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民主路:港人民主诉求的历史考察



10/01/2014

文 / 邢福增(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院长)






内地同学说:

内地在五毛煽动下很多人说『现在香港要直选是在美国操纵下的阴谋,在英国手下为什么不要求』,该如何回应?

按我对香港社会政治发展及历史的有限认识,我的看法是:



对,港人的确在英国殖民地时代没有要求普选港督。为什么?这跟香港这独特的殖民地有关。刘兆佳早年曾有很正确的分析,指出香港这殖民地的人口,不是原有殖民地人口上发展出来的,而是在不同时期从中国内地因政治及经济原因逃到香港避难或谋生的人。质言之,他们明知这是殖民地,仍愿意来到投奔到英国人的统治下,是因为中国的不稳定将他们推出去。到1949年后,中共的政治运动,更制造了百万以上的难民。对这些南下避秦的难民/移民而言,香港的殖民地虽然很 colonial,但仍比中共好。文革时期中国内地的动乱,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因此,这些难民/移民在香港,一方面满足于在港的生活(想想,比国内好多了),另方面,也对香港这殖民地没有归属感,心底里根本不以香港为家。结果,形成了他们非政治化的性格。他们没有反殖的意识,要从这个历史背景考虑。



随着战后土生土长一代成长,他们跟上一代不同,对香港有归属感,开始关注香港社会问题。这是七十年代开始香港学生运动的背景,但要留意的是,当时学运的口号是「放认关争」,即放眼世界,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争取权益。反映在本土社会认同的同时,也有对中国(祖国)的感情,中国与本土不是对立的。因此,学运及社运到80年代,即支持香港的回归。但他们又经过文革,部分从盲目认同的国粹派中醒觉,从认同到重新认识中国。他们对中国在文革后的改革开放寄予厚望,认为中共领导人痛定思痛,中共会认真汲取历史教训,长远带来社会及政治的开放及民主。因此,他们支持香港回归,却提出了民主回归的口号。他们对未来的一国两制,落实港人治港,有很大的期望。同时,也真心参与及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即使在八九六四后,仍是带着这种盼期望。他们支持香港民主回归中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实现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对港人的民主化承诺。

以上两点,让我们明白,为何香港人在英国殖民地时代没有争取普选,却在特区时代,对民主诉求有那么大的期望。港人的民主化诉求,反映出民主回归的梦想,以及对中央真诚落实一国两制的盼望。



这里,可再补充一点。香港的民主化诉求,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已经萌生。早在1981年,殖民地政府在港推行地方行政,引入区议会选举(委任及直选议席)的地方咨询制度,一般相信这是港督麦理浩在1979年访华后,得知中国要收回香港的部署。但1984年中英草签联合声明后,英方受制中方,拒绝民间要求1988年在立法局引入直选的诉求。中方明确反对英方加速香港民主化,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从英国方面考虑,他们希望藉民主化的改革,使其可以光荣地引退,藉此减少其将香港交给共产政权的负面名声。八九后,受反共、恐共情绪影响,末代港督彭定康大刀推行政改,即反映英国六四后对华政策的改变。然而,北京政府强烈反对,表明不接受政改,致使97回归前的末代立法局,不能「直通车」过渡,中方另起炉灶,成立临时立法会。港人经历了一次民主进程的倒退,但也理解,这是中英争拗及外交角力的结果。港人只得寄望,回归后,能按基本立逐步实现民主化。



1997年回归后,港人的民主化要求被中央以不同理由拖延。同时,回归后对特区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不满,民生问题背后,港人深切体会到香港政府对工商界的政策倾斜(即官商勾结),工商界成为既得利益者,对民主化改革充满忧虑。在六四后颁布的基本法,伏下了不少结构性的问题。如此,更强化了港人对政改的诉求,具体表现为立法会的功能组别存废,直选议席,以及特首的普选问题(双普选)。回归后的董建华、曾荫权的管治,在不同程度上将各种潜伏以久的问题突显出来。到梁振英上台,由于其个人管理作风,(还有中央在2003年后对港政策的大调整),激化更大的政治矛盾及对立,不到两年,进一步暴露了特区政府在行政、立法方面各种问题。撇除激进的民主派不谈,大多数温和民主派,仍期望争取八十年代便期望的民主政制,可以早日落勀实,藉此化解制度上的问题。人大常委承诺2017年特首普选,没想到最终却是政治筛选的所谓普选,引发当前的公民抗命运动及政治危机。当前对真普选的诉求,必须置于三十年的漫长争取路来理解。

因此,现在有人将特首选举制度跟英国港督作比较,认为即使按人大常委的框架选出特首,已比殖民地时代由英国差派港督为民主。这种比较,只是抽离了香港历史现实的歪理,也是对港人的一种侮辱。哀莫大于心死,正正因为港人真诚地相信民主回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才对回归后十多年仍未能落实民主普选而耿耿于怀。殖民地统治者不给予民主,反映出殖民主义在本质上的罪恶(香港历史港人没有出现反殖运动及民主诉求的原因,上文已作解释),令港人难以理解及接受的是,这种不信任港人、抗拒及恐惧民主的基因,何竟又存在于回归后的母体?回归后港人的民主化诉求,正如上文指出,既有客观的历史因素,也有主观的社会条件所促成。香港已具备成熟的条件实践民主,港人对是次人大常委的决定的失望情绪,不应无视,否则不仅对特区政府日后的管治带来更大的问题,更严重伤害港人(不仅是八十年代的民主回归派,或是八十后、九十后的青年人)对中央(以至中国)的感情。

将今天港人真诚地争取民主的意愿及诉求,抹黑或简化为外国(美国)势力的干预及反华阴谋,事实上是混淆视听,回避问题核心的做法。这种说法,完全经不起历史事实的考验,但却在国内充斥,影响了不少不熟悉香港历史及现况的人。更可悲的是,这种说法竟在香港也有市场。特匆匆草成本文作说明。




邢福增

2014年10月1日凌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