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国崛起”
余英时：“大国崛起”作为一个概念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好像说，整个世界永远是被几个“大国”管制，“大国”此起彼落是世界舞台上唯一值得注意的事，一切“小国”都微不足道，只有听“大国”支配的分。这恐怕不是未来世界秩序的唯一表现方式，更不必说合理的、公平的方式了。
如果“大国崛起”的潜台词是“中国崛起”，那么问题更大，使人感觉到中国要取西方大国的“霸权”而代之。中国原有的“大同”观念，重点在“仁道”不在“霸道”。这一点希望有人展开讨论。
下个世纪是中国？
余英时：我不同意“下个世纪是中国”这样的提法，其理由与我不赞成“大国崛起”、“中国崛起”这样的提法基本相同。但并不表示我不希望中国在下个世纪变成一个富足、健康、公平、合理、文明……的国家。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还有日本，似乎不可能忽然都停滞不动，等着中国超过它们。以文化、学术、艺术、内部秩序的安排等等而言，现有的先进各国都有很深厚的基础，不是短期内便能完全赶得上，更不必说超过了。如果因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很快，便作此豪言壮语，则难免“暴发户”之嫌。
我们还要深入分析一下目前经济成长的背后是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是中国的科技、生产力已超过了西方各国？是中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秩序上比西方更先进了？是中国的人文研究、一般文化教育和艺术成就已高于西方？这些问题似乎不能不先认真讨论讨论。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
余英时：从历史角度观察，我对于中国前途既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冷眼旁观，看中国究竟要走向何处去。中国的前途首先在于能不能在经济快速成长的情形下，在国内建立一个公平、合理、和而不同的整体秩序。
中国前途最重要的便寄托在制度更新、文化创造等等动向之上。“内”是本，是体，“外”是末，是用。汉唐之所以成为盛世，成为“大国”，首先因为有了“文景之治”、“贞观、开元之治”。这是先将中国内部事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政治、经济、教育等制度都先安排好了，然后才有汉武帝的开边、唐太宗成为东亚的“天可汗”。但这已是过去的历史，无法照抄。
以西方“大国”言，英美都是在宪政、法治、科学革命、思想创新等等方面奠定坚实的基础，然后才能向外扩张。美国过去长期顾内不向外，所以有“门罗主义”，威尔逊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伸向国际事务，很快便遭到国内的反对，因而有“中立法”，不得对外开启战端，也不能插手其他国家的战争纠纷。罗斯福眼看英国可能被希特勒击溃，也无法援助。如果不是珍珠港被袭，第二次大战也无法出现。二战之后，美国是被形势所逼而成为世界两大“霸权”之一的。这是值得好好研究的。
如何看待民族主义？
余英时：美国这几十年种族歧视的观念变化很大。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的时候，常常听说白种人不肯租房子或卖房子给有色人种。但今天已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这是因为黑人的民权运动已在法律上取得真实的成就。歧视是违法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处境也在这一大运动下越来越好。个别白人也许偶然仍抱着种族偏见，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碰到这样的情况。
我在著作中并不特别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仅仅强调中国有自己的民族传统，不能完全抛弃掉，一切唯西方的马首是瞻。我又认为中国传统中有健康的部分，也有不健康的部分，不能一概论之。
中国对外来文化是比较开放的，佛教传入中国，终成中国的“三教”之一，便是明证。十六、十七世纪基督教士到中国来，他们传入了当时西方的天文历算，也很得到不少士大夫的尊敬。我觉得民族主义是在国家受侵略时期所必须提的，一旦没有外患，便不宜提倡高昂的民族激情。希特勒便是靠民族主义“崛起”的，其苦难已人人皆知。
我主张人人都认同自己的文化传统，但又必须同时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这样才能吸收别人的长处。如果采取极端的民族主义立场，那么中国便必须放弃一切源于西方的科学与技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在个人层次上，我主张中国人个个都有一种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但民族主义今天不能泛滥为大规模的、集体的“运动”。
知识分子肩负怎样的责任？
余英时：知识人在中国是从传统之“士”转变而来的，必然负有更大的使命。过去的“士”有特权，现代的知识人则没有特权，但仍有监督、批评各方面的责任。过去提倡“革命”的人主要来自知识人阶层，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今天不需要暴力革命，但社会必须改进。这个责任首先落在知识人身上。所以知识人不能再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心态面对巨大的权力和财富。扮演批评者的角色是最重要的。
其次是知识人必须各有专业，在学术领域中不断创新，提高中国的学术与文化水平。美国的乔姆斯基（Chompsky）在语言学上是一代大师，但它批评美国政府和政策，不留任何余地。我不一定赞同他的观点，但我很尊重他的批判精神。
余英时，原籍安徽潜山，生于中国天津。燕京大学历史系肄业。2006年荣获有“人文诺贝尔”之称的美国克鲁格奖。
来源：东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