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伟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 助理教授）



在十九世纪左翼运动对基督教的攻讦中，教会常被视为建制的共犯，以来生虚妄的国度拐诱人心以让人苦熬现世阶级的压迫，而不图政治社会的改革以寻求根本的解放，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一语，正是这种宗教批判最绘声绘影的表达。在左翼人士看来，现代教会信誓旦旦地重申「政教分离」的信仰实践，本身就是麻醉人心的政治技俩，实质在传播一套保守的意识型态以合理化社会的不公义，用今天流行的表达，教会的宣讲正是对信徒的「洗脑」。如此，寻求政治社会的解放便必须批判宗教，左翼的宗教批判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行为，以直接解放人的意识为目标，甚至有更激进者，认为社会主义应消灭宗教以彻底摧毁这种保守政治意识型态的摇篮。

社会主义的宗教批判在二十世纪继续长足发展，德国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第二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考茨基(Karl Kautsky)，便拳拳服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以此解释基督教。在《基督教之基础》一书中，考茨基认为「原始基督教历史表现了好些与近代劳动者运动惊人的一致性」，它本是无产阶级发起的一场社会运动，是被压迫者的抗争，是贫穷人的宗教，追求公平分配、放弃私有产权、反对统治者的压迫，强调此世而非他世的解放。但早期基督教在发展过程中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出卖了其原始理想，拥护它曾经反对的，考茨基特别批判基督教以道德责任强化人奴隶的意识，例如在新约的书信中赤裸裸地对信徒进行「洗脑」，教导人作顺服的奴隶，诉诸宗教良知以让人对此安之若素、甘之如饴：「你们作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上帝，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彼前2:18-19; 西3:22; 提前6:1-2）。考茨基申明，当基督教宣扬这种奴隶福音的同时，也正是消灭被压迫者追寻自由的盼望。

面对工业革命以后急遽丕变的社会型态，外加社会主义思潮的诘难，西方教会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悉心毕力地参与社会的慈济事业，众多恤孤救弱的基督信仰群体纷至沓来，为港人熟悉的天主教明爱机构也是这种信仰响应时代的产物，它于1897年在德国南部的佛莱堡首先设立，百年间发展为振贫济乏的全球跨国组织。然而，教会在社会事业的努力，却无助于消减社会主义者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的猜嫌。神学家亦洞察出左翼宗教批判的尖锐性，进而激发他们进一步思考信仰和社会的关系。布特曼(Rudolf Bultmann)便认为早期教会服膺一种辩证的属灵观，强调不为外物奴役的自由，当保罗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他并不是贩卖一种不负责任的他世福报观念，反之，保罗在此指出了福音的现世大能，当内心为圣灵浇灌而彻底改变时，人享有一种无所待于物的自由，以至「凡事都能做」；相对而言，社会主义者非要剿除一切外在政治社会束缚才能获得的自由，便显得琐碎而失其环中了。特洛尔奇(Ernst Troeltsch)指出，早期教会的属灵观无疑带有明显的保守政治倾向，他称为基督教的父权主义：没有动力改变社会政治不合理的状况。但他同时表明这种信仰在西方历史中革命性之所在：视一切政治社会制度均是相对，需要置于基督教的理想及超越的准则下审视，进而推翻现有败坏的制度，卓立新的社会秩序。

几年前过身的英国晚期古典史家马库思(Robert Markus)，精研第四世纪以后欧洲的去世俗化(de-secularisation)，他指出教父奥古斯丁修道主义思想的精粹，有别于传统的禁欲主义，更多强调社群的生活，当修士进入修道院，放弃财富、婚姻、权力种种社会视为必然之物事时，他并非看身体物质为邪恶，而是宣告一种基督信仰的自由，自由地从社群的必然性中抽身而出，以爱、顺服、谦卑、服事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在修道生活中展示一种根植基督信仰的新社群型态，这种社群型态对二十一世纪惯于为物欲所吞噬的信徒肯定别具意义。马库思研究的发现正是特洛尔奇上述论点的脚注，特洛尔奇准确地看见，早期基督教看重「革心」过于「革命」，教会完全无意于任何社会改革，然而，这种纯然宗教性的信仰，却可以带来「革命性」的社会后果，为政治社会制度的改变带来深邃而持久的影响，而无需动辄诉诸「革命」。也许，这些卓越的神学研究提醒我们，基督信仰的自由让我们不必然被动地随时代的思潮起舞，当我们忠于福音的本质，又藉圣灵的引导时，基督信仰是可以为世界开出不一样的社会远象。