用。恩典中国与十字架神学，是关乎中国教会转型的方向性思考，需要持续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从而预备中国教会的更大复兴的来临。
* 之一是“经旷野、沙漠智慧与恩典中国”，http://www.holymountaincn.com/bb ... &extra=page%3D1。
#中福圣山研究所所长。
[1] 赵晓：“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http://www.holymountaincn.com/bb ... &extra=page%3D2。
[2] 十字架与中道二者如何综会之？中道为什么必须、且怎样经历十字架的更新？作者将在“恩典中国与十字架的中道”一文中详细探讨。
[3] 转引自蒂莫西·乔治：《改教家的神学思想》，第47页，王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4] 刘锦昌：“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5] 马丁·路德：“海德堡辩论”之“神学论纲”，载《路德文集》第一卷，第40页，雷雨田、刘行仕译，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
[6] 卡尔•楚曼：“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唐兴译、何当校，《教会》杂志2009年9月总第19期。
[7] 张主藤：《十字架受苦的现代意义与教牧辅导基础》，台湾神学院硕士论文。
[8] 保罗·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第28页，段琦、孙善玲译，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
[9] 同上，第29页。
[10] 路德语大意，转引自上引阿尔托依兹书，第31页。
[11] 前注3蒂莫西·乔治书，第61页。
[12] 刘锦昌：“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13] 加尔文：《基督徒生活手册》第三章。
[14] 刘锦昌：“路德的十字架神学”。
[15] 拙文：“经旷野、沙漠智慧与恩典中国”。
[16] 可参考拙文：“异象、圣局与战略”，http://www.holymountaincn.com/ar ... o/20090529/510.html。
[17] 关于华福运动，可参考“世界华人福音运动简介”，http://www.cccowe.org/content.php?id=about_cccowe_movement_brief。
[18] 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代重版序，耿昇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19] 转引自注7张主藤文。
[20] 弗兰姆：《神学认识论》第一章，陈德中、孙为鲲译，美国中华展望2011年版。
[21] 同上。
[22] 奥古斯丁：《上帝之城》下册，第112页，吴飞译，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23] 华菲尔德语，转引自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137页，蔡锦图、陈佐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4] 同上注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98-99页。
[25] 同上，第125页。
[26] 同上，第131页。
[27] 阿利斯特·麦格拉思：《加尔文传——现代西方文化的塑造者》，第152页，甘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
[28] 同上，第184页。
[29] 巴尔塔萨：《神学美学导论》，第166页，曹卫东、刁承俊译，三联书店2002年版。
[30] 转引自Terry L. Cross, Dialectic in Karl Barth's doctrine of God, p.43, Peter Lang Publishing, 2001.
[31] 故哈纳克的基督教的希腊化命题值得基督性与中华性关系的讨论借鉴，而教父神学对于中国教会的神学建设具有奠基性的启发意义。
[32] Alister E. McGrath,Luther's Theology of the Cross: Martin Luther's Theological Breakthrough, pp.9-124,Wiley-Blackwell,2011.
[33] 预定论乃是加尔文主义基于区别于路德宗的需要，而对加尔文的思想所做的体系化努力。参考麦格拉思：《宗教改革运动思潮》第七章“预定的教义”。
[34] “恩典中国”异象的提出，以及2014年香港恩典城市大会的召开是这一大潮可能来临的两个例子。
[35] 处理政治与宗教关系有几个模式：奥古斯丁的两城论、路德的两国论、改革宗的两国论、政教分离或政教分立论、新加尔文主义的主权领域论。是否可能有一种政教互动论的新模式？奥古斯丁的两城论，与政教互动论是怎样的关系？政教互动论从两城论可吸收些什么？政教互动论又怎样承继加尔文和路德的两国论思想？这些问题特别值得深入探讨。
[36] 这一问题受到方晓均牧师的启发，特此致谢。
[37] 路德：“海德堡辩论”第24条，见阿尔托依兹《马丁·路德的神学》，第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